佛名与忏仪——以张荣迁碑和陈海龙碑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心论文,张荣论文,陈海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圈分类号：B945；K87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0)02-0006-11
公元6世纪，中国佛教造像达到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受供养佛与菩萨的数量不断增多。这与当时佛教经典、新颖教义和修行仪轨的不断传入密切相关，也和大乘佛教佛与菩萨迅速增多的特点相吻合。值得注意的一点变化是，许多佛陀名号，或者与佛像搭配，或者使用铭文形式保存了下来。在本文中，笔者将会近距离考察张荣迁碑和陈海龙碑。它们都拥有丰富的佛陀名号，这就为我们理解当时的佛教信仰与修行提供了线索①。笔者认为，这两通造像碑是中国6世纪广泛流行的忏悔仪式的例证，对于我们目前仅仅依赖佛教经典和石窟寺资料所进行的研究是一个有力的补充。
一 张荣迁碑，535年
造像碑呈长方体，通高95cm、宽60cm、厚22cm(图1a-1d)。它是张荣迁为纪念其父亲张法寿所捐资雕刻的，时为535年。该碑原在洛阳附近的少林寺这座创立于5世纪的佛教名刹。20世纪初张碑图版刊出公布，但在1928年那场焚毁寺院主要建筑的大火中佚失②。此碑极富特色。借助铭文记载，所有的造像都可以判定。这对于我们研究其经典来源以及与之相关的宗教活动提供了极富价值的信息。
图1a 张荣迁碑 碑阳拓片
图1b 张荣迁碑 两侧面
图1c 张荣迁碑 碑阴
图1d 张荣迁碑 背阴拓片
仅从拓片来看，造像碑的正面开一浅龛，龛内高浮雕刻释迦牟尼佛一躯及其胁侍菩萨观世音(Avalokite
vara，慈悲菩萨)和文殊(Ma
rī，智慧菩萨)(图1a)。七身小型佛像(过去七佛)沿着水平方向雕刻在佛龛上方。碑身两侧线刻无量寿立佛(图1b)。从照片和拓片来看，碑阴刻有42身坐佛，共分7行。(图1c，1d)相同佛像集中呈现，通常被看做千佛图像。第三行第三龛和第四龛是二佛共用一个双重佛龛，而这二佛图像就是释迦牟尼佛与过去佛多宝佛。
发愿文刻于造像碑侧面(图1b)。其云：
夫灵真玄廓。妙绝难测。非言莫能宣其旨。非像无以表其状。言宣二六之教。像迹四八之难。岂不渊玄冲漠。巍巍惟极者哉。是以务圣寺檀主张法寿。能于五盖③重罗之下。契断恩爱尘劳之缯纲。于熙平二年舍宅造寺。宿愿磛像。福不止已。规度法界。寻其罗络。情苞圣境。自非藉因积劫。莫贵累世者。熟能发兹宏阔愿行者焉。息荣迁。修和行慈。仁孝世习。精懿志慕。幽寂妙真。遐愿刊石建像。释迦文佛。观音文殊。仰述亡孝。平康旧愿。复于像侧。隐出无量寿佛。福浛法界。孝妣等神。舍兹质形。悉禀净境。同晓萨云④。觉道成佛。
大魏天平二年岁次乙卯四月十一日。比丘洪宝铭
铭文所涉及到的佛教术语、图像以及所使用的表达方式，在当时的发愿文中都比较常见。它们注重以佛教教义和图像来推广佛教的作用。铭文同时还记述了张法寿早在18年前的517年舍宅为寺，而石碑乃是张荣迁为了纪念其父亲张法寿所捐资供养的。该碑主要图像是主龛中的释迦牟尼造像组合以及碑身两侧的无量寿佛。虽然拓片遗漏了浮雕中的许多细节，但是繁复的衣褶处理方法和同一时期其他造像碑如程哲碑(534年，高120cm)非常相似(图2)。龛像下方线雕一件香炉、一对狮子、比丘和比丘尼各一身、供养人两人——张法寿(处于左侧)和他的妻子卫清姬(位于右侧)。张法寿拥有当地录事参军的官职头衔。撰写铭文的比丘洪宝和比丘尼惠润则分别立于张法寿和卫清姬身旁。
图2 程哲碑
洪宝大概就是发愿文所提到的务圣寺的主持。作为造像活动的组织者，在设计图像内容过程中，他可能扮演着重要角色。因为除了要同大檀越合作之外，他还要向社团其他出资人募集布施，以赞助碑阴略小佛像的雕刻。大部分供养人属于在家居士，而且很多成员来自张氏家族，只有部分是其他姓氏。世俗供养人主要是为他们的亡父母或者患病的父母儿女出资供养佛像。有时这种功德涵盖所有的祖先或者法界的一切有情。
布施是佛教徒特别是在家信众虔诚行为的表现之一。布施注定会相应地获得精神的回报[1]。另外根据佛教回向的观点，造立佛像所积累功德能够转给亲属。这种思维在早期印度佛教造像铭文中也有记载[2]。在中国因为祖先崇拜传统和儒家对孝道美德的强调，为自己的父母或者祖先积累功德的观念成为佛教造像最大驱动力之一。按照铭文，树立这通造像碑显然是由主要供养人领导并联合僧尼及其他社区成员共同完成的团体活动。
然而，铭文中并没有提及少林寺这所历史上的佛学中心。据载，少林寺乃是北魏孝文帝496年为印度僧人佛陀所创。在493年迁离平城(今大同)建都中原洛阳的时候，佛陀就和他相识⑤。由于嵩山处地幽静，适合禅修，孝文帝特地在此为他修建寺院。创立不久，便建立了翻经院，主要用于将梵语和中亚语言的佛经翻译成汉文。
从493年到534年，洛阳成为北魏政权的第二座都城。北魏拓跋氏统治者系鲜卑族，多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们甚至把佛教作为国家宗教加以扶持。贵族和平民争相花费巨资立寺造像。516年灵太后捐资修建永宁寺以及九级木塔。5世纪90年代都城之南的龙门石窟寺也动工开凿。受到北魏政府支持的翻经院吸引了国内外众多高僧，包括北印度僧菩提流支——他曾经领导翻经院，并因翻译大量大乘经典而闻名。远离都市、风景优美、环境幽雅的少林寺，对于僧人来说不失为一处颇具吸引力的场所。务圣寺大概就是附近的一座略小的寺院。当佛寺衰落或者遭受废弃之后，遗留的佛教造像和碑刻很自然地会被转移到附近较大的佛寺中去。石质造像碑往往会因为重量问题而难于长距离的搬运。因此即使它们不再服务于原来的功德主，或者作为供养物而存在，这些造像碑仍然被认为是保留了旧有的精神价值而受到崇拜。在类型和风格方面，造像碑的雕刻符合525-550年间河南地区的造像风格特征。
二 图像内容
造像碑上面的图像主要是释迦牟尼-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组合、过去七佛、二佛并坐以及千佛。这些都是5到6世纪初中国佛教艺术中非常流行的图像。
主龛中的释迦牟尼-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组合比较罕见，因为多数早期佛像组合不能辨识。同样的组合方式另见于534年的一佛二菩萨三尊像(高155cm)，其中一身菩萨手持莲花，另外一身菩萨手持梵夹。该铺造像现存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图3)⑥。菩萨的尊号意在表现佛性，比如观世音菩萨和文殊菩萨，分别代表慈悲(karunā)和智慧(prajā)这两种成就菩萨道的根本条件⑦。
主龛两侧两列铭文表明主龛上方排列的小型佛像乃是过去七佛。从上到下，右侧依次是毗婆尸佛、尸弃佛和毗舍婆佛；左侧分别为拘楼孙佛、拘那含牟尼佛和迦叶佛。七世诸佛的名号在各种经典中差不多都是统一的，而历史上的释迦牟尼佛被看作是过去佛之一。释迦相应地最后出现，因为佛陀在主龛中已有展现，所以他的名号没有被提及。
图3 释迦牟尼观世音文殊菩萨三尊像
碑身两侧线刻佛像可释读为无量寿佛(图1b)。在中国无量寿佛供养出现较早，5世纪的无量寿图像崇拜就是例证。死后能够往生西方净土的观念很快抓住了中国人的想象力，而我们也在造像碑中发现了西方净土世界的早期表现[3]。两身无量寿佛被雕刻在平滑石板上，线条娴熟而又简练；这种类型与同时代的造像颇具可比性。典型例子就是Isabella Stewart Gardner Museum所藏543年河南五尊像(高135cm)(图4)。两者在比例和衣纹处理上都很相似，而且都使用类似的敦厚结实的柱形结构，这一点折射出今河南、河北地区的东魏造像风格。张荣迁碑和Isabella Stewart Gardner Museum雕塑中所看到由平面到立体形式相结合的表现手法，体现了北魏佛教艺术遗风所成就的一种混合型的艺术模式。这种艺术风格的混合来源于北魏佛教艺术两个发展阶段的杂糅。一个是早期雄厚的雕塑类型，属于云冈阶段。另外一个是后期的平面线刻类型，属于中原龙门阶段。
图4 释迦牟尼造像组合
碑阴是42身小型佛像，共计7行。除了左侧两身佛像榜题损坏之外，其余铭文皆可释读。从类型上来看，此碑属于因大量佛像而得名的所谓的千佛碑。北朝佛教艺术中千佛图像非常流行，经常和释迦牟尼、弥勒佛、过去七佛甚至本生故事搭配而出现。笔者认为，在这种组合中，千佛图像表示佛陀过去、现世、未来的继承，也就是说每一劫中的佛陀都会永远继承前一劫的佛陀，并为未来劫的佛陀所继承。在早期大乘佛教教义中这是一个异常关键的概念。这种观念在云冈石窟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如第19窟门口侧壁(图5)⑧。然而，此碑并没有包括弥勒菩萨。另外碑阴上的有些佛名属于空间范畴，而不是时间范畴，这也显示了宗教观念的转变。
图5 云冈第19窟门口侧壁
法国学者Chavannes(沙畹)先生首次指出《妙法莲华经》⑨是该碑所见佛名的主要来源[4]。另外笔者已经证明，《金光明经》⑩是另外一种文本来源。关于佛像名称及其位置，详见表1。
以下是对.42身佛像文本来源的梳理。3—14来自《金光明经》第八《功德女品》中的佛名系列(11)。功德女(Laksmī)，还有
rīmahādevī和其他名字，是宇宙保护神毗湿奴的眷属，在印度传统中是一尊流行甚广的土地女神，是好运和财富的象征。在这一品中，功德女规劝信徒在仪式过程中奉请并礼拜诸佛菩萨(参见下文的讨论)。反过来说，信徒所拥有各种各样的祈求、愿望，均可以实现。
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我们释读佛名：3、4、5、6(第1行)，7、8、9、10、11、12(第2行)，13、14(第3行)。第2行中央的第10代表宝胜如来。他是过去佛，名列《金光明经》第八品诸佛尊号之首，在此系列中占据核心地位。11—14是该经同品中的四方佛：东方阿閦佛、南方宝相佛、西方阿弥陀佛和北方微妙声佛。
15—20属于我们耳熟能详的佛和菩萨(大菩萨也常常被冠以佛的名号)，而其在碑上的核心位置显示了他们在仪轨中的角色。主要包括双龛中的释迦牟尼和多宝佛(15和16，《法华经》第11品)、与净土信仰相关的阿弥陀佛(17，《法华经》第7品)和药师佛(22)以及其他诸大菩萨，比如文殊菩萨(18，《法华经》主要章节中与佛对话的菩萨)和观世音菩萨(20，《法华经》第25品)。接下来是日月灯明佛(23)，名列《法华经》第1品2万过去菩萨之中。19榜题最后一个汉字是“那”，也许这就代表着备受《华严经》(12)推崇的无所不至、无处不在的卢舍那佛。
造像碑下半部分(24—41)的核心内容是佛陀授记主题，这是《法华经》第6品到第9品的一个主要内容。佛陀预言所有眷属包括弟子、阿罗汉、菩萨乃至学佛信佛的人都能成就佛智。例如一千二百阿罗汉和五百阿罗汉都将成为普光佛(24，第8品)，佛陀弟子舍利弗将会成为华光佛(25，第3品)。26—36是十六王子经历修行，先后成就阿罗汉和菩萨，最后成为十六方佛陀。上面两行佛像的名字需要从左向右阅读，与之不同的是，接下来的几行需要从右向左阅读：30、29、28、27、26(第5行，因为华光佛的插入，所以跳过第25)、36、35、34、33、32和31(第6行)。大通智胜佛(30)是一尊过去佛，是成就佛智的十六王子的父亲。在十六方佛陀中，只有10位名列其中；碑刻上方出现的东方药师佛(11)和西方阿弥陀佛(17)没有重复出现。代表东北方向的佛陀只有一身而不是两身。十六身佛陀中也没有释迦牟尼佛。最下层的第37—41罗列出更多的成佛者：38—41是被授记成佛的四大弟子(《法华经》第6品)：大迦叶(41)、须菩提(40)、迦旃延(39)和目犍连(38)。二千学无学成为宝藏佛(37，《法华经》第9品)。
底层右侧的42代表《金光明经》第8品所提到的过去佛宝华功德海琉璃金山照明如来。功德天曾被此佛授记成佛，由此和碑刻最上面的两行形成联系。难胜佛(2和21)，《法华经》和《金光明经》都未曾提到，但是出现在《佛名经》的多种版本中——这些罗列佛陀名称的经文广泛应用于念诵佛名的仪式之中(见下文讨论)(13)。在阐述菩萨戒和十地菩萨的《十地经》中，第五地称为难胜地(sudurjayā，意为难以战胜)[5]。在卷帙浩繁的《华严经》中，合为一品的《十地经》在6世纪初期的洛阳就已经得到了深入的研究。这种关注是由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所翻译的《十地经论》[6]所引发的——他们两位在6世纪初期都是洛阳地区极富影响力的翻译家。
《法华经》强调佛陀为众眷属授记并预言将来成佛这一主题，同时也隐含着菩萨戒和一佛乘的教理。根据菩萨戒，如果信徒能够发宏愿践行菩萨道，那么善男信女即可步入十地的精神阶段(14)。《法华经》还强调菩萨道不仅比声闻乘和缘觉乘层次更高，而且实际上也是获得解脱的唯一道路。通过罗列这些即将成佛的佛名，造像碑所强调的乃是佛陀对众生授记成佛许诺的履行。
作为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是一位历史人物。然后在大乘佛教中佛陀(也即智者或者觉悟者)，通常被赋予了一种超越一切的神格，无处不在而又绝对，不受时空的限制，所以佛陀最终被等同于佛法(15)。佛性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很长一段时期，它是佛学的一个核心概念。《金光明经》、《法华经》和《华严经》都是关于佛性理论的早期诠释。
因为佛陀不再受限于时间和空间，所以一种新的理论应运而生，那就是在不同的空间中无量诸佛共同存在。《法华经》中的二佛主题就是一个能够反映大乘佛教教义剧烈变化的早期内容。然后四方、十方乃至十六方诸佛的分类方法代表了这一理论的多样化发展。在这种变化的背后是一个新的观念——无量诸佛在诸多不同的空间共同存在。在大乘佛教中，佛陀被诠释为宇宙范围内的一个全知而又卓越的神。诸佛名中常常引用光的比喻，突出描绘了佛陀超越世俗以及不可思议的神力。
简而言之，碑阴42身佛像包含了过去和现在诸佛，四方佛、十六方佛、诸佛和大菩萨以及众生皆成正觉方欲成佛者。他们的布局包含一系列大乘佛教教义：佛性、菩萨道、《法华经》一乘理论以及为众生授记。
三 佛名与忏仪
除了解释图像内容，笔者还需强调的是，这些佛名的文本来源和忏悔仪式有关。近来学者们在这一主题上的探讨，使我们能够在这种修行和佛教图像之间建立更加固定的联系。
悔过，或者忏悔，是指忏悔犯戒行为的仪式，从古代开始，这是印度僧侣戒律核心的一部分。久而久之数种忏悔形式发展起来：1.寺院僧伽内部集体忏悔，2.向超越世俗的佛陀形而上地忏悔过去的罪孽，3.针对错误的贪恋和理解进行禅思忏悔(16)。在中国，忏仪发展成为复杂的公共仪式，意在消除生者和亡者的罪愆。五六世纪是中国化的发露仪式的形成时期，《金光明经》和《法华经》都是为这种修行提供理论依据的主要经典。例如《金光明经》第三品名为《忏悔品》，就是以发露为基础的。信相菩萨(Ruciraketu)梦见金鼓，当婆罗门击鼓时，他从鼓声中听到了忏悔偈语。在包含着对诸佛菩萨不断祈愿与礼拜的忏悔仪式中，佛经声称能够对行者的罪过进行赎罪并能消除正觉路上的业障。甚至金光都能够为大千世界一切有情清除所有障碍，消灭罪孽，减轻痛苦[7]。
昙无谶(385-433)对《金光明经》中与菩萨道相关的的教义做了进一步诠释。他首次将此经翻译成汉文并把菩萨戒介绍到汉地。他收道进为徒，并在道进能够接受菩萨戒之前指导他通过忏悔罪过消除业障。道进也就成为汉地第一位接受菩萨戒的僧人(17)。发下菩萨愿的在家众也可结合其他仪式包括素食八关斋、坐禅、观像、诵经以及佛名念诵等等，进行发露和忏悔(18)。践行并撰写忏仪的知名高僧中包括玄高(他曾经在《金光明经》翻译后不久举行金光明斋)、南朝梁武帝(502-549年在位)、陈文帝(560-566年在位)和天台宗师智
(538-597)(19)。智曾经撰写过一系列忏悔仪法，包括基于《金光明经》和《法华经》的金光明忏法和法华三昧忏仪。智有关忏仪的大量著作显示了6世纪后半叶忏仪的广泛流行和发展(20)。对这个问题深入的探讨已经超出本文考察范围，但是因为忏仪极其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奉请相关特定佛经中的佛和菩萨名号，由此我们可以对张荣迁碑图像志做一阐述。智大师的金光明忏法主要包括以下数科(21)。
1.行者沐浴，庄严道场，树立经幡华盖，在佛像左侧为功德天安置座位
2.顶礼佛法僧三宝
3.供养香花
4.奉请经(《金光明经》)中诸佛菩萨：释迦牟尼佛、四方佛、十方三世诸佛、诸菩萨、声闻乘、诸天和鬼神等等
5.面对佛像忏悔罪孽
6.三次称念功德天名号、宝华琉璃佛名号(22)以及《金光明经》经名
7.供食与十方生灵
8.供食的同时念诵波利富娄那
9.旋绕佛像并祈请三宝
10.念诵《金光明经》
智的金光明忏法主要是以《功德天品》为基础，同时也糅合了其他诸品的内容，比如《四天王品》(23)。忏法所奉请的菩萨名号都是来自《功德天品》，和张荣迁碑上面的佛与菩萨名相同。
智针对修行法华三昧行法所制定的步骤是修行三昧(坐禅、观像)和忏悔的最完整的仪法之一，现保存于《摩诃止观》(24)。智对忏悔仪式的解释，包括形而上学和顿悟的方法，特别强调坐禅的功能。在整个修行过程中，要求修行者：
1.严净道场(在高座上放置《法华经》一部，代替佛像)
2.行者净身
3.三业供养
4.奉请三宝
5.奉请《法华经》诸佛菩萨
6.赞叹三宝
7.敬礼《法华经》诸佛菩萨
8.忏悔
9.右绕行道
10.念诵《法华经》
11.思惟一实境界
贯穿诸科之中，行者还需修行坐禅和观像。忏悔和发露仪轨在智及其同时代高僧的著作中最终明确下来，并在6世纪中后期中国佛教徒修行中变得日益重要。在金光明忏仪和法华三昧忏仪等忏悔活动中，奉请并顶礼佛经中所提及的诸佛与菩萨是仪式中的重要部分。因为张荣迁碑背面所列诸佛菩萨名号都是来自这两部佛经，所以供养此碑的功德主必然对于这两部佛经的忏悔和发露仪式非常熟悉。因此造像碑上诸佛菩萨名号的来源揭示了供养人的宗教信仰及其祈祷仪式活动。
四 陈海龙碑，562年
另有一通陈海龙造像碑，出自山西，时代为562年。其佛名来自《大通方广忏悔灭罪庄严成佛经》(25)。作为疑伪经，《大通方广经》在5、6、7世纪非常流行，后来险遭佚失，有幸发现于敦煌藏经洞写经中。《大正藏》第2871号的版本是现代学者根据若干敦煌写本和现藏日本的写本缀合而成的。最近在房山石经中新发现的一个版本连同另外一件现存藏文典藏中的版本，为完整的佛经缀合提供了佚失的部分。藏文本大概是由汉文翻译过去的。在西藏传统中，这部佛经以《圣大解脱经》为名，通常会在亲属死后转读49天(26)。
《大通方广经》的标题就表明它和忏悔发露仪式密切相关。因此陈海龙碑就是纪念这种活动的另外一个例证。该碑碑首呈半圆形，通高120、宽56.6cm。共有五列佛龛，其中第三列也就是中央一列是雕刻主尊的三个佛龛，以之为对称轴，两侧各有两列，每列各有六个小佛龛。每一个佛龛中间浮雕一身简化的佛像。紧挨佛像是用以标示佛名和供养人的榜题。总的来说，造像碑共有六列榜题，中央主龛两侧的第三、第四列和龛内佛像对应。并不是所有的榜题都能够辨识，特别是上方左侧部分。然而通过对其他佛名的辨识，并配合文本查漏补缺，我们最终得到一个完整的架构。
陈海龙碑所刻佛名都是来自佛典的第一卷。中央佛龛中的主尊(A—F)来自第一章。
其名曰文殊师利菩萨、[A]定光菩萨、龙树菩萨、[B]观世音菩萨、[C]大势至菩萨、[D]药王菩萨、药上菩萨、[E]普贤菩萨、法自在王菩萨、狮子吼菩萨、陀罗尼菩萨、宝藏菩萨、常精进菩萨、不休息菩萨、信相菩萨、无胜菩萨、[F]弥勒菩萨。[8]
两边小型佛像(1—25)来自同一章的另外一个段落。(第7被跳过，所以总共有24身，详见表2)
尔时世尊称名唱曰，南无过去无量诸佛……[1]南无功德持慧佛，[2]南无弊日月光佛，[3]南无日月琉璃光佛，[4]南无无上琉璃光佛，[5]南无最上首佛，[6]南无菩提华佛，[7]南无月明佛，[8]南无日光佛，[9]南无华色王佛，[10]南无水月光佛，[11]南无除疑冥佛，[12]南无度苦行佛，[13]南无净信佛，[14]南无善宿佛，[15]南无威神佛，[16]南无法慧佛，[17]南无鸾音佛，[18]南无师子音佛，[19]南无龙音佛，[20]南无处世佛，[21]南无自在佛，[22]南无无量寿佛，[23]南无无量光佛，[24]南无无边光佛，[25]南无无碍光佛……[8]1341-1342
中央佛龛中的主尊，上层佛龛中的立佛是过去佛定光佛，他曾经为释迦牟尼授记。中层佛龛龛内是弥勒，菩萨形象，双腿下垂，观世音和大势至菩萨侍立于两侧。下层龛中释迦牟尼的胁侍菩萨为普贤菩萨和药王菩萨。(当阳佛是指主龛佛像。)根据佛經中佛名的顺序，右边两列小型佛像名字可以由下向、上由右到左阅读，左边两列是从下向上、从左到右阅读。表2中，黑体字表示碑上的佛名不能辨识，但是可以根据經文中佛名的顺序推演出来。我们还是不很清楚造像碑上佛名是否具有相关性，或者，他们简单地表示仪式之中念诵佛名的顺序(27)。
6世纪以《金光明经》和《大通方广经》为基础形成的忏仪非常流行。张荣迁碑和陈海龙碑对此提供了具体例证。到6世纪末7世纪初，伴随着仪式中祈请的佛名和佛像，忏悔文也被雕刻在石窟寺及其他遗迹中(28)。忏悔仪式和末法思想以及由信行领导的三阶教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密。对第二种运动的镇压使这个宗派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颇具争议的现象(29)。根据《大方等陀罗尼经》[9]，信行倡导方等忏(智在《摩诃止观》中也曾制定过这种忏仪)。修行包括洁净身体、供养诸佛、忏悔罪孽、右旋行道、念诵陀罗尼以及坐禅。在三阶教相关仪式中存在《七阶佛名》。这是一个佛名汇集，包括十方佛、释迦牟尼、弥勒佛、千五百贤劫佛、七佛、十二佛、二十五佛、三十五佛以及五十三佛，等等(30)。奉请最频繁的是三十五佛和五十三佛佛名，久而久之，和这些佛名以及造像相关的遗迹一般都被认为是和三阶教活动有关。然而，忏悔仪式是许多佛教徒都会举行的仪式，并非三阶教教徒所专有。
佛教造像碑一般竖立在开放的公共场所，比如佛寺院落。在这里，它们可以在团体宗教生活和修行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张荣迁碑和陈海龙碑上面雕刻的佛像和佛名记载了一个宗教团体的活动，这其中包括忏悔和发露、佛名念诵、斋戒和坐禅。忏悔仪式中奉请礼拜诸佛菩萨的内容寻根究底起源于“念佛”修行，也就是“回想”、“追念佛陀”、“坐禅谛观佛陀”等，这种方法在后代盛行的阿弥陀佛信仰中催生了念诵阿弥陀佛仪式。在讨论念佛时，Paul Harrison指出，这种修行活动中的纪念性和追念接近，和参与者的身份相关[10]。印度的念佛基本都是个人行为，然而，Harrison也指出团体因素的存在：“仪轨与相关的文本内容及其流传，是团体所共有的财富，即使修行是个人行为，也会被纳为团体成员之一。”他进一步分析说，这种自我更新的体验来源于诸如觉悟净化、对空意的理解、恐惧的发泄与觉悟之类的修行，而这些修行活动最终还是依赖于记忆与个人身份之间的紧密关系[10]230。依此理解，中国6世纪忏悔仪式包括世俗团体的忏仪，都是公共社团性的活动。在这一点上，团体奉请、记忆、思惟诸佛菩萨及其他天人是一种纪念行为。它促进了团体个性的形成。以张荣迁碑和陈海龙碑为代表的佛教造像碑成为集体记忆与个体身份物化的象征符号。再者，赞助者要求每身佛像的雕刻都拥有一个独立的檀越，如此一来檀越和所命名的佛陀之间便建立了一种契约关系。早期造像碑对这种修行活动的记载，为我们理解中国6世纪的宗教生活及其丰富性和复杂性提供了重要线索。
图6 陈海龙造像碑
注释：
①关于张荣迁造像碑，笔者曾以"What's in a Buddha's Name:Case Study of a Sixth-Century Chinese Buddhist Stele from the Shaolin Monastery"为题发表于Leo Swergold和Eileen Hsu主编的 Treasures Rediscovered:Chinese Stonce Sculpture from the Sackler Collections at 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Miriam and Ira D.Wallach Art Gallery,Columbia University,2008,pp.17-26,111)。笔者已经得到编辑的同意，在本文中重新发表这次讨论的部分内容。本文(包括张荣迁与陈海龙碑的讨论)于2008年8月在悉尼大学举办的《中国佛教美术新发现与研究前景展望学术会议》宣读，英语全稿将发表于Jeffrey Riegl，John Clark和Liu Yang(柳杨)主编的Images Unburied：New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Buddhist Art(forthcoming)。
②
douard Chavannes,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paris:Ernest Leroux,1915,pls.419-23; text pp.578-83)；常盤大定，関野貞《支那仏教史跡》(东京：佛教史迹研究会，1925-31，卷2，图版123)。常盤大定和関野貞报告称那时张荣迁碑保存在少林寺的紧那罗殿(Kinnara Hall)。造像碑的铭文已经刊布在1805年王旭《金石萃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卷30)和大村西崖《支那美术史·雕塑编》(东京：佛书刊行会图像部，1916年，卷1，第252-53页)。
③五盖指贪欲、瞋恚、睡眠、掉悔和疑法。
④遵式(964-1032)把“萨云”看做梵文词汇，“此云一切智，即真智也”。(《注肇论疏》，《卍新纂续藏经》卷54，第201页下)。
⑤近期关于少林寺的研究有Meir Shahar The Shaolin Monastery:History,Religion,and the Chinese Martial Arts(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
⑥Lukas Nickel,ed.,Return of Buddha:the Qingzhou Discoveries(London:Royal Academy of Arts,2002,p.68,fig.56)。在贵霜王朝艺术少量雕刻艺术品中，有些释迦牟尼的胁侍菩萨是手持莲花的观音和手持梵夹或者宝剑的文殊。关于犍陀罗艺术中的文殊菩萨研究，请参见Anna Maria Quagliotti,"Marī in Gandhāran Art:A New Interpretation of a Relief in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East and West,40(1990):99-113; Juhyung Rhi,"Bodhisattvas in Gandhāran Art:An Aspect of Mahāyāna Buddhism"(Pia Brancaccio & Kurt Behrendt,eds.,Gandhāran Buddhism:Archaeology,Art,Texts,Vancouver and Toronto: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2006,pp.168-169)。
⑦然而从7世纪后期及8世纪以后，中国佛教艺术中的释迦牟尼胁侍菩萨通常是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这反映了华严经典的影响。
⑧图版参照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中国石窟·云冈石窟》(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图版145)。详论另见Chinese Steles，pp.73-7，123-27。
⑨鸠摩罗什的翻译本最为流行，英文译本也较多。笔者所参照的乃是 Leon Hurvitz 译本 :Scripture of the Lotus Blossom of the Fine Dharm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
⑩5世纪初昙无谶就将其翻译成汉文，后义净重译。R.E.Emmerick的英语译本的底本乃是Johannes Nobel所编梵文本 The Sūtra of Golden Light(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0)。
(11)《大正藏》第16册，第345页中下。关于他们的梵文名称，笔者沿用Emmerick翻译本(The Sutra of Golden Light，pp.50-51)。
(12)《华严经》最早被佛驮跋陀罗于420年翻译成汉文。参照《大正藏》第9册。
(13)参见菩提流支所译及其他两部译者佚名的《佛说佛名经》(《大正藏》第14册)。
(14)菩萨戒应用于其他很多佛教经典中，其中《华严经》是最重要的大乘专论。详见Har Dayal,The Bodhisattva Doctrine in Buddhist Sanskrit Literature(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32)和 Edward Conze 的关于菩萨的讨论(Thirty Years of Buddhist Studies,Columbia,S.C.: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68,pp.54-59)。
(15)按照佛教三身理论(trikāya)，佛陀最重要的形式是法身(dharmakāya)，这就将佛陀等同于佛法本身。其他两种形式是报身和应身。《金光明经》后出的两个译本都有专门讨论三身理论的一品。而早出的译本即此碑的文本依据则没有。也就是在6世纪30年代，关于这一理论的另外一个文献《大乘起信论》在汉地编纂而成。参见Nagao Gadjin,"On the Theory of Buddha-body," The Eastern Buddhist,6,no.1(1973):25-53.
(16)参考David W.Chappell,"Repentance and Confession"(Robert E.Buswell,Jr.,ed.,Encyclopedia of Buddhism,New York:Macmillan Reference USA,2004,vol.2,pp.721-723); Kuo Liying,Confession et contrition dans le bouddhiseme chinois du Ve au Xe siècle(Paris:Ecole fran 
aise d'Extr
me-Orient,1994); 释大睿《天台忏法之研究 》(台北:中华佛学研究所 ,2000; Stephen Teiser,The Ghost Festival in Medieval China(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city Press,1988,pp.31-5)。
(17)粱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79页。另外参见 Nobuyoshi Yamabe,"Visions of Repentance and Visionary Ordination in the Brahmā Net Sūtra"(William M.Bodiford,ed.,Going Forth:Visions of Buddhist Vinay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5,pp.17-39).
(18)参考道端良秀《中国仏教思想史の研究》，东京：平乐寺书店，1979年，第381-94；船山徹《六朝时代における菩萨戒の受容过程—刘宋·南齐期お中心に》，《东方学报》第67册，1995年，第6-51页。
(19)许多六朝忏悔文本都被收录于道宣(596-667)所编纂的《广弘明集》(《大正藏》第52册)。
(20)参见Daniel B.Stevenson,"The T' ien-T' ai Four Forms of Samādhi and Late North-South Dynasties,Sui,and Early Tang Buddhist Devotionalism," Ph.D.Dissertation(Columbia University,1987)；释大睿《天台忏法之研究》(台北：中华佛学研究所，2000)。
(21)虽然智《摩诃止观》没有总结金光明经忏法，但是灌顶(561-632)编纂的《国清百录》却有收录(《大正藏》第46册，第796页)，见释大睿《天台忏法之研究》第四章第四节。
(22)此佛曾为功德天授记成佛。参照上文图像内容中的相关讨论。
(23)因为《金光明经》极力推崇四大天王的护世作用，所以6世纪传到日本以后非常重要。
(24)《大正藏》第46册。另见圣凯《中国佛教忏法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79-160页)。
(25)《大正藏》第85册，第1341—1342页(译者佚名，附梁朝)；虽然有少许变化，但是这些佛名名单和《佛说佛名经》非常相似(《大正藏》第10册，第225页，第308页)。参见拙稿"Guanyin Images in Medieval China,Fifth to Eighth Centuries," (Willian Magee,ed.,Bodhisattva Avalokite vara,(Guanyin)and Modern Society,English volume)(Taipei:Chung-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2007，pp.266-70)。陈海龙碑图版公布于《中国美术全集：魏晋南北朝雕塑》(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主编，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图版139)和《山西石雕艺术》(山西省博物馆主编，北京：朝华美术，1962年，图版20)。另外参见Petra H.Rosch,"Vergehen reinigen und Verdienste erwerven:Familie Chen stiftet eine buddhistische Stele,"(Claus Ambos,Petra Rosch,und Stefan Weinfurter(Hrsg.),Bild und Ritual-Visurlle Kultruren in historischer Perspektive,Darmstadt: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forthcoming)。
(26)关于藏文本《大通方广经》的报道见佚名《〈大通方广忏悔灭罪庄严成佛经〉—藏传佛教〈圣大解脱经〉汉文本寻找、发掘和整理略记》。http://www.ebud.net/book/readari.asp?no=30453,accessed.jan31.2009.
(27)在探讨房山云居寺雷音洞四个刻有佛名忏悔文本的中心柱时，Lothar Ledderose联系到右绕佛塔以及从此塔至彼塔的仪式，对佛名的念诵次序做了详细考释。详见“Thunder Sound Cave”(巫鸿主编《汉唐之间的视觉文化与物质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253-55页)。
(28)记录忏悔修行的早期石窟寺包括河南安阳宝山大住圣窟和河北房山石窟。参见李玉珉《宝山大住圣窟初探》，《故宫学术季刊》16卷，第2期，1998年，第1-52页。海德尔堡大学Lothar Ledderose和Petra R 
sch正在针对中国佛教石窟寺包括房山石窟中的忏悔仪式进行研究。另参见Bruce Charles Williams，"Mea Maxima Vikalpa:Repentance,Meditation,and the Dynamics of Liberation in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500-650 CE.," 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2002)。
(29)参见矢吹庆辉《三阶教の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27)。稍近出版的专著是Jamie Hubbard，Absolute Delusion，Perfect Buddhahood:The Rise and Fall of a Chinese Heresy(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 i Press,2000)。
(30)参见盐入良道《中国佛教於礼忏佛名经典》，《结城教授颂寿纪念：佛教思想史论集》(东京：大藏出版社，1964年，第569-90页); Williams:"Mea Maxima Vikalpa:Repentance,Meditation,and the Dynamics of Liberation in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500-650CE," pp.159-96。
译者简介：张善庆(1980-)，男，山东临沂人，兰州大学敦煌学博士研究生，现从事中国早期佛教艺术史研究，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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