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会计准则实施机制: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有效途径&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实证证据_会计准则论文

建立会计准则执行机制: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之良策——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良策论文,中国论文,会计准则论文,会计信息论文,证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0年上市公司的年报公布之后,众多上市公司的“乌龙年报”事件引起了众多关注。譬如贵州茅台自2001年上市以来年报累计出错达60余处,2010年湖北金环年报业绩下降73%引发大量散户的惊慌。上市公司频繁更正财务报表的行为严重地伤害了投资者的利益,更加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上市公司财务信息质量低下、会计信息失真、会计造假丑闻不断的现实情况。我国自2007年起推行与国际会计准则全面接轨的新企业会计准则,旨在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健全完善我国资本市场。然而经过四年多的执行,我国上市公司财务信息质量却并无明显提高,上市公司粉饰财务报表的行为仍然层出不穷。为什么会计准则的改进并不能切实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呢?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与新会计准则的执行之间是否有直接的联系?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是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会计准则执行机制的有效性?

所谓会计准则执行机制,是指为了确保会计准则的有效遵守与执行,保证会计信息质量而设立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会计准则执行机制主要包括:一是内部执行机制,建立有效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从会计信息产生的源头上保证会计准则的执行;二是外部监管机制,由政府一系列制度安排及监管机构作用的有效发挥、注册会计师审计等构成的外部监管体系,体现了会计准则执行的强制性;三是自律机制,基于会计职业道德和声誉机制的自律机制,可以促进会计从业人员积极提升自身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使其能够自觉履行所担负的职责。综上所述,本文拟通过对我国 A股市场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来说明会计准则执行机制的必要性以及如何加强我国会计准则执行机制建设。

一、文献回顾

美国会计界在20世纪60年代发现:外部力量逐渐主导会计准则制定的现象可以用经济后果学说加以解释。史蒂芬·A.泽夫于1978年在《The Rise of Economic Consequences》中首次提出会计报告经济后果的概念,即会计报告将影响企业、政府、工会、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决策行为,同时这些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又可能影响其他团体的利益。会计学家威廉姆·R.斯科特(1997)在其著作《财务会计理论》中指出:经济后果是指不论有效证券市场理论如何定义,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最终会影响企业价值。正是因为会计准则的执行会影响各方利益,所以各利益相关者会寻求机会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会计准则的制定。但是在现实的会计实务中,绝大部分的利益相关者并不能够直接参与会计准则的制定,所以他们就会扭曲会计准则的执行以实现自身的利益。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会计准则不能得到有效执行,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会计准则具有经济后果性。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首席会计师(1999)认为高质量的财务报告是由高质量的会计准则和具有支持作用的基础机制共同决定的,只有两者相互协调,共同作用才能够保证会计准则的恰当理解与合理运用。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基金管理委员会主席Paul(2001)指出,高质量的财务报告由会计准则的完善程度、会计与审计实践以及立法管制这三个因素共同决定,其中后两个因素可以归结为会计准则实施机制。 Kothari(2000)认为会计准则的执行效力由其制定与执行方式决定,会计准则体系的完善程度及其执行效力决定了会计信息质量的高低,这三者之间存在函数关系。

2001年,欧洲会计师联合会(FEE)把会计准则执行机制分为六个层面:会计从业人员的自觉执行、会计师事务所对财务报表的审计、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如董事会和审计委员会对财务报表的批准、政府机构主导的外部监管体系的监管、法律制裁、公众与媒体的舆论监督。总的来说,可以将其归结为自律机制及外部监管。

上世纪90年代初,英国成立了一个独立的财务报告理事会(Financial Reporting Council,FRC),它作为会计准则制定和实施的最高决策机构,其下属包含ASB和FRRP(财务报告审核委员会)两个独立工作机构。FRRP主要负责审议英国大型私营企业及上市公司的年度财务报告是否违反会计准则,其审议结论具有仅次于法庭裁决的效力。Feanley等(2000)通过调查 FRRP的活动,认定FRRP是一个有效的机构,指出它能够以一种具有成本效益,适合英国经营环境的方式促使企业遵守财务报告规范。此外,一些评论家也认为其有能力在不诉诸法律的情况下使公司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变更公司账目(费恩李登,2000;海恩斯等人,2001)。总的来说,英国的监管机制侧重于在公司编制财务报表时对其行为进行事前控制,以及对企业造假行为提起法律诉讼。

在2001年之前,美国会计行业主要依靠市场力量进行自我监管。然而美国能源巨头安然(Enron)的轰然倒塌,世界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达信的解散,引发美国资本市场的巨大动荡。美国国会为了从根本上封堵导致此类事件发生的制度性漏洞,于2002年通过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 of 2002)。该法案在会计行业监管、财务信息披露、审计独立性等诸多方面做出了新的规定。其中一项标志性改革就是专门成立一个独立的监管机构——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简称PCAOB),专事会计行业的注册、调查、监管、惩戒等;限制会计师事务所向客户提供非审计服务(如咨询服务);要求公司首席执行官(CEO)和首席财务官(CFO)保证公司财务报告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对故意提供虚假财务报告,故意销毁、隐匿、伪造财务报告,证券欺诈等犯罪行为加以处罚(陆建桥,2002)。Jerry Wegman(2008)认为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是一个开创性的角色,其作为第一联邦政府机构来规范会计行业,通常使用三个独立的执行机制:检查、调查和纪律处分。不同于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自律监管,PCAOB作为独立的政府监管机构,拥有独立的调查权,并且通过司法介入,加大了对违规行为的惩处和震慑力度。

我国学者在对有关会计准则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关系的研究中认为:会计信息质量取决于外部机会、法律风险、会计准则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在法律风险缺失的前提下,仅通过会计准则体系的完善并不能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刘峰、吴风、钟瑞庆2004)。王建新(2005)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中微观会计信息失真现象主要是由于我国会计准则的执行环境不佳,而与会计准则体系差异相关性较小;同时他认为在目前我国资本市场监管尚不完善的条件下,简单地照搬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反而会造成会计信息质量下降。吴联生(2002,200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会计信息失真与所制定的会计规则质量密切相关,然而即使会计规则质量再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执行,也不能产生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所以会计规则的执行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存在更为紧密的联系。

目前,我国会计准则的执行主要依靠政府机构,如证监会、财政部等部门进行监管。政府机构习惯用行政处罚来代替法律约束的监管风格降低了法律的威慑力,相较于财务报表造假所获得的利益,监管部门的处罚给违规公司所带来的违规成本却微不足道,这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造假行为。同时各监管部门职能分配不明晰,监管重复或监管空白的现象加剧了监管的复杂性,造成监管成本高昂。尹红强(2008)认为对于会计信息造假的上市公司,证监会执法方式刚性,且处罚时点严重滞后,不能防患于未然。由于各监管部门各自为政,加之资源有限,导致市场中很多普遍的违规行为不能得到及时制止,当问题积聚到一定程度而爆发时,证监会往往面临极高的解决成本及引发市场震荡的风险。而当证监会基于市场稳定及造假当事人承受能力的考量而采取较为轻微的处罚方式时,又会降低证监会执法的威慑力。

二、会计准则改革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

虽然我国会计准则的国际化进程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是这并不能保证高质量的会计准则必然相应地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而现实中持续不断的造假行为也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本文提出假设:在会计准则执行机制缺失的条件下,新会计准则的执行并不能显著地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一)实证模型

本文采用剩余收益定价模型来检验资产负债表与损益表的联合相关性。通过检验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来衡量会计信息质量,以判断新企业会计准则的施行是否显著改善会计信息质量。

(二)数据描述

本研究所需数据来源于国泰君安数据库(CSMAR),选取2003年度至2010年度共8年沪深两市A股市场中所有非金融、非ST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将部分无相应数据的公司剔除。同时为了消除相关变量极端值的影响,将各变量上下1%的样本数据剔除出去。然后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利用SPSS软件的数据诊断功能(case diagnostics),将标准化残差(standardized residual)大于3或库克距离(Cook's Distance)大于1的数据剔除,以免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②。最后得到符合条件的样本数总计9387家:其中2003年965家,2004年1004家,2005年1105家,2006年1121家,2007年1169家,2008年1269家,2009年1319家,2010年1435家。

(三)变量及计算方法

见表1。

(四)研究结果与分析

1.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报告了样本数据在剔除极端值以后的描述性统计量。通过观察表中数据,我们发现上市公司营业利润在2003~2007年之间经历了大幅的增长,这与当时过热的经济形势相吻合。随着2008年金融海啸的到来,上市公司营业利润经历了大幅跳水,但在随后的2009~2010年,营业利润在我国经济刺激政策的作用下有一定程度的回升。而相较于营业利润,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在2003~2010年之间总体上却经历了下降、上升的波动过程,与此期间的经济形势并不相符;与此同时,企业的净资产规模却始终保持较稳定的状态。上述情况表明:市场状况与财务信息,尤其是与盈利信息并无明显的相关性。

2.总样本检验结果及相应分析

2007年新会计准则的实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大量引入公允价值,二是进一步控制人为操纵企业利润的行为。总体上来说,2007年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两者联合的价值相关性。由表中数据可见,2003~2010年调整后的相关系数总体呈波动上升的趋势,说明资产负债表与利润表的价值相关性有所增强,表明新准则的实行确实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会计质量的整体提高。由表中的数据可见,净资产系数总体呈上升趋势,说明资产负债表的价值相关性在实施新会计准则后有一定程度的增强,这与新会计准则改革由“损益表观”向“资产负债表观”转移有一定程度的关系。

然而,即使是新会计准则加强了企业对于利润操纵的控制,利润表的价值相关性仍然无明显的提升,甚至相关性降低。由表中数据可见,营业利润系数的变化总体上较稳定,但是其绝对值始终处于波动下降的状态,其中该系数甚至在2010年变为负数。由此可见,准则的不断完善对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有一定作用,但是仍然不能解决会计造假、舞弊等问题,只有构建有效的会计准则执行机制,才能不断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三、上市公司违规处罚效果

上文的实证研究证明了建立有效会计准则执行机制的必要性,而目前我国的会计准则执行机制是否健全?作为执行机制主要内容之一的外部监管机制是否有效呢?为此,我们对上市公司的违规信息披露处罚效果进行了经验研究。目前我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的处罚方式有警告、罚款,而沪深交易所主要为内部通报批评、公开谴责、罚款。以下将对公开批评、公开谴责、警告、罚款四种处罚方式的市场反应及处罚效果进行实证研究。

(一)实证研究设计

本文所需数据来源于国泰君安(CASMAR)数据库,其中公告日前后受处罚的公司股票收益率由CASMAR数据库直接得到,其他数据经 SPSS13.0处理得到。样本组的筛选过程如下:(1)选取2008、2009年以及2010年全部A股市场的违规公司为样本,得到原始受处罚公司共计254家,其中2008年55家,2009年107家,2010年92家。(2)对于三个月内连续被处罚的违规公司,只选取在三个月或者三个月以上期间第一次被处罚的时间点为样本,原因是在三个月内连续被处罚的公司,第二次或者第二次以上的处罚所引发股票收益率的变动可能受到第一次处罚结果的影响。(3)剔除没有相应数据的样本。(4)剔除公告日前后连续10个交易日没有数据的样本。经实证研究发现,在[-10,10]时间窗内,处罚效果最为明显③。经过上述处理,最终得到212个样本,其中2008年44个,2009年92个,2010年76个。

本文研究违规公司受到处罚的公告日前后[t-10,t+10]区间内的市场反应。我们将违规披露公司受到处罚的公告日设定为第0日。计算步骤如下。

第二步,计算事件窗口期的市场正常日收益率。本文将国泰安数据库中违规公司在处罚公告日前后各十个交易日的考虑现金红利再投资的综合日市场回报率(采用流通市值加权平均法计算)作为市场正常日收益率,记作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1.平均超额收益率AAR

通过以上计算得出不同处罚类型下的平均超额收益率AAR以及变化趋势图(见图1),结果如表4所示。

图1 不同处罚类型处罚公告日前后AAR趋势图

通过上述平均超额收益率(AAR)的计算结果和变化趋势图,不难看出在公告日前后的 AAR值以负值居多,可能的原因是违规处理导致股票价格下跌,说明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对违规行为的处罚有一定效用。

2.平均累计超额收益率CAAR

通过以上计算得出不同处罚类型下的平均超额收益率CAAR以及变化趋势图(见图2),结果如表5所示。

通过上述平均超额收益率(AAR)的计算结果和变化趋势图,不难看出在公告日前后的 AAR值以负值居多,可能的原因是违规处理导致股票价格下跌,说明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对违规行为的处罚有一定效用。通过对平均累计超额收益率(CAAR)的计算结果及变化趋势图发现,在警告情形下,在t=[-5,0]、[0,5]、[5,10],都有显著的负向效应,但是在处罚当日并不显著,可能是因为证监会在给予违规公司警告处罚之前,市场已经开始有处罚预期,处罚当日超额收益率的变动只是整个市场反应的一部分;在公开谴责情形下,在t=[0,5]、[5,10]及处罚公告日当天都有显著的负向效应,说明交易所做出公开谴责后,市场及时反应,导致出现负的超额收益率;在罚款情形下,在t=[0,5]、[5,10]有明显的负向效应,其他区间均不显著;在公开批评情形下,只有在t=[5,10]有负向效应,在其他区间内均为正向反应,可能的原因是投资者并不重视公开批评,市场也没有及时做出反应,表明公开批评基本没有处罚效力,应当减少使用。该结果与之前同类研究的结果基本一致:朱冠东,沈维涛(2011)经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在罚款、警告、公开谴责和公开批评四种处罚类型中,警告的处罚效力最明显,然后处罚效果由公开谴责到罚款依次递减,公开批评的处罚效果最弱。

图2 不同处罚类型处罚公告日前后CAAR趋势图

综合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处罚公开性越高,力度越大,则效果越明显。我国现有的处罚机制能够通过影响股价对信息披露违规的公司起到一定威慑作用,但作用有限。因而对于监管层来说,首先应当进一步完善处罚机制,提高处罚公开性,加大处罚力度,增加违规成本以增强处罚有效性;其次应当完善立法。我国目前对于信息披露违规的公司和个人主要采取行政处罚的办法,但效果轻微,并不能够产生足够的威慑力防止企业重复违规。所以监管机构应当加强立法,明确规定信息披露违法的民事责任,增强针对信息披露违法进行民事诉讼的可操作性,追究违规企业民事责任,给予受损失投资者相应的经济赔偿,才能从根本上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此外,应当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强大影响力,加强舆论监督,对信息披露违规公司和相关责任人加强追踪报道,使广大投资者认识到违规公司的真面目,最终达到加大该公司再融资成本的目的。

四、结论及对策性建议

通过检验新会计准则实施后的会计信息质量,我们得出了在我国目前的资本市场环境下,新会计准则的颁布与实施并不能显著的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结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不同违规处罚方式效果进行实证检验,证明我国现有的资本市场监管机制,即会计准则执行机制的主要构成部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违规信息披露公司起到一定威慑作用,但是还需要不断地完善。因此,在改进会计准则的同时,应当加强会计准则执行机制建设,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一)加强内部执行机制建设

管理层将会计信息的生产授权给会计人员,并通过内部控制制度对其加以制约。由此可见,管理层对准则的执行产生直接影响。因此构建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对管理层进行适当的约束与激励,提高内部控制的效率是保障会计准则内部执行机制有效运行的关键,具体措施如下:

其一,提高董事会、监事会的独立性,在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适当降低企业过于集中的股权结构。管理层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可能在准则执行过程中操纵会计信息,因此应当对管理层进行必要的监管,同时以年终奖、股票期权等方式进行适当激励,以提高公司治理的效率。

其二,企业应当设立内部审计机构,健全内部控制制度,自愿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及内部控制鉴定报告;管理层则应当积极执行内部控制制度,支持内部审计机构工作;企业应着力培育以人为本的内部控制文化,增强广大员工参与内控的积极性,以促进企业内部控制的健全和发展。

(二)加强外部监管机制建设

1.加强对会计信息质量的监管

针对企业会计报表舞弊行为,可由我国证监会发起,邀请来自法律界、会计界及公众服务界的专业人士组成负责审核财务报告的专门委员会,当发现企业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没有遵循公司法和适用的会计准则时,即展开相关调查,一旦认定公司财务报表存在问题,财务报告审核委员会可采取以下行动:(1)要求企业自愿针对有问题的财务报表做出更正或声明。(2)将违规案件正式移交法院判决,并强制要求公司修改报表。(3)立即向媒体公布企业相关违规信息。

2.加强对注册会计师的监管

我国有许多会计师事务所出于自身利益出具虚假审计报告而导致被撤销的案例,如为“银广厦”出具审计报告的深圳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一方面作为监管者,审计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另一方面作为被监管者,受财政部和注册会计师协会的监管。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独立的监管机构对注册会计师行业进行监管,保证其经费来源独立,赋予其监督、调查、处罚的权力,以保证注册会计师行业遵循最高的职业道德准则。

(三)加强自律机制建设

基于职业道德和声誉机制的会计准则自律机制,是保证会计准则有效执行的内部防线:(1)提高会计从业人员自身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2)建立和完善声誉机制,会计声誉机制建立在会计人员是理性经济人的理论基础之上,会计人员会为了自身的长远利益而自觉执行会计准则;(3)加强会计文化建设,通过会计文化来引导与规范会计人员的行为,提高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发挥其对会计准则执行的柔性约束作用。

注释:

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提供了思路

①此段公式推导引自Ohlson,J.A.“Earnings,Book Values,and Dividends in Equity Valuation.”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Spring 1995)一文。

②Belsley,Kuh.and Welsch在《Regression Diagnostics》(1980)中将这部分数据认定为极端值,会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

③该结论引自朱冠东、沈维涛《上市公司违规处罚有效性研究》(商业研究,2011年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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