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心理学的若干发展趋势及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发展趋势论文,心理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
笔者2000年赴美国访问期间，特别留意了美国心理学的发展趋势及相关问题，并就有关问题与遇到的心理学家进行讨论。以下笔者根据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图书馆的约120种心理学杂志和有关书籍的阅读体会，以及和有关心理学家的讨论，谈一谈以理论心理学和心理健康为主的若干问题。
二、心理学研究的若干动向
1.研究方法
(1)在大的趋势方面，过去占绝对主流的硬研究方法逐步软化，即科学主义的心理学研究方法不再极端。过去在心理学中基本没有地位的一些非科学主义的方法，如现象学研究方法或其他研究方法也有生存之地（这些方法本身也尽量与科学主义的做法靠近，出现了如现象学的定量方法）。当然，占主流地位的仍然是科学主义。但总的感觉是心理学研究方法越来越多元化，它们各自有自己的研究优势领域。
(2)重视过程研究，注重追踪(longitudinal)研究，注重干预(intervening)研究，注重心理的内在过程。目前心理学家们特别希望通过追踪，通过控制一些变量观察分析结果，研究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发现心理活动的因果规律和找到有效的控制心理和行为的方法。他们重视个人深度心理过程研究，认为传统的心理学是个体间(between persons)的研究，这样，很多个人内部的信息被忽略掉了，应当进行个人内部(within person)的心理研究，与这样的趋势对应，出现了诸如日常经验分析、经验样本等方法。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精细的方法成为可能，如用计算机对心理活动的状态即时报告。这些方法都应引起我们的关注。
(3)对心理统计的科学性有新的认识。80、90年代以来，一些心理学家对心理统计中某些明显的问题提出了严厉的批判，引起了心理学界的激烈争论，为此，美国心理学会科学事务委员会专门组织了一个特别工作小组。它由罗伯特·罗森塔尔、罗伯特·阿贝尔森和雅各布·科恩主持，由包括统计学家、讲授统计学的教师、杂志编辑、统计学教科书的作者、计算机专家，以及资深的心理学家参加。其任务是：阐明、解释心理统计学应用中有争议的问题，包括显著性检验及其相关问题，相关的模型及数据变化，以及探讨可能利用高功能计算机的新方法。这个工作小组每年举行一次讨论。经过几次讨论，专门小组建议，在修改美国心理学会出版的手册前，应当考虑发表该小组的报告，引起进一步的讨论，以有助于改变数据分析以及研究报告的一些做法。这篇报告还特别强调，心理学是一门内容广泛的科学，一种方法在一个领域内适用，在另一个领域却不一定适用。该报告不仅重新讨论了抽样问题、实验设计问题，还强调应当特别注重研究的范围和前提、功效问题和数据分析、阐述的准确性问题。（注：Wilkinson,1999,pp.594-604.）
笔者认为这篇报告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对有争议的统计学问题进行了讨论，给出一个带结论性的说法，更重要的是，这表明心理学界对定量方法的看法越来越理性了。
2.研究领域
(1)遗传与环境问题之争重新出现。遗传与环境问题在80年代似乎沉寂。但是，1994年，心理学家理查德·黑恩斯坦和查理斯·默里发表了书名为《贝尔曲线》的著作，这本书本来是讲述学术问题，但因为比较通俗，随即成为畅销书。黑恩斯坦和默里在书中强调，智商测验反映了个体的基本能力g。g能力决定了个体在社会中的成功与否。一些个体有更多的g，一些个体有较少的g，而这个g是由遗传所决定的。他们还声称，美国白人与黑人的g智力并没有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民族的同化而缩小。可以想像，在美国这样的“崇尚人权”的社会，这些看法会引起多么巨大的反响。为了应对社会的反应，美国心理学会出版了类似说“不”的著作——《曲线——智商中的长期得益与相关措施》。（注：Neisser,1998,pp.3-21.）这似乎有官方意见的味道。但是，仍有一些心理学家认同前者的观点。《智力》杂志在1998年辟出专集讨论这个问题，似乎更支持前者。不过主角不是黑恩斯坦和默里的著作，而是亚瑟·詹森的研究。詹森是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教授，长期研究智力的g问题。他坚持带有遗传决定论的观点，在60、70年代受到众多的攻击，也受到人权主义者的批评，因此也被主流心理学家所忽视。他认为，g因素体现在心理测验、神经生理、行为基因和进化方面，认为白人和黑人的最大差别在g智力上面。（注：Rushton,1998,pp.217-225.）
这场争论的原因使笔者感到困惑。为什么它重又出现？笔者以为，一方面与社会文化有关。我们知道，西方文化是科学主义主导的文化，决定论的、终极的探究思维方式根深蒂固。前几年的克隆热，近两年的基因热，这都自然引导人们回到遗传问题。再者，美国虽然提倡文化多元，但种族歧视是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
(2)基因研究引发了相关的研究。1999年，最引起美国人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基因问题。有人宣称，人类基因的奥秘将彻底破解。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心理学家们对基因问题也渐感兴趣，开始从基因的角度讨论众多的心理学问题，不仅从基因方面研究智力问题，甚至也从基因角度研究社会心理学中的问题。
(3)心理健康领域进展迅速
心理健康是美国心理学最为关心的问题。美国心理学家认为，在美国一旦与人权、与人的存在的价值联系起来，问题就严重了。有心理学家说，在美国，资金最雄厚的就是国立心理健康研究所。这个机构几乎成为心理学研究的最多、最大的资助机构，即使有些研究似乎与心理健康没有关系，也得到它的资助，而且资助的数额巨大，有些项目的资助金额达几百万，个别的连续资助项目甚至达到上千万美元。
1999年12月13日，美国发表了《心理健康：军医处处长报告》。这份报告在美国心理学会的网页(www.apa.org)可以查到。这是第51届有关健康的报告，是在分析3000个心理健康方面的研究后做出的，长达500页。报告称，在美国，每5人中就有一人受到心理异常的影响，但是其中一半因为面子和钱而没有寻求帮助。报告要求保险公司像对待生理疾病一样对待心理疾病。该报告着重研究了这样的领域：
大脑活动过程的科学研究（其中包括开创性的大脑细胞内的合成神经化学活动）；有前途的新的心理治疗手段；美国心理健康服务系统的缺陷（如政府机构、私人机构、学校、监狱及其他部门）。报告认为就心理疾病产生的原因而言，心理学家更多地知道如何治疗。认为没有单一的基因导致心理疾病，而是多种基因的变化、组合导致心理疾病。报告还研究了种族与心理疾病。
从具体的心理健康研究看，笔者感到研究进展明显的是应对(coping)问题。例如，1967年《心理学文摘》索引中出现压力“应对”的概念，到1998年，心理学数据库中有关应对的研究达到2.3万篇，在心理学研究中的比例由1967年的0.35%达到1999年的3.15%。（注：Coyne and Racioppo,2000,pp.655-664.）此外，主观幸福感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短暂疗法(brief therapy)越来越被认可。至于心理治疗的理论目前似乎没有特别突出的系统的心理治疗新理论，一般都是综合性的。另外，传统领域的精神活动与心理健康受到重视，如有报刊说，美国目前流行的心理治疗方法之一是精神或信仰角度的心理健康研究。著名心理学家、认知行为疗法的创始人艾伯特·埃利斯(1999)在回顾20世纪心理治疗的发展时说：“尽管宗教和精神信仰方面的问题在20世纪早期被心理治疗严重忽略了，但最近的研究表明它们在人类的存在中有重要的作用，而且它们可能在帮助人们消除困扰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具有理性和信仰性质的心理治疗研究在20世纪末越来越普遍。”（注：Ellis,1999,pp.34-35.）
据美国《儿科》报道，1979年美国年轻人中有诸如抑郁、多助、无学习能力等问题的人所占比例为6.8%，到1996年，上述比例达到18.7%。（注：岗迅,2000。）1957年，19%的被调查者有过心理濒临崩溃的经历，到1996年，有26%的被调查者有过这样的经历。（注：Swindle等，2000,pp.740-749.）人们发现，心理问题与社会物质进行没有同步关系，甚至是负相关。（注：Csikszenmihalyi,1999,pp.821-827.）
由于心理健康与现代化社会生活方式的内在关系，心理健康问题可以说必然日趋严重。（注：景怀斌，1999,pp.211-216.）
应当充分认识到，心理疾病表面上似乎是个人的，实际上是团体和社会性的，它不仅决定了个人的生活质量，实际上比生理疾病更大地影响家庭和团体，甚至社会的良性运转。由于心理原因造成的恶性社会事件，给个体和社会带来了严重后果。因此，政府更重视这方面的问题，应当采取更强有力的政府措施，包括资金投入和制度性建设，这样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4)从进化的角度研究心理学问题。从进化论方面进行心理学问题的研究越来越明显。如在认知领域，心理学家从进化论的角度研究人的认知机制，在发展心理学领域，有心理学家从进化论的角度研究性别差异、性别角色；在社会心理学领域，从进化论的角度研究社会行为等等。
(5)跨文化研究成为趋势。随着美国社会越来越多地认同文化多元，心理学家更重视跨文化方面的研究。特别要提出的是，他们似乎对东方，特别是中国文化越来越有兴趣，一些重要的刊物，如《美国心理学家杂志》近几年发表了有关中国文化的文章。一些心理治疗的专家也开始从东方文化入手进行工作。如以中国的禅宗、道家为基础的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著作不断出现。
此外，在其他领域，就笔者看到的材料，心理学家们仍然重视自我问题，但是近来重视罪恶问题，也强调价值问题。有些心理学家提出，“价值”是社会心理学的基本因素。
三、一点思考
对照中国心理学的发展，笔者感到这两个问题应当重视：
一是我们应当平等地进行合作研究。主要是选题的平等。这样不至于我们无意之间成为对方实验的另一文化的验证等。笔者认为由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我们事实上最有可能在这方面与西方对话。如果我们仅仅跟随他人，那只能永远是跟随者。如果我们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出发，就能从一个高起点与国外同行交流，就容易形成有中国自己影响力的理论。当然笔者不否认研究应当是多方面的。
二是我们对美国的情况了解得并不充分。如在心理疾病方面，我国心理学界普遍认为，美国人对心理疾病是认同的，是不避讳的。事实上他们也存在标签和耻辱感，不过可能没有我们严重。这个问题本身是一个很好的跨文化课题。因此，我们应当对美国心理学方面的情况有更全面、更充分的介绍，加强介绍美国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这样的介绍不一定是经典，但应当是前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