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官制对高丽前期王朝官制之影响——以中枢机构为中心之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官制论文,王朝论文,唐宋论文,中枢论文,机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在《高丽国初与唐宋官制之比较》（注：龚延明：《高丽国初与唐宋官制之比较》，载《韩国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一文中，曾把高丽王国太祖至光宗朝（公元918—975年）划为高丽王国官制史的草创阶段，而把景宗至元宗朝（公元976—1274 年）视为新官制定制阶段。这个阶段的官制，与中国唐宋官制进行比较，即是本文所要研究的主题。由于这一时期官制内容丰富、范畴较广，本文讨论范围限定于两国中枢机构的比较，至于中央机构其它部分与地方机构设官分职之比较，俟另撰专文。
高丽王朝前期的新官制，始自成宗“改官号”、“百僚朝会，一依中国及新罗之制”（注：《东史纲目》卷六上成宗文懿王春三月，〔韩国〕景仁文化出版社1987年版。），奠定了官制改革基础；后经文宗、睿宗调整，一代之制，于是大备。高丽前期王朝官制的明显特点，从设官分职到官阶、差遣、检校官、职名、勋阶、食邑、章服等等诸多范畴，皆风从中国之制，并随中国王朝更替、官制变动而予以调整。同时，高丽王朝在采用唐宋官制模式过程中，也根据本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有所变通与更改，使之适合于本国国情，更便于推行与管理。
高丽王朝初建之岁，当中国后梁末帝贞明四年（公元918年）， 太祖王建慕华夏文化，“略仿唐制”，于次年“立三省”（注：郑麟趾：《高丽史·百官志》一，朝鲜平壤出版社1957年版。）。唐代三省，为五代所沿用，省名为中书省（内史省）、门下省、尚书省。而太祖虽立三省，其名另取，分别为内议省、广评省、内奉省。但此时，尚未摸清唐后期三省实权已转移到“中书门下”，故仍以三省地位为最高。太祖天授十四年（公元931年），“冬十二月， 行宋年号”（注：《高丽史·太祖世家》。），高丽王朝接受宋朝皇帝册封，双方通使往来。此后，北宋所行用的官制，日渐为高丽王朝所熟悉、采用。
公元982年（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高丽王成宗王治即位。 是年春三月，“改百官号”，“大新制作”。中枢机构采用北宋前期之制。宋制三省（中书、门下、尚书省）名义上仍然设置，但并非中央最高政务机构，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予朝政”（注：《宋史·职官志》一《总叙》，中华书局1997年点校本。又，[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本）职官一之一七《三省》：“中书门下在朝堂西，榜曰‘中书’，为宰相治事之所。……又有中书省、门下省者，存其名列皇城外两庑，官舍各数楹。”），而另设“中书门下”（政事堂）为最高政务机构（宰相治事之所），“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全称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真相之任”（注：《宋史·职官志》一《总叙》，中华书局1997年点校本。又，[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本）职官一之一七《三省》：“中书门下在朝堂西，榜曰‘中书’，为宰相治事之所。……又有中书省、门下省者，存其名列皇城外两庑，官舍各数楹。”）。成宗改官制，即合内议省、广评省为“内史门下省”（相当于宋之“中书门下”），成宗十五年改“内史门下省”为“中书门下省”，为中央最高政务机构，另设尚书都省（初称御事都省），为管领六部执行中书门下省成命之机构（注：郑麟趾：《高丽史·百官志》一，朝鲜平壤出版社1957年版。）。并仿唐宋之制，以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书侍郎（初称内史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带某官：如吏部尚书、参知政事，刑部尚书、参知政事，左仆射、参知政事等）为宰相之职。而以侍中、中书令、尚书令为宰相加官，宠元老之臣（注：〔韩〕国学文献研究所编：《丽史提纲》（亚细亚文化社刊行）卷五文宗十六年冬十二月：“以金元鼎为门下侍郎、崔惟善为中书侍郎，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十七年秋月，以金元鼎为门下侍中（按：罢相职平章事，加侍中致仕）。”《高丽史》卷三《穆宗世家》：“己酉十二年，宰臣参知政事刘瑨。”《高丽史》卷四《显宗世家》：“康兆为吏部尚书、参知政事，陈
为刑部尚书、参知政事。”）。
如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王旦，其所带官由中书侍郎迁尚书右仆射，本官（相当于官阶）提升了，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职务）未变：
（大中祥符四年）五月甲戌朔诏自今宰相官（按：此官，即所带官，亦称本官，起官阶作用）至仆射者，并于中书都堂赴上，不带平章事者，亦于本省赴上。……先是，中书侍郎、兼兵部尚书、平章事王旦迁仆射，止于本厅受贺，上宠待辅臣，遂命振举旧仪。（注：[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七五大中祥符四年五月甲戌朔，中华书局1979年点校本。）
值得注意的是，成宗新官制，凡宰相皆带它官，凡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相）”者，皆带中书侍郎或门下侍郎官，凡任“参知政事（次相）”者，皆带六部尚书中某部尚书，或尚书左仆射、尚书右仆射官。此种格式，源于唐，定型于宋，如唐肃宗时宰相王缙之官衔：“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注：《新唐书》卷一四五《王缙传》，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宋真宗景德二年时宰相寇准官衔：“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注：[宋]杜大珪：《新刊名臣碑传琬琰集》卷二《寇忠愍公准旌忠之碑》，宋史资料萃编第二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
略有不同的是，参知政事，在唐代为宰相之职，而宋代则已降为副相，高丽王朝仍沿唐制，作为正相之职。北宋乾德二年，宋太祖拟置副宰相，“而难其名称。召翰林学士承旨陶谷问曰：‘下丞相一等者何官？’对曰：‘唐有参知机务、参知政事。’乙丑，以枢密直学士、兵部侍郎薛居正、吕余庆并本官参知政事，……位于宰相后。’”李焘原注：“按唐故事，裴寂为仆射、知政事，杜淹为御史大夫参议朝政，魏征为秘书监、参预朝政，萧瑀为特进、参议政事，刘洎为黄门侍郎、参知政事，刘幽求为中书舍人、参知机务，然并宰相之任也。又高宗尝欲用郭待举等参知政事，即而谓崔知温曰：‘待举等历任尚浅，未可与卿等同名称，遂令于中书门下同承授进止平章事。以此言之，平章事亚于参知政事矣。今谷不能远引汉御史大夫亚相故事为对，翻以参知政事为丞相下一等，谷失之矣。议者惜之。’”（注：《长编》卷五乾德二年四月乙卯条。）高丽王朝参知政事，仍依唐制为宰相之职，如睿宗八年参知政事柳仁著卒，史称“仁著读书登科为宰相，不以富贵骄人”（注：《东史纲目》卷八上。），但其地位，仍略次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此点形似唐制，如崔士威，于穆宗二年为参知政事，“俄迁内史侍郎、平章事”（注：《高丽史》卷九四《崔士威传》。）。又，唐代中后期宰相多兼管某部门职事。“宰相事无不统，故不以一职名官，自开元以后，常以领他职，实欲重其事，而反轻宰相之体”（注：《新唐书·百官志》一《宰相之职》。）。“贞元二年，（崔造）以给事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乃建言：‘六曹皆宰相分领。’于是齐映判兵部，李勉刑部，刘滋吏、礼二部，造户、工二部。”（注：《新唐书》卷一五○《崔造传》。）而高丽王国成宗朝之后，仍保留唐宰相兼判它事之遗制，如文宗十五年（宋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冬十二月，“以金元鼎为门下侍郎、崔惟善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文宗二十二年（宋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正月，“以（中书侍郎、同内史平章事）崔惟善判吏部事”（注：《丽史提纲》卷五《文宗纪》。）。文宗二十九年，李
“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尚书兵部事”（注：〔韩〕金龙善编：《高丽墓志铭集成》一《高丽前期》之九《李墓志铭》，〔韩国〕翰林大学出版社出版。）。睿宗朝，朴景仁“左仆射、参知政事、判礼部事”（注：〔韩〕金龙善编：《高丽墓志铭集成》一《高丽前期》之二一《朴景仁墓志铭》。）。以上反映，成宗改官制，兼采唐末、宋初之官制。然而，由于唐、五代毕竟已成历史，而与现实存在的赵宋王朝密切通使往来，受宋官制之影响势必日增。最为典型的是，自成宗十年（北宋太宗淳化二年，公元991 年）仿宋制设枢密院，“凡军国重事，与省府（按：即三省政府）参决焉”（注：《丽史提纲》卷三《成宗纪·十年》：“冬十月，遣使如宋。置枢密院。韩彦恭还自宋，请依宋制置枢密院。”并参《高丽史》卷九三《韩彦恭传》。）。中枢决策、造令、行令机构，由三省制向“两府制”过渡。
北宋前期，中央最高的政府机构为“中书门下”，其治事之所称政事堂，即宰相办公处（注：[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之一六、一七，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中书门下省称“中书”。同时对峙并立的最高军政机构为“枢密院”，“枢密院，掌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之政令，出纳密命，以佐邦治”（注：《宋史·职官志》二《枢密院》。）。枢密院之设置，可追溯至唐、五代。然唐代初置时，不设司局，以宦官知枢密事。“其职掌惟承受表奏于内中，进呈。若人主有所处分，则宣付中书门下施行而已。”（注：[宋、元]马端临：《文献通考·职官》一二《枢密院》，中华书局1986年版。）及至唐末与五代后唐，置枢密院，“命宰臣郭崇韬兼使，又置院使一人，然权侔宰相矣”（注：[宋、元]马端临：《文献通考·职官》一二《枢密院》，中华书局1986年版。）。宋朝又往前跨出了一步，枢密院成了与中书门下并峙的机构。“宋初，循唐、五代之制，置枢密院，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注：《宋史·职官志》二《枢密院》。）即是说，枢密院虽源自唐末、五代，但演变为与“中书门下”对掌国家文、武大政之“二府”体制，却是北宋初期时事。诚如北宋史家孙逢吉所述：“（枢密使），唐常以宦官为之。至梁戒其祸，始更用士人。其备顾问参谋议于中，则有之，未始专行事于外也。至崇韬、重诲为之，始复唐枢密之名，然权侔于宰相矣。后世因之，遂分为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枢密。枢密之任即重，而宰相自此失其职也。”（注：[宋]孙逢吉：《职官分纪》卷一二《枢密使》， 中华书局1988年版。 ）宋末元初著名史家马端临总结说：“宋兴，始以枢密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号称‘二府’，然后枢密院之设，始专有职掌，不为赘疵。”（注：[宋、元]马端临：《文献通考·职官》一二《枢密院》，中华书局1986年版。）宋代“二府”体制形成后，枢密院长官枢密使与中书门下长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平起平坐，均得每朝上殿向皇帝直接奏事。“（枢密院）事柄遂与中书均分，军、民为二体，别文、武为两途，为政多门。”（注：《长编》卷一三七庆历二年七月壬寅。）
成宗十年设枢密院之后，高丽国宰相构也逐渐趋分为二，“两府”成为中央最高政、军机构。宰相与枢密使并称，“两府会议”为中央最高层朝政议事之所。《东史纲目》记载了高丽仿宋设置枢密院之经过：“（成宗）辛卯十年置中枢院韩彦恭奏：宋枢密院即我朝直宿员吏之职。于是始置中枢院，掌军机出纳、宿卫及军国重事，与省府参决。按：宋制，枢密与中书对峙文、武二柄，号‘两府’。”（注：《东史纲目》卷六下《成宗朝》。）穆宗十二年，显宗即位（宋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宰相康兆以杀穆宗、立显宗擅权，罢中枢院，立中台省，自为中台使。“初，成宗置中枢院，后分为银台及南院、北院，分掌机务。至是罢之，置中台省，以三官机务悉归之，以康兆为使。”（注：《东史纲目》卷六下《显宗朝》。）显宗二年（宋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罢中台省，复置中枢院”（注：《东史纲目》卷六下《显宗朝》。）至“献宗元年（北宋哲宗绍圣二年），改枢密院”（注：《高丽史》卷七六《百官志》一《密直司》。）。直至忠烈王元年（公元1275年），时值南宋末年，方改枢密院为密直司（注：《高丽史》卷七六《百官志》一《密直司》。）。即枢密院作为“二府”之一，自成宗十年至元宗朝（公元991—1274年）沿置284年，近三个世纪之久。
自置中枢院（改称枢密院）后，高丽王朝逐步形成“二府”体制，《高丽史·百官志》称：“省不过五、枢不过七，宰相之职举，庶司百僚各供其职。”（注：《高丽史》卷七六《百官志·总叙》。）凡国之大事，皆须“两府会议”，大臣登用宰相或枢密使副，则称“登两府”：
（睿宗二年）秋九月，作西京龙堰宫。初，术士以谶劝王就西京龙堰，别创宫阙，以时巡幸。两府会议，皆以为可。知枢密院吴延龙独曰：“近者，南京之役甫举，民劳财匮，不可役疲民起新宫。”不报，至是，平章事崔弘嗣等奏：“太史言：都松岳今二百余年，地脉已衰，宜卜龙堰，以应谶书。”……王卒从弘嗣等言。（注：《东史纲目》卷八上睿宗二年秋九月。）
（睿宗四年）秋七月，撤九城，归于女真。王又会宰枢、台省及文武三品以上问之，皆曰：“可还”。于是王引见弗等，许还九城。（注：《东史纲目》卷八上睿宗四年七月。）
（睿宗十七年）夏四月，王薨，太子楷即位。初，幸顺天馆，宴宰枢，忽觉背有微肿，促驾还宫。……乙未，王召宰枢入寝，戒太子……，遂薨。秋七月，诏议李资谦朝见礼数。时资谦以国舅当国。诏曰：“中书令李资谦，朕之外祖，班次礼数，不可与百官同。两府及侍从，会议闻奏（按：原书误作“开奏”）。”
（仁宗九年五月甲辰）中书门下奏：“今重修宫阙，令两府宰枢监督，此所谓十羊九牧，宜减数。”从之，以平章事崔弘宰、参知政事文公仁、知枢密院事林景清董其役。（注：《东史纲目》卷八上睿宗十七年夏四月。）
（毅宗五年秋七月庚子）诏：“今年累月不雨，禾谷不登，内外人民将至饥困，大可忧也。途有饿殍而不知宫，岂为政之道乎？都兵马使与宰枢其熟议救恤之方，使吾赤子毋或饥饿。”（注：《东史纲目》卷八上毅宗五年秋七月。）
从上所引睿、仁、毅宗朝诸例，足以反映高丽王朝自成宗后，于中央政府已逐渐形成分割宰相之权的“两府”体制，其性质、职能堪与北宋前期（即宋神宗元丰改制之前）相同。
宋太祖赵匡胤上台后，“惩创五季，而矫唐末之失策”（注：[宋]叶适：《水心别集》卷一二《法度总论》，《四部丛刊》本。），为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作了多项措施。其中一项，即分割宰相的权力，如上所述，除保留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正相之职外，增添副宰相参知政事为“副贰”，以牵制正相；同时提高枢密院地位，与宰相分掌文、武大权，号称“二府”。此外，还将唐末、五代设置过的三司使（盐铁、度支、户部使）定为常设官员，建立“三司”，总设三司使，“目为计相”，以分割宰相的财权：
国朝以宰相掌民，〔枢密院〕掌兵，三司掌财，目为计相，正使位亚执政，恩数与参、枢同；副使位亚待制，廪禄与卿监同。（注：[宋]吕祖谦：《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卷四，宋史资料萃编第四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版。）
宋朝皇帝把相权分割为三：政、军、财，使“事无不统”的宰相权力大大削弱，从加强皇权角度考虑，是有利的；然作为宰相——一国总理大臣，不过问军事、财政，对国家管理提供正确决策，难免会受影响。
高丽王朝自太祖朝（公元918—943年）起，就已仿唐末、五代之制，设三司，原其初衷，并非分割宰相之权，作为“掌总中外钱谷出纳会计之务”的一种财务管理机构而设立（注：《东史纲目》卷六下显宗五年十一月。），其地位不如宋初有“目为计相”之地位。文宗朝定三司“判事一人，宰臣兼”（注：《高丽史·百官志》一《三司》。），如睿宗十一年，崔思诹“尚书左仆射、判三司事”（注：《高丽墓志铭集成》一《高丽前期》之一四《崔思诹墓志铭》。），可见高丽王朝之三司，宰相得过问。
值得注意的是，高丽王朝在采用邻国宋王朝政制时，出现的“时间差”。即北宋“两府”政制，自宋太祖朝始，行用至宋神宗元丰五年改官制止（公元960—1082年），其后罢“中书门下”， 一分为“三省”，仍复三省之制。“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其来旧矣，中书令、侍中、尚书〔令〕谓之省长官，其秩最尊。宋初亦不以除授。……太祖以中书门下同平章事为宰相，参知政事副之，三省并列于外，而别于禁中置中书政事堂，与枢密院对掌大政。宰相掌文事，枢密使掌武事，号为‘两府’。……大事则两府进呈取旨，降敕、札、指挥：事小则批状，直下本司、本路、本州。故事无留滞，百余年中外安帖。是时虽有三省，其实政事总归中书。神宗厘定官制，分一中书为三省，以尚书令之贰左、右仆射为宰相；又罢参知政事，设两省侍郎代之。始令中书省揆议、门下省审覆、尚书省施行。凡内降文书及诸处奏申至门下、中书省者，俱送尚书省下六曹，六曹勘审定夺，复申尚书省，尚书省送中书省取旨，中书省得旨，然后送门下省覆审画可，然后翻录下尚书省，尚书省复下六曹，始分布诸处文字。”（注：《元丰官志》（不分卷），台北“中央图书馆”藏传抄本。）
北宋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行新官制，相当于高丽文宗三十六年。宋神宗元丰改制按《唐六典》模式，恢复三省六部制，把“中书门下”一分为“三省”，枢密院仍保存，但多由宰相兼任，“三司”也撤消，将其职司并归户部等司（注：龚延明：《北宋元丰官制改革论》，《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然而，元丰官制改革， 对高丽王朝影响力度不大。高丽王朝国家管理机制，仍照成宗朝“大新制作”所奠定的格局运行，即仍以“中书门下省”为政府，枢密院作为“枢府”，仍以“二府”对掌文武大政。“三司”依然存在。至于尚书省，自成宗朝定制以来，一直作为政令执行机构在运行，不存在如北宋前期“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六曹、二十四司……事之所寄，十亡二三”之近于虚设的局面（注：《宋史·职官志》一《总叙》。），因而也需如北宋元丰改制，使“三省”官复原职，由虚复实。
总上所述，高丽王朝中枢机构，自成宗朝至元宗朝，基本上采用唐、宋之制，即以北宋前期之制为主体，杂用唐、五代之遗制。此外，保留了本国传统的制度。如以式目都监使为高于宰相的职务，相当于宋朝的平章军国重事：
文宗五年九月，以崔冲为式目都监使。式目都监，掌军国重事，例以重望宰相为之使。（注：《东史纲目》卷七上文宗五年九月。）
与之相比，北宋高于宰相之职，晚至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方出现，称“平章军国重事”：
平章军国重事，元祐中置，以文彦博太师、吕公著守司空相继为之，序宰臣上。所以处老臣硕德，特命以宠之也。故或称“平章军国重事”，或称“同平章军国事”。五日或两日一朝，非朝日不至都堂。（注：《宋史·职官志》一《平章军国重事》。）
高丽王朝前期，于中书门下省之外，仍设尚书都省，文宗朝定尚书令一人，左、右仆射各一人，知尚书都省事一人，左、右丞各一人，左、右司郎中各一人，左、右司员外郎各一人，都事二人。掾属有：主事、令史、书令史、记官、算士、直省（注：《高丽史·百官志》一《尚书省》。）。此与《唐六典》书省编制大同小异，略有不同的是，《唐六典》无“知尚书省事”，掾属中无“记官”、“算士、直省”；反之，《唐六典》掾属中有“亭长”、“掌固”，而高丽王朝则无（注：[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一《尚书都省》，中华书局1992年版。）。
高丽王朝前期设六部：吏部、兵部、户部、刑部、礼部、工部。各设判部事、尚书、知部事、侍郎为长贰官。唐制尚书都省下设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各设尚书、侍郎为长贰。其部名、部数及其各部职掌相同。所不同处：高丽王朝由“宰相统六部，六部统寺监”，高丽王朝宰相兼判尚书六部事（注：《高丽史·百官志》一《总叙》。）；而唐六部隶属尚书都省，且唐制六部先后次序为吏、户、礼、兵、刑、工，分前行“吏、兵”，中行“户、刑”，后行的“礼、工”三行（注：《新唐书·百官志》一《尚书省》。）；而高丽王朝六部次序为吏、兵、户、刑、礼、工，则按唐制前行、中行、后行次序排列。
又，北宋六部“自元丰定制后，始实领职事”（注：《元丰官志·六部官额》。）。高丽前期六部掌实事。如《高丽史·李公寿传》载：睿宗朝李公寿“拜礼部员外郎，转兵部侍郎，王委以选军卒凡十四年，以称职闻，累迁工部尚书。一时辈流多践宰府，人或以为晚。公寿处之恬然。仁宗即位，擢检校司徒、守司空、参知政事，进中书侍郎、平章事”。此可反映李公寿在睿宗朝任职礼部、兵部、工部期间，均掌该部职事，显非闲职。长达一二十年之久，及至仁宗即位，方擢为宰辅。又，文宗九年七月李子渊奏：“天地灾祥，每与刑政得失相应，不可不慎，伏见吏部、刑部，务要办理。而日陵月替，稽留未决者多，乞令二部员僚，精核事理，考其人吏勤劳而褒贬之。”（注：《高丽史》卷九五《李子渊传附公寿》；《东史纲目》卷七上文宗九年七月。）
唐、宋六部下设二十四司：吏部——吏部司、司封司、司勋司、考功司，户部——户部司、度支司、金部司、仓部司，礼部——礼部司、祠部司、主客司、膳部司，兵部——兵司、职方司、驾部司、库部司，刑部——刑部司、都官司、比部司、司门司，工部——工部司、屯田司、虞部司、水部司，每司各以郎中、员外郎为长贰（注：《新唐书·百官志》一；《宋史·职官志》三。）。北宋神宗元丰改制后，尚书省六部下设二十八司，即吏部于司封司、司勋司、考功司之外，又分吏部司为四司：尚书左选、尚书右选、侍郎左选、侍郎右选（注：《宋会要辑稿》职官八之一、三《吏部》。）。尚书省户部，分户部司为二：户部左曹、户部右曹，连原有之度支司、金部司、仓部司，共为五司（注：[宋]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后集》卷二八《户部》，[明]嘉靖夏相刻本；《文献通考·职官》六《户部》。）。而高丽国从本国具体情况出发，据实际所管事务之需，六部之下，仅吏部另设考功司，由郎中、员外郎掌官吏考核事（注：郑麟趾：《高丽史·百官志》一，朝鲜平壤出版社1957年版。）；刑部下另设都官司，由郎中、员外郎等掌奴婢簿籍、决讼（注：郑麟趾：《高丽史·百官志》一，朝鲜平壤出版社1957年版。）。余四司皆不设司，而以本部郎中、员外郎佐尚书、侍郎理本部事。文宗、宣宗二朝，也未因此宋神宗元丰官制改革，而于六部分官设职有所变动。
下面将高丽王朝前期中枢机构与唐宋中枢机构同异作一观照：
二府 二府为北宋之称，包括中书门下与枢密院。高丽二府包括中书门下省、枢密府。两者大同小异。中书门下，在唐宋为宰相治事之所：“宰相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开元十一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北宋）“中书门下在朝堂西，榜曰‘中书’，为宰相治事之所。印文行敕曰‘中书门下’。”（注：《旧唐书·职官志》二《门下省》；《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之一六《三省》。）高丽王朝中书门下省“掌百揆庶务”，为宰相治事之所（注：《高丽史·百官志》一。）。
宰相之职 高丽王朝中书门下省官有中书令（内史令）、侍中、尚书令、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初称同内史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等，以上均为宰相官。凡任相者，必须带内史侍郎（即中书侍郎）或门下侍郎、吏部尚书、礼部尚书、工部尚书及尚书左、右仆射等他官。如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金元鼎（注：《丽史提纲》卷五文宗十六年二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崔惟清（注：《丽史提纲》卷九毅宗十二年十二月。），吏部尚书、参知政事康兆（注：《东史纲目》卷六下显宗三年二月。），尚书左仆射、参知政事任懿（注：《高丽墓志铭集成》一《高丽前期》之一六《任懿墓志铭》。），尚书右仆射、参知政事朴寅亮等（注：《高丽史》卷九五《朴寅亮传》。）。此与唐后期，北宋前期制度类同：“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为真相之任，无常员；有二人，则分日知印，以丞郎以上至三师为之。”（注：《宋史·职官志》一《宰相之职》。）即尚书左、右丞与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六部侍郎、尚书、尚书左右仆射等官带同中书平章事为宰相，至有太师、太傅、太保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任相职者。如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赵普，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沈义伦，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李昉，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吕蒙正，端明殿学士、兵部侍郎、参知政事刘熙古等等（注：《宋史·宰辅表》一。）。宋代参知政事为副相之职，高丽王朝参知政事沿唐制，为宰相之职。已如上述。
枢密院 枢密使始置于唐宪宗元和中，宦官充任（注：[宋]王钦若等编撰：《册府元龟》卷六六五《内臣部·总序》，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唐末始有枢密院之称，其时“为出纳帝命之司”（注：《旧唐书·哀帝纪》。）。五代沿置。入北宋，为中央最高军事管理机构。高丽王朝枢密院职能与北宋近，“掌军机出纳、宿卫及军国重事”（注：《高丽史·百官志》一《枢密院》。）。两国不同之处，北宋宫中宿卫不由枢密院掌管，而归三衙；高丽王朝即统由枢密院管领。高丽王朝枢密院官有判枢密院事、枢密使、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签书枢密院事、枢密直学士及枢密院知奏事，左、右承宣，左、右副承宣，堂后官。唐代有枢密使、知枢密院事；宋代有判枢密院事（以宰臣判，偶置即罢），枢密使、副，知、同知枢密院事，签书（署）、同签书（署）枢密院事、枢密直学士及枢密院都承旨、副都承旨、副承旨、编修、干办官等。两者相比，枢密院长贰名称皆同，仅属官都承旨、承旨等称名，高丽王朝另称承宣、副承宣，略有不同而已（注：《高丽史·百官志》一《枢密院》。）。
三司 高丽王朝中央机构设有三司。三司（盐铁、度支、户部使）之名，源自唐后期。《资治通鉴》载：“（天祐三年）三月戊寅，以朱全忠为盐铁、度支、户部三司都制置使，三司之名始于此。”（注：[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六五唐昭宣帝天祐三年：“三月戊寅，以朱全忠为盐铁、度支、户部三司都制置使，三司之名始于此。”）但其时并非为唐中央政府最高财政机构。高丽王朝三司“掌中外钱谷出纳会计之务”（注：《高丽史·百官志》一《三司》。），此职能则与五代、北宋三司相同。《宋史》载：“三司之职，国初沿五代之制，盖使以总国计，应四方贡赋之入，朝廷不预，一归三司，通管盐铁、度支、户部，号曰计省。”（注：《宋史·职官志》三《三司使》。）然北宋三司目为“计相”，亚于执政，地位要比高丽三司高。高丽国三司长贰官，有判三司事、三司使、知三司事，三司副使、三司判官，北宋三司设判三司事、三司使、权三司使、三司副使、三司判官等。两者庶几相同。高丽王朝由宰臣兼判三司事（注：《高丽史·百官志》一《三司》。），此为唐代宰相判使之遗意。如唐文宗开成三年，以宰相杨嗣复、李珏各判盐铁转运使、户部事（注：《资治通鉴》卷二四六唐文宗开成三年正月戊申。），唐宣宗大中二年以宰相周墀判度支、户部事，马植判盐铁转运使事（注：《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唐宣宗大中二年五月己未。），等等，即是。宋代已废除宰相兼三司之习。高丽景宗朝以后，保留宰相兼判三司一事说明，其官制深受唐五代以来制度之影响，并非全部照搬北宋官制。
三省 唐宋中枢机构，实行三省六部制。三省为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其长贰分别为中书令、中书侍郎，侍中、门下侍郎，尚书令、尚书左、右仆射。南宋高宗朝则合中书、门下二省为中书门下一省：“高宗绍兴元年四月二十七日，诏中书门下两省已并为中书门下省，其两省送给、舍文字，今后更不分送，并送给事中、中书舍人。”（注：《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之一；《宋史·职官志》三《尚书省》。）高丽王朝三省为中书门下省、尚书都省。 中书门下省， 于文宗十五年（公元1062年），由内史门下省改名（注：《高丽史·百官志》一《门下府》。），其时相当于北宋仁宗嘉祐六年（公元1062年）。显然，两省合一之称，并非受南宋之制影响，系因地制宜而设。然中书门下省长贰官，则与唐、宋之制同，长官为中书令、侍中，副贰为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尚书都省长贰为尚书令、尚书左、右仆射（注：《高丽史·百官志》一《门下府》、《尚书省》。）。三省之属官，穆宗朝（公元998 —1009年）以后，则与唐宋之制同：左、右散骑常侍，左、右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起居郎、起居舍人，左、右司谏（穆宗时称左、右补阙，睿宗时改为左、右司谏），左、右正言（穆宗时为左、右拾遗，睿宗十一年改为左、右正言）（注：《高丽史·百官志》一《门下府》。）。尚书都省属官，两国设置相同，均有尚书左、右丞，尚书左、右司郎中，尚书左、右司员外郎。其吏属之名则大同小异，除都事、主事、令史、书令史均设外，高丽王朝另设有记官、算士、直省。其中都事、主事、令史、书令史、唐宋皆置（注：《新唐书·百官志》二《门下省》、《中书省》；《宋史·职官志》一《门下省》、《中书省》。）。
六部 高丽王朝开国之初，太祖二年始设“六尚书”，然“其官号或杂方言”。至“成宗大新制作，定内外之官”（注：《高丽史·百官志》一《总叙》。），于是依唐宋之制，定六部之名为尚书省吏部、尚书省兵部、尚书省户部、尚书省刑部、尚书省礼部、尚书省工部。其职掌分工与唐宋六部类近。六部各设判部事、尚书、侍郎（注：《高丽史·百官志》一《尚书都省》；《旧唐书·职官志》二《尚书都省》；《宋史·职官志》二《尚书省》。）。其判部事，皆由宰臣兼。如高丽文宗二十二年，“以平章事崔惟善判吏部事”（注：《东史纲目》卷七下文宗戊申二十二年春正月。）。此仍沿唐之遗制，已如上述。北宋元丰改官制前，六部尚书、侍郎不治本部事，另差朝官判官事，如“吏部，旧……以朝官二人主判”（注：《宋会要辑稿》职官八之一《吏部》。）。主要不同处，唐、宋六部各领四司，共二十四司，各置郎中、员外郎。宋代于北宋元丰改制后，增为二十八司。而高丽王朝置司甚少。吏部有吏部司、考功司，兵部设兵部司，户部设户部司，刑部有刑部司、都官司，礼部设礼部司与贡院，工部设工部司，各置郎中、员外郎。此与高丽王朝辖域小，其事务不如唐宋帝国繁剧有关（注：《高丽史·百官志》一《尚书都省》；《新唐书·百官志》一《尚书省》；《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之一《尚书省》；《宋史·职官志》三《吏部 户部 礼部 兵部 刑部 工部》。）。
总上所述，高丽王朝新官制定制阶段，即自景宗朝至元宗朝这一历史时期，其官制深受中国唐、五代、两宋三朝之制的影响。诸凡机构设制、职掌分工、选任官员之资格等，近乎相同，小有差异。其差异之处，一是从本国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在机构设置规模、编制上，予以压缩，不是全盘照搬唐、宋之制；二是中国社会由唐、五代入宋，不断演变，随之官制也屡有变革，这种变革难以及时地或相应地在高丽王朝新官制上一一反映出来，因此，就出现寓唐、宋之制于一炉的情况。中韩文化交往源远流长，从职官制度上也得到了强有力的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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