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心不觉拈花笑——读斯维至教授《中国古代社会文化论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社会文化论文,教授论文,斯维论文,拈花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先秦史号称难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斯维至教授自20世纪40年代至今，孜孜不倦，皓首穷经，献身于先秦史研究。年前，笔者率新招收的先秦史研究生前往拜望。斯先生回答了学生的问题之后，问到学生的年龄。问罢若有所思，叹道：“为什么要研究先秦史呢？在西安，搞隋唐史不是满好吗……先秦史，我搞了一辈子，不能说没有什么成就，有一点点，算是开了个头。可如今80多岁了，头发白了，牙齿掉了，精神也不行了……”随着一声长叹，我们都沉默了。我脑中浮现新近读过的斯维至先生著《中国古代社会文化论稿》（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出版），那是斯先生一生心血的结晶。其所反映的先生研究方向和方法的变化，则可以说是半个多世纪中国先秦史研究的一个缩影。
先生浙江诸暨人，1916年生，早年因家贫失学，以王冕、高尔基为榜样，刻苦自励；在那钟灵毓秀的名山胜水间，饱受优秀文化薰陶。时逢日本侵华铁蹄南下，先生辗转流亡成都，当过中学教师，又在四川省图书馆谋得一职。遂从四川大学蒙文通、徐中舒等先生研读先秦文献、古文字学，旁听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等。至1947年开始，陆续发表《两周金文所见职官考》、《关于殷周土地所有制问题》（《历史研究》1956年第4期，《论稿》未收）、《论庶人》、《说德》等论文数十篇。如台北杜正胜先生在《论稿·序》中所说，斯维至先生是“1949年以前养成的学者”。斯先生在40年代所发《两周金文所见职官考》、《殷代风之神话》等文，用金文、甲骨文材料探索殷周时代文化特色，有在古史研究领域大展宏图的气势。其成果多年来颇得海内外学人赞许、征引。与此同时，在中国史学界兴起一股新的史学思潮，这就是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的人类史，大体分为按时间演进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三阶段。其代表作是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氏此书影响甚大。斯维至先生在抗日战争初期读到此书后，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社会动荡中知识分子寻求思想指导的迫切需要，也是当时关心时代变革、国家命运和社稷民生的知识分子的普遍选择。
1954年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新版的《引言》中这样说道：“掌握正确的科学的历史观点非常必要，这是先决问题。”观念成为第一性的，史实成为第二性的。这预伏了中国先秦史研究的不幸。
在50年代，斯先生也不能不将所谓“五阶段论”作为自己治史的指导思想，并希望为解答中国古史的分期问题（即上古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形态的更替问题）贡献力量。1956年，斯先生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关于殷周土地所有制问题》一文。此文代表了他在经过50年代初期的“批判自己、改造自己”的政治学习之后对殷周社会的新的研究。此文未收入《论稿》，这里有必要简单说几句。
《关于殷周土地所有制问题》展示了斯先生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但象当时所有讨论这一问题的文章一样，此文在方法上“以论带史”：以对一种社会进步规则的信仰作为研究历史的“先决”条件，这就注定了这样的劳动很难有重要的意义。斯先生此文一方面承认殷周是奴隶社会，一方面又认为平民不是奴隶，而当时的主要生产者又是公社成员——平民。这应该如何解说呢？斯先生不能说明白，只好留待下一步思考。今天回过头来看，斯先生留下这一疑点，正反映了他治学的严谨和史家的耿直。须知，直到90年代，才有很多先秦史专家倾向于认为殷周不是“奴隶社会”。
此后近20年，与整个先秦史学界一样，斯先生在学术上几乎陷入停滞状态。这主要因为有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干扰，同时也是由于“分期问题”在理论上步入了误区。70年代末，斯先生发表了《论庶人》等几篇文章。这可以说是对50年代遗留问题的回答。《论庶人》论证庶人实为平民，改变了1956年认为被征服部族的人民是奴隶的看法，同时也批评了郭沫若将春秋时期的平民反抗贵族的斗争作为“奴隶起义”的错误。此文在80年代初曾被评为优秀论文并得到奖励。但先生自己，实际上已不很看重此事。他已经发现，用“两大对抗阶级”的观点来看待早期华夏国家，（尽管中间加了一个“平民阶级”）是不妥当的。在80年代全国性的“文化热”兴起之先，在“文革”尚未结束的70年代中期，斯先生已经开始重新以极大热情关注考古学和民族学研究。当他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全力论证中国历史“五阶段”的苦闷中脱身，来到临潼姜寨遗址参加发掘，来到凉山彝族和版纳傣族村寨进行访问的时候，当他从地下二三米深的探方内挖出彩陶、石器或骨架的时候，当他从彝族“家支”组织中看到西周宗法制度的影子、从傣族份地制看到西周“井田”的遗迹的时候，那种难以言状的轻松愉快，是我们这一代史学工作者难以领会的。与《论庶人》一文相先后，斯先生发表《说室》、《释宗族》（《思想战线》1978年第一期，未收入《论稿》），说明商周时期社会基层组织是父家长家族，“室”为一夫一妻的小家庭。一方面，先生讲商周建国，“作为阶级压迫工具”，另一方面先生又强调，“国家就是父家长家族的扩大”。由此可见，先生对商周社会的看法，“奴隶制度”观念在淡化，血缘关系观念在强化。
笔者认为，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社会，血缘亲疏是决定因素，由此形成权利不同的多等级的阶梯；以阶级关系为核心的社会，主要以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职业关系、产品分配上的关系以及地域户籍关系等作为人际关系的依据。应当说，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社会与“奴隶社会”具有绝然不同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特色。如果不注意区分，只会把问题复杂化。
论证这一时期是“奴隶社会”的困难，还体现在对于“国”“野”关系的理解。在《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中斯先生说到：“我们认为，国与野的划分，就是我国古代国家第一次阶级的划分。”“但是无论国人或野人，仍是以血缘关系来划分的，而不是以财产多寡来划分的。这标志着我国古代国家形成中的特点。”“野人、庶人，并不是奴隶。因为一般来说，他们仍旧有家属子女，还保留着公社，因而有一份私田和工具等等。”既是“阶级关系”，而野人、庶人又不是奴隶，那么，这时是不是奴隶社会？斯先生未能冒然断言。依我们今日看来，既然以血缘关系来划分，就不是两大对立阶级意义上的阶级关系，就不应以“奴隶社会”来硬套。纵观先生书，《论庶人》中“庶人不是奴隶”似是斯先生论证商周社会形态问题的中心。然而，就在笔者准备撰写书评的时候，1999年3月3日下午，斯先生来电话，郑重地告诉笔者，他认为，《说德》一文可以概括全书的主旨，是贯穿全书的红线。在电话上，先生说：“《说德》发表之后，此问题仍时常萦绕于脑际。读书愈多，愈信‘德性’之说为不易。”“孔子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到战国时，法家、道家都离开了‘德’，儒家思孟学派则追求这种‘至德’的境界。”以上是先生电话叮咛的原话，笔者照录。《说德》是斯先生向他40年代开始的先秦文化研究的回归，是先生如实地把商周社会看作以血缘关系（既先生文中的“德”）为核心的社会的标志。
《说德》发表于《人文杂志》1982年第2期。此文抓住了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那个社会最本质的东西。先生认为，“德”为生、为性。《左传》隐公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祚之土而命之氏”，此可证“德”与生育不可分，“德性”即由血缘关系所决定的族姓特点。《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又有“太上以德扰民，其次生生以相及也”一语。太上，斯先生认为指五帝时代，以德扰民即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建成氏族社会。先生发明德之本义为性，以此读《论语》，颇多新解。如解“乡愿，德之贼也”，说乡愿扭曲了人的本性；解“凤兮凤兮，何德之衰”，认为德与图腾联系在一起，实在是李玄伯“德为图腾的性质”的最好的证明。先生此文还揭示了“德”——“道”——“理”三概念演化的过程，从而贯通了上下3000年的中国哲学主流的最高概念，发前人所未发；其中深意，值得我辈后学探讨若干年了。
在1995年发表的《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一文中，斯先生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论述：
我们认为，等级和阶级是两个不同的历史概念，即古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前）重视等级而很少使用阶级。在我国，阶级一词可能是由西方传入的。等级是因血缘关系来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及其权利的，因此它是世袭的的、身份性的，而阶级是根据一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少或有无来决定的。
这段话，是斯先生对中国古代社会认识的升华，标志着他向文化史研究的回归。当然这种回归不可能一步到位。比如该文中他引用《左传》昭公七年芋尹无宇所说“人有十等”一条时，先生说：“因为古代只有等级概念而无阶级概念的缘故，很难说清。假如我们一定要把它们‘换算’成阶级的话，那么，我们勉强可以把我国古代社会划分为三大阶级，即一个贵族阶级，包括天子、诸侯、卿大夫和士；二是平民阶级，包括庶人和工商；三是奴隶阶级，包括皂、舆、隶、仆、台等。”其实，斯先生多年来论庶人、释奴隶、研国野，“一定要把他们‘换算’成阶级”，都是很“勉强”的。相反，当他一旦抓住血缘关系这根“红线”，让先秦史研究回归于文化研究，斯先生立即才思泉涌，左右逢源。这些“才思”不仅给后学以丰富的启迪，亦令先生自己振奋，重新立起雄心壮志而不知老之将至！1987年，斯先生在给《中外历史》杂志当年第2期写的一篇自我简介中，情不自禁题诗一首：
皓首穷经岁月长，云蒸霞蔚书斋香。会心不觉拈花笑，正是青山照夕阳。
拈花微笑，典出佛教传说：世尊在灵山会，拈花示众，唯迦叶领会，破颜微笑。此乃禅宗所谓以心传心之根据。（见丁福保《佛学大辞典》，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688页）笔者认为，先生此处之“会心，应是与其半世纪前的老师蒙文通、徐中舒等神会。笔者比斯先生小近30岁，是6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但也亲历“文革”前后史学思潮的变幻，也经历从“经世致用”的史学研究到民族文化底蕴的探求这一过程；当拜读斯先生《论稿》，从中看到老一辈学者探寻真理的艰难历程，看到先生踏实的步履时，尤其是在读到《说德》等处的勇敢的笔触时，不由自主地，随时发出会心的微笑。
如今先生年过八旬，然而仍在敏捷地思维，探索不止。想到在“文革”之类运动干扰下，我们曾困惑多年；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我们又几度傍徨；年轻的史学工作者，似应当从斯先生身上得到某种启示。我们深感我们民族优秀文化的承传，有赖于一代又一代史学工作者前仆后继的努力。笔者以此文示诸研究生，年轻人亦深以为然，似有所悟。由此可谓三代学人皆为之会心而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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