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困境与思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困境论文,金融危机论文,经济持续论文,思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中国采取一系列措施从容应对，被称为“最早摆脱经济危机的国家”，而从“中国制造”到“中国购买”，越来越多的外国评论惊呼“东方巨龙惊醒了”、“中国超级大国威胁论”随处可见。但随着2009年全球经济逐步进入“后危机时期”，“中国未来发展具有不确定性”、“中国经济将走向滑坡论”等悲观论也随之而生。中国经济经历长达三十余年的高速增长后，面临着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因素的严峻考验，如何保持经济的长效增长，是目前政府、理论界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问题。
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困境
（一）出口拉动效应的波动性
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波动最大的是净出口。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1989、1990、1997年这三年，出口贡献率最高；而1978、1979、1983、1984、1985、1992、1993、1999、2001及2009年都是负拉动。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一直保持对外贸易顺差，特别是2005年后顺差加剧，显著增加了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但同时，对外贸易依存度逐年提高，2004年达到68.69%，2005年以后虽有所下降，但迄今仍维持在60%左右的水平。我国依靠出口增长促使国内经济增长加快的同时，却增加了国内经济对世界经济波动的敏感性，还给我国经济发展增加了新的风险和影响。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沿海一些中小外向型企业掀起了“倒闭潮”，出口贸易受到很大影响，使中国GDP增速减缓，工业生产增速持续下滑。2009年，中国GDP的增长达到335 35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7%，但其中出口对CDP贡献为负3.6个百分点。[1]
在后金融危机时期，一方面，由于国际市场需求受经济衰退影响，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恢复；另一方面，由于“用工荒”等问题造成劳动成本增加、部分商品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多种原材料的价格上涨、人民币被迫升值等不利因素，使竞争优势原本颇为明显的以依赖代工国外品牌为主要业务的中国制造业逐渐萎缩。另外，由于全球经济低迷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一些西方国家正企图用贸易战达到挤压中国的政治目的。因此，当前进出口贸易尽管逐渐恢复到2008年初的水平，但短期内难以对经济持续增长产生强劲推动力；而且从长期看，我们也应调整主要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思路，以避免对外贸易依存度过大，最终影响国家经济安全。
（二）多种投资的拉动效应
我国除1981年投资曾出现过负拉动外，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一直处于较重要的位置，其中有11年贡献率最高的就是投资，尤其是在经济进入低潮期、复苏期的1978、1985、1993、1995、2001～2006及2009年，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尤为显现。投资可分为国内投资和海外投资、政府投资和社会投资。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及后危机时期，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仍是在政府力推下的国内投资需求的扩大。但政府投资和国企投资的正效应正在递减，并已开始显现出诸如导致过度竞争、重复建设、政府投资对社会投资的挤出效应等一定的负效应，于是借鉴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及某些发展中国家利用民间投资刺激经济的成功经验，尽快启动民间投资的呼声日渐高涨，有学者提出民间投资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又一新动力。国务院也于2010年5月公布了刺激非公经济投资的“新36条”。但由于近些年来出现所谓的国家投资环境问题，诸如受观念、政策、制度、信用等各方面影响，民间投资的融资渠道、行业进入资格等方面遇到重重阻碍；产能过剩、产业转型又苦于没有好的项目或技术、政策支持；将钱存入银行的利息太低，而暂时又无法找到其他更好、更快的投资渠道；国际金融危机对许多外贸出口依赖型产业及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较高的企业影响巨大，使其亏损严重甚至倒闭。但同时，近几年以金融、房地产、博彩业等为代表的虚拟经济迅猛发展，股市一夜暴富、房市一年翻倍的现象比比皆是；而实体经济投资大、收益相对小，而成本回收时间长，还可能遇到各种政策因素、经济因素、国际环境因素等而被迫转产或停产。因此，很多应该用于投资实体经济的民间资本进入房地产市场这一所谓能保值抵御通胀、并迅速增值的产业，或进入股市、黄金等市场，从而产生大量泡沫。以上这些影响因素若不消除，难以真正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实体经济进行投资，也就难以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也有人认为，投资中也许能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又一新动力的就是加快推动中国企业海外的并购、投资。通过这一方式，既可获得资源，也可促进出口、优化产业结构、帮助转变国内经济发展方式，[2]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企业掀起了海外投资、并购高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能源和矿产领域的海外并购，甚至被称为“中国购买”或“中国并购”。据统计，2009年以来，全球跨境并购规模同比下降35%，而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总额为218亿美元，同比增加40%，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德国。我国非金融类的对外直接投资在2009年更是达到433亿美元。[3]但海外企业并购投资面临诸多风险和问题，如，经常遇到的各种隐性存在的技术和贸易陷阱，难以预见的各种微妙的国内和国际政治因素，因不同国度、种族、民族、企业因素造成的文化冲突和劳资纠纷；缺乏有力的中介机构支持、不熟悉外国或国际法律规则、行业游戏规则，忽视与强势工会的谈判与合作，甚至于因个人利益诱惑或不认真调查而购买了垃圾资产等等，最终导致并购亏损或投资失败。此外，中国走出去投资的绝大部分是国企，而受“中国威胁论”影响，出于所谓的“国家利益”原则，很多国家必然会拒绝中国企业进入一些领域，尤其是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也会否决中国资产并购或入股其优质企业。因此，靠海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在短期内恐难以见效。
（三）消费需求不足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看，改革开放以来，在内需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都是正向的，在大部分时间中要远高于投资，更高于出口，如1978～2000年，消费一直都是贡献率最高的。但2001～2006年投资占据了主要地位，消费增长明显低于出口和投资的增长速度，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拉动的贡献率在不断减小，而高投资率和贸易顺差对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起到了主要拉动力量。1997年后，我国消费率逐年下降，2005年甚至降到只有38%。但同时，世界平均消费率水平却接近80%，可以说，相差甚远。可喜的是，近三年虽然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最终消费仍保持了较快增长。2007年，消费对GDP的贡献再次崛起超过投资。2009年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是明显增强，达50%以上，比2008年提高6%。2010年第一季度GDP增长11.9%，其中，消费贡献率达6.2%。从以上数据分析来看，消费应该才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正因为如此，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增长格局，以消费为拉动经济发展之首，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2010年5月25日公布的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成果清单中，中国承诺将继续提高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可以说，我国将构建消费大国作为重要发展目标，并将加快推进以此为目标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与改革。消费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和间接拉动作用将更加显现。但我国国内消费需求由于存在不同行业、地区、城乡、个人间的贫富差距悬殊、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低、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备、缺乏正确的消费观念引导等因素的存在，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全面提振，对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可以说，自1999年以来，消费需求日趋不足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阻碍因素，而我国10多年来侧重于短期治理总需求不足的政策，对扩大消费需求没有明显效果。因此，在后危机时期，如何寻求长期刺激消费需求的政策，实现消费增长，以最终拉动经济增长，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尤其是近两年来，中国游客的海外旅游消费、中国的“海外看房团”，出手之大方、购买能力之超强，令西方以及亚洲各国为之惊叹。民间资本的“中国购买”为何在海外有如此超强购买力，为何内需市场却苦于缺乏消费力？在后危机时期，如何刺激作为经济增长点重要引擎——内需，尤其是刺激居民在国内的消费，而非在海外狂购，值得人深思。
二、发挥动力作用、刺激经济长效增长的对策
（一）适时调整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思路
1.调整外贸出口的战略和地区。对外开放、扩大进出口贸易，能吸收外国资金和科学技术，借鉴外国的先进管理经验，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但对中国这个发展中大国而言，对外贸易依存度不宜过高。否则，进出口波动会给经济增长造成动荡，并且忽视国内市场的培育和开发，也将直接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因此，我国应逐步减少对欧美市场的依赖，摆脱为国际品牌贴牌生产的世界工厂形象，获取自主品牌、争创世界名牌。增强与亚洲、非洲国家和地区的外贸出口，大力发展东亚区内贸易和相互投资，积极开拓新兴贸易市场。
2.转变出口的模式。由原材料出口国转变为成品出口国、高技术知识型产品出口国；由注重外贸出口增长的数量、速度、规模，转变为注重出口增长的质量、效应、档次和附加值；鼓励出口企业进行产业升级，从产业链、加工链的低端走向高端；提高出口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研发能力，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如，我国是世界最大的稀土资源国，但一直以来，因各企业之间的无序竞争，导致很多地方企业以极低的价格出口贱卖稀土这一重要资源。我国应提高精炼技术水平，增强直接将其用于生产新能源产品的技术能力，再将其高附加值产品用于出口，才无愧于世界最大稀土生产国和供应国的位置。
3.注重与发达国家在金融产品方面的竞争。欧美发达国家在对外贸易中很注重外汇市场、货币金融衍生市场产品的交易。可以说，金融对实体经济的作用毋庸置疑，若不发展期货、金融衍生品，就缺乏国际贸易竞争的实力与能力。如，我国石油进口量居世界第二，但却对此无价格话语权。因此，我国也应适当参与其中，注重和发达国家在金融产品方面的竞争。当然，我们对其发展的目的应明确主要是做套期保值、抵抗风险而非投机。另外，我国应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在新兴市场，鼓励发展与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和贸易相匹配的银行、人民币出口信贷、贸易融资及结算体系。
（二）注重投资重心的转移
1.鼓励各种资本由虚拟经济转向以实体经济为主。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留给世界各国的教训是：以金融业、房地产业的衍生产品为主的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将形成泡沫经济，最终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因此，应鼓励各种投资回归以物质、精神产品及服务的生产、流通为主的实体经济。当然也不能否定虚拟经济的发展，毕竟如果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相适应，能较好地起到资源配置、有效刺激投资需求和消费的作用，也能为实体经济健康快速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融资支持。因此，应鼓励二者的均衡协调发展、统筹兼顾；明确投资应以实体经济为基础，实体经济的发展决定着虚拟经济可能达到的规模和程度。
2.由政府投资为主转向以激活企业投资、社会投资为主，以实现经济的自主性增长。首先，应适度放宽诸如教育、医疗、铁路、电信、金融等能提供大量就业岗位、培育内需增长行业的准入限制条件，打破垄断；许多大型项目的建设可吸引国内外资金的融入。其次，拓宽融资渠道。引导、鼓励企业在国内、国际市场上通过股票、债券等方式直接融资；通过贷款担保、贴息、帮助开拓市场等办法，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再次，转变政府职能、积极推进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管理型政府应向服务、监督型政府转变，通过政策引导、信息发布等间接调控手段引导企业投资。此外，还应大力引导、培育完善的投资中介服务体系，以促进投资市场的成长。
3.在注重基础产业、轻工业以及第三产业发展的同时，应兼顾重工业、国防经济、战略性产业的投入。毛泽东时代建立的经济内部良性循环机制为政府进一步投资提供了一些好的参考。如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重视重工业的发展，尤其注重国防经济的投入，一方面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扩大了就业，另一方面增强了国家的军事实力。我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不能忽略发展国防经济的重要性；政府刺激经济的投资，不仅应偏重于基础设施建设、重点企业经营资金的提供以及民生建设的支出，而且也应注重对国家战略性产业、国防工业的投入。
4.海外投资并购由注重硬件转向注重软件。在后危机时期，“走出去”、积极进行海外并购和投资是中国产业升级和适应全球化的必由之路。但在投资并购中，不能只是关注巨资购买海外企业的厂房、设备、设施、原材料、自然资源等“硬件”配置，最主要应通过投资并购，掌握其诸如管理经验、核心技术、品牌、人才和市场渠道等“软件”系统，并将其成果带入国内，来真正实现产业升级，促进经济增长。
（三）寻求刺激国内消费增长的有效途径
1.稳步推进城镇化。从1999年开始，陆续有学者提出加快推进城市化是拉动消费的有效途径和主要动力。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把居民消费的扩大作为重点，并为解决刺激消费增长的长期动力指明了方向——以稳步推进城镇化为依托。可以说，这是政府第一次明确用政策的形式将两者的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但如何发挥新型城市化对消费增长的推动作用及消费增长对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力和拉动力作用，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以真正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应探寻适合中国消费国情的新型城市化路径，建立与消费增长相适应的新型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注重消费对新型城市路径与发展模式的影响；新型城市化的速度、规模的确定及水平的衡量，应与消费结构、消费数量和质量、消费水平等相匹配；新型城市化中的城市建设和规划也应考虑消费因素；尽量发挥城市的消费功能，鼓励发展消费型城市，构建消费型社会；利用新型城市化背景，引导居民消费行为的变化，促进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树立城市可持续再生理念，以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多层次消费需求。
2.提高居民收入，调整收入分配格局，转变居民收入构成。居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最主要来源就是职工工资，但近几年来，其占CDP的比重却趋于下降，以致消费率下降，投资增长过快。因此，在宏观收入分配领域，必须协调政府、企业、居民三者的分配关系，适当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2010年底我国将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运用税收杠杆、立法手段等尽量拉低高低收入群体差距，缩小城乡居民差距、垄断性行业与非垄断性行业差距、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差距、东西部居民差距。居民收入一般由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构成。经营性收入尤其是财产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较低，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如果只靠股市、尤其是房市来拉动财产性收入，容易产生泡沫经济。因此，在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同时，应拓宽就业渠道，尽量引导择业观念的改变，鼓励失业人员再就业；拓宽投资渠道，金融机构适当进行金融工具创新，为百姓提供多种可投资产品，如鼓励多种债券的发行，允许居民境外直接投资，调整储蓄率，遏制股市“消息市”和“政策市”的影响、促进股市健康发展；培养人们的投资理念、增加对投资品的认识及投资方面的知识；积极发展地方特色农业、生态农业经济；加强对农民的非农就业技能培训，帮助农民到城镇和二、三产业就业，以增加农民收入特别是现金收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积极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宅基地和住房市场化流转”等方式，增加农民资产性收入；继续降低农民税费负担，减少农业生产和经营成本，增加农民的财产收入。[4]努力使城乡居民收入构成多元化。
3.发展公共消费，以确保居民有效消费需求的增加。公共消费是居民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外的研究表明，与公共服务相关的政府消费和转移性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非常显著。国际经验也表明，政府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公共住房、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支出的增加，不仅可部分转化为居民在这方面的消费，间接增加居民收入，而且还会减少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心，进而增加其他消费。[5]因此，政府应在注重提高公共消费支出的同时，坚持与落实公共消费的普惠性原则，保证人人享有公共消费品时的平等性，防止公共消费品因权力滥用而被任意使用或过度使用；要将为弱势群体提供公共消费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各级政府应明确对不同公共消费品投入的财权与事权，保证责权利的明晰；还应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对公共消费的投入。
4.正确引导不同阶层的消费需求。我国社会结构已趋于定型化，消费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反映，也出现了明显的阶层化。[6]城乡贫困阶层是弱势群体，社会应建立社会救济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维持其基本生存、生活需要的消费。城乡体力半体力劳动阶层消费水平较低，主要偏重于吃穿等较基础的物质消费，对精神消费追求较少。中产阶级处于社会中间阶层，其群体的大小关系着社会的稳定。该阶层比例越大，社会稳定系数越高，社会进步越快。因此，各国都将中产阶级视为消费的主要群体和经济发展的根本拉动力。我国正在努力提高中产阶层的比例，中产阶层人士主要来自从事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中小企业主、管理阶层、脑力劳动者、中层领导干部。该阶层一般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超前意识的现代消费观念，无论是对物质消费水平还是精神消费水平的要求都比较高。最上层的富人阶层和顶级富豪的海外“中国购买”及在中国境内苦于缺乏其他投资消费途径、而大肆狂置房产的情况，引人高度关注。我们应努力塑造中国商品的国际品牌形象，提高品牌价值，以吸引这部分群体的消费目光；鼓励富人阶层参与社会活动，进行慈善性消费与投资；适当借鉴新加坡的经验，以低税负吸引富人阶层把资产留在中国，发展相应的财富管理业务；建立与富人阶层消费相适应的高端产业，拓宽各种投资和消费渠道、领域，以吸引其在国内进行奢侈性消费，减少民间财富的外流，使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积极投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此外，还应重视各种层次、各种类型劳动者的人才培养途径和机制，在经济、制度、公共物品等各方面为之提供生活、工作、学习、发展的保障，为经济增长随时提供充足的劳动生力军。
标签：经济论文; 金融风暴论文; 经济增长贡献率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国内经济论文; 中国动力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实体经济论文; 消费社会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消费投资论文; 拉动增长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