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青铜暴食的“凶恶美”_饕餮论文

略论青铜饕餮的“狰狞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饕餮论文,狰狞论文,青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出现于三千多年前的我国殷商青铜器本身已是一个奇迹，而它最有代表性的纹饰——青铜饕餮（音读TáOtiè陶帖）更是奇迹中的奇迹：饕餮形貌凶猛、庄严而神秘，既令人森严恐怖，又有天真可爱之感，是一种“狰狞美”。这样，在它身上也就被蒙上神秘的色彩。应该如何理解和欣赏它呢？本文试作分析，以就教于专家和读者。

一、饕餮应是远古时代的图腾（生命神灵）

首先，饕餮纹饰明显地具有如下特点，如图1 （见文后）的商人（兽）面大钺：

（一）有首无身。大钺上的人（兽）面饕餮纹仅有头像，五官由山川奇异之物构成，满身布满了雷纹，与饕餮纠缠在一起的是夔龙夔凤以及经过幻想加工的各种动物形象；

（二）双目圆睁，两角高翘，形象凶猛，令人看来有威严、神秘之感；但其中又流露出天真、幼稚乃至令人亲切的神情；

（三）铸于神圣庄严的祭器和大钺（战斧）之上。

那么，饕餮是什么呢？已有论著论及它是远古时期的图腾——氏族的生命神灵（注：陈天俊：《从〈山海经〉看古代民族的崇拜、信仰及其遗俗》；翁家烈：《从〈山海经〉窥索苗族族源》，分别见《山海经新探》157页，116页，中国《山海经》学术讨论会编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但大多语而不详。故这里再作申述和说明。

《吕氏春秋·恃君览》：“雁门之北，鹰隼所鸷，须窥之国，饕餮、穷奇之地，……此四方之无君者也，其民糜鹿禽兽。”“无君”，说明它处于原始公社时期。《山海经·海外南经》高诱注：“三苗盖谓帝鸿氏之裔子浑敦，少吴氏之裔子穷奇，缗云氏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神异经》亦云：西荒有人形、“胁下有翼不能飞”的“苗民”，“书曰：‘窜三苗于西裔，为人饕餮，淫逸无礼，故窜于此。’”据此，则饕餮是远古“三苗”中一个部落（群）的图腾（氏族的生命神灵）。山东日照市两城镇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玉锛上的善面纹（图2），就与青铜饕餮相似（注：《记两城镇遗址发现的两件石器》，《考古》1977年第3 期。）。正透露出它是源自远古图腾的信息。1983年6 月在广州越秀山象岗西汉南越国王的墓葬出土有一块饕餮兽首衔璧玉饰，咀含一块圆形玉璧。（注：《广州文物与古迹》，广州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1987年16页。）我们知道，圆形玉璧在远古时代具有生命神灵的意义（圆形象征女阴）。现有传世周代的饕餮玉佩，周代自天子至士庶均以佩玉为尚（注：《文物鉴赏辞典》，漓江出版社，176页，104页，115 —116页。），是取其神灵护佑之意。据说：日本住友氏藏有一件铜卣饕餮——“饕餮食人卣”，该饕餮咀含人头。（注：刘蕙孙著：《中国文化史》，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33页。）远古时代人头被视为生命精液所在（详下），笔者曾见有咀中含鱼的饕餮图像，鱼在远古时代也是具有生命神灵之物，其意义与此相同。可见它原来是氏族的生命神灵——图腾。值得注意的是：与商文化有渊源关系的良渚文化玉琮（1986年浙江余杭反山出土，图3）：它内圆外方，刻有神人兽面像：神人面在上；在下的兽面两边各刻一鸟纹。兽面图像凶猛威武，两目又大又圆，虎视耽耽。其上的神人像也是大眼睛、大鼻子、大咀巴，方脸盘，头戴羽饰的风字帽，给人予威灵神秘之感。玉琮的特点是内圆外方，方圆象征天地（所谓“天圆地方”），可见它是贯通天地的法器。从出土的情况来看，刻有这种图饰的只有玉琮、玉钺、牌饰、冠形器、柱形器、三叉器、玉璜等几种重要器物，其它器物一概只有简化的兽面图形，可见它该是身兼巫师的氏族部落的首领之物。其上的人面像应是身兼巫师的首领，其下的兽面应是图腾物，巫师靠玉琮与生命神灵（图腾）沟通从而上天下地。（注：冯其庸：《一个持续五千年的文化现象——良诸玉器上人兽面图形的内涵及其衍变》，《中国文化》1991年12月第5期；第105—109页。）玉琮是良渚文化特有的，而1976年殷墟妇好墓出土就有十四件，良渚玉器的兽面纹饰亦普遍运用于殷商的青铜器。如1981年出土于河南偃师县二里头的镶嵌绿松石饕餮纹牌饰（图4）（注：《文物鉴赏辞典》，漓江出版社，176页，104页，115—116页。），为二里头文化后期（属夏文化晚期或商文化早期）之物。其主要特征为四目圆睁，两角长而上挺，它虽比青铜饕餮粗糙，但后者显然是由它演变而来的。从《周礼·夏官》载“方相氏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赏，执戈扬盾”，即至今不少地方民间流传的“傩”俗（戴着图腾面具驱鬼）（注：冯其庸：《一个持续五千年的文化现象——良诸玉器上人兽面图形的内涵及其衍变》，《中国文化》1991年12月第5期；第 105 —109页。）来看， “黄金四目”的面具无疑是由远古时代的图腾演变而来的。又：1973年辽宁喀左出土有铜罍，其铭文图案（图5），据说是商代被封的同姓诸侯国孤竹国（今河北卢龙）之物（注：见刘泽华等编著：《中国古代史》50、52 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也是两角高翘、四目圆瞪，亦与饕餮牌饰图案相近，可为印证。

（二）饕餮的“有首无身”，这可从原始人类的生命观念和人头祭俗得到解释。原来，他们以为：作为人类生命来源的“精”，男女交媾时出自性器官，平时则储存于大脑。《老子》55章说儿童“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朘即男性生殖器；“牝牡之合”即异性交媾，“精”即生命之液。《灵枢·精脉篇》说：“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黄帝·素问》说：“头者，精明之主也。”俗称脑袋为“天灵盖”，说明头颅被视为生命精液的积聚之所。在原始人类看来，男性生殖器与脑袋均是生命的象征，是相通的，也是可以互换的。《山海经·大荒西经》说：“帝俊生后稷”。帝俊即天神。俊通朘为男性生殖器，甲骨文中帝俊为鸟头人身，凤鸟是商氏族的生命神与祖先神，也是远古时代东方一带的民族部落的图腾。从远古时期的太阳鸟彩陶纹饰、《淮南子》的“日中有竣鸟”和马王堆帛画太阳旁有七鸟来看，俊应是太阳神，而稷的左旁“禾”象征农作物，右旁下異（鸟、太阳）象征生命神灵，而上田则是“像神头之形”（注：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第七章之七《颂仪原始：猎头与祭首》515—539页，613页，湖北人民出版社会1994年版。）。不是吗？像毕（毕）、异（醜）、丑（閟）、畏、鬼等等与鬼神观念有关的字其上均为田字。而这里所说的“像神头之形”的“神头”，其实是人头。原始人类视人头是生命“精”的积聚处，便以人（或猛兽）的头为神灵。徐旭生先生记载了至今陕西渭水附近地方还供奉一种叫作“后稷头”（俗称“大头爷”）的农神，大脑袋，仅有头，无身躯。可说是这一远古观念的“活化石”。（注：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世代》，增订本44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三）饕餮作为图腾是综合了多种兽类形象的纹饰，如有论者认为：饕餮是“远古‘三苗’中一部分部落的图腾崇拜，它综合了羊、牛、犀、鹿、驴、猪、象等各种兽类的特点。”（注：陈天俊：《从〈山海经〉看古代民族的崇拜、信仰及其遗俗》；翁家烈：《从〈山海经〉窥索苗族族源》，分别见《山海经新探》157页，116页，中国《山海经》学术讨论会编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问题是作为青铜饕餮最有代表性的商人（兽）面大钺（图1）中的兽是何种动物呢？对此有种种解释：牛，虎，羊，鹿，……等等。笔者认为是牛。冯其庸先生认为良渚玉器的兽面是虎，证之以民俗喜给小孩戴虎头帽、穿虎头鞋，以及三峡神女峰下民间以画虎头于门楣以驱邪，自然言之有理。（注：冯其庸：《一个持续五千年的文化现象——良诸玉器上人兽面图形的内涵及其衍变》，《中国文化》1991年12月第5期；第105—109 页。）但在笔者看来：从神情和形貌上看更像牛（两角翘起和双目炯炯有神），而且，牛早在远古也是图腾之物。《帝王世纪》和《补三皇本纪》都说炎帝“人身牛首”，说明炎帝族原是以牛为图腾的。1979年在山东莒县大纹口文化遗址出土了五件精美的夹砂褐陶牛角形号，估计陪葬的墓主为军事首领。（注：《莒县文物志》41—42页，齐鲁书社1993年版。）上文所说的二里头饕餮纹牌饰和辽宁喀左出土的铜罍图纹也是两角长而上挺，那是牛所特有的。《左传·文公十八年》称饕餮乃“缗云氏不才子”，《史记集解》引贾逵说：“缗云氏，姜姓也，炎帝之苗裔。”可见饕餮一族是以牛为图腾的炎帝族的后代。殷代的青铜器有饕餮牛首纹卣和鸱卣（注：《文物鉴赏辞典》，漓江出版社，176页，104页，115—116页。），两者均被视为神物。殷器《古父己卣》腹部的大牛头浮雕：其双角翘起突出，一双巨睛深沉凝视，显得威严神秘，其形貌正与饕餮一致。（图6）周器《伯矩鬲》也突出牛头及其角尖。卜辞有“御（祭）牛三百”的记载，说明殷人是以牛（牛头）祭祀祖宗神灵的。《诗经·周颂·閟宫》郑笺认为：“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鲁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纯色，与天子同也。”这与今天我国西南有些少数民族以牛头祭祀原因相同：人牛为同一族类，其生命之灵相通。

二、饕餮的演变

不过，由于商氏族的发展壮大是在我国古代原始公社已经解体、奴隶制在部落的大混战中形成和发展时期，因此，青铜饕餮作为远古时代的生命神灵一方面体现了商氏族的精神，另一方面又必然打上时代和阶级的烙印。综言之，它是殷商所处的奴隶制社会出现时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

饕餮作为远古时代的图腾物，必然受到氏族的崇拜，但在后世被上了恶名。《左传·文公十八年》说：舜把饕餮和浑敦、穷奇、祷杌等“天下恶之”的“三凶”并列，又说饕餮“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且把它们驱赶到四边荒凉的地方，“以御魉魅”（抵御妖怪）。杜预注曰：“非帝（黄帝）子孙，故别之以比三凶也。”其中正透出黄帝与炎帝（饕餮属炎帝部落）两大部族斗争以及失败被上恶名的信息。因为，所谓饕餮“贪”、“贿”这样的观念，显然是原始公社解体、私有制出现后才有的。从《山海经·大荒东经》和《易·旅》关于商先祖王亥“丧牛于易”的记载，可知牧牛在商氏族生活中有重要地位。可见它可能与远古时代以牛为图腾的炎帝族有渊源的关系。商氏族具有勇武好猎的传统，如《逸周书·世俘篇》载有成汤猎得数百上千的熊罴虎豹（其中没有牛，可见是被视为图腾之物而保护）。《殷本纪》载：“汤曰：‘吾甚武。’号曰武王。”又载：“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诗经·商颂·长发》说成汤伐夏“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如熊熊烈火，无人敢挡），虽是商的后代宋君追颂之辞，亦可想见其勇武气慨；《诗经·商颂·殷武》说“挞彼殷武，奋伐荆楚”，虽是宋襄公对其父宋桓公与鲁、齐联合伐楚的赞美，而从“挞彼殷武”（发扬祖先的勇武精神）可知勇武乃是殷人的传统。即使殷人最后为周所败，犹思恢复，令周公十分担心，屡加告诫和恐吓，又时时迁徙其居，分散其族，难怪有论者感叹：“盖殷民悍直之气与其团结之力，固易代而不衰也。”（注：柳治微：《中国文化史》104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 年版。）看来，饕餮所表现出的威严力量乃是殷氏族的勇武精神的反映，但我们同时又不能停留在这一点，而必须从社会历史的进程并结合商氏族的发展去理解。

我们知道，作为后来融合为华夏族的主要两大部族的炎帝族和黄帝族均起源于我国西北的黄土高原（黄河流域中上游），但炎帝族较早进入中原和山东一带，其后黄帝族东进，双方激烈冲突，黄帝“九战九不胜”，最后炎帝族失败，但其首领蚩尤勇猛精神得到后世的赞扬，其后裔也不甘心，时有反抗。《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五十二战而天下皆服”；《龙鱼河图》称“尤乱，黄帝仁义不能禁。尤没，天下复扰。帝乃画尤象以威天下，天下谓尤不死。”正说明这一点。饕餮被舜流放看来很可能属于这种反抗：舜一方面驱赶它，另一方面又用它对付魉魅，岂不是说明饕餮一族是很有战斗力和富有反抗精神的吗？黄帝族既然还画蚩尤像来威胁炎帝族人不要反抗，自然要强加上种种罪名，《左传》所说的“天下恶之”和“贪财为饕，贪食为餮”，看来便是如此。从远古图腾的角度看，这里所画蚩尤自然不是个人的画像，而应是有首无身的牛头——炎帝族的图腾物。至今黔东、湘西苗族同胞呼牛为“达尤”（达为类似阿的语气词，没有实际意义），称蚩尤为“剖尤”，应是氏族图腾的遗传，说明蚩尤即牛。（注：陈天俊：《从〈山海经〉看古代民族的崇拜、信仰及其遗俗》；翁家烈：《从〈山海经〉窥索苗族族源》，分别见《山海经新探》157页，116页，中国《山海经》学术讨论会编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述异记》称：冀州有蚩尤神，俗谓蚩尤人身牛蹄，四目六首。秦汉间说蚩尤牛耳，鬓如战，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冀州旧乐名蚩尤戏，其人两两三三，戴角而向抵，即角抵之制。这说的自然是蚩尤反抗黄帝族的故事。“天下谓蚩尤不死”，说明蚩尤被视为失败的英雄，受到后世的同情和赞扬。（注：参看王献唐遗书：《炎黄氏族文化考》17—20页，108页，齐鲁书社1985年版；袁珂：《古神话选释》 139 —14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又说蚩尤的身首分别埋在钜野县和寿张县，当地居民每年十月祭祀。还说祭时常有红色的气体从墓中冲出，直上云霄，如红绡挂于天空，人称“蚩尤旗”。（注：参看王献唐遗书：《炎黄氏族文化考》17—20页，108页，齐鲁书社1985年版；袁珂：《古神话选释》139—14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总之，蚩尤虽然战败被杀，但精神不死。可能由于他是首先以金属作兵器（《世本》说“蚩尤以金作兵”；《山海经·大荒北经》也说“蚩尤作兵伐黄帝”），加之作战勇猛，因此后世被尊为战神。（附言：饕餮的两角虽然与羊角相像，但羊较温驯，战斗力、威吓作用显然均不及牛。）《周礼·春官·肆师》汉儒郑玄注称：“师祭”时“其神盖蚩尤，或曰黄帝”。《汉书·郊祀志》说刘邦初起时“祀蚩尤，衅鼓旗”，天下已上“则令视立蚩尤之祠于长安”。汉代以后皇帝出征往往先要先祭蚩尤。可见自远古时代以来，蚩尤是被视为战神的。

我们结合商氏族的发展来看，发现饕餮的人（兽）形象其原型应是蚩尤。它与炎帝族蚩尤的勇悍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但已打上时代和阶级的烙印。

众所周知，商氏族尊其远祖为女性无偶的“祖妣”，但其后便是一系列的男性先公先王，说明它早已由母系社会进入父系家长制社会。据《世本》记载，商的祖先契原居毫（今山东曹县，一说地在河南），契孙相土曾迁都泰山一带。从《诗经·商颂·长发》所说“相士烈烈，海外有截”，可知在商的先祖相土时其势力已达渤海一带。商在灭夏之前已是一个兴旺的小国，至成汤日益强大，并靠战争征服了附近的许多小国，建立了地域广阔的统治。这一时期也就是原始社会迅速解体和部落联盟出现并向奴隶制过渡的时期。基于“万物有灵”而形成的大小神灵便开始集中形成为少数的大神和主神，出现了万能神和人格神。进入阶级社会后统治阶级进一步使天上的神灵成为地上统治者的意志、权力和力量的象征。《史记·鬼策列传》就说：“自古帝王将建国授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记已，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所谓“祯祥”，也就是神灵的预示——吉兆。司马迁所说的“三代”即夏、商、周，也就是我国古代原始公社解体、走向奴隶制的时期，统治者利用宗教为建立和巩固其统治服务。《左传·宣公三年》也说“铸鼎像物”始于夏代，其作用是“使民知神奸”，即加强人们的宗教神灵意识；而最重要的是：它具有“祯祥”（神灵的预兆）的意义——“协于上下以承天休”，即它是更高层次的、统慑四方鬼怪的神灵。郭沫若早已指出：“由卜辞可知殷人的至上神是有意志的一种人格神”，它“同时又是殷民族的宗祖神”，即“至上神是殷民族自己的祖先。”（注：《先秦天道观之进展》，见郭沫若的《青铜时代》13—19页。）从《尚书·盘庚》所说：“兹于大亨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亨之”，说明建立了功勋的祖先亦在祭祀之列，充当氏族的生命保护神。商人不但鬼神观念浓厚，而且出现了专职“格于皇天”即沟通人神的“巫”。《史记·殷本纪》载“巫咸治王家有成”和“殷复兴，巫贤任职”，可见殷宗室还以巫为相。商氏族依靠通过残酷的野蛮的大规模战争掠夺俘虏作为奴隶，自然祈望祖宗神灵能够吓别人、保护自己。《左传·成公十三年》说商周时代“国之大事，惟祀与戎”，而祭祀为的就是要从祖先神灵获得精神力量。对于大规模残酷的战争来说，作为图腾的鸟（殷人的祖先神帝異上为鸟头人身）和仅有文字符号的先王神位显然不够威猛与恐怖，恐怕起不到威吓敌人和保护自己的作用了。于是，作为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殷巫利用本氏族（亦不排斥别的氏族）传统文化中的蚩尤形象而创造出青铜饕餮作为战神铸于战斧（大钺）之上，以此威吓敌人和激励自己。《路史后纪·蚩尤传》称：蚩尤被杀之后，“后代圣人著其象于尊彝，以为贪戒。”罗苹注：“蚩尤天符之神，状类不常，三代彝器，多著蚩尤之象，其状率为兽形，傅以肉翅。”这里所说的铸蚩尤像于彝器的“圣人”，也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帝王”——奴隶主贵族阶级的代表。至于说其目的是为了戒贪虐，显然不能成立，理由很简单：饕餮既然著于庄严的祭器之上，也就成了威严、尊贵和神圣的象征，是没有贬意的。我们看到：早于青铜饕餮的良渚神人兽面玉器，其兽面还不十分可怕，良渚文化山出土的冠形器上神人形象已经没有兽面的高翘的两角、凶恶的目光和吓人的獠牙（注：冯其庸：《一个持续五千年的文化现象——良诸玉器上人兽面图形的内涵及其衍变》，《中国文化》1991年12月第5期；第105—109页。），而青铜饕餮则相反：人面没有了，保留了兽面并使之更为凶恶，说明饕餮已和进入奴隶制的氏族王权结合，从而既体现商氏族的勇武精神，又打上了奴隶主阶级的烙印。正如有的论著所指出的：“殷人在当时是一个进步的民族，万方还在图腾信仰的时候，殷人就有了祖先的宗教”，并靠它打败了别的许多部落。（注：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68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版1980年第5次印刷。）请看《诗经·商颂·长发》云：“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武王就是成汤，他手执大钺（大斧），东征西战，威风凛凛。而成汤所拿大钺之上绘的正是饕餮（图1）。我们知道，钺乃是男性勇武精神与王权的象征。《博古图》司马法：“三代之斧在夏执玄钺，在商执白戚，在周执黄钺。盖所用之色不同，而所以为斧则一也。”斧甫字通，甫为古时男子的美称。在远古时代，“且”为男性生殖器，各种男子的美称如父、甫、斧、祖，均源自男性生殖器（注：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第七章之七《颂仪原始：猎头与祭首》 515—539页，613页，湖北人民出版社会1994年版。）。饕餮绘于战斧之上，说明祖先与战神二位一体（良渚玉器人兽神面像也有刻在玉钺的）。由此可见饕餮源自远古时期的生命神灵，但到了殷商的青铜器，它已打上了奴隶主阶级的烙印，成了商氏族的战神和王权的象征。

关于殷周青铜器艺术的发展演变，郭沫若先生早在三十年代的研究所作的分期仍有权威性，具体来说分为四个时期：一为“滥觞期”，制作粗糙，线条得陋；二为“勃古期”，其时为殷商后期至周朝，制作浑凝厚重，器皿全身多施以雷纹、夔龙夔凤纹和饕餮纹，并以饕餮纹为主；三为“开放期”，制作大多简便，雷纹绝少，饕餮失去权威，神话色彩大为减少；四为“新式期”，其时已进入战国，其纹饰、形象已有全新的变化，成了另一种青铜艺术。（注：参看李泽厚：《美的历程》44—46页，36—39页，文物出版社。）饕餮纹饰无疑最能代表青铜纹饰的特点，亦最有审美价值。——因为，一方面是其工艺始臻于成熟；另一方面，正是在那既凶残又天真，既恐怖又可爱，庄严而神秘的形貌中，体现了人类由原始氏族社会进入阶级社会的时代精神：在大规模的战争、杀戮和掠夺中从原始走向文明，从天真幼稚的儿童走向成年。（注：参看李泽厚：《美的历程·青铜饕餮》；敏泽《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史》一卷32—38页。）

三、应该如何认识饕餮之美

那么，应该怎样欣赏和认识青铜饕餮之美呢？

李泽厚先生说：“各式各样的饕餮纹样及以它为主体的整个青铜器其他纹饰和造型，特征都在突出这种指向一种无限深渊的原始力量”，“它们呈现给你的感受是一种神秘的威力和狞厉的美”；并解释说：它们之所以美，“在于以这些怪异形象的雄健线条，深沉凸出的铸造刻饰，恰到好处地体现了一种无限的、原始的、还不能用概念语言来表达的原始宗教的情感、观念和理想，配上那沉着、坚实、稳定的器物造型”；又说青铜饕餮“在那看来狞厉可畏的威吓神秘中，积淀有一种深沉的历史力量。它的神秘恐怖也正只是与这种无可阻拦的巨大的历史力量组合，才成为美——崇高的。”由于当时社会是通过血与火来开辟自己的道路而向前夸进，而“代表、体现这个时代精神的青铜艺术之所以至今为我们所欣赏、赞叹不绝，不正在于它们体现了这种被神秘化了的客观历史前进的超人力量吗？……（注：参看李泽厚：《美的历程》36—39页，文物出版社。）这里除“超人力量”等个别字眼笔者有所保留，总的来说是相当精彩的。概言之，青铜饕餮所具有的历史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是全球罕见的，也是难以攀越的和不可取代的。这里仅先从两方面去鉴赏与认识：

（一）饕餮乃是我国早期人类基于“万物有灵”而产生的生殖崇拜与图腾崇拜和原始宗教意识的产物，是原始人类的生命意识的集中表现，仍然是人的力量的体现。它具有很高的和不可取代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就以饕餮的“神秘的”、“指向深渊的原始的力量”来说，就其本质来说，乃是远古人类的生命意识的集中反映和形象表现。具体来说，就是他们以为在宇宙间存在着一种永恒的、神秘的生命神灵，它无所不在，变化莫测，是人类本身和宇宙万物的本原，是它赋予万物生命，并为之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令其生命得到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在原始人类看来，这种生命力是无限的、神秘的和充满着力量的，从而对它充满赞美之情。而生殖崇拜和图腾崇拜正是这一生命意识的集中的、形象的表现。根据我国考古学者的研究：彩陶纹饰“在绝大多数场合下是作为氏族图腾或其他崇拜物的标志而存在的”；从半坡期、庙底沟期到马家窑期的鸟纹和蛙纹，以及从半山期、马厂期到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的拟蛙纹，半山期和马厂期的拟日纹，“可能都是太阳神和月亮神的崇拜在彩陶花纹上的体现”。（见图7 ）而这一对彩陶纹饰的母题能够延续千万年之久，说明它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出于“同一民族的信仰和传统观念”。（注：严文明：《甘肃彩陶源流》，《文物》1978年10期。）显然，这个“同一民族的信仰和传统的观念”，贯穿这些拟日纹、鸟纹、蛙纹、鱼纹的信仰和意识，不是别的，乃是原始人的生命意识，也只有这一生命意识才能延续如此之久。它既是原始人对生命的认识的结晶，又是对生命活力的表现。在饕餮身上所体现的神秘、深沉的和无限的原始力量，以及在饕餮身上所体现的那种“无限的、原始的、还不能用概念语言来表达的原始宗教的情感、观念和理想”，正是原始人类积淀于生殖崇拜和图腾崇拜之中的、顽强的生命意识。——青铜饕餮正是从生殖崇拜、图腾崇拜演变而来的。至于它上面所披上的庄严而神秘的面纱，乃是由于原始人类视生殖为庄严和神秘的行为之故。为什么如此庄严、神圣（甚至还有凶残）之物即使我们今天观赏起来仍然有亲切之感？不正是由于在它的身上积淀有人类的生命意识吗？例如：为什么饕餮具有既凶猛又亲切的两重性呢？不少论者指出饕餮的天真与神秘，是与当时人类处在童年时期分不开。这样说自然不错，但还是有点空泛。其实，只要抓隹它是氏族生命神灵（它是氏族生命意识的集中反映）的特点，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饕餮作为氏族的生命神和保护神，它只保护本氏族而不保护别的氏族，故本族人视为亲切。《左传》就称“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僖公十年）、“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僖公三十一年）。也就是说，人们不会祭祀他族的生命神，即使祭祀神灵也不来享受。这样，在外族人看来，它自然凶恶威严（如此才能起保护本氏族的作用，如至今尚流传以饕餮作为门环图案装饰的习俗）；在本族人看来，它既然是氏族的祖宗，又是保护神，也就可爱亲切了（故以图腾作为身体和生活环境的装饰）。

（二）青铜饕餮是人类在血与火的年代从野蛮走向文明的一面镜子。如上所述，青铜饕餮是随着我国由原始公社走向阶级社会而愈来愈狰狞、凶残的，是“吃人的”——因为，它打上了商氏族奴隶主阶级的烙印。我们知道，商氏族开始强大时已经进入了奴隶社会，它通过战争掠夺大量的俘虏作为奴隶，而商王国中商性和异性的贵族也就是奴隶主。从甲骨卜辞也可一窥商人所进行的大规模的战争、杀戮与掠夺的情况：一次出征征集三千至三万人；一次杀人可在二千五百人以上；一次征伐往返长达十个月之久（武丁伐鬼方用了三年）。而每次战争往往都抢掠到大量的俘虏和财物。奴隶除了从事大规模的农业集体劳动，还担负繁重的土木劳役以及田猎和战争中的徒役，并受到非人的待遇：被奴隶主虐待（殷墟出土有三个戴有手梏的奴隶陶俑），被当作牲畜一样交换、赏赐和屠杀。在侯家庄西北冈商代墓地就发现有多至上百奴隶被杀殉的墓葬。商王朝还设置了监狱即甲骨文中的“圉”，刑罚种类很多，残酷者有炮烙、割鼻、剖腹、流放、活埋，甚至把人剁成肉酱或放在臼中捣死，真是残暴之至。《史记·殷本纪》称殷商经历了十次的兴衰，其氏族与阶级之间斗争之激烈，可以想见。到了最后的国王帝辛（纣）时，阶级矛盾与氏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已经激化，仍然一面加紧搜刮，加重刑罚，一面频频对东南作战，结果导致王朝的覆灭。请看：商王朝的历史不就是一部吃人的历史吗？饕餮是商氏族进入奴隶社会的产物，不就是商王朝的奴隶主贵族的精神意识的集中反映吗？它的凶残、恐怖，不就是被神秘化了的殷商王朝的奴隶主的阶级本质的表现吗？其实，商奴隶主阶级也和世界上的一切的剥削阶级一样，最终由昔日生气勃勃的“吃人的”真老虎到后来变成了不堪一击的“纸老虎”：周武王开始仅率数万之众伐纣，沿途不断得到许多友邦与小国的支持和加入，至牧野誓师，宣布商纣的种种罪行，同仇敌忾，结果十七万（一说七十万）纣兵倒戈相向，不久便攻入商王朝首都朝歌灭商。可见其力量并不是“超人”的。《吕氏春秋·先识》篇称：“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吃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为不善亦然。”可见周人也认识到：如果“为不善”（作恶）”，神灵也不能保佑。由此可见，它早成为后世认识历史的一面镜子。

附言：“图腾”（Toten）一词本是印第安语，意为“他的亲族”。它与饕餮音近义同，已有论者指出：我国早在三千年前已有殷人横渡美洲，又美洲不少文化遗物具有炎黄文化的特征。莫非图腾即饕餮而来？——此事为澳门大学邓国光博士在濠江（澳门）与余相对聚时所说，特记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