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区域经济实行“适度不平衡—协调发展”战略——兼谈东西地区的差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域经济论文,不平衡论文,协调发展论文,差距论文,东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区域发展的理论模式与战略选择
对于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尤其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选择什么样的区域发展战略，如何实现其区域间快速、高效、稳定、协调的共同发展，不仅是个宏观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问题，而且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务必深入研究选择其最佳战略模式，走最佳途径，实现其最佳战略目标。
在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模式的创建与选择上发展经济学家们的意见和主张，主要有两种：
一是平衡发展战略。这种战略主张以纳克斯的“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和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为代表。纳克斯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存在两个基本的恶性循环理论出发，提出必须输入大量外国资本（因国内资本稀缺）对各个部门、各个地区同时进行大规模投资，实现所有部门、地区间和部门、地区内的平衡发展。罗森斯坦—罗丹认为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整体，具有“不可分性”，各部门、地区的生产和需求相互关联，仅有一个或几个部门的突破，即“一点一滴”孤立分散的投资难以实现经济增长，必须通过计划指导集中力量进行大规模的全面投资，即“大推进”的方法，使各部门、各行业全面跃进，平衡发展，实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全面发展。
二是不平衡发展战略。这种战略主张的创始者和倡导者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赫希曼·艾伯特·奥托。他以“联系效应”和“有效次序”投资分析为基础，认定选择战略产业和地区进行投资，以带动其它产业和地区的发展。沿着不平衡发展战略的思路作进一步分析和探索的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认为由于人均收入、工资和利润水平等要素收益的区域差异，会吸引资本、劳动、技术、资源等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即产生“回波效应”；发达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因人口过多、交通拥挤、污染严重、资源不足等原因出现反向流动，即产生“扩散效应”。因此，应该优先发展具有较大增长势头的地区（核心区），以求得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增长速度，进而再通过这些地区的发展及其“扩散效应”来带动其它地区的经济发展。以上由缪尔达尔、赫希曼倡导的不平衡发展略被西方理论界称为“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式”。美国经济学家J·威廉森进一步指出， “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是经济增长中的一种令人讨厌而又不可避免的必经阶段”，并提出了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域平衡发展之间的倒“U”字型区域增长模型。
以上几种经济发展理论和区域经济增长模型虽都有合理的成份，但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平衡发展战略虽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理想性，但因发展中国家和发展地区一般不具备实施这种发展战略的现实条件，只是一种“中看不中用”，“镜花水月”般的理想模式而不具有现实意义的模式。不平衡发展战略相对来说是一种较为现实、较为可行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但忽略了地区间的协调发展和区域经济总体功能的强化。实施这一战略必然使区域差异人为地迅速扩大而导致一系列社会矛盾的产生与激化，何况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完全理想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上的既脱离了客观现实、又不符合区域经济发展和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虽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又存在相当的不合理性，实施后果恰恰会走向战略目标的反面。二战以来世界南北问题的产生及日趋严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东西差距的拉大和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就是实证。
二、不平衡发展与东西地区差距
自80年代特别自“六五”以来，我国实行了比较明显的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即东—中—西梯度发展，国家的开放政策、资金的投入、建设项目、工作重心和力度都向东部倾斜。这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大规模建设启动之初，在资源稀缺、投资极度乏力的情况下，为加快经济建设，取得较高的速度与效率，是比较现实的选择。17年改革和发展的实践说明，实行这一战略是富有成效的，东部的优先发展成为推动国民经济整体快速高效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和有机组成部分，一定程度上也带来了西部地区的发展，但实施这一战略的结果导致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贫富差距、东西差距的急剧扩大，且有继续加速拉大之势，这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必须高度重视并下大力气解决关系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
国际上通常用人口比重与经济资源比重的相对性来衡量和描述一个大国地区的不平衡格局。中国地域辽阔，区域间的不平衡是基本国情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间的不平衡越来越明显。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的分析，我国低收入组10个省区（多属西部地区）总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5.4%，1992年国民生产总值（GNP）占全国总数的29.6%，投资占全国总数的23.9%，财政收入占全国总数的18.1%；9个中等收入省区（多属中部地区）总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8.3%，GNP占全国总数的16.3%，投资占全国总数的14.4 %，财政收入占全国总数的9.8%；11 个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省市（多属东部地区）总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35.9%，GNP占全国总数的50.7%， 总投资占全国总数的56.4%，财政收入占全国总数的31.2%〔1〕。 据世界银行两位经济学家的分析，沿海11个省几乎占出口的80%，而他们的人口却只占中国的40%〔2〕。这表明：（1）西部（低收入）地区各类经济资源比重大大低于总人口比重；（2）东部高收入地区各类经济资源比重大大高于总人口比重；（3）国家的投资向东部发达地区倾斜是比较明显的。 投资的地区性倾斜导致产出资源的地区性倾斜，产出资源的地区性倾斜又进一步加剧了投入资源的地区性倾斜。在1992年完成的投资总额中东西部为西部的2.36倍，产出东部为西部的1.71倍。这是实行地区发展不平衡战略的结果。
中国不仅存在着经济资源分配不平衡的格局，而且存在着政治资源分配不平衡，例如中西部欠发展省区参与中央决策的机会较少。经济资源的不平衡性导致政治资源的不平衡性。政治资源的不平衡又加剧了经济资源的不平衡和知识资源的不平衡。以1990年为例，东、中、西部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人口比得分别为1.88%、0.73%和0.72%，若以西部为基准，则东、中、西之比为2.53:1.02:1； 而文盲和半文盲所占的平均比重东、中、西分别为13.05%、15%、22.7%，若以东部为基准，则东、中、西之比为1:1.5:1.74〔3〕。科技经费的投入，1994 年东、中、西部所占比重分别为64.1%、18.8%，17.1%，若以西部为基准，则东、中、 西之比为3.76:1:1〔4〕。 这是地区间差距越拉越大的根源。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加剧集中表现在东西地区差距的拉大。1980—1991年GNP平均增长速度东、中、西部之比为1.13:1.03:1 ，1994年GNP平均增长速度东西部之比扩大为1.64:1 。 工业生产1985 —1990年平均增长速度东、中、西部之比为1.39:1.05；1，1993 年扩大为2.02:1.07:1，1994 年工业生产增长速度东部最高省区为西部最低省区的3.3倍。东、中、西部人均收入之比由1993年为1.37:0.93:1 扩大为1994年的1.41:0.95:1。农民人均纯收入东、西、部之比从1980 年的1.39:1扩大为1994年的1.89:1。 职工平均工资东部最高省区与中西部最低省区的差距之比由1985年的1.38（广东）:1（安徽）扩大为1994年的2.18:1。〔5〕全国592个贫困县90%以上集中在中西部，全国7000万贫困人口一半以上集中在西部。
从投资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差距也异常明显。1982—1991年东、中、西部的固定资产平均增长速度为19.69%、16.15%、18.18 %，在1991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中，61.46 %在东部地区。 从1985 —1992年的国家投资中，对东西部地区的人均投资的差距由原来的43.35%，扩大到58.22%。1993年东、中、 西三大地区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分别为77.2%、43.3%、46.4%，在全部投资增加额中，东部占了约70%〔6〕。这预示着全国的加速发展中， 东西部地区发展的差距将进一步加速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发展迅猛，在各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大和越来越重要。乡镇企业发展的差距成为地区间发展差异的一个重要标志。根据农业部乡镇企业司提供的资料，1993年农村人口人均占有乡镇企业产值东、中、西地区分别为1967元、 695元、272元，如以西部为基准，则东、中、西之比为7.23:2.56:1。农村人口人均占有乡镇工业产值，东、中、西部之比为10.5:2.76:1。 “七五”期间农村人口占有乡镇企业产值的净增量东部分别为中、西部的3.8倍和11.7倍。这说明东、中、 西地区在乡镇企业发展方面的差距更大。所以说，“东西差距主要是乡镇企业发展的差距”。
再从综合发展水平来看，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指标》课题组提供的资料，1992年我国各地区社会发展水平居于前10位的省市，除黑龙江、吉林两个中部省份以外，全部为东部省市，处于后10位的省市6个在西部，4个在中部。从动态的比较看，东部大多数省市综合发展水平的位次在前移， 西部大多数省区的位次在后移， 例如新疆在80年代中期以前，在全国30个省市中居中下的第17—19 位， 1993 、1994年分别移至第25、26位。在一年当中，东部有些省（如江苏）的位次可前移2位，而西部有些省（如甘肃、新疆）则后移3位〔7〕。
以上诸多方面说明区域发展不平衡和东西地区差距拉大的态势。与此相伴而行的是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的急距扩大。从目前看，“三大差距”均趋扩大之势。据国家信息中心对各地区经济发展的预测表明，到2000年，沿海地区占全国GNP的份额为58.64%，比1990年增加5 个百分点；内陆地区占全国GNP的份额为41.16%，比1990年降低了5 个百分点，相对差距扩大。人均GNP年均增长率1990 年沿海与内陆地区分别为9.23%和7%，到2000年两大地区人均GNP分别为4736元和2353元， 相对差距为50.3%，比1990年扩大了11个百分点。〔8〕这是我国区域间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等发展不平衡、差距越拉越大的综合体现。
三、适度不平衡—协调发展是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最佳选择
笔者认为，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应当实行“适度不平衡—协调发展”的战略。这既是区域发展的战略模式的最佳选择，又是缩小东西差距的现实途径。所谓“适度”就是要从我们的国情和大局出发，从各地区实际存在不平衡格局出发，求得最有利于各地区共同发展的基本目标。把它具体化至少应该符合以下原则：符合国家经济发展总战略的要求；有利于劳动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和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的推进；有利于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生产力的合理布局；有利于各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有利于各族人民生活水平的共同提高；有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进步和社会政治的安定。统而言之，不平衡必须限定在既有利于发展，又要在全社会和各族人民认为较合理的范围之内。不可否认，这里的“度”在现实的操作中难以准确把握，但只要遵循以上基本原则，根据其发展不断调整其战略重点和政策倾向的“度”，就可以达到基本的协调发展。
笔者认为，协调主要应协调好以下一些重大关系：（1）战略重点与非重点的协调。总的原则是保证重点，兼顾一般，扶持落后，防止倾斜过度，有效控制，逐步缩小差距。（2）地区与地区间的协调。 首先是东、中、西三大地区之间的协调，其次是中、西部地区间的协调。总的原则是密切合作，优势互补，平等互利，共同发展。（3）地区内部的协调发展，主要指一个地区内重点产业与一般产业，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中央企业、军工企业与地方企业，一、二、三产业，农业和大中型国有企业与乡镇企业量的比例关系的合理化和质的关联关系的高度化。（4）中心发展地区与边远农牧地区的协调发展。（5）地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协调。 总的原则是地区利益服从全国利益，全国利益要顾及地区利益，特别是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利益。因为中西部发展落后，人民生活还很不富裕，约有1 亿人口还未解决温饱。（6）内向与外向、内贸与外贸的协调。 主要指中西部地区要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发展周边贸易，协调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参与国际分工与交流，在国际市场经济的循环中获得比较利益。
那么如何实施“适度不平衡—协调发展”战略，缩小东西差距？笔者的意见是：
1.调整梯度发展战略，推行“北上西移”的区域发展战略。这依然是不平衡发展，但要调整其原有的战略方向和战略重点，向西、向北增加投资，在欠发达地区开辟新的经济增长极，大力兴办科技、教育，提高西部人员文化素质和各民族科技水平。这实际上是对过度东斜的适当摆平和矫正，重塑东西部协调发展的关系，在实施中渐次西移，所以，绝不会“抑东扬西”，也不会影响东部的快速发展。
2.“政策西斜”，即加大对西部的政策投入，制定一系列更有利于西部发展的政策措施，加强国家的宏观、中观调控和政府对中西部特别是老少边贫地区的扶持与帮助。在这方面国家已有许多实际的措施，例如资源开发重点开始西移，东西合作示范工程已经启动等。但还需改变由国家完全垄断经营资源的体制，让利于地方，调整原料工业与加工工业的比价，以不让西部资源利益流失。当然，把东西合作工程仅限于乡镇企业的范围和现有力度是不够的，还应加大力度把合作和各种形式的帮助扩及到所有部门和各行各业，形成全国援助西部发展（这里要有一个观念上的转变，即东西合作是相互援助共同发展。援助不是单方面的，不能把合作或者援助看成是一种负担或包袱，而且西部也在大力支援东部）的政策环境。按国际发展的经验，在区域经济政策手段上一般采取诱导式区域经济政策手段和抑制式区域经济政策手段并举的方针，例如强化欠发达地区工资标准，加强其信息网络建设与传播，加强对受援地区（待开发地区）的职业培训，提高其劳动者的劳动技能，诱导发达地区熟练劳动向受援地区流动，加强受援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政府直接参与和加强受援地区的经济活动，如建立西部开发基金，进行利率补贴、运费补贴等。对发达区采取工业区位控制，即限制厂商在经济中心拥挤地区开办企业，以此来促使厂商在待开发地区开业，国家制定有利于促进受援（即待开发）地区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等等，我们都是可以借鉴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计划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国家要采取有力措施，支持中西部不发达地区的开发，支持民族地区、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和经济发展。主要是：实行规范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优先在中西部地区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的建设项目；积极鼓励国内外投资者到中西部地区投资；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体系；有步骤地引导东部某些资源初级加工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西部地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要采取对口支援等多种形式帮助中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发展经济。
这里涉及一个基本理论取向和认识问题，即在抑制“三大差别”，即地区差别、城乡差别和东西协调发展问题上市场不仅失灵，其作用后果还是反向的。如缪尔达尔所说：“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是倾向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间的差异。”它的运作虽以等价、公平为基本原则，但对具有不同等条件的地区来说，往往是以“劫贫济富”为原则的，世界范围内的富国与穷国，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关系莫不如此。主张“要素流动”、实行“移民政策”来缩小东西差距的战略主张〔9〕是建立在“彻底”的或者完全的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础上的，是以政府失灵或者忽略政府作用为条件的，这既有悖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又存在着理论本身的严重缺陷。因为“流动说”所遵循的理论依据还是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式和威廉森的例“U”型理论。 这一理论和战略主张经过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实践没有得到证明，甚至出现了反证。所以，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实在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
总之，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要起到“引导地区经济健康发展，促进全国经济合理布局。按照统筹规划、因地制定、发挥优势、分工合作、协调发展的原则，正确处理全国经济总体发展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正确处理建立跨省（区、市）的具有特色的区域经济与发挥各省（区、市）积极性的关系，正确处理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关系”，促进东、中、西部经济的共同繁荣和国家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注释：
〔1〕参阅胡鞍钢：《中国地区间的不平衡格局及影响》， 《经济学消息报》1994年12月22日。
〔2〕尤里·达里什、何东：世界银行6月号《金融与发展》，《经济学消息报》1995年8月18日。
〔3〕许丽均：《人口因素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 《经济日报》1994年。
〔4〕国家统计局提供。《经济参考报》1995年7月30日。
〔5〕马洪、孙尚清主编：《中国经济形势与展望》（1994 —1995），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
〔6〕郭志仪等：《市场经济条件下东西关系的重新认识与思考》，《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7〕引自王绍光、胡鞍纲：《中国国家能力报告》，1993年版，第151—152页。
〔8〕参阅李仁贵、瞿强：《西方国家区域经济政策体系评析》，《经济学动态》1991年第5期。
〔9〕樊纲：《在要素流动中缩小“人均收入”差距》， 《经济学消息报》1995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