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入学考试SAT的变迁——基于社会历史与意识形态视角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入学考试论文,视角论文,美国大学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3/57.1/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69(2015)09-0003-13 考试作为当代社会的一项显现的社会活动，从来不是在真空环境中进行的。它承载了所在社会的历史风貌、文化根基和意识形态。各个国家升入大学的考试、选拔活动往往成为该国的标志性考试制度。比如，美国当前以SAT成绩结合个人申请、学校个人双向选择为特点；中国则以激烈的高考竞争为特征；韩国体现为在高考竞争中，面对基本同质的中学教育，各个家庭在课外补习的投入与较量。[1]目前，美国大多数高校招生录取中作为重要参考的SAT，因其在美国高等教育入学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时常引发着美国公众热议以及多元的意见与批评。而当我们将SAT考试镶嵌于美国教育发展与诉求的历史脉络中进行考察时，SAT独特的设计及其发展轨迹，更被视为美国社会形态在教育、考试领域的投射。 自1926年第一次实施以来，SAT考试的名称意义曾经历数次变化。从最初的学术天资测试(Scholastic Aptitude Test)，到后来的学术评价测试(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再到后来的SAT推理测试(SAT Reasoning Test)，发展为今天不代表任何缩写或意义指涉、仅仅为一种大学入学考试代称的SAT。[2]考试，意味着筛选和竞争。筛选无疑与特定的标准相连；而竞争，通常对应着资源的分配。人类社会的竞争形式，绝非仅仅停留在赤手空拳的肉搏阶段，却是智力、资源、制度的比拼。SAT这一关系到进入美国高等教育学府深造机会的考试，它一方面暗含着人们对于人才标准、高等教育目标及二者关系的认识，另一方面在相当程度上成为高等教育后阶段社会分层的重要序曲。因此，对SAT的理解，不应仅停留在对考试内容、形式的描述，还应看到公众对该项考试制度的反应与诉求，以及公众意见形成并发生作用的社会机制。透过对考试制度所依存的社会机制的挖掘，研究的视角不可避免地指向该社会的历史传统与意识形态。反过来，在对SAT作为一项考试制度的变迁及其与特定历史、意识形态的互动的考察中，更能加深对美国社会的理解，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考试与社会、教育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和互动。 一、回溯：SAT的历史沿革 近百年来，SAT的变迁除了名称上的变化，主要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观察：一是命题形式、考试内容的变化；二是美国公众对SAT作为一项考试制度的关注热点的变化。前者描述了SAT怎样从最初脱胎于心理测试的天资检验，发展出各种稳定的题型，同时又在是否可以使用计算器、写作考试是否计入总成绩等方面不断调整；后者则叙述了不同历史阶段，美国公众对SAT诉求的变化，从20世纪初人们希望建立起摆脱社会阶层影响的精英筛选机制，到60年代平权运动在考试制度中的投射，再到近期人们关于SAT与社会阶层、种族之间关联性的批判。 正是基于以上两方面的考察，本研究将SAT的发展、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初期的初创摸索期、二战后至80年代末的平稳发展期以及90年代至今的尖锐质疑阶段。 (一)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初期：初创摸索与民主诉求 19世纪前，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基本上只有口试，几乎没有书面考试。这一时期高校依据自身的发展特点选拔学生，入学规定的执行情况普遍不严格。[3]1926年，SAT作为一项考试形式诞生了。它一方面得益于20世纪初心理学测量技术的发展，一方面承载着人们追求平等的社会理想。这里，必须提到曾任哈佛大学校长的詹姆斯·柯南特(James Conant)。作为出身于普通中产阶级家庭的校长，柯南特是一位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化学家。他看到当时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顶尖大学的校园中是这样一番景象：学生大部分来自东北部的显赫家族；他们从小在学费昂贵的私立寄宿制学校中成长；他们的大学生活整天忙于社交聚会与运动，而非学习；随叫随到的仆人让他们身上尽显贵族气息。这些富人的后代们似乎形成了一个新的上流阶层，正在侵蚀着托克维尔笔下美国社会的平等特质。他认为一个人的才能应当是与其家庭出身或所接受教育的质量无关的。他决心利用教育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维持美国社会的民主特质。柯南特校长相信智力测试的结果能够免受家庭背景和教育质量的影响，选拔出真正的精英。[4] 而以卡尔·布莱汉姆(Carl Brigham)和罗伯特·耶基斯(Robert Yerkes)为代表的心理专家，则通过设计、执行智商测验，在相当程度上为柯南特校长的设想提供了切实的技术支持。他们曾在一战中共事，对士兵进行智商测验。20世纪20年代，卡尔·布莱汉姆将这套测验进行调整并应用于普林斯顿新生和申请库珀工会技术学校奖学金的申请者。此后，大学入学考试委员会①邀请布莱汉姆主持设计一套能适用于更多学校的测试题。1926年，史上第一次SAT(Scholastic Aptitude Test)用于对高中生进行测试。这套测试蕴涵着一种科学理性的假设，即相信每个人身上存在不同的天生的、内在的智力，且此种智力可以使用智力测验测量出来。1934年，哈佛大学在所有申请者中推行SAT。[5]30年代末，SAT则在所有常青藤学校中铺开。 从命题方式和考题内容上看，从1926年到二战之前，属于SAT命题的最初阶段。这一阶段又可以细分为两个子阶段：1926—1929年间，SAT命题还很不成熟；1930—1945年间，命题渐趋成熟，但变动仍然很大。比如在1926年，考生须在90分钟之内完成315道题目。[6]可见，SAT的早期版本对答题速度要求很高。从命题立意上看，SAT不注重检查学生对具体知识的识记情况，具有不可复习准备的特点。同时，因为美国各州采用的教材、教学内容不尽相同，SAT的测验内容很难与各州所采用的课程内容标准相协调。这种脱节有助于超脱于不同学校及不同的课程类型，选拔出来自中下阶层的优秀人才。[7]可以看出，初期的SAT有着强烈的心理测试倾向，并刻意避免以特定的知识体系为考察对象。它结束了美国大学入学考试杂乱无章的状态，并对其今后的命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末：平稳发展与平权运动 在这一阶段，二战后美国综合国力超过英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称霸世界。1947-1991年间，美国、北约为主的资本主义集团与苏联、华约为主的社会主义集团之间在政治、军事领域展开冷战。而与SAT有着直接联系的教育法案及美国社会形势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1944年，美国颁布《退伍军人重新适应法》(The Servicemen's Readjustment Act of 1944)。1946年进入哈佛的学生中，3/4的人曾在军队中服役。[8]这让大学生活的风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要求SAT能够更有效地面对更具多元背景的学生进行筛选。其二，美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转向大众化。到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15%，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9]至70年代初，大学毛入学率超过50%，高等教育更是进入普及化阶段。其三，60年代民权运动汹涌澎湃，对大学录取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而这也正是该时期公众对SAT及其在高校录取中的角色最集中的关注所在。 1961年，肯尼迪总统签署《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推广无歧视的社会活动，意在主张少数族群获得和主流族群一样的平等机会。70年代初期，联邦政府还组织有关少数族裔学生录取工作的定期调查，这样做，不仅使具有种族意识导向的录取程序被允许，甚至成为一种强制。然而，《民权法案》关于“民权”的定义空泛、多义又复杂，于是不同学校采取不同措施。有的学校以比白人申请者更低的分数录取少数族裔学生；有的学校保证给少数族裔学生单独留出一定名额；有的学校对少数族裔干脆进行“开放录取”，只要申请，就获得录取。那时人们热烈讨论的是，少数族裔在《民权法案》实施过程中得到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的证据。比如，《平权法案》实施后，常青藤学校黑人学生的录取比例，从1967年的2.3%，上升到1976年的6.3%，其他优势学校这一比例也从1.7%上升到4.8%。同时，医学院的黑人学生比例在1975年攀升到6.3%，法学院黑人学生比例则为4.5%。[10] 在这一阶段，尽管SAT的考题也有突破并逐步稳定下来，但这并没有引起公众更多关注。比如自1958年开始，一直保持17年要求学生在75分钟里回答90个问题。[11]再比如在词汇的考察中，将原先六选一的反义词选择简化为五选一等，体现了语言考察从注重推理转移到对语言的关注。[12]但是，SAT试题内容与形式的变化，仅仅局限在SAT的制定与实施机构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简称ETS)的历史记录范围里，并没有延伸成为公众讨论的热点。从学术界的讨论看，以收集过刊为特色的JSTOR数据库显示，有关美国SAT的论文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按照文章标题包含“SAT”，全文涉及“AMERICA”和“TEST”为检索条件进行精确搜索发现，20世纪70年代的论文有3篇，主要讨论的是SAT分数下滑问题；80年代的文章有4篇，除了讨论如何提升SAT分数之外，1986年有一篇文献开始涉及SAT与社会分层的关系。 总体上讲，二战后至80年代末是SAT平稳发展阶段，体现为参与人数稳步增长和公众对于SAT作为高等学府申请条件的认同。1961年参加SAT考试的人数超过了80万人，而此时的全美高中毕业生数量约为190万。[13]1968年，加州大学系统在招生中开始让学生提交SAT分数，成为ETS最大的客户。1989年，全美有超过120万名考生参加了SAT，而此时的全美高中毕业生数量约为250万。尽管1959年诞生了另外一种申请大学资格考试——大学入学考试(American College Testing，简称ACT②)，但是在这一阶段，ACT尚未动摇SAT的地位。 (三)20世纪90年代至今：尖锐质疑与多元并存 SAT发展至90年代，已跨越半个多世纪。进入21世纪以来，SAT参加人数稳步上升，近年来，每年的参加人数都超过150万。[14]美国大学招生咨询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ollege Admission Counseling，简称NACAC)2010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有59%的被调查院校认为入学考试的分数在招生过程中“相当重要”。[15]恰恰在SAT的影响不断扩大的同时，人们也越来越看到它作为一项考试制度的缺憾。对SAT的批评既有直接指向对SAT作为一项测试的科学性的质疑，又有对SAT作为一项制度的合理性与公正性的批评。 1.质疑SAT考试的有效性、公正性 一方面，人们认为由社会主流精英们创设并执行的SAT考试与白人文化具有先天的亲和性。比如，词汇测试部分的SAT考题具有文化局限性，并偏向白人和富足的社会阶层。一个著名的例子是，“oarsman”(划桨手)和“regatta”(赛舟会)类比的题目。这道题的本意是找到一对词，要求这对词的关系和“跑步者”、“马拉松”之间的关系类似。正确的答案应当是“oarsman”和“regatta”。这道题的假设是学生熟悉划船运动，而这是一项在富人圈内流行的运动。[16]另一份证据来自罗斯纳(Jay Rosner)的《SAT战争》(SAT Wars：The Case for Test-optional College Admissions)一书。作者在书中指出，在SAT两年总计156个词汇题中，没有一道题目黑人得分高于白人。[17]这说明考试题目设置具有社会阶层和种族的偏倚。从考试结果上看，SAT成绩也与种族、社会阶层有着明显相关性。这一点也受到公众极大质疑。 还有一些研究指出，SAT的考试形式不能有效筛选出真正出色的学生。研究认为，标准化考试分数对大学成绩的预测度充其量只有大约21%。[18]再如，2005年，麻省理工学院写作教授莱斯·佩雷尔曼(Les Perelman)调查发现，SAT考试中作文越长，得分越高，而其中的错误则被忽视。同时，人们指责此时的SAT俨然已成为“指挥棒”。2001年，加州大学校长理查德·阿特金森(Richard Atkinson)批评SAT考试“对许多学生来说是不公平的，试题测试的能力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反映”。[19] 2.SAT内容与形式的变革 为应对人们对SAT日益尖锐的批评，大学理事会与ETS作为SAT考试的制定者与实施者，也通过修改考试内容和成绩寄送方式、完善备考服务甚至更换考试名称等途径，积极回应社会各界针对SAT的质疑，撇清自己与智力测验的关系，企图消除社会对SAT的顾虑。[20]2014年3月，大学理事会公布了最新的SAT改革计划，称2016年起的SAT考试中会更加注重考试内容与考生在高中课堂所学内容相关，并将通过为考生提供免费考前辅导服务、减免申请大学费用等方式“传递机会”。[21]同时，考题形式也发生一些变化，比如短文写作(Essay)将由必答部分改为选做部分③。 (四)SAT在美国大学申请机制中的角色变革 20世纪末，美国开始进入了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如今的美国大学大致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两年制的社区学院和一些州立大学或学院；另一类是常青藤名校和其他一些名声显赫的公立、私立大学。前者以提升公民素养和技能为主要功能，通常实施开放招生制度，一般情况下不要求学生提供入学考试成绩，拥有所在地区的高中毕业证书或通过州中学水平测验的年满18周岁的本地区居民都予以录取；后者以培养精英为目标的研究型大学，比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一般采用以综合选拔制为基础的择优型招生制度，只参考SAT成绩已经成为历史，如今其录取不仅要求学生提供标准化的大学入学考试成绩(如SAT或ACT)，还通过学生的高中学业成绩GPA、班级排名、推荐信、课外活动、文体才能等情况判断学生综合素质，并择优录取。[22]而同时，全美也有超过800所四年制大学在申请中无需学生提供SAT或ACT成绩。[23]可见，在大学录取考试中，SAT已失去了曾经一统天下的局面。同时，ACT的发展势头明显超过SAT。ACT的报考人数自2011年起，每年都超过SAT。显然，SAT这一典型的美国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形式之一，在尖锐批评和多元诉求中，将面临永不停歇的改革。 二、回眸：SAT变迁中的回归与特性 回想SAT从试题的内容形式到大学申请程序的角色变化，可以看到一番意味深长的历史回归。而在这一过程中，科学理性主义精神以及多元主体诉求始终贯穿于SAT考试制度的变迁中。下文将首先回顾SAT百年变迁中略带吊诡的回归，并聚焦这一历史进程中始终暗含在其间的特定思维模式与社会特征。 (一)从考试内容到社会现实的一番历史回归 SAT自诞生之日起就意在颠覆19世纪末、20世纪初高等学府里存在的被贵族占领的僵化格局，为美国人才库输入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精英力量。为此，在考题设计上，非常强调与高中教学的脱节，希望以心理测试的方式选拔人才。 然而，SAT运行将近一个世纪，当年柯南特所力图改变的社会现实，正在以另外的形式浮现出来。一方面，从考试内容上看，20世纪末的SAT改革，逐步强调考试与高中课程的联系，不断脱离SAT在20世纪初期信奉的与高中教学脱钩实现对天才和学术潜力进行探测的初衷，回到SAT之前以哈佛等名校为代表的考核对高中阶段学习的强调；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SAT成绩与种族变量、家庭收入水平呈现强相关性，这也似乎回归到SAT之前——有权势阶层在考试体系中占有明显优势的社会现实中。 在今天的美国，如果你是一个年收入超过9万美元的家庭的孩子，你在24岁时获得文学学士学位的机会约为1/2；如果你的家庭年收入在6万到9万美元之间，你的机会约为1/4；如果你的父母年收入低于3.5万美元，你的机会则是1/17。[24] 如表1所示，在20世纪90年代的两个学年中，白人和亚裔学生在SAT考试中占据绝对的领先地位，非裔人口考试成绩则明显低于其他族群。长期以来的数据表明，来自富裕家庭的考生在SAT考试中倾向于得到更高的分数(详见表2)。 对SAT颇有研究的雷曼(Nicholas Lemann)，也是《大考：美国英才教育秘史》(The Big Test：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Meritocracy)的作者，在接受采访时直言不讳道：“美国精英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当时柯南特设置的系统，如今人们会疯狂地为了自己和孩子的利益来操纵它。越有钱有权、越强词夺理的人，越能操控得更成功。所以当初柯南特欲改变系统中的悲剧，在今天看来，这种想法似乎成了笑话。”[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