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卜凯在安徽宿州的农业改良与推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宿州论文,安徽论文,农业论文,卜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10)02-0136-05
卜凯(John Lossing Buck)，美国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的前夫。1915年以农业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安徽宿县（今称宿州），直到1944年回国，在中国生活工作了近30年。他在中国的生活分为1915-1920年在安徽宿县和1921-1944年在金陵大学前后两个时期。但是，从目前研究的现状看，学术界对卜凯的研究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对他的前妻赛珍珠关注和研究颇多，而对卜凯研究较少。正如鲁迅博物馆研究员、赛珍珠研究专家姚锡佩女士2007年11月5日考察宿州学院赛珍珠研究所时所讲的那样，“到目前为止，研究赛珍珠都忽略了她的第一任丈夫布克（即卜凯），这是个很大的遗憾。因为布克是农业专家，他在宿州农村做了很多农业现状调查、农业科技的普及及宣传工作”。二是对卜凯在中国的活动更多关注的是他在南京金陵大学的教学以及农家经济之社会状况和土地利用的调查，而对他在安徽宿州五年的农业改良和推广工作至今没有专门文章予以论述。鉴于此，本文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卜凯的全面深入研究有所裨益。
一、卜凯来安徽宿州的原因
卜凯1890年11月27日出生在美国纽约达彻斯县的快乐谷(Pleasant Valley)的一个农场，父亲是一个农民，同时任当地长老会的长老，母亲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农家出身使他从小就和其他农家的男孩子一样做农活，“通过阅读父亲常常订阅的农业报刊，对科学农业或称改良物种产生了兴趣”[1](P2)，并进行了农作物种植的尝试。家庭的熏陶和农场的实践活动，培养了他对学习和掌握最新的、重要的农业生产方式和方法的兴趣。中学毕业后，他进入了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学习。上学期间，通过勤工助学完成自己的学业，系统学习了包括昆虫学、病理学、植物学等有关农业科学和农业管理方面的知识。农家出身和农学院的学习经历为他从事农业改良与推广奠定了基础，当他提出到中国的申请时，“他的学位证书使他成了一位颇有吸引力的申请人。他很快就被派往宿州”[2](P62)。并成为美国北长老会在宿州最早的农业传教士。
在当时，美国青年出国“是通过活跃的学生志愿者活动实现的”[1](P2)，卜凯亦莫能外。他在康奈尔大学学习期间，美国正掀起了一场“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穆德(John R.Mott)是这个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他以要在这一代把福音传遍天下为口号，在美国各大学展开巡回演讲，鼓动青年学生到海外传教，中国成为这次志愿海外传教运动的重要地区。据统计，“一八八六年到一九一八年，美国从这个‘志愿运动’派往海外的传教士共达八千多名，其中二千五百多名是派到中国来的，占总数的三分之一。”[3](P258)卜凯就是这一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之一，正如卜凯自己所说：“我对通过学生志愿运动走出国门的可能感兴趣”[1](P2)。为了全面准确地了解中国，卜凯还参加了由芮思娄(J.H.Reisner)发起的“中国研究俱乐部”，开始研究探讨中国问题。1914年大学毕业，在当了约一年管教农场农业知识课的教师之后，他写信给纽约的长老会布道团，表达了自己想作为农业传教士去国外的想法和意愿。他认为自己的主要兴趣在中国，“觉得中国人更需要了解科学的农业，我愿意帮助他们”[1](P2)。恰逢此时，位于安徽南宿州、受美国麦迪逊长老会支持的教会需要一名帮助农民改良农业生产的专家，从而使卜凯来中国的愿望成为可能。为此，他拒绝了印度的邀请，放弃了美国农业部俄克荷马州关于谷物调查的项目，于1915年与南宿州麦迪逊长老会布道团一起，来到中国安徽省的宿县，从事传教并负责该地区农业改良与推广工作。他后来回忆自己当时的决定和在中国的经历时说，“我绝不会懊悔去中国的。”[1](P7)事实也的确如此，他1915年23岁时来到中国，在中国工作生活了近30年，将自己最美好的年华留在了中国，直到1944年52岁时才被迫回到美国。
宿州，民国时期称宿县，也就是卜凯和赛珍珠经常提及的Nansuchou（南宿州），它位于安徽省北部，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四省交界的地方，距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南京三百多公里，农作物以小麦、高梁和大豆为主，属我国北方农业区域，土地中“或因土壤含有盐质，或地势太低，或地力过薄，以至生产力都甚低”，是“公众认为生活程度极低之区域”[4](P503)。民国初期，该地区“频年水旱匪劫，农民疾苦尤甚”[5]，“军阀割据，连年混战”[6](P159)。随着津浦铁路的开通，那里也成为美国志愿海外传教运动派往中国的主要地区。根据美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先生的统计，1919年美国在中国比较大的几个新教传教团体有10个，其中长老会是当时美国在中国势力最大的传教机构，有传教士达502个，布道站36个[7](P190～191)。安徽省是该教会布道站分布比较多的地区之一，宿县就建有该会传教站，并在城内建有福音堂。在传教方式上，这些志愿海外传教人员一改传统的圣经布道、建立教堂，让中国人皈依基督教的做法，而是到中国举办教会学校或教会医院，一边工作，一边传教，在慈善工作中达到传播“福音”的目的。如当时美国基督教会在宿州建有含美男校、启秀女校、民爱医院和农事部。因此，选派农业传教士进行农业改良和推广以及开展农业知识的普及，以博得当地农民的信任进而达到传播“福音”的目的，是当时宿州基督教会传教的方式之一，卜凯成为“为传教而努力的新一代人”的代表[2](P63)，而赛珍珠的父亲、他的岳父赛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作为一个南部长老会教徒”，则“代表着基督教最保守的教派之一”[2](P26)，“维护的是一种较老式正统观念，拘于教条，转修来世”[2](P2)。因而，对卜凯在农业知识和技术方面的专门训练并不认可，并对他的虔诚程度表示怀疑，这无疑成为他不喜欢卜凯和不赞成他们婚姻的原因之一。
二、卜凯在安徽宿州的农业改良与推广活动
1915年12月，卜凯乘船由旧金山来到上海，先在南京学习了几个月的语言，1916年2月来到位于淮北的宿县，在宿州工作生活了五年。期间主要“承担农业试验和推广工作，教短期课程，实验和引进新种子”等方面的工作[8](P93)。
作为农业传教士的卜凯，正如他的孙女艾莉森·卜凯(Allison Buck)所讲的那样，他是怀着“引进科学农业和了解中国传统农业耕作方法”[9](P1)的愿望来到中国的。同年12月14日，他在写给父母的家信中这样写道：“这里的工作在许多方面看起来都是非常不错的，是一个完全的农业社会”[9](P1)，自己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在宿县最初的两年里，他与绝大部分来中国的传教士一样，首先要过语言关，“头一年几乎用了所有的时间，随后用了大约一半的时间”学习语言[1](P9)。同时，经常在泥泞的路上骑着自行车，深入到农村和农家，看农民如何耕种。他这么做，可以“同时练习学习汉语”[1](P5)。卜凯的农家出身，使他与农民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系，正如卜凯自己所讲的那样：“我是农民的孩子，我知道怎样与农民交流”[1](P7)，假如土壤干燥，锄地比较费力，首先他上前问候“今天锄地很困难吧？很长时间我们这儿都没有下雨了。”[2](P7)这样他就和农民拉近了距离。如果有农民犁地，他会主动去试试，虽然农民觉得他滑稽可笑，但他却赢得了当地农民的信任。1916年6月卜凯与赛珍珠在庐山牯岭相遇，同一个国家，相仿的年龄，不错的长相，康奈尔大学毕业的传教士以及卜凯“道义上的高调和致力于改善中国民众生活的积极努力吸引了她”[2](P96)，1917年两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婚后，赛珍珠搬到宿县，与卜凯一起居住在城内的一座灰砖青瓦的四间中式房子里，卜凯还像往常一样骑着脚踏车，穿梭于乡村和农家。与以往不同的是，陪同他一起下乡调查农民农业生产情况的，还有他的新婚妻子赛珍珠，夫唱妇随。“卜凯是一个严肃、不善言谈的人，赛珍珠爱交际、健谈。”[10](P183)再加上他“从没能熟练掌握汉语”[2](P62)，当卜凯和农民交谈有困难时，自幼生活在中国，通晓英汉两种语言，熟悉儒家文化，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的赛珍珠便充当翻译。通过这种方式，卜凯获得大量当地农民耕种的方法，开始明白当地农民为什么做这或做那的原因和道理。
然而，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农业落后，农村凋敝，农民贫困。虽然建立起了高、中、初三级的农业教育体系，但处于刚刚起步阶段，“没有好的农业研究成果，任何推广工作都是很困难的。”[1](P7)正如美国学者马若猛所说，“1920年以前很少有作者关心中国的农业，也几乎没有写出关于农民的学术专著。”[11](P13)这样的状况使得卜凯开展农业改良和技术推广面临重重困难。为此，卜凯在教会的支持下积极引进并开展新的作物选种实验，并成为教会建在宿县城外的“农事部”即人们所说的“农业科学实验部”的第一任负责人。他用宿州的小麦和美国农业部寄给他的种子来开展他的实验，“他试验性地种植了从日本、美国和中国其他部分引进的六十三个品种”[2](P64)。通过实验发现美国农业部提供的品种好于其他任何的品种。他将这些品种分发给农民，得到大面积的推广。后来，他还试种了“二十六种大麦，八种美国棉花、五种美国玉米和二十种豆类作物”[2](P64)。
卜凯还热心于对农民的农业知识培训。如，到宿州的第二年，他为12位当地的地主开办短期培训班，为他们讲授农业基本知识、西方农业经济学理论以及有关科学农业和各类物种的新知识。在教学过程中，他亲身感受到，这些当地的农场主，受过教育，有一定的文化，能够理解并去尝试新事物，是最有希望引荐农业新观念的人，也有能力去负担新的尝试工作。同时，卜凯还为中学生和来自附近周边地区以及几百里以外的部分传教机构的男青年讲授农业课程。卜凯对这些教学活动非常感兴趣，他深切感受到在中国农村开展农业知识和技术培训的必要性。据此，他撰文主张教会学校增设农业方面的课程，还提出了建立农业高中或在高中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农学部的建议，但是并没有得到采纳。
卜凯在宿州五年的农业改良与推广实践活动，使他由一名农业传教士转变成为一位农业专家，使他对中国农村和农民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这认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农民进行农业知识和技术的培训有着广泛的需求；第二，他的“有关物种和育种的实验工作，在传教机构资金有限的条件下，不可能有更深入的发展”[1](P5)；第三，作为一名农业专家其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他“对一个独行的美国人作这种类型指导的可能性和有效程度提出了质疑”[12](P7)，进而得出在农学院进行专业培训会更加有效的结论；第四，他认为康奈尔大学沃伦(G.F.Warren)教授的农业理论以及农业管理和农业经济理论将来在中国是会有用的，“他可以在大学里传授知识，让他的学生去实践应用”[2](P10)。鉴于上述原因，当他接到南京金陵大学农学系主任、康奈尔大学校友芮思娄的邀请时，便辞去了在宿县教会的工作，到金陵大学去任教。
三、对卜凯在宿州农业改良与推广活动的评价
卜凯是以农业传教士的身份来宿县开展农业改良和推广工作的。在宿县的五年，他经历了从一个对中国农村充满幻想和激情的外国农业传教士到对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有着深刻认识的农业专家的转变过程。他认为，“上千年来，中国的农耕技术由父子之间的言传身教代代相传，农业从未被系统的分析过，农民普遍没受过什么教育，对书面的信息也不感兴趣。他们的早晚两餐标志着一个漫长的工作日的始末。在整个农村中，农民对种收计划、选种或各省间产量的差异几乎一无所知”[2](P64)。据此，他主张“中国人必须学习西方的理论和实践”[2](P64)，并积极地将西方先进的农业知识和技术介绍到中国。在育种试验过程中，他认识到“当农民了解有关种子的情况后，一直都有人愿意去尝试，特别是有能力承担的大户农家会去把握这种机会的。当一个农家试种它，发现它明显好于其他的品种，然后其他农家就想去种植它”[4](P558)。这表明，在他看来，中国农民除了有保守无知的一面外，还具有善于学习的一面，而有着一定文化知识的农村“小学教员和村董”，被他视为引进和推广美国等西方国家先进农业科学知识和技术的最佳人选，并成为他农业改良和推广以及后来农家经济和社会调查的主要依靠力量。这些事实使他意识到，中国近代农业落后的关键就是生产技术问题，中国农民生活贫困的原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人口的压迫，一种是教育的幼稚。”[2](P8)因而，中国农村要发展，农民生活水平要提高必须从教育农民、改良农业生产技术和控制人口入手。此外，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的前妻赛珍珠的文学名著《大地》(The Good Earth)就是以当时的安徽宿县农村为背景的，这无疑与她经常陪伴丈夫卜凯深入农村，和当地的农民每天生活在一起，懂得他们每天谈话的内容，了解他们每天的真实生活，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美国学者Peter Conn（彼德·康）所说的那样，“布克（卜凯）夫妇在宿州只过了两年半，时间不长，但对赛珍珠的写作生涯有决定性的影响。”[2](P75)笔者认为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她在陪伴丈夫走访农家的过程中，通过与农民特别是农妇的交谈获得中国农民生活的第一手资料；另一方面，丈夫卜凯“具有广博的农业专业知识，因此，她不仅可以通过自己的观察，而且还可以从他的研究中获得许多第一手准确的知识”[13](P9)。正如赛珍珠自己所讲的那样，她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大地》，“故事是久熟于心的，因为它直接来自生活中种种耳闻目睹的事情。”[1](P7)这充分表明，《大地》不只是赛珍珠自己创作的，也是他们夫妻共同孕育的成果，是他们深入中国北方农村开展社会状况调查，与农民共同生活的见证。
卜凯积极引进美国、日本等国家小麦或大豆的优良品种，进行选种试验，为当地地主开办了农业学习班，在中学和教会的青年中开设农业课程，传授农业知识，使西方先进的农业知识和生产技术得到普及和推广，为宿州的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良和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选育的小麦品种“在他去金陵大学后得到大面积的推广”[1](P7)。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先生在论述中国民国时期的农业时说过，“在整个民国时代，可以看到改良种子和开发较好的农业技术的零星尝试”[7](P80)，可见，卜凯的这些农村改良与推广工作无疑是具有开创性的。但是由于中美两国国情不同，虽然他的热情很高，工作也非常努力，但收效却甚微，这不得不引起他思想上的困惑：“在这个有自己数千年形成的一套卓有成效的耕作方法的中国农村，如何推行他的西方农业技术呢？要知道这些农民世代耕耘于同一块田地，颇谙浇水施肥之技，虽无现代机械，却也有可观的收成”[6](P80)。赛珍珠也意识到：“学会如何给中国人讲农业并非易事，仅仅按照美国教科书讲授美国农业是远远不够的。”[6](P205)卜凯在宿州的实践经历，使他清醒地认识到要想改变中国农业现状，就必须将美国的农业经济理论和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
卜凯是以一名农业传教士的身份来中国的，按照基督教长老会的要求，“传教是他的‘本分’和目的，农业技术普及则只是一种让中国农民接受基督教的手段。”[14](P32)然而，事实上卜凯并不赞成基督教海外传教团旨在改变中国人宗教信仰的所谓“福音传教”工作，“尽管他坚持说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传教，但他没有任何布道或劝人入教的实际愿望。和中国人的总体信仰相比，他对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更感兴趣。他认为教会应该进行实质性服务，例如介绍改良种子或提供组织合作农场的消息等”[2](P63)。因此，他来中国进行农业改良和推广的动机要大于他传教的动机，他在宿州的农业改良与推广活动的成效也远远大于他的传教活动的成效。正如他前妻赛珍珠所说，他“不是传教士，因为在我看来，他并不信教，但他是作为农业专家受雇于长老会传教使团的”[6](P141)。他在宿县所进行的一系列的农业改良和推广活动，其目的是“想用一个全面的调查代替这种习惯式的安排，这样可以让他决定哪种工作最有成效，然后将这种建议加以推广，就其自身而言，他的想法是具有革命性的”[2](P64)。他总结了自己在宿县五年来的工作实践后认为：“或许最高明的计划是首先查清中国农业与中国乡村生活的现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研究过中国农业经济这个课题。”[6](P163)因此，他于1920年转到金陵大学任教，并创建了我国最早的农业经济教学和研究机构——农业经济系，由宿县一个小城镇的农业改良和推广转到在高等学校从事农业经济学的教学研究以及全国范围内农村经济和社会状况的调查研究上，且“在农业经济方面几乎立刻就成为权威，被美国和中国政府聘为专门顾问”[10](P174)，由一位农业专家转变为著名的中国农业经济学家。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卜凯先生的儿子Paul Buck先生，师友崔肇春教授提供的资料，特此致谢！
收稿日期：2009-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