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族民间文学中的宗教权力话语分析——以《羌戈大战》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羌族论文,为例论文,话语论文,权力论文,宗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0）10—0217—04
对于羌族的民间文学，可以从多个维度进行分析。从现有资料来看，人类学的维度、文化研究的视角、美学的分析、民俗学的论证、主题的研究等等，不一而足。但就总体而言，目前的研究是较有限的，资料也比较匮乏。我们认为，对于羌族民间文学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从不同的角度、多个方面向纵深推进。比如将羌族民间文学中的宗教权力话语与文学权力话语进行对比分析，似乎可以窥见其中为其他理论视角所难以发现的隐秘内容。
一、《羌戈大战》宗教权力与文学权力的特殊对应关系
羌族的宗教话语与民间文学话语之间呈现出一种不平衡现象，这就是宗教的多神信仰和民间文学的寡神现象。羌族的宗教信仰是多神的。除天神、地神、山神、山神娘娘和树神等主神外，尚有财神、门神、羊神——六畜神、寨神、家神、祖神等几十种，而且都各司其职，各有敬奉规仪，十分繁复。然而，如果考察羌族的民间文学，则会发现，有关羌族宗教信仰的神仙体系中诸神的神话、传说或史诗则少之又少。是否是由于保存不当所造成的？梳理羌族民间信仰的脉络时，我们会看到生长在羌族文化这个文明母体内的民间宗教，其诸神的名号：身世、化身、境遇、爱情、婚姻、象征、权能乃至各种英雄事迹，并未像希腊神话那样传承有序。由于文献史料损毁和缺失，我们在大多羌族民间文学作品中很难看到对神灵、神迹和神系的较完整描写，似乎更多的是零散记载。这些民间文学和释比经典对神的描写特别是关于神的起源的叙述是缺失的，似乎无意于对诸神的起源与构建进行探索。这样，问题就令人费解，这个缺失是有意为之吗？如果是，那么诸神的世界在缺少民间文学的状态下如何对神的名号、事迹、神灵、祭献、崇拜仪式等给予叙述？
这种多神的宗教信仰与寡神的民间文学的不平衡现象应当给以重视。如果此前的宗教权利话语表现出了不容置疑的“真理性”，这种奇特的不平衡现象或许能够成为我们驱散其“真理性”迷雾的光源。
一个特殊的个案便是《羌戈大战》。它与其他羌族民间文学作品不同，呈现出较为完整的宗教话语与民间文学话语之间的平衡现象。《羌戈大战》不仅是在民间广为流传的重要民间文学作品、民族史诗，同时还作为释比经典得以保存并被广泛用于释比的超度法事。在这里，我们将选取这部出现了较多天神描述的羌族史诗《羌戈大战》为例，对羌族民间文学中的宗教权力话语机制的文学性建构给予分析。
福柯认为：“权力制造知识（而且，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才鼓励知识，也不仅仅是因为知识有用，权力才使用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的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1](P.220)《羌戈大战》中，宗教权力话语是建立在种族冲突和民族内部的双重权力斗争基础之上的。在种族冲突方面，《羌戈大战》分别在羌人与魔兵、羌人与戈基人的冲突中展开情节，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宗教权力话语。而在羌民族内部，权力斗争则显得相对温和而隐秘，主要体现为内部领导权的巩固和维护。比如作为羌民族领导人的阿巴白构，“本是神人来凡间”，不仅自身便是来自天上的神仙，还能得到神灵的帮助，“牟尼委西授经书，牟尼委西给神箭”，这样，阿巴白构便自然而然地成为部族的合法领导人。因此，宗教话语的最初建立，便不是纯粹的宗教行为，而是在世俗权力的主导下生成。
这种在世俗权力的主导下生成的话语结构首先演变为政治话语功能。宗教话语功能在形成文学权力功能后则与政治话语功能处于或显或隐的博弈状态，这更易形成向文学话语功能的演变。
世俗权力的主导下生成的话语结构使文学话语功能得以彰显。文学话语功能的彰显与演变主要体现在其史诗价值、宗教美学内涵和实用主义功能等三个方面。从史诗价值来看，主要体现在其史学价值和诗性价值两个方面。作为记录羌民族先祖创业艰辛的叙事长诗，《羌戈大战》不仅具有一定史学价值，同时也体现了较为高超的艺术价值。
从宗教美学内涵来看，《羌戈大战》表现出了神人同形同性的宗教信条，神与人拥有相同的外形，神甚至也与人一样拥有私心并容易动怒。但与人不同的是，神拥有无边的能量和不死的身躯，因此，在神面前，人显得渺小，对于神的命令，人惟有遵从，人对神的敬畏表现出一种“力学的崇高”，具有美学的内涵。
从实用主义功能来看，《羌戈大战》不仅在早期社会可能起到战争文艺的鼓舞斗志、激励人心的作用；同时，在和平年代，《羌戈大战》还可成为寓教于乐、教化人心的典范教材。
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以种族冲突和民族内部的双重权力斗争为基础的宗教权力话语在《羌戈大战》中之所以表现得有声有色、《羌戈大战》之所以流传甚广，至今为人津津乐道，是因为在《羌戈大战》中宗教权力与文学权力形成了特殊的对应关系。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是一定历史语境中文学权力的集中显现，如果说，文学权力是一种话语权力或符号权力并影响着宗教权力话语场，那么文学权力本身就可以说是宗教权力的某种投影。作为一种话语权力，文学权力与宗教述权力唇齿相依。
二、从《羌戈大战》看羌族民间文学中的权力话语机制
我们认为，从《羌戈大战》来看，羌族民间文学中的宗教权力话语的建立是以与文学权力话语合谋为基础的。我们从宗教权力与文学权力话语的共建、宗教权力话语的拓展、宗教权力话语的维系以及宗教权力话语的强制力四个方面予以分析。
（一）宗教权力与文学权力话语的共建
文学在相当长的历史语境中——从民间口传时代到古典文字时代被建构成一种文学权力。文学权力对宗教权力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通过文学作品的内容、形式等方面对宗教生活的渗透上，是一定历史语境中固有的表征领域。它与宗教话语权力表现为一种内在意义结构的同源性。传奇与史诗挽救了集体记忆，在羌族早期社会，文学作为重要的叙事手段不仅仅意味着一种话语实践，而且是一种被合法承认的现实权力，成为传递战事、爱情、经验和信仰等人类生活信息的主要方式。正是通过口头的民间文学，原始社会的现实才能被构建。神话与史诗作者往往也是祭师，常常在一些诸如庆典、集会、祭神仪式等公共场合上吟唱和演奏，熟悉部族的习俗与历史。他们“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禋洁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为之祝。使名姓之后，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国语·楚语下》）
诗人成为神的代言人，成为天（神）和人之间的中介。诗人利用神赋的超人能力与统治者结成了一种同谋关系：两者甚至是合二而一的。张光直先生说：“从商人占卜的频繁和内容我们可以知道……掌握有这种智慧的人便有政治的权力。因此在商代巫政是密切结合的。”[2](P.101－106)这样，诗人可以直接实现自身的权力意志。在福柯看来，“这些知识分支的发展都不可能与权力运作分开……人文学科的诞生是与新的权力机制的确立携手并进的……真理无疑也是权力的一种形式。”[1](P.220)文学、真理世界的生成首先是基于宗教权力话语体系的建立，三者是互相指涉的。
《羌戈大战》应该属于神话史诗向英雄史诗过渡的作品。突出的是羌民族英雄的群体，而较少英雄首领的叙述，属于英雄史诗的萌芽时期之作。故事以羌人和戈基人的斗争展开情节。比武、斗智、创业的漫长艰苦岁月中，宗教权力话语体系得以逐步建立。宗教权力话语的这种确立，首先直接地呈现为宗教话语和世俗话语关系的确立。这则故事最主要的内容可以视为交代天神信仰的来源。核心部分述说的是天神如何在羌人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出现并对羌人施以帮助，帮助羌人打败了戈基人，从此羌人对天神笃信不疑。这个故事可以看成宗教话语建立的起点（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羌戈大战》在流传中有多个版本，某些版本的羌人在故事的起始便与神灵之间存在着人身依附关系，但是那种主动、虔诚的宗教信仰也是在宗教话语建立之后才形成的）①。
《羌戈大战》借部落大战的惨烈厮杀确立起宗教权力与文学权力话语同构的关系，人神共建地表达了浓厚的崇神思想。在这种宗教话语当中，神仙世界是和人间世界分立的，而且神仙世界在等级上明显高于人间世界并掌控人世间的一切。在《羌戈大战》的一个广为流传的版本当中，羌人是“在山上放牧神牛”的牧牛人，天神发动了羌戈大战是为了惩戒戈基人偷吃神牛[3](P.25)。在《木姐珠与斗安珠》中，“阿巴木比塔严格规定，不准人神互相往还。”[4](P.4)故事当中，人在神的面前地位都是相当低微的，生来便是奴仆或接近于奴仆，甚至可以轻易被处死。这是早期宗教话语模式，也是早期文学叙事模式。中外神话中都有人触犯了神灵而受到神惩罚的大量描写。
（二）宗教权力话语的拓展
《羌戈大战》中，羌民歌颂自己的祖先神，在事件的叙述中含有褒贬，在褒贬中运用了宗教判断，使宗教权力话语的运用不断拓展。甚至在对人和神的命名当中，也运用了宗教话语的权力。羌人和戈基人的斗争包括了比武过程（白石斗雪团、木棍对麻秆）和斗智过程（上天、跳水等等），神灵的庇护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些都是宗教权力话语不断拓展的例证。武雅士（Arthur Wolf）认为：“神身穿的是命官的官袍；他们住在庙宇之中，受神将的保卫；他们处罚犯了罪的人，很容易被激怒、并喜欢受贿赂；他们向上级写报告、保守人事秘密，并且与帝国的行政区划相联系。显然神是帝国官僚的化身。”[5](P.10)这样看来，对神仙和人间命名的应该便是当时人间的“智慧者”。这样，神仙世界的产生不过是少数人间的“智慧者”对于广大的“鲁钝者”的一次话语强权或者恶意欺骗，而后来神仙世界的消失则是由于广大“鲁钝者”的觉醒。不过，宗教话语从来都不会缺少危机意识，宗教话语从开始生成便没有停止过将自身不断发展壮大的努力。而且，神仙世界的美好总是让我们心向往之，所以后来还是有神话将人神分居解释为天神对于人间的不满（《人神分居的起源》），这似乎便可以看成是宗教权力话语不断进行自我拓展的例证。
（三）宗教权力话语的维系
《羌戈大战》是释比唱诵的经典。在羌族的宗教权力话语体系中，释比对整个话语体系的维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羌族的日常生活中，释比作为祭师掌握着固有的宗教经典，起着沟通人、鬼、神之间关系的作用。释比既是宗教的主持者、典籍的阐释者，又是掌握法术的巫师，还是治病救人的医师，更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者。这样一来，对整个宗教话语的解释、使用、推行以及禁忌的设定都由释比来把握，而普通族人所能做的只能是接受并维护这种话语的强制力。有传说认为，释比的祖师爷“阿爷木拉”是天神家专管占卜吉凶、驱邪、治病、送鬼的神。因经书被白羊偷吃，只能食其羊肉、以羊皮做鼓并敲击皮鼓，才能回忆起经文，是为羊皮舞的来源。[6](P.159)无独有偶，在《羌戈大战》中，也有羊皮舞的来源的讲述贯穿其间，而且主角“阿巴白构”也是来自天上的神仙：“阿巴白构好首领，本是神人来凡间。”[7](P.84)与“阿爷木拉”不同的是，“阿巴白构”同时还是人间羌人的政治和军事首领。“阿爷木拉”和“阿巴白构”同样由天神降临人间，经历丢经书、食羊肉、制皮鼓，遂有羊皮舞的产生。如果两个传说可能同一的话，我们或许可以推测，释比的祖师爷其实便是羌族的首领“阿巴白构”，而宗教话语的建立和维系也可视为羌人首领“阿巴白构”同其后人的努力。
（四）文学与宗教权力话语的强制力
宗教权力话语的强制力首先体现在“天神”的创造生成上。在此，权力话语完成了一次从无到有或者说从甲物到乙物的生成过程，并最终在话语中形成了一种“不在之在”。
羌民族的宗教信仰与民族属性是紧密结合的。这种宗教的权力话语因此也借助于民族之间的对抗增强了其天生的强制力。应该指出，这里是宗教权力与文学权力合谋。它首先强烈地体现在宗教话语对敌我双方的命名方面。比如他们把羌人称为“会敬神的热”，用文学的形象指代规定事物性质，是神话的特殊功能。[8](P.84)还有把戈基人描述为：“日补坝上有妖魔，‘戈基人’生性很凶悍；多次抢劫我牛羊，现在又来把寨占。戈人吃人又吃兽，戈人性野又凶残；戈人皮厚刀难戳，勇猛凶狠善作战”，[7](P.100)这里的戈人显然已经是被话语所妖魔化了的。在野蛮时期向文明时期过渡的阶段，人们的观念之中神仍然占有着相当高的位置，《羌戈大战》有明显的宗教观念给人们的精神禁制，整个战争的过程既有求得民族生存的世俗场面，又有祖先惊人的智慧而勇敢的神话事迹，更有关键时刻神灵的庇护，变现出对于神灵的赞颂与屈服。这让我们联系到《诗经》中的“颂”。
巧妙的是，在对敌人命名的同时，羌民族也使用了那种宗教话语与民族共同话语合一的文学叙事策略，以增加本民族内部的身份认同。加之“天神”的相助，这种话语的强制力便已相当明了了。
综上所述，《羌戈大战》等羌族民间文学作品中的宗教权力话语得以建立，“君权神授”的观念得以合情化、合理化而且合法化，一个重要原因是宗教权力话语体系与文学权力话语体系得以同构。从民间文学角度来看，羌族文学宗教神权的生成是文学权力主体话语实践强制力的结果。
收稿日期：2010－08－10
注释：
① 关于《羌戈大战》的几个版本，日本学者松冈正子曾将其划分为四种类型。参见森和《关于“羌戈大战”的考证》，文章收入卢丁、工藤元男主编《羌族历史文化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到250页。本文写作的主要依据是罗世泽整理的《羌戈大战》，故事收入《木姐珠和斗安珠》。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同时也参考了所见其他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