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产业结构演进的有序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有序性论文,产业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按：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产业结构的演进，并且这一过程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认识规律，推动产业结构合理转换，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地研究和阐释了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及动因，得出结论：产业结构演进不仅具有有序性，而且具有均衡性和主导性；其主要动因是技术创新。同时，作者还就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及其转换的政策取向进行了认真的分析。
本文是继《产业结构演进的动因分析》（载《湖北电大学刊》1995年第5·6期）之后的又一专论。我刊将陆续发表本专题的系列文章，以飨读者。
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共同表明：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演进之间存在着比较稳定的内在联系和相关关系，并呈现出一定的有序性。这种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演进的有序性，也就是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历史和逻辑的序列。这种序列是由需求变化的有序性和相应的供给变化的有序性在历史上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此种结果，我们不打算进行广泛的实证研究，只从理论上对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演进的有序性作一些系统的概括与研究，以期对产业结构演进基本次序的认识有所裨益。
一
早在300多年前， 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始祖——威廉·配第就对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他通过对不同产业的供求关系及各产业从业者收入的比较，作出了如下判断：以农业、林业、水产业为代表的采集业的生产引起递减的劳动生产率，而工业和大部分服务业的生产则按递增的法则进行；不同产业从业者的收入不仅在一国之内，且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别，“工业的收益比农业多得多，而商业的收益又比工业多得多”〔1〕；由经济发展水平及利益分配格局所决定， 劳动人口由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是一种自然的选择过程，这意味着，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推移，新的就业结构代替旧的就业结构同样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配第的上述发现，直观地陈述出生产要素由低生产率产业向高生产率产业转移的趋向及其对经济发展的意义，并作为一种认识法则（史称“配第定理”）深刻影响着后世学者对有关问题的研究。然而，“配第定理”在长达两个多世纪之久的时间内湮没无闻，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重新引起人们的兴趣。
1940年，英国统计学家、经济学家C·G·克拉克首次运用三次产业分类法〔2〕（史称“克拉克大分类法”）研究了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就业人口在三次产业中的分布结构及其演变规律。克拉克在研究了工业化国家就业人口在三次产业分布移动资料的基础上，验证并补充了“费雪尔假设”并得出了规律性的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社会朝着更经济的方向进步的结果是——在农业中就业的人数相对于制造业的人数趋向于下降；接着制造业相对于服务业就业人数也趋向于下降〔3〕。 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次产业向第二次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次产业转移。这就是著名的“配第一克拉克定理”（早在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就曾在其名著《政治算术》中指出，制造业比农业，进而商业比制造业能够得到更多的收入。这种不同产业之间相对收入的差异会促使劳动力向能获得更高收入的产业或部门转移）。
C·G·克拉克的这一结论，不仅可以从某一特定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中得到证实，而且还可以从同一时点不同人均国民收入的截面数据分析中得到印证：即人均国民收入越高的国家，第一次产业的劳动力在整个就业人口中所占比重越小，第二、第三次产业的劳动力所占比重越大；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越低的国家，第一次产业劳动力所占比重越大，第二、第三次产业劳动力所占比重越小。
“配第—克拉克定理”主要揭示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转移规律，并且指出了这是由于经济发展使三次产业之间出现了收入上的相对差异，从而促使劳动力趋向高收入产业就业的结果。
从这一研究成果出发，S ·库兹涅茨把国民收入在三次产业上的分布状况的变化趋势与劳动力分布变化的趋势结合起来，深化了产业结构演进规律的研究。S·库兹涅茨也把整个经济分为三次产业部门〔4〕：即农业部门（第一次产业）、工业部门（第二次产业）、服务部门（第三次产业），并运用其对国民经济统计分析的擅长，对57个国家的原始资料进行了处理，分别作了截面分析和历史分析，从中得出了如下结论：在按人口平均产值的较低组距内（70-300美元）， 农业部门的份额下降显著，非农业部门的份额则相应地大幅度上升，但其内部（工业和服务业）的结构变动不大。在按人口平均产值的较高组距内（300-1000美元），农业部门的份额与非农业部门份额之间变动不大，但非农业部门内部结构变化则较为显著〔5〕。随着经济发展， 在国收入不断增长和人均国民收入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不论收入结构还是就业结构都是变化的，其变动的一般趋向是：农业部门所占比重无论在国民收入中还是在总劳动力中都呈下降趋势；工业部门所占比重不论在国民收入中还是在总劳动中都呈上升趋势；而服务部门的劳动力比重呈上升趋势，国民收入比重则略有上升或不定。
虽然，库兹涅茨的上述研究结论的正确性仍然适用于当代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演进的现实，但同时，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第一次产业无论劳动力比重还是国民收入比重都继续呈现下降的趋势，但此趋势有所减弱；第二次产业无论劳动力比重还是国民收入比重均已呈现稳定或下降的趋势，尤其是传统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下降；唯有第三次产业的上述两项指标均保持上升趋势，其比重均在50%以上。此种被称为“后工业社会”〔6〕的经济服务化或产业软化现象， 不仅表明传统工业地位的下降，也预示着产业结构演进的新趋向。
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各国产业结构的演进基本上是按上述规律所表述的趋势发展的，且一般都经历了由“一、二、三”先过渡到“二、一、三”或“二、三、一”，再发展到“三、二、一”的几个不同发展阶段〔7〕。这已成为一个普遍的规律性现象。但是， 我们所要强调的是，仅就劳动力转移趋势来看，这个规律具体是通过两种方式表示出来的：一种是递进式；一种是跳跃式或突变式。
所谓递进式，就是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的依次流动、顺次转移。即依次从第一次产业流向第二次产业，再流向第三次产业。当然，这仅是相对而言。事实上，在第一次产业劳动力流向第二次产业的同时，也直接流向第三次产业，只不过在这种方式里，前者的量较大而已。这种方式在英国表现得最为明显。
所谓跳跃式或突变式的流动，是指打破了三次产业间的依次流动，表现为劳动力较大幅度地由第一次产业流向第三次产业，第二次产业则变化不大。这种方式在日本表现得最为明显。
关于这一点，张培刚先生曾作了精辟的论述：“……跟随着经济的进步，工作人口最初从农业移到制造业，然后再由制造业移到商业及服务业；这只说明了一部分的真理。除了这种移动之外，还有别种移动也一样存在：工作人口可以从农业直接移到商业、运输业及其他服务行业；或者同时转移到这些部门和制造业。”〔8〕我们在此强调这一点的目的，即是：在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时，不仅要注重递进式的一般规律，而且要注重跳跃式或突变式的特殊规律。因为，产业结构的有序演进不管是递进式的，还是跳跃式或突变式的，均推动着经济发展及其水平的提高。
二
从上述理论分析中可以看出，在以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向以第三次产业为主的发达产业结构的演进中，实质上，经历了一个工业化的过程，即第二次产业占主导地位的时期。一般来说，工业化阶段，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在此阶段中的工业，尤其是工业中的制造业是推进经济发展的主发动机，是对技术创新最敏感最活跃的部门，人们通常把这一过程称之为工业化过程。因此，研究工业化过程中的工业内部结构的演进规律，对于正处在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有着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德国经济学家W·霍夫曼在其《工业化的阶段和类型》一书中， 根据20多个国家的时间系列数据，分析了“霍夫曼比例”（制造业中消费资料工业和资本资料工业的净产值之比）〔9〕， 并指出了在整个工业化过程中“霍夫曼比例”是不断下降的，这被称为“霍夫曼定理”。他还根据“霍夫曼比例”将工业化过程分为四个阶段。他认为，在工业化第一阶段，消费资料工业的生产在制造业中占有统治地位，资本资料工业的生产不发达；在第二阶段，与消费资料工业相比较资本资料工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消费资料工业的规模显然要比资本资料工业的规模大得多；在第三阶段，消费资料工业和资本资料工业规模达到大致相当的状况；在第四阶段，资本资料工业规模将大于消费资料工业的规模。〔10〕
实际上，霍夫曼对工业结构的研究，就是对工业结构“重工业化”的分析〔11〕。由于“霍夫曼定理”具有两个主要缺陷〔12〕，因此它仅适用于工业化初期，而整个工业化过程及工业结构演进普遍表现出如下有序性特征：
1.重化工业化阶段。
一般说来，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首先从轻纺工业开始（如英国），然后制造业中以冶金、化工和机械为代表的重化工业比重逐步上升。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达工业大国的重化工业实现的国民收入与整个工业之比均在60%以上。
2.高加工度化阶段。
在重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内部结构演进又表现出从以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为重心向高附加价值的加工组装业为重心演变的特征，即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这意味着，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工业发展到一定水平，整个工业就要转向加工的深化、精化及多样化。
3.知识、技术集约化阶段。
不同生产要素在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曾居不同地位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依次更替的现象，在工业化过程中也同样存在，而其每次更替，都标志着产业结构演进的崭新阶段。在重工业化较低阶段，资本集约型产业的地位不断上升，因而资本在此时期的各生产要素中占据重要地位。随着工业结构向高加工度化阶段发展，知识与技术在各个生产要素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因此，单从要素结构上看，工业化过程又是各种生产要素地位有序变更的过程。
综上所述，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内部结构的演进表现出有序性。研究这种有序性的演进规律，通过人的主观努力加快工业结构及产业结构的演进与转换，是加快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一大要诀。日本以及某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验正说明了这一点。
三
H·钱纳里等使用S·库茨涅茨的统计归纳法，进行了更广泛和更大信息量的研究。他认为，一个沿着更加现代化的增长模式演进的经济增长的普遍模式的存在，可能仅仅是由于产业体系有某种在世界范围内趋同的要素〔13〕。他从大量观察值中选择了10个基本经济过程来描述几乎所有国家发展的基本特征，并用27个变量规定了这10个经济过程。然后将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口数作为外生变量对所有这些过程进行了一致的统计分析，构造了反映结构转换的主要变量典型性关系的“发展模型”。为使分析结果更广泛地运用于各国和各种经济过程，钱纳里进一步使用了几个基本的回归方程对“发展模型”复合、回归得出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标准结构”。依据“标准结构”的描述性结论，总结构变化的75%-80%发生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至1000美元的发展区间， 其中最主要的积累过程和资源配置过程都将发生显著的、深刻的变化〔14〕。由此可见，钱纳里的“标准结构”对于揭示总量增长和结构变动之间的关系具有更大的价值。它不仅可以对结构变化过程中大量相互关联的资源转移和分配等各种类型作出连续的描述，而且可以以此来识别不同国家发展模式的差异。
H·钱纳里及其助手还根据对多国经济发展的分析， 将产业结构转换分成七个时期三个阶段，即0-1时期为初级产品生产阶段；2-4时期为工业化阶段；5-6时期为发达经济阶段〔15〕。在不同阶段，不同部门对增长的贡献不同，而这种差异恰是根源于不同阶段产业结构与劳动要素组合的不同：
第一阶段，初级产品生产阶段。此阶段的突出特点是初级产品生产活动（主要指农业）占统治地位。此时，尽管初级产品生产的增长速度慢于制造业，但在低收入水平上，社会对制成品的有效需求较低，制造业不能成为总产出的主要来源，农业部门仍然是产出增长的主体；由此决定，尽管这一阶段资本积累开始由低速向中速转换，但人口和劳动力增加更为显著，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极为缓慢。与此种产业结构相对应，制造业对人口的吸纳程度极其有限，就业人口绝大部分积聚在农业部门，农业人口比重占80%以上。
第二阶段，工业化阶段。经济活动中心开始向制造业生产转换，制造业对生产增长的贡献率明显扩大，经济结构进入剧烈变动阶段；同时，由于投资的增长，资本积累的贡献率一直较高。随农着业人口非农化过程的深入，生产率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明显增加。
第三阶段，发达经济阶段。此阶段的经济活动中心出现了新的变化：（1）工业部门的产值贡献份额下降，资本增长速度减慢， 资本贡献减少；（2）农业部门却一改过去在经济增长中所扮演的次要角色的现象，既结束了资本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又改变了农业长期蹒跚增长的格局，成为劳动生产率增长最快的部门。
由此可见，上述各个阶段的逐级跃迁，不过是层次较高的生产力替代层次较低生产力的典型表现，其实质是产业结构成功转变的结果。此种转变又是以各种不同的要素组合去满足类似的各种需求增长格局的必然选择。其中，劳动供给组合的根本转变，既是对需求增长格局变动的反应，又是现代经济增长的自然结果。
在工业化加速时期，一方面，三次产业结构演进中主要是第二次产业比重的迅速扩大而第三次产业提高的速度和幅度相对不显著。另一方面，在工业化加速时期，第三次产业比重不仅变化率不高，而且其比重变化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对第二次产业而言较低。这表明，第三次产业的扩展必须建立在第一次、第二次产业进展的基础上，无论在结构比重存量上，还是在比重的增加速度上，第三次产业在工业化加速时期均不可取代第二次产业的领先地位。这也正是我们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并非第三次产业比重越高，则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理论根据之所在。第三次产业比重的高低固然重要，但片面理解产业结构演变的有序性对中国产业结构的顺利转换是有百害而无一利。这一点，可从发展中国家片面追求第三次产业高比重而造成对经济重大损害的历史事实中得到印证。
纵观产业结构演进的历程，其表现出由低到高的四大发展趋势：
1.三次产业结构，存在着由“一、二、三”向“二、一、三”或“二、三、一”再向“三、二、一”演进的趋势。
2.工、农业结构，存在着农业国—农业工业国—工业农业国—工业国的发展趋势。
3.在工业结构中，存在着由以原料为主向以制造业为主和从重工业化向高加工度化转变的趋势。
4.在不同密集度产业结构中，存在着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再到知识、技术密集型转变的趋势。
总之，无论是产业结构还是工业结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均表现出一种高附加价值（高净产值）化和逐级跃迁的趋势。高附加价值的部门或产业在产业结构和工业结构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较高层次的生产力不断替代较低层次的生产力。产业结构不断由低水准向高水准有序演进和转换。正因如此，随着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演进不仅呈现出包含自身水平提高的有序性，而且由此推动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这种规律性给我们的启迪便是：
如果人们认识到这种规律性，能动地推动产业结构及工业结构循着这种规律所指示的方向顺利转换，就必能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提高经济发展的水平。这一点对于正处在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的剧烈变动期，而产业结构及经济发展水平都相当低下的中国来说，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更有现实意义。
注释
〔1〕W·配第：《政治算术》，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9-20页。
〔2〕C·G·克拉克：《经济进步的条件》，伦敦，1940年版， 第182页。
〔3〕C·G·克拉克：《经济进步的条件》，伦敦，1975年版， 第490页。
〔4〕S·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章，第6章。
〔5〕S·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发现与反映》，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集》第2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23-330页。
〔6〕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 1984年版，第20页。或奈斯比特：《大趋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13页。
〔7〕此处的“一”、“二”、 “三”分别表示“第一次产业”（广义农业）、“第二次产业”（广义工业）、“第三次产业”（广义服务业）。
〔8〕张培刚：《发展经济学通论——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第1卷，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318页。
〔9〕W·霍夫曼是以“75%以上的用途”来划分资本资料和消费资料的。这种划分虽不尽科学，但仍能为我们的分析所用。
〔10〕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107页。
〔11〕W·霍夫曼是从历史统计数据的分析中得出此结论的。 马克思和列宁则从抽象研究中得出重工业化趋势的同样结论。
〔12〕一是仅从工业内部比例关系来分析工业化过程是不全面的；二是忽略了各国工业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产业之间的生产率的差异。
〔13〕《发展经济学新格局》，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第19页。
〔14〕周其仁等：《发展的主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38页。
〔15〕H·钱纳里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 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0-71页，第94-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