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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默斯顿勋爵有句名言：“我们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我们只有永恒的利益，这些利益是我们责无旁贷的追求。”（注：Richard N.Haass,"What to Do With American Primacy", Foreign Affairs Vol.78,No.5.〔Sept./Oct.1999〕.）因此，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成了国际外交界的金科玉律。这个“利益”，当然是指国家利益。各国都把自己的国家利益作为制定本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国家利益可具体分为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等等。其中，文化利益一般只在处理国际双边或多边文化关系时考虑，因而往往带有局部性质。而前三种利益带有全局性质。各种利益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建国50年来，我国国家利益在各个阶段的侧重点不同，因而，外交战略和政策也有所调整和变化，体现在对非战略上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50年代初）：把安全利益置于首位
建国之初，国家立足未稳，当务之急是巩固政权。捍卫来之不易的独立和自由，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成为新中国外交的神圣任务。1949年9 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客观上，当时美国为首的侵略军出兵朝鲜，直接威胁中国东北的安全；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阻挠我解放台湾；法国镇压越南民族解放斗争。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形成对新中国的包围态势，经济上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妄图扼杀新生的共和国。因此，我国理所当然地把捍卫国家安全利益放在首位，从而制定和实行了相应的外交政策和措施，具体表现为：1.实行向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倒”的政策，同苏联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2.派志愿军出兵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3.支援越南北方的抗法斗争；4.首先从中印、中缅关系入手，努力跟周边国家改善关系。总之，旨在构筑安全的周边环境和边界。
当时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受双方因素的制约，尚未发展起来。就非洲方面而言，当时非洲大多还是殖民地，人民处于无权的状态。中国忙于构筑自身安全的周边环境和边界，无暇顾及非洲。从中国国家利益考虑，实事求是地说，非洲对当时中国的国家利益，无论是安全利益，政治利益，还是经济利益，均无足轻重。因此，当时中国尚未开展对非洲国家的外交工作，只有少量的民间交往。
第二阶段（50年代中期～70年代末）：将国家政治利益置于首位
这个阶段时间跨度约有25年多。期间情况有许多变化和发展，因而可以分成几个小阶段。但这个阶段总体上说中国以政治利益为主要追求目标。
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署，朝鲜战争结束。1954年日内瓦会议达成关于印度支那三国停战的协议，从而稳定了南北边陲的局势。于是，中国在制定对外政策时开始把国家政治利益置于首位。中国追求的国家政治利益主要是两方面：
首先，追求大国地位。中国在领土面积和人口数量上无疑是大国，也是文明古国。直至清代中叶，中国在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上也是世界大国、强国。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衰落了，成了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和“东亚病夫”。弱国无外交。旧中国在国际上无地位，无发言权。新中国的成立，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页。）因此， 正如毛泽东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撰写的文章中指出的：“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12页。）
其次，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中国革命的最终目标。因此，中国在相当一个时期内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国家利益。反映在中国50～70年代的国际斗争中就具体化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而在各个阶段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侧重点有所不同。大体上说，自新中国诞生起至1970年毛泽东主席发表“五二0”声明时，我国外交斗争的主要是针对美帝国主义。其中50年代，中国认为反对帝国主义阵线有两股力量，其一是社会主义国家，“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其二“就是亚非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应当巩固和发展同他们的团结。”“有了这两种力量的团结，我们就不孤立了。”（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02页。）从20世纪 50年代末到60年代，毛泽东提出了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帝反霸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并且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理论。（注：《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09页。 ）以后提法逐渐变化。尽管毛泽东在1974年明确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注：《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版， 第600～601页。）把美、苏并列为第一世界，且仍提反两霸，但这时矛头主要指向苏联霸权主义。“1973年2月17 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基辛格博士时，提出‘一条线’的思想。1974年1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又提出‘一大片’的思想。”“其主旨就是要团结这‘一条线’和‘一大片’中的所有国家，即包括美国在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注：裴坚章主编：《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20页。）
在这个时期，中国一直把亚非拉国家和人民或曰第三世界作为国际上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基本力量，作为我国在国际斗争中团结、依靠的对象。因为，亚非拉反帝反殖斗争及其取得的胜利，削弱了帝国主义阵营，摧毁和瓦解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这就分散了敌人的力量，使我们身上的压力减轻了。”（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08页。）也确实扩大了中国的影响， 是对我们事业的支持。因此，中国一贯坚决支持非洲国家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坚决支持非洲国家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捍卫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的努力。
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周恩来总理在1963年底和1964年初访非时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了我国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注：我国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是：“一、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二、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三、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统一和团结的愿望。四、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国家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五、主张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的主权应当得到一切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和我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注：我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是：“一、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二、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三、中国政府以无息或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四、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五、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六、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七、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八、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中国在政治、经济甚至军事上对非洲国家和人民的斗争和建设提供了真诚无私的支持与援助。中国宁可推迟同法国建交，成为最先承认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国家之一。（注：后来成为法国总统的弗朗索瓦·密特朗曾以参议员的身份访华，探询中国若停止对阿尔及利亚独立斗争的支持，便可实现中法建交的可能性。如果实现中法建交，无疑将是打破西方对中国封锁的重大突破。但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回答说：我们对中法建交可以等待。但我们对阿尔及利亚人民在政治、经济与军事上的支持，将一直持续到他们的独立斗争取得最后胜利为止。参阅：陈敦德著：《探路之行——周恩来飞往非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149页。 ）中国不仅在自己经济还不富裕甚至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向非洲国家提供了大量无偿援助，而且，毛泽东还说，中国不当军火商。中国向坚持武装斗争的非洲民族解放组织无偿提供军事援助。在阿尔及利亚7年半武装斗争期间。中国向阿提供了大量财政、 武器装备和一般物资等无偿援助。七八十年代，中国重点加强对葡属殖民地和南部非洲人民武装斗争与群众运动的支持，向几内亚比绍、安哥拉、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纳米比亚以及南非等国民族解放组织无偿提供财力、物力、武器装备乃至人员培训等方面的援助。（注：裴坚章主编：前引书， 第288页。）中国为支持非洲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努力，在非洲还有许多援建项目，遍及各个领域，坦赞铁路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当时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的经济技术和军事援助，主要考虑政治效果，不计经济效益。
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支持和援助得到了很好的回报。闫学通认为，“60年代中国在非洲的政治声誉是极为重要的政治利益，就是靠这种政治声誉，中国赢得了非洲国家的支持，打破了帝国主义孤立中国的战略。非洲国家的政治支持在中国1971年重返联合国发挥了重大作用。”（注：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8 月第二版，第38页。）1971年第26 届联大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 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席位提案时，非洲国家的26张赞成票至关重要。毛泽东形象地说：“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注：裴坚章主编：前引书，第290页。）
客观地说，在这段时期，中国的对非战略将国家政治利益置于首位，曾出现过一些偏向。例如在经援项目中，建造运动场馆、会议大厦等里程碑式的建筑多了一些。在发展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中带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60年代把非洲民族独立运动领导人按其对美帝国主义及原宗主国的态度、关系划分为左、中、右；70年代出现过以苏划线的倾向，使我国发展与安哥拉、埃塞俄比亚等国的关系受到影响。直至“1979年，我国的对外政策进行了调整，明确提出对第三世界国家不以苏联划线。”（注：《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00页。 ）中国在“文革”期间出现的极左思潮也曾对我与某些非洲国家的关系产生过不利影响。
第三阶段（80年代）：把国家经济利益置于首位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我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国人民在80年代三大任务的核心。实现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当务之急，邓小平在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的同时，指出“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由于多年与世隔绝或半隔绝，中国的经济和技术比发达国家落后许多，要实现现代化亟需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外交也开始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追求国家经济利益成为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
当时，美国尚把苏联作为主要竞争对手，继续奉行联华反苏战略；1979年中美建交后，两国经贸关系及各个领域的交往和接触包括军方的关系迅速发展；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也给美国带来过高的期望值，甚至使它产生错觉。许多美国人梦寐以求改变中国的梦想希图成为现实。因而有人把80年代称为中美关系的“蜜月期”。美国基本代表了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华态度。因此，在80年代，中国与欧美、大洋洲、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科技等各个领域的关系都有大发展。而且，双边或多边政治关系的改善和发展都是服务于经济目的，即发展多方面的经济技术合作。这种态势给人一个印象，似乎80年代中国的外交活动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注：参阅〔马里〕巴卡利·卡马拉：《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展望》，载《北京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第130页。）
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整个非洲大陆，除南部非洲一隅外，基本上已完成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进入以争取经济独立巩固政治独立的新阶段。但是许多国家经济不同程度上存在不少困难。中国开展大规模现代化建设，到处感到自身资金不足，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对非洲国家提供大量经济援助，包括无偿援助，而且中国改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运作，同样需要进行成本核算，追求经济效益。因此，在中国与非洲国家关系中，政治因素淡化，经济因素上升。中非关系需要调整。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时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于1982年12月20日至1983年1月17日访问了非洲11国。1983年1月13日晚，赵紫阳在达累斯萨拉姆国家大厦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重申：“加强同非洲国家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和合作，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赵紫阳在访非过程中，与非洲国家领导人探讨了在新形势下进行经济技术合作的新形式和新途径，并提出了我国同非洲国家经济技术合作的四项原则，即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1983年1月16 日下午，赵紫阳在内罗毕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对随行的中国记者发表谈话时对此作了阐述。他说：“中国正在调整经济，自己也有困难。……唯其困难，才更需要互相帮助。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各有特点，尽管都有短处，但也都有长处。互相取长补短，就能做到互利，就能长久。……（中非经济技术合作）应当积极探讨，积累经验，稳步前进。超过我们国力的事，不要勉强去做，……但是，办得到的事，有实效的事，如果朋友们要我们做，我们就必须采取积极态度，把它做好。要讲效率，讲质量，讲经济效益，务必对朋友们有所裨益，对我们自己有所促进。我们要把国内的建设工作做好，这是基础。”吴学谦外长当时明确指出：“对一些经济十分困难的国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适当援助还是必要的，但应把工作重点从单纯援助转移到互利基础上的经济技术合作上来。”因此，80年代中国和非洲国家的经济关系除了过去的贷款援助方式外，开始了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合资经营、合作生产和开发、技术服务等多种新的合作形式。这种合作必须是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应该讲求实效，互相取长补短，以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这四项原则是60年代初我国援外八项原则的继承和发展，完全符合中国和非洲国家的根本利益，大大有助于进一步开拓中非经济技术合作的新领域，也为南南合作创造好的经验。
第四阶段（90年代）：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既重视捍卫国家政治利益，也重视追求国家经济利益
1989年春天中国发生政治风波后，同年7月14日至16 日在巴黎举行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对中国进行政治和经济制裁。随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终结。中国成为坚持社会主义的唯一大国，也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分化、西化的主要对象。90年代中叶以后，美国又把中国作为主要竞争对手。这是一副清醒剂。正如邓小平所言，“这次动乱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 ”（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第348页。）
尽管国内国际局势有较大的变化，但1989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重申：继续坚决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继续坚决执行中共十三大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因此，中国在对外关系上，既重视捍卫国家政治利益，始终“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30页。 ）来处理国际事务，“决不会容许任何国家来干涉自己的内政。”（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32页。）也重视追求国家的经济利益， 继续实行改革开放，包括继续发展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关系，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
在中国处于困难时期，非洲国家给我们以极大的支持。正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制裁”中国的时候，最先访华的是非洲国家领导人。90年代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连续8 次挫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反华提案，非洲国家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同时，1989年到90年代初，非洲国家出现政治民主化浪潮，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威胁利诱，公开干涉内政，企图以西方的政治模式强加于非洲国家的时候，1992年，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访问了非洲，同年7月9日他在科特迪瓦提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发展同非洲国家关系的六项原则（注：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同非洲国家关系的六项原则：一、中国支持非洲各国为维护国家主权、民族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和发展经济所作的各种努力。二、中国尊重非洲各国根据自己国情选择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三、中国支持非洲国家加强团结合作，联合自强，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四、中国支持非洲统一组织为谋求非洲大陆的和平稳定和发展以及实现经济一体化所作的努力。五、中国支持非洲国家作为国际社会平等的成员，积极参加国际事务和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进行的努力。六、中国愿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非洲各国的友好往来和形式多样的经济合作。）。中国和非洲国家互相同情，互相支持，真是患难之交。因此，中非政治经济关系在90年代有了巨大发展。主要表现为：
1.高层政治交往增加，政治关系深化。1995年以来，中国高层领导江泽民、李鹏、朱镕基、胡锦涛、李岚清等接连访问非洲国家。这种情况是建国50年来绝无仅有的。许多非洲国家领导人也陆续访华。据不完全统计，仅1997年至1999年间，就有17位非洲国家元首、9位总理访华。这些访问增进了中非高层领导人相互间的了解。
2.在国际斗争中继续相互同情、相互支持。中国和非洲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有许多共同点，例如，都面临着一些企图以自己模式来重塑世界的强权势力；有着相同或相似的价值观、人权观；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反对人权高于主权的新干涉主义，等等。因此，双方在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中相互同情和支持。
3.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大发展。自1995年以来中非双边贸易额有巨大增长。预计1999年中非贸易总额可突破70亿美元。鉴于中国和非洲国家的经济体制都在实行改革，中国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企业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我国发展跟非洲国家的经济关系已不再是政府行为，企业成为发展同非洲经贸关系的主体。非洲国家大多也实行经济自由化，企业私有化。因此，企业间的合作已是双方经贸合作的主要途径。经援方式也作了相应改革，从过去提供无息贷款改为提供政府贴息优惠贷款援助的方式。经济技术合作的方式也多样化。总之，中国除继续向非洲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外，重点是发展以平等互利为基础、按经济规律和国际惯例运作的经济技术合作。合作的方式和内容更加多样化，领域进一步扩大。目的是促进共同发展。
在世纪之交的历史时刻，中国更加珍视同非洲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中国是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重视非洲的战略地位的。
政治上，美国把中国作为21世纪的主要竞争对手。中国在政治上已成为一极，但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尚不足以同美国抗衡，因此，我国在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增强综合国力的同时，必须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才能在多极化世界中处于有利地位。非洲有53个国家，约占不结盟国家的半数和联合国成员国的近1／3，中国与非洲国家无任何历史芥蒂，也不存在边界争端和民族、宗教纠纷，因此非洲国家是我国在国际斗争中最可靠的同盟军。发展中非关系是提高我国国际地位的需要，也是我国发展同大国关系的重要依托；发展中非关系还是遏制台湾当局“弹性外交”，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需要。
经济上，发展中非关系是我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潜在的市场优势，对我国在21世纪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因此，江泽民主席在1996年访非期间郑重宣布，中国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巩固和发展同非洲各国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全面合作的国家关系，并提出了五点原则主张，即：真诚友好，彼此成为可以信赖的“全天候朋友”；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互利互惠，谋求共同发展；加强磋商，在国际事务中密切合作；面向未来，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展望21世纪，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必将有一个巨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