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战略准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城镇化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在国内外大小气候的影响下出现了放缓趋势。虽然4万亿刺激措施曾经使经济一度复苏，但是2012年经济增速“破八”下行为7.8%，2013年增长目标仅为7.5%。可见，中国经济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或者说进入了一个新周期。因此，如何保持我国经济健康稳定持续增长成为各界讨论的热点、焦点和难点。而新型城镇化是中共十八大提出的一个方略，李克强总理的讲话也屡次强调甚至亲自撰文指出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但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笔者认为，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好战略准备。 一、思想准备 国家发展必须依靠战略思想的指导。中国未来的发展出路，必须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李克强总理指出，改革还是中国最大的红利，而新型城镇化是稳定增长和突破改革的关键。学者周其仁也指出，未来十年，中国最大的机会就是深化对外开放和推进城市化。开放就是打通中国13亿人口与12亿发达国家人口、其他30亿发展中国家人口之间的现代化生活。城市化就是空间资源重新配置，就是要让经济资源相对聚集起来，提高分工程度和效益，促进服务业发展。从实践上看，我国城镇化率自中共十六大以来以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城镇人口年均增长2096万人。城镇化既增加了投资又推动了消费，成为拉动内需的持久动力和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如果说工业化在某种意义上主要是创造供给，那么城镇化则主要是创造需求。因此，在我国从中央到地方都必须明确城镇化依然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持久动力和最大潜在内需，必须在国家层面上确定新型城镇化的战略地位，并且必须明确中国经济增长还得依靠投资。政府不能被所谓的“克强指数”、“克强经济学”等言论所捧杀，而丧失进一步利用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好机会。外界解读“克强经济学”为“强化市场、放松管制、改善供给”或者“不刺激，去杠杆，重改革”。这些解读都存在片面性，而且背后带有左右中国经济的不可告人的意图阴谋。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新型城镇化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新型城镇化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在充分考虑政策思路、时间维度、国情空间、综合统筹方法论等维度的前提下，在合理的经济象限区间内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特别是当GDP增长率低于7.5%、通货膨胀超过3.5%、城市登记失业率超过5%等情况出现时，必须及时采取相应刺激和调控手段来稳增长，从而以新型城镇化为主抓手并和信息化、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共同构筑起“新四化”，通过创新驱动和新思维驱动来打造经济升级版，通过新型城镇化来反击国外“做空中国”等一切奇怪论调。 二、理论准备 新型城镇化的设想是多样的，各种流派和观点各有侧重，有些甚至是互相排斥的，但无论怎样，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归根到底是人的城镇化，归根到底在于能否托起“中国梦”，归根到底在于能否深层次地全面把握和贯彻执行中共十八大精神。新型城镇化要顺利推进，就必须有强大的理论支撑，就必须全面贯彻落实中共十八大精神，就必须把握和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新型城镇化新在哪里？ 第一，新型城镇化是新四化同步的城镇化。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四化同步”，即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同步发展，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观点。特别是建设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与转变发展方式紧密结合的智慧城市，推动物联网、因特网等网络的互通互联。 第二，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注重绿色环保的硬件建设，更注重精神心理等软件建设，特别是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解决农民工“半城镇化”问题，推进和谐城镇化，注重提高人们的生存尊严和生活幸福。 第三，新型城镇化是与自然和谐的城镇化。工业化和传统城镇化急功近利，往往破坏了原有的自然环境，失去了古代文明的天然和谐，充斥着人为的强拆强建。新型城镇化要注意自然和谐，坚持“集约、智能、绿色、低碳”八字方针，科学合理布局城市群和大中小城市，紧密衔接产业发展，与环境承载能力相匹配。 第四，新型城镇化是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美国不仅是世界第一的服务业大国，也是世界重要的工业国，更是世界第一的农业大国，多层次的产业结构，使美国经济具有巨大的抗击风险能力，具备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这也是美国一直称雄世界的原因之一。因此，新型城镇化必须是造就我国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均衡发展和国际先进地位，并且实现以农业、工业、服务业等强大产业基础为支撑的城镇化，必须是构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城镇化。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要防止出现以前的五种现象：一是防城镇化“拉美式陷阱”，避免脱离产业基础的“过度城镇化”；二是防城镇化“快而不优”，避免“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三是防止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过度“边缘化”，避免“半城镇化”过高的社会代价；四是防过度利用“土地红利”，谨防“城镇化”变成“房地产化”，避免过高地价推高房价；五是防特大都市的“大城市病”，避免特大城市人口过度膨胀。 ——新型城镇化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1850年，英国成为是第一个城镇化率达到50%的国家。当时的英国不仅实现了一半人口生活在城市里，而且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工厂”，其钢铁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以上，进出口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伦敦成为国际金融、贸易中心。英国城镇化率过半不仅意味着人口的迁移过半，同时也意味着社会各领域变革的时空格局最终到来。据统计，2010年底，中国的城镇化率无限接近50%，此时的中国经过被称为“改革开放”时期三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终于一跃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也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国。由于具有了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力，2008年承办了奥运会，2010年举办了历史上第一次以城市为主题的世界博览会。但是，当今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都超过了70%，假设我国城镇化率只有50%，我们则有20个百分点的增长空间，如果我国城镇化率只有40%，那我们的增长空间就更大。假设以70%作为我国未来十年或二十年的预期城镇化目标，我们还必须考虑匹配的工业化程度，还必须考虑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一个最大的国情，特别是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新政出台酝酿期等诸状态叠加的阶段。以低成本、强势政府主导为核心特征的中国经济模式和以高消耗、城市要素供给不可持续为核心特征的传统城镇化发展模式，累积了巨大的社会风险。因此，我们在做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长期规划的同时，必须考虑文明匹配度和社会承受力，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要道法自然而不是野蛮生长，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通过规划科学化、产业集群化、资源利用集约化、基础设施网络化、环境生态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管理法制化等手段着力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 ——新型城镇化的路径是什么？ 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那么，新型城镇化的路径选择又是什么呢？新型城镇化就是全面城乡一体化，就是城市和乡村与自然融为一体，而生存于其间的人不存在诸如户口、权利等差异，人才、物资、信息、资金等自由流动其间，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相互依赖，各种资源高效利用。具体而言，新型城镇化就是城乡一体化，包括制度、文化、市场和建设四个方面的一体化。只有这样，才能将原有的土地城镇化转变为人的城镇化。 第一，制度一体化。这就需要早日颁发《民法典》，理顺物权、债权、侵权责任等关系，建立起公平公正而统一有效的城乡基本经济制度，建立起公有经济、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三足鼎立的和谐动力结构，为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提供坚强的基础保障。这就需要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研究制定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管理条例，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提出规范农村土地整治的指导意见，修订国有建设用地划拨目录，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这就需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暂住人口登记制度，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居住证制度，实现迁徙自由居住自由，最终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关系、城乡关系。 第二，文化一体化。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只有把文化建设贯穿于城乡发展全过程，才能把城市与农村建成文化园地而不是文化荒野，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农业工业化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只有文化的和谐，农村文化不排斥城市文化，城市文化不鄙视农村文化，才能实现雅俗共赏，实现多层次多向度多方面的繁荣。只有普适文化的统一，例如在发展共同语言的同时保留各自语言，才能共同达到新的文明高度，才能既把口袋鼓起来，也把脑袋富起来，坚持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两手都丰收。只有充分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成果，创新地发展文化产品创意产业，才能真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又好又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城乡。 第三，市场一体化。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这就要求推进城市和农村的经济市场化，确实使企业和消费者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和城镇化主体，确实将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力量，提高市场对国民行为的支配程度。这就是要在世界大变革大调整大汇聚的时期，将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视为一种资源、一个市场，将我国从世界工厂变成世界市场。这就要求整合分化投资、出口、消费需求，将投资主导型政策转变为投资、出口、消费均衡型政策，实现投资、出口、消费市场的一体化繁荣，最终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科学转型。这就是要全面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优化各种资源配置，提高生产要素效益，充分实现社会主义优越性。 第四，建设一体化。也就是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综合考虑大中小城市建设，借鉴开发区建设甚至“租界”发展经验，按照“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的模式，统筹兼顾城市和农村发展，杜绝城市倾向型政策，坚持平等推进城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坚持推进城市支持农村政策，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破除中国经济城乡二元结构和社会分割状态。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相辅相成，摒弃重视工业化、城镇化而忽视农村农民农业的理念，杜绝工业化超前、城镇化滞后的不匹配现象。实现农业、工业、商业、服务业同步提升，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提升农业工业化程度，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三、政策准备 在中国，政策往往比其他制度管用。因此，要想推进新型城镇化，就必须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上出台扎实有效的政策。 第一，去除现有户籍制度和人口政策。所有人都一视同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没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公务员、士兵等身份待遇差别，没有农民和市民的区别，人人拥有迁徙自由，真正让人民自主选择栖居地，真正让人民用脚投票来选择自己的生活工作地点。但是，必须防止人口的过度集聚。另外，人口登记制度必须改革。人口登记必须登记指纹等独一无二的信息，从而确实保证人口数据的真实可靠性。同时，人口一胎化政策应早日调整，实行一对夫妻两胎化政策，并且严格制止第三胎，从而实现计划生育政策上的公平，同时刺激新一轮城镇化发展。 第二，改革土地政策。首先是做好全国土地规划。城镇化必然要占地，但什么地方可以占用，什么地方不能占用，占用多少，是商业用地还是住宅用地或者耕地林地草地，都必须有个严格规章。特别是18亿亩耕地的红线和底线必须坚持，城市规划必须在这条高压线下进行，任何人不得超标用地，任何人触犯土地红线都必须一查到底严惩到底。其次是提升中小城市吸引力。要早日研究出台提高中小城市吸引力的土地政策。再次是制定实施土地流转政策。在土地承包期限内，农业用地可以通过转包、转让、入股、合作、租赁、互换等方式出让经营权，鼓励农民将承包的土地向专业大户、合作农场和农业园区流转，发展农业规模经营，从而保证农业的大生产，保证农产品统一质量标准。探索实施股份制土地制度。在不改变家庭承包经营基本制度的基础上，把股份制引入土地制度建设中，建立以土地为主要内容的农村股份合作制。一方面，把农民承包的土地从实物形态变为价值形态，让一部分农民获得股权后安心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另一方面可以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实现市郊农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当前，最主要的工作是做好土地权利的区分界定，特别是做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确权工作。 第三，建立全覆盖、无歧视、不养懒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科学有效的、人人享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标志之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能保障人民基本的温饱问题，就谈不上比资本主义优越。而且，城镇化不仅仅意味着将农民迁入城市，还包含着就业、社保、住房、教育、文化等一系列公共服务的保障。构建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城镇化战略实施的重要基石，是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本质要求，是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根本保证。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国家强盛、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物质基础，是新型城镇化的前提。 第四，减免税收和优化分税制度。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收好税用好税。现在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面临税收太重的境况，必须通过减免税收来弥补其融资困难，从而防止小微企业大规模退市。另外，我国自1994年以来实行的分税制，亟须根据当前国情进行优化微调。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应该早日科学论证并推行新税制，特别是土地税、烟叶税、资源税、城建税必须全部收归中央，分享税则应该中央与地方比例互换或者三七开、四六开，尽量偏向地方，维持地方的税收积极性，否则“跑部钱进”、不断举债的地方政府冲动无法避免，无法根除。同时，尽快开征房地产税、资源税、环境税，构建地方税体系，增加土地出让金支出比例，以防止新型城镇化陷入新一轮房地产化。一言以蔽之，通过重构税务体系，完善财政保障机制。 第五，建立现代化财政制度体系。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旗帜鲜明地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全会提出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和“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具体要求，特别是要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笔者认为，我们要在全面贯彻落实这些精神的基础上，尽快建立现代化财政制度体系，可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特别是德国的财政均衡政策。首先，科学配比财政和央行的外汇储备。央行保留一部分外汇储备用于不时之需，将外汇储备的大部分交给财政，再由财政组建专业的外汇主权养老基金，或者设立国人账户，即国家依据每个人的身份证号设立专有账户来接受外汇储备项目下和国企分红项目下的养老等社会保障基金。其次，借鉴德国式的财政均衡政策。德国财政均衡制度不仅消除了GDP竞争锦标赛，消除了官员晋升考核的GDP标准，而且通过地区间的转移支付和有效帮扶，缩小了地区差距，实现较为均衡的城镇化，并大体实现再次分配的公平性。可借鉴《德意志联邦基本法》和《改善地区经济结构共同任务法》，早日进行中国财政立法，特别是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主要架构，如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收入分配、转移支付制度等均作出明确规定，甚至对均等化转移支付的计算方法(包括收入能力、支出需求等技术性因素)以及其他一些技术性比例也用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确。借鉴德国中长期滚动财政预算机制，实行财政预算民主，增强财政管理效能。借鉴德国的做法，建立科学的转移支付体系。如果在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支出现不平衡或者其他失误时，经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批准可以进行适当调整。再次，理性下放财政自主权。坚决去掉土地财政，严防地方政府公司化和“诸侯经济”。加快完善实施《2013年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办法》，建立“自发自还”的地方政府自行发债制度，有效地将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和新型城镇化融资体制改革结合起来，真正使地方政府的自行发债制度成为服务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举措。 第六，健全社会主义金融体制。稳健的财税政策只有与健康有效的金融政策相结合，才能成为所有政策中最有动员号召力的措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确实实现了飞速增长，但是我们的金融效率亟待提高。因此，当前我们必须紧紧抓住“全球经济重心在21世纪上半叶必定向亚洲转移，并且中国必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和最发达的经济体”的机会，同时吸取1997年和2007年两次金融危机的教训，确立金融工作的新起点，把握金融工作的着力点，找准金融工作的突破点，围绕当地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金融瓶颈，因地制宜、对症下药，建立健全新型城镇化投融资体制，缩小或者杜绝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偏离度。一是通过加快健全信用体系、夯实金融法治基础、完善金融体系等手段建立金融生态环境；二是通过提高间接融资效率、扩大直接融资份额、切实解决金融难题、推进国际金融合作等鼓励金融改革与创新；三是大力发展民间金融、网络金融，特别是普及手机支付等智能终端，提高融资便利性和资金融通效率。 第七，建立强效有力的产业政策体系。国内外城镇化的发展历史表明，以产业发展形成的经济基础是城镇化的根本内容和本质所在。只有建立在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城镇化才能够富有生机和活力，才能获得持续发展。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现代化、产业集群化的加速时期，也处于城镇化加速推进、层次提升的关键时期。产业集群化、新型城镇化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支持。按照城镇化发展的相关理论，工业化为城镇化提供了资金与物质基础，特别是工业化对生产要素的集聚作用，成为城镇化发展的社会经济背景；而城镇化又在一定程度上为工业化提供了外部和聚集经济效益，特别是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形成的综合经济基础，已经成为产业现代化与集群化纵深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因此，总体原则是推进产业根据新型城镇化布局转移，当然如果产业发展已经十分完善，也可以围绕产业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在新型城镇化中推进产业发展，在产业发展中推进城镇化，以产业化带动就业，解决“人的城镇化”。构建产业集群化与城镇化联动发展的规划体系，拓宽产业集群化和城镇化互动发展的工作思路，增强产业集群化和城镇化互动发展的整体合力，消除产业集群化和农村城镇化互动发展的制度障碍。 大力发展服务业。新型城镇化除了必要的工业、农业、建筑业以外，最重要的就是发展各种各样的服务业。发展服务业，要全力打造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全力提升生活性服务业，使服务业真正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也能够成为新的就业增长点。对外要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合理平衡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提升服务外包承接优势，适度扩大服务贸易进口，增加服务贸易出口，加大吸引外商投资现代服务业力度，从而倒逼我国贸易结构优化升级，促进外贸发展方式转变，促进我国从贸易大国转向贸易强国；对内要打破各种限制服务业发展障碍，拓展服务业发展空间，全面推进服务业各个领域发展，提高GDP中的服务业权重，真正实现投资、消费、贸易三驾马车协调共进的发展道路。 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一是实现农业产业化。加快土地合理集中步伐，建立农业生产基地或者农民合作社，推进农业产业化，同时吸纳实业人员和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二是发展高端农业。农业生产不仅要能够出口原料，还应该生产和出口高附加值的衍生农产品。 大力发展绿色环保的建筑业及其他产业。今后十年，与城镇化相关的投资将大幅增长，而这将推动我国形成新的产业增长点，这种增长将带动一批与新技术相关的产业发展。美丽中国、生态城市建设是新型城镇化投资的重要部分，这将为节能环保产业和城市绿化产业带来巨大的增长空间。新型基础设施产业将迎来发展的黄金时代。新型城镇中的新型市民将从生存型消费转向发展型消费，新的消费热点将会从过度集中的住房、汽车等领域逐步向文化创意、体育休闲、旅游等产业过渡，从而引发这些产业的新一轮发展。 总之，我们新型城镇化的产业政策必须以产业集群为支撑，防止“空心化”；产业集群发展要以城镇化为依托，防止“孤岛化”；必须坚持“以产带城、以城促产、产城一体”的产城融合发展模式，通过产业园区化—园区城市化—城市现代化—产城一体化，以城镇功能完善吸引产业聚集，以产业聚集促进人口集中，提高产业与城市的匹配和融合发展效益。 四、资金准备 应根据当前的城镇化率以及我们未来至少要达到多高的城镇化率，测算新型城镇化所需的资金。关于我们当前的城镇化率，各种意见不统一。官方统计认为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但是，蔡继明(2013)认为，“如果挤掉水分的话，我国只有36%的城镇化率”。当然，到2021年建党100周年或者2049年新中国成立100周年的时候，究竟还有多少人需要城镇化，这都必须搞清楚。2013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城市蓝皮书》显示，2030年前我国还有3.9亿农民需要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约13.1万元，我国新型城镇化仅市民化一项所需公共成本就高达51万亿元。如果加上基础设施建设等成本，将是更大的开销。当然，研究表明，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替代出口10万亿元。根据辜胜阻的研究，按照现有的城镇化速度，社会消费总水平将增加10万亿元甚至几十万亿元。同时，城镇化本身也将拉动基础设施、房地产等行业的投资需求，未来10年近4亿城镇化人口，以人均10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标准计算，能够增加4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因此，新型城镇化不仅有成本，而且有收益，特别是创造了大量的投资和消费等有效需求，收益小于成本部分就是我们需要再次投入的资金。而这个资金如何筹措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第一，必须摸清国库究竟还有多少可以动用。近年来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远远大于GDP增长速度，而GDP增长速度却出现了下滑趋势，这种财政增长上升GDP增长下降的悖论必须搞清楚。增加累积的财政收入必须公开，必须划出可以用于新型城镇化的款项，并有针对性地做好政府性投资。 第二，必须摸清哪些外汇可以用于国际投资并将投资利润顺利转化为国内建设资金。最根本的是改革我国外汇制度，特别是早日做到藏汇于民，从而减轻越来越大的外汇储备压力。 第三，必须全面审计地方政府债务并明确哪些是优良债务资产，哪些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获得现有继续投资建设资金。有关研究表明，截至2013年上半年末，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估计在21.9万亿元，如果加上公司化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则债务总额最高或达24.4万亿元。地方债务紧急审计工作必须早日全面铺开，真正摸清政府债务的来龙去脉、详细账单、可控范围、可用部分，一方面防范化解转移风险，另一方面做好债务运作。因为，地方政府的很多投资是基础设施投资，其中很多是公路等具有未来收益的固定资产，完全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提前获得现金用于新一轮城镇化建设。特别要鼓励符合条件的投融资平台采取发行城市建设债券、上市融资、信托计划等形式筹集建设资金。 第四，必须鼓励民间资本加入城镇化特别是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就需要庞大的资金，在国家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应该开源节流。而拓宽资金来源，必须加强引导民间资金进入。因为，我国是储蓄率最高的国家，应该把这些庞大的民间储蓄充分引导到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否则这些资金将可能被用于赌博或者其他社会效益差的行业。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不断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但是我们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却忽略了国内民间资本。特别是在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和整体上市等金融改革过程中，还有在中石油、中石化等垄断性企业改制上市过程中，过分依赖外国资本，而且为了早日得到外资注资，牺牲了很多利益，特别是经常被外资行使期权，从而被诟病为贱卖国有资产或者国有资产流失。例如，美国银行2005年6月在中国建行上市之前，斥资30亿美元购买了建行部分股权。而建行上市以后，美国银行可以行使期权以高于购买时的价格出售或者让建行回购，这种让外资稳赚不赔的“卖国行为”引起了巨大争议，而中国股民则只能随行就市承受风险。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我们应该探索实行城市基础设施特许经营制度，吸引社会资金包括民间资本和国外资本参与城镇建设。 第五，必须加快确定国企分红比例和国企上缴利润并拨备部分用于城镇化。新一轮改革已经成为各界的共识，新一轮改革的突破口应该是财税制度改革，特别是应向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国有股收取盈利，增加养老金的战略储备基金，增加国家建设各种资金。根据我国《公司法》，国家财政必须向国企要分红，而这些分红应该一部分纳入社会保障资金池，一部分用于国家建设。因为，国有企业的发展是靠财政投入和国有银行支持，而银行主要是靠国家的利率政策赚钱。因此逻辑非常简单，国家是全民的国家，银行是全民的银行，国企是全民的国企，而全民出钱投资就应该取得回报，国家代表人民处理利润所得，当然可以为人民拨备建设资金。自1994年财税改革至2007年，国有企业税后利润基本上是留在本企业。这13年间国有企业靠着垄断和低息贷款获得了发展机会，而且获得了高额利润，现在应该反哺社会了。 第六，必须清楚金融机构哪些资金可以利用、哪些资金可以优惠利用。2013年上半年银行出现了钱荒，但是截至6月底境内全部金融机构(含外资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103.6万亿元，首次突破百万亿元大关。因此，如何借助利率市场化契机，发挥这100万亿元存款的积极作用，是我们新型城镇化面临的一个问题。 五、人才准备 马歇尔在他的教科书里将经济学定义为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断言世界的历史是由宗教和经济的力量所形成的。可以说，财富增长、宗教活动、经济发展都必须有人的参与。作为一种经济活动，新型城镇化最终需要人来完成，但是完成的效果就必须看人才的质量。毛泽东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斯大林提出了“干部决定一切”和“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干部决定一切”就是说人才是世界上所有宝贵的资源中最宝贵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源。“技术决定一切”不是单纯地强调技术，而是强调掌握技术的人才，因为技术不能离开使用技术者，离开了人，技术就是死的东西。因此，培养、使用适合新型城镇化各项事业的专业人才，必须成为新型城镇化的一条主线。标签：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论文; 城镇化率论文; 农村人口论文;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论文; 城市经济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中国的人口论文; 农村改革论文; 城市中国论文; 土地财政论文; 农村论文; 财政制度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建设投资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农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