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与日本明治时期的文学批评——以《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治论文,红楼梦论文,文学批评论文,宋元论文,日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国维的中国诗词、戏曲、小说评论，得到明治学者的诸多教益。这种情况反映在王国维文学批评的各个方面。在《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这两部被公认为最具开创性的著述中，王国维对明治学者研究成果的吸收、借鉴随处可见。 发表于1904年的《红楼梦评论》，是王国维的第一篇文学论文，被认为是运用西方文论整理中国文学遗产的一次最早的尝试，历来评价甚高。叶嘉莹说：“《红楼梦评论》一文，却是从哲学与美学观点来衡量《红楼梦》一书之文艺价值的一篇专门论著……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实在乃是一部开山创始之作……足以在中国文学批评拓新的途径上占有不朽之地位了。”①温儒敏说：“在王国维之前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从未有过以如此系统的哲学与美学理论对作品进行批评的论作……这种眼光和方法，都使当时的学术界和批评界感到惊奇不已。”②佛雏说，王国维“以新的观点论述了《红楼梦》的根本精神，《红楼梦》的美学价值和伦理学价值……对我国一部‘绝大著作’《红楼梦》作出如此系统、全面评论的大块文章，在王国维之前，是不曾有过的”③。黄霖说：“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确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篇别开生面的重要论文……它第一次认真地根据西方哲学、美学的理论来细致地批评一部中国文学作品，其观点、方法，乃至表述的形式都是全新的，从而使它成为一篇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论文。”④ 不过，只要将《红楼梦评论》与明治学者的相关研究相对照就能发现，其观点及方法，并非王国维的独创，有很多是参考了笹川临风(1870-1949)及田冈岭云(1871-1912)的相关论述。 (一)以叔本华哲学为“立脚地” 王国维《静安文集自序》中曾说，《红楼梦评论》“全在叔氏之立脚地”。《红楼梦评论》提出“若男女之欲，则于一人之生活上，宁有害无利者也，而吾人之欲之也如此，何哉？”这一“人人所有而人人未解决之大问题”，并说：“自哲学上解此问题者，则二千年间，仅有叔本华之《男女之爱之形而上学》耳。诗歌小说之描写此事者，通古今东西，殆不能悉数，然能解决之者鲜矣。《红楼梦》一书，非徒提出此问题，有解决之者也。”⑤ 以叔本华哲学阐释《红楼梦》，被认为是王国维的独创。佛雏说，《红楼梦评论》的立脚地“全在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哲学、美学与悲剧论”⑥。温儒敏指出，王国维在“评论中先树起一套从叔本华等西方哲人那里借来的论点，然后去阐释《红楼梦》，最后是为了证说西方理论方法”⑦。黄霖说：“王国维根据叔本华的人生观和美学观，认为人生‘无往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苦痛相关系’，观赏无利害之艺术则可以获得暂时的‘解脱’。这在《红楼梦评论》中作了详细的论述。”⑧ 但问题是，王国维论《红楼梦》的精神，为何要提到《男女之爱之形而上学》？须知《男女之爱之形而上学》是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的一章，主要讨论两性关系的实质及男女在生理及精神上的美丑优劣⑨，与悲剧说和解脱论并无直接关联。 笔者认为，《男女之爱之形而上学》透露出一个信息，即王国维以叔本华哲学论《红楼梦》，实由笹川临风《红楼梦》评论所触发。在明治学者眼中，《红楼梦》这样一部描写“女性及人间情魔爱情、嫉妒的千汇万态，能开启人情的密钥”⑩及“洞彻恋爱、执着、嫉妒、奸猾等所有人情之细微”(11)的小说，正好可以作为叔本华女性论的佐证。笹川《支那小说戏曲小史》说：“天下秀丽之气，不钟于男儿而钟于女子，细心而精致，和顺而温婉，情深而爱浓，是其美处。然亦由此而不觉生狭量、浅见、嫉妒、邪推等罪……悭吝、嫉妒为女子之所长者，非说破其性之弊而何？叔本华谓：‘Zwischen Mannern ist von Natur blosz Gleichgültigkeit；aber zwischen Weibern ist schon vou Natur Feindschaft.(男子之交仅为友，女子之交则已为敌矣)’……此又无非女子通有之秉性而已。”(12)因此不妨说，《红楼梦评论》“全在叔氏之立脚地”，是王国维读了笹川著作之后受到启发使然。 由此可见，先树起一套叔本华的观点，然后去阐释《红楼梦》，并非王国维的独出心裁。《红楼梦评论》在方法上沿袭了笹川临风而已。 (二)悲剧论 王国维说，《红楼梦》是“彻头彻尾的悲剧”、“悲剧中之悲剧”。因为它描写了人生的痛苦与解脱之道，“示人生之真相，又示解脱之不可已”。小说中贾宝玉最终的出家，补救了“人类之祖先一时之谬误”，实践了人类最高的理想，与“世界之大宗教”的“唯一宗旨”相一致。《人间词话》“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亦此意。 而《红楼梦》的价值在于，由“个人之事实，而发现人类全体之性质”。《红楼梦评论》说：“美术之所以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善于观物者，能就个人之事实，而发现人类全体之性质。今对人类之全体，而必规规焉求个人以实之，人之知力相越，岂不远哉。”(13) 对此，叶嘉莹说：“从通古今之全人类的哲理来探寻作品之含义，乃是静安先生衡定文学作品之内容的另一项可注意的标准。”(14)温儒敏说，王国维是中国第一个对亚里士多德“诗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这一文学观深有领会的批评家。他注意到“美术之所以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15)。他们不知，艺术表现“人类全体之性质”，实际上是田冈岭云的观点。田冈《文学与民心》说：“诗人不必阿一时之好，而不可不以永久之生命观之；不必寓于国民之心胸，而须触人心最深处之琴弦；不必以个人观之，而不可不以人生观之。大才之作所以不朽者，不媚于一时者也。一语一句悉触人心深处之琴弦，故只要人生无限，人类不绝，其作品便千古常在且感动后人……诗人之心，调和潜藏于所有人心中无数感慨、无数情绪而作锵锵之响者也……然此潜藏于所有人心中无数感慨、无数情绪，非一国国民所专有，早已成为人生的情绪、感慨。诗人之泪……无对一国国民之心胸而洒之理，非以人生为其对象而不可。一国国民也罢，一个个人也罢，诗人于此中所见只有人生而已。写一个人，写一国国民即写整个人生。既写人生，故虽写一国国民，一个个人，皆可不朽……个人早已不再是一个个人，而是人类普遍的生命，是整个人生。”(16)田冈“写一个人即写整个人生”即王国维“美术写人类全体之性质”所本。 王国维批评传统小说戏曲“大团圆”结局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厌阅者之心，难矣。若《牡丹亭》之返魂，《长生殿》之重圆，其最著之一例也……《西厢记》之以‘惊梦’终也，未成之作也，此书若成，吾乌知其不为《续西厢》之浅陋也……《桃花扇》之解脱，非真解脱也。沧桑之变，目击之而身历之，不能自悟，而悟于张道士之一言。且以历数千里，冒不测之险，投缧绁之中，所索之女子，才得一面，而以道士之言，一朝而舍之。自非三尺童子，其谁信之哉。”(17)又《宋元戏曲考》说：“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初无所谓先离后合，始困终亨之事也”(18)。佛雏对此大加称赞：“抨击传统小说戏曲中最廉价的乐观主义、‘大团圆’似的粉饰太平的结局，在我国文论史上，也似以王氏呼声最高，且最坚决。”(19)佛雏不知，王国维是综合了田冈岭云和笹川临风的观点。田冈《日本文学的新光彩》说：“看哪，从来日本文学中果有堪称真悲剧者存乎？从来小说戏曲等中除若干堪称情死者而外以大破裂结局的果有几何？假令其篇中有若干带悲哀色彩者，亦千篇一律至于团圆，于乐观的欢声中结局，岂不与儿童涕泣而以笑声收束者相似乎？”(20)又笹川《汤临川》说：“中国戏剧中未见沉痛之悲剧，多为喜曲，无大破裂、惨绝、悲绝者，终即大团圆，散者聚，离者合。《牡丹亭还魂记》奇想落于天外，然其结局，‘风流况，施刑正苦，报中状元郎’，佳人配才子，观者又无遗憾……《桃花扇传奇》虽为悲剧，结局却为山中仙。若《西厢记》亦有‘惊梦’一折，离而不合散而不聚，洵为悲剧……然《西厢》本为单纯之情话，与彼歌行路之难，浮世辛酸，义理人情，缘于境遇之动机而终陷于大破裂之悲剧不同，这样的悲剧中国无有。”(21) (三)艺术美超越现实利害关系 《红楼梦评论》说：“物之能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者，必其物之于吾人无利害之关系而后可。易以明言之，必其物非实物而后可。然则非美术何足以当之乎？夫自然界之物，无不与吾人有利害之关系；纵非直接，亦必间接相关系者也。苟吾人而能忘物与我之关系而观物，则夫自然界之山明水媚，鸟飞花落，固无往而非华胥之国、极乐之土也……是故观物无方，因人而变。濠上之鱼，庄、惠之所乐也，而渔父袭之以网罟；舞雩之木，孔、曾之所憩也，而樵者继之以斤斧。若物非有形，心无所住，则虽殉财之夫，贵私之子，宁有对曹霸、韩干之马，而计驰骋之乐，见毕宏、韦偃之松，而思栋梁之用；求好逑于雅典之偶，思税驾于金字之塔者哉？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22)。这也是田冈岭云的观点。田冈《诗人与厌世观》说：“在诗人眼中，天地唯其玄妙故而美妙，天地即眼见之山青水白的好光景好风色。可是看看那些十九世纪的理学者、博物学者吧，在那些敢于登上生母坟茔采集植物的彼等看来，满目所见唯有死天地而已，死万有而已。对岩石唯想其属何种地质，对树林唯想其属何纲目何种属而已。”(23)又《芭蕉》说：“盖科学者对于万有，常讨究其相互关系，从中抽出概念，比较推度此概念而求其相通之性质，故诉诸推理之能力也，即为抽象的，尽可能将万有远离于现实者也；反之，诗人为直觉的、具象的，于万有依其原貌而观之，以情与力直攫之，即如拜伦‘I live not in myself,but I become portion of that around me,and to me high mountains are a feeling’及乐翁公‘つくつくとひとり向かへば我身さへ月のなる中心地こそすれ’之所歌，我与万有一致融合。”(24) 值得注意的是，《芭蕉》中的这段文字，王国维《孔子之美育主义》与之如出一辙。“此境界唯观美时有之。苏子瞻谓‘寓意于物’(《宝绘堂记》)，邵子曰：‘圣人所以能一万物之情者，谓其能反观也。所以谓之能反观者，不以我观物也，不以我观物者，以物观物之谓也。即能以物观物，又安有我于其间哉？’(《皇极经世》观物内篇)此之谓也。其咏之于诗者，则如陶渊明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谢灵运云：‘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情’。或如白伊伦云：‘I live not in myself，but I become portion of that around me,and to me high mountains are a feeling’(我不是在自我中生活，我已经成为周围事物的部分，对于我，高耸入云的群山也是一种感情)。皆善咏此者也。”(25)二者都以叔本华关于艺术创作、欣赏能摆脱欲望、意志的束缚达到“自我丧失”状态的理论为依据。王国维“脱此嗜欲之网”，即田冈“斩断意志之葛藤”之意。王国维不过将田冈用作“我与万有一致融合”例证的松尾芭蕉(1644-1694)、松平定信(1758-1829)俳句，换成了陶、谢的诗而已。 《红楼梦评论》写于1904年，其时笹川临风《支那小说戏曲小史》、《汤临川》及田冈岭云《岭云摇曳》等早已出版。由上述材料可知，王国维的许多观点以及运用叔本华哲学论《红楼梦》的做法，都是从这些著作中得到的启发。 刊行于1912年的《宋元戏曲考》，是中国第一部用西方近代科学研究方法完成的戏曲专著。郭沫若《历史人物鲁迅与王国维》称之为“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后学”。黄霖说，该书是“中国戏曲研究史上的划时代著作……对中国古代戏曲的发展历史、艺术特征以及元剧文学价值等根本性问题作了创造性的论述”(26)。不过，《宋元戏曲考》对于宮崎繁吉(1871-1933)、笹川临风、幸田露伴(1867-1947)、久保天随(1875-1934)及儿岛献吉郎(1866-1931)等明治学者的中国戏曲研究成果的吸取，也必须承认。 (一)元曲的文学价值 《宋元戏曲考》高度评价元曲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称其为“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能道人情，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元杂剧为一代之绝作……盖元剧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学问也，其作剧也，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兴之所之为之，以自娱娱人……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洁之气，时流露于其间”(27)。郭绍虞说：“戏曲文学，在过去，一向为封建士大夫所卑视”，而王国维却“推尊之(元曲)为‘一代之文学’……甚至谓曲在元朝，其地位超过了唐诗与宋词，给予很高评价，使当日读者耳目一新”(28)。 高度评价元曲的地位，在明治学者的中国文学史论中，早已是老生常谈。笹川临风《支那小说戏曲小史》说：“元人推出杂剧，开戏曲之初端，其杂剧数目一百有余，曲有南北二曲，皆斐然成章，纷红骇绿，永为后世所仰……元曲之盛行，是其文学史上之尤可夸耀者。”(29)又其《支那文学史》说：“元代诗歌、史笔、论文殆无可传于文学史者，而小说戏曲却独开其华采，为支那空前特异精彩之始。”(30)久保天随《支那文学史》说：“异人种的侵入，颇为有效地打破了中国因袭的习惯风俗，就文学而言，在传承观念之外，促成了新的小说、戏剧等轻文学的发生，这在有实际倾向的汉族中间，见到这般文学的勃兴，实在是空谷足音，是文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紧要事项。”(31)又说：“元代杂剧、传奇、小说等轻文学，的确开启支那文学一新生面。”(32)宮崎繁吉《元朝小说及戏曲》也说：“元代八十年间发达起来的戏曲小说，不仅堪称元朝文学之荣华，即在四千余年之中国文学史上，亦可谓开创一新纪元，对此怎样大书特书都不为过。”(33)儿岛献吉郎《支那文学史纲》说，元代“于经术之外发达起来的小说戏曲，实为发一代之精华，而开支那文学史一新纪元者也”(34)。 《宋元戏曲考》说：“元曲之佳处何在？亦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35)此论可与《人间词话》评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合观。 罗钢认为：“所谓‘崛起于方兴之族’才是王国维的独得之见……这种‘野蛮民族有真正之文学’的观点，才是王国维称赞纳兰性德拥有‘自然之眼’‘自然之舌’的理论出发点。”而“西方原始主义(Primitivism)自然观，构成了王国维‘野蛮民族有真正之文学’观念的由来”(36)。罗钢不知，“野蛮民族有真正之文学”，正是明治学者一再强调的观点。久保天随《支那文学史》说：“盖元人初居于朔漠荒寒之区，以穹庐为生，其入中国，作为昔日勤苦之反动，自然势必以豪奢华美之耳目娱乐为主，在此需求之上，促成了唱曲作剧的发达。要之，异人种侵入之势力，破坏了旧来之因袭，焕发了人性自然美的情操，其结果遂至于此。”(37)又说：“此种轻文学虽为严格的儒教主义所非难，但元朝帝室不以儒教为贵，帝室的威力使文学从因袭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要之，支那纯文学幸而得来千载一遇的好机会，人性自然随即俄然发达起来。”(38)王国维野蛮民族的“自然”，即自久保天随元人的“人性自然”而来。 儿岛献吉郎《支那文学史纲》说：“盖元人思潮横逸于儒教羁绊之外……元人本居于塞外之野，以穹庐为生。及一朝雄飞于中原，作为昔日穷苦之反动，遂渴仰于太平文物之典礼，心醉于尽善尽美之歌舞音乐。朝夕闻楼上管弦之声，不复吹月下之胡笳也……精神上不为儒教所束缚，故于志怪之书及历来被视为败坏风教的小说戏曲亦无所忌惮。写人情，描世态，于诗书执礼以外，语怪力乱神，而博一世之欢心与爱读也。”(39)又笹川临风《支那小说戏曲小史》也说：“有实际倾向的北方人种的思想风潮，磅礴上下古今，而洽于禹域全土，小说戏曲不得不长久在其抑压之下。而黑龙江头一部落勃然兴起，在支那中部上演一出呼风唤雨、惊天动地之活剧，终至禹域一统者，则不独于支那历史别开一新面目，于支那人种思想上亦起一大变动。制度文物又非古之制度文物，小说、戏剧顿时发达，亦无外乎其余势所致。”(40)王国维所谓“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云云，即本于此。宮崎繁吉《元朝小说及戏曲》一章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元朝既为胡人新建之国，其文物制度亦非往时之文物制度，风流才子之徒亦不留意于儒教躬行实践之本旨，顺应时俗，随波逐流，淋漓倾泻，因此其戏曲、小说终能名垂千古。”(41)王国维所谓“彼以意兴之所之为之，以自娱娱人”云云，即本于此。 栗岛狭(1876-1945)《文坛三伟人》评多田义俊(1698-1750)、建部绫足(1719-1774)及上田秋成(1734-1809)等三人时说：“就戏作者而言，比学识深远更重要的是世才的圆滑；比学理贯通更重要的是洞观社会风俗人情……其艺术能人人情之奥秘，写世态之表里，在彼虽不过一时快乐之资，然以其为彻底之自然故能生美妙之感。”(42)王国维“元剧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学问也，其作剧也，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之论与之极为相近。 (二)元曲的成就及对元曲家的评价 《宋元戏曲考》说：“北剧南戏皆至元而大成，其发达亦至元代而止。嗣是以后……元人生气至是顿尽……已失元人法度矣……不逮元人远甚……其词亦无足观……较之元人，显有人工与自然之别。”(43)这种扬元而抑元以后的论调，是对笹川临风中国戏曲史观的沿袭。笹川《李笠翁》说：“元代戏曲小说富于典雅雄浑分子，明朝戏曲小说多流利清澈之音，至清则异之，戏曲小说充满卑俗之辞意。”(44)王国维不过是将笹川的扬元明抑清略作变通，改为扬元抑明清而已。 《宋元戏曲考》说：“元剧关目之拙，固不待言……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45)此论与《人间词话》“元曲诚多天籁，然其思想之陋劣，布置之粗笨，千篇一律，令人喷饭”及《文学小言》“叙事的文学(谓叙事诗、史诗、戏曲等，非谓散文也)，则我国尚在幼稚之时代，元人杂剧，辞则美矣，然不知描写人格为何事……以东方文学之国，无一足以与西欧匹者，此则后此文学家之责矣”(46)之论一样，都涉及对中国戏曲的评价问题。这也很难说与明治学者无关。久保天随《支那文学史》说：“杂剧所重在知音善歌……其尚未能成为真正的戏剧，自不难想象。唯其词章灿然炫人眼目亦无疑。元人绝技极于此。”(47)“《西厢》之意匠结构，虽未必值得激赏，至其文辞，实极天下之妙者”(48)。 所谓中国戏曲“尚在幼稚之时代”(49)之论，即照搬笹川“中国戏曲幼稚”的观点。笹川《支那之戏曲》说：“要之，支那之戏曲幼稚，且有未能发达者也。虽其辞采不乏名篇，由其结构，自其所以为戏剧者观之，尚属稚气纷纷耳。”(50)笹川《汤临川》也说：“支那戏曲列于世界戏曲史上明显逊色固无可疑……作为剧来说尚未发达……以词采论虽不乏名篇，观其结构，自其所以为戏剧者观之，则支那戏曲犹稚气纷纷耳。”(51) 黄霖指出，《文学小言》的“这些论调，带有明显的民族虚无主义的色彩，是非常错误的”(52)。黄霖不知，王国维只不过是在重复明治学者“中国戏曲幼稚”的观点而已。其后在《宋元戏曲考》中对此观点有所修正：“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初无所谓先离后合，始困终亨之事也。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即列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53)《宋元戏曲考》还说，元剧“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入耳目，述事则如出其口。辄以许多俗语或以自然之声音形容之……于新文体中自由使用新语言”(54)。郭绍虞说：“王国维非常重视元曲自由地使用新语言的特点，文中指出，元曲的描写‘以许多俗语或以自然之声音形容之’，于自古文学上所未有。”(55)王国维这一观点，其实参考了笹川临风的相关论述。笹川《支那之戏曲》说：“曲文之词采不惟与诗文之词采不同，且须判然相反。何则？诗文之词采贵典雅贱粗俗，宜蕴藉忌分明。词曲则不然，话则本于街谈巷议，事则取于直说明言，读传奇而令人费解，或初阅不见其佳，深思后则得其意所在者，便非绝妙好词。”(56) 《宋元戏曲考》于元曲家中推崇关汉卿：“元代曲家，自明以来，称关、白、郑、马……汉卿一空依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元中叶以后，曲家多祖马、郑而祧汉卿……实非笃论也。”(57)黄霖说，王国维“在这里捍卫关汉卿在元杂剧中的地位，实质上也就是捍卫了元杂剧的艺术价值及他的‘意境说’”(58)。实则捍卫关汉卿在元杂剧中的地位，也不是王国维的独得之见，而是承袭了幸田露伴的观点。幸田《元时代之杂剧》称关汉卿为“巨匠大家”，并说：“元时代剧曲家中蔚然而秀者，实不过三四，而关汉卿即其一。”(59) (三)元曲的形式及南北曲之异同 《宋元戏曲考》说：“元剧以一宫调之曲一套为一折，普通杂剧大抵四折，或加楔子……元剧楔子，或在前或在各折之间，大抵用[仙吕·赏花时]或[端正好]二曲……元剧每折唱者止限一人……元剧大都限于四折，且每折限一宫调，又限一人唱，其律至严，不容逾越……至除此限制，而一剧无一定之数，一折无一定之宫调，且不独以数色合唱一折，并有以数色合唱一曲，而各色皆有白有唱者，此则南戏之一大进步，而不得不大书特书以表之者也。”(60) 王国维这段文字，参考了久保天随、笹川临风及幸田露伴的相关论述。久保《支那文学史》说：“杂剧即普通北曲，其题材更为固定，一本必由四折成之……此外，楔子或有或无，大抵在通篇之首，时或在各折之间……一折依一宫调，一韵到底，且第一折破题似以[仙吕]、[点绛唇]之词起始者为最多……北曲的特质为唱者只有一人。例如《汉宫秋》剧各折中唱曲者只有元帝一人，即是也……至南曲，则不唯折之数不问，且各折中唱者非一人，有互唱，有合唱，于是折中时变宫调，从而换韵。”(61)笹川《支那之戏曲》也说：“元代南曲不问生旦净丑，尽唱其曲，北曲与此相异，仅限上场主人公一人唱。”(62)又幸田《元时代之杂剧》说：“元人杂剧皆以四折而成……四折而外，有楔子者有之，无楔子者亦有之。楔子有在通篇之首者，有在折与折之间者……曲必各有其句法、韵法，而一折一韵者为常例。第一折必以[仙吕]、[点绛唇]之调起之。”(63) 关于南北曲之异同，《宋元戏曲考》说：“元代南北二戏佳处略同，唯北剧悲壮沉雄，南戏轻柔曲折，此外殆无区别。此由地方之风气及曲之体制使然，而元曲之能事则固未有间也。”(64)此论，也受到笹川临风、久保天随的启发。笹川《汤临川》说：“盖北曲带北方劲拔之气，染胡语……北曲有粗豪之风，其音易入于刚劲之口；南曲有娇媚之姿，其音有施于窈窕人之便。北宜促，南宜缓。北宜合唱，南宜独奏，北易粗，南易弱。”(65)又久保《支那文学史》也说：“南北二曲，居然本于风土之异……要之，南北二曲之体裁无丝毫之异，其别全在音律宫商。”(66) (四)对中国戏曲史的考证 《宋元戏曲考》说：“《谷梁传》：‘颊谷之会，齐人使优施舞于鲁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当死，使司马行法焉’。”附考：“古之优人，其始皆以侏儒为之……颊谷之会，孔子所诛者……均谓之侏儒。”(67)而久保天随《支那文学史》说：“论者虽引‘齐景公、鲁定公会于夹谷，齐之优倡为侏儒戏以进，孔子趋而进曰：以匹夫而荧惑诸侯者罪当斩。有司加法，手足异处’以证之，然优之见于史，其例在此之前。或谓优伶戏文为优孟抵掌之滥觞，又可谓迂矣。”(68)可见，《谷梁传》的这段有关“优”的史料，是久保天随最早关注到的，未必如王国维所说的那样，“凡诸材料皆余所搜集”(69)。 又如《宋元戏曲考》说：“臧氏《元曲选》序云：‘或谓元取士有填词科(中略)，主司所定题目外，止曲名及韵耳，其宾白则演剧时伶人自为之，故多鄙俚蹈袭之语’。填词取士说之妄，今不必辩。”(70)王国维对于臧懋循“填词取士”说的质疑，也是沿袭了幸田露伴、久保天随的观点。幸田《元时代之杂剧》说：“明臧晋叔曰：‘或谓元取士有填词科，如今之括帖。虽然，风檐寸晷下取给之。故一时名士，虽马致远、乔孟符辈，至第四折，往往如强弩之末也’……此等之诸说，固未为当。藤花亭主人对此存疑，考之《元史·选举志》，固无明文，或又以传闻之误说之。”(71)又久保《支那文学史》也有“臧晋叔曰：‘或谓元取士有填词科，如今之括帖。虽然，风檐寸晷下取给之。故一时名士，虽马致远、乔孟符辈，至第四折，往往如强弩之末也’……然此事未见于《元史·选举志》，又无其他确证，未必值得凭信”(72)。 再如《宋元戏曲考》说：“我国乐曲与外国之关系，亦可略言焉。”(73)黄霖说：“王国维还考虑到中国戏曲的发展与外国的关系，他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证明‘南北曲之声皆来自外国，而曲亦有自外国来者’。”(74)实则，王国维这一认识也还是受到久保天随的启发。久保《支那文学史》说：“至元，戏剧更有了长足的进步，此固时势要求使然，其一因亦可归于欧西文化的影响。”(75) 笹川临风《支那小说戏曲小史》刊行于1897年，幸田露伴《露伴丛书》刊行于1902年，久保天随《支那文学史》刊行于1904年，宮崎繁吉《近世支那文学史》刊行于1905年，都早于王国维写《宋元戏曲考》的1912年。如上所述，王国维吸收了这些日本学者的许多成果。 总之，王国维文学批评所谓“划时代”的著作《红楼梦评论》和《宋元戏曲考》，对明治时期日本学者研究成果的吸收、借鉴随处可见，明治学者中国小说、戏曲史论的许多观点，给予王国维以诸多启发。《红楼梦评论》在研究方法的拓新与开创方面既不得专美，《宋元戏曲考》所谓“凡诸材料皆余所搜集，其所说明亦大抵余之所创获，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76)亦未必尽然。 ①(14)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第148页，第13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②⑦(15)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第3页，第3页，第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③⑥(19)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第54页，第54页，第7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④⑧(26)(52)(58)(74)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第823—834页，第820页，第850—851页，第854页，第865页，第85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⑤(13)(17)(18)(22)(27)(35)(43)(45)(53)(54)(57)(60)(64)(67)(69)(70)(73)(76)王国维：《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第8页，第24页，第12—13页，第161页，第3—4页，第57页，第160—161页，第192页，第161页，第161页，第161页，第167页，第155—159页、第172页，第183页，第60—61页，第58页，第156—157页，第195页，第58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⑨[日]姊崎正治译，叔本华：《作为意志和现识的世界》，第295页，博文馆(东京)1920年版。引文原为日文，笔者译，以下同，不再注明。 ⑩(50)(56)(62)[日]笹川临风：《雨丝风片》，第223页，第213页，第209页，第112页，博文馆(东京)1900年版。 (11)(34)(39)[日]儿岛献吉郎：《支那文学史纲》，第372—373页，第290页，第292—294页，富山房(东京)1912年版。 (12)(29)(40)[日]笹川临风：《支那小说戏曲小史》，第104—105页，第13—15页，第11页，东华堂(东京)1897年版。 (16)(20)(23)(24)[日]田冈岭云：《岭云摇曳》，第45页，第40—41页，第45页，第7页，新声社(东京)1899年版。 (21)(51)(65)《支那文学大纲》卷五，第50—52页，第47—48页，第22页，大日本图书株式会社(东京)1899年版。 (25)佛雏：《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第361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8)(46)(49)(55)郭绍虞、王文生：《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第401页，第381页，第381页，第40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30)[日]笹川临风：《支那文学史》，第270页，博文馆(东京)1898年版。 (31)(37)(47)(48)(61)(66)(68)(72)(75)[日]久保天随：《支那文学史》，第497页，第497页，第504页，第513页，第224—225页，第508—509页，第209页，第503页，第212页，早稻田大学出版部(东京)1904年版。 (32)(38)[日]久保天随：《支那文学史》，第319—320页，第320页，人文社(东京)1903年版。 (33)(41)[日]宮崎繁吉：《近世支那文学史》，第60页，第67页，早稻田大学出版部(东京)1905年版。 (36)罗钢：《一个词的战争——重读王国维诗学中的“自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42)[日]栗岛山之助：《文坛三伟人》，第5—6页，三国书房(东京)1899年版。 (44)《支那文学大纲》卷三，第4页。 (59)(63)(71)[日]幸田露伴：《露伴丛书》下册，第1795页、第1785页，第1744页，第1742页，博文馆(东京)1902年版。标签：红楼梦评论论文; 王国维论文; 文学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宋元戏曲考论文; 红楼梦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读书论文; 明治时代论文; 文化论文; 人间词话论文; 叔本华论文; 元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