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中国传统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中国传统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宇宙观、思维方式、政治传统、道德规范、生活方式的总和；它渗透于本民族每一个成员的头脑中，潜移默化地、长久地影响着他们的衣、食、住、行及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为核心的，但也吸收了佛教、道教的许多与之相适应的成分。“儒家思想基本上是一种社会哲学，重实践，重人事，重伦理，重教化，注重社会中的人伦事务，可以说是一种入世的学问。儒家最重要的内容是其伦理道德学说，以仁义、礼乐为精髓的宗法伦理价值系统构成了儒家的核心”。〔1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大体有如下几个方面，即：统一性、连续性、非宗教性、泛道德性、内倾性、中庸和平。〔2〕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基本内容及其特征，影响了中国几千年， 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直到现在它仍在塑造着中华儿女的灵魂。
中国历代的政治家、学问家，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他们的思想、道德、品格，都是由传统文化塑造的。他们的成功与失败，他们的优点与缺点，他们身后的被人褒贬，都与中国的统传文化密切相联。因此我们可以从优秀的政治家、学问家的政绩功业、品格操守，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
周恩来就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可以称之为伟大的政治家之一。因此，研究周恩来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具有重大的意义。
周恩来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他自幼年至旅欧确立共产主义信念之前。这是他受传统文化熏陶、接受传统文化的时期；是他推求比较，吸收传统文化精华并与西方民主思想相结合的时期。这一时期基本奠定了他思想风格、道德修养、人格锻造的基础。第二个时期是他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成为职业革命家，在实践中体现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塑造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多方面风采的时期。
一、周恩来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第一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是幼年阶段，是他在南开中学之前的阶段。周恩来的幼年，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薰陶中渡过的，而周恩来接受传统文化的薰陶，主要来自家庭。这其中，第一是来自善良母亲的教诲。周恩来生于一个虽不富裕，但却有文化教养的家庭。周恩来的祖父、外祖父都曾是当时的“师爷”，自然是属于知识分子阶层。生母万氏，曾读过五六年家塾，她性格开朗，精明果断，很有办事能力。嗣母陈氏，出身于一个比较贫寒的读书人家庭，性格温和，待人诚挚，办事细心，在诗文书画上都有较好的修养。〔3〕两位母亲都曾以中华民族的美德、 优秀的传统文化对周恩来进行启蒙教育，特别是嗣母陈氏，对他要求很严格。周恩来4 岁时，嗣母就教他识字；五岁起，送他进私塾。每天黎明时刻，就把他叫起来，亲自在窗前教他读书。陈氏不许他轻易出去，整天把他关在室内攻读。空暇时她就让他背唐诗，或给他讲故事。第二是悠久传统文化普及性读物的薰陶。周恩来在嗣母的教育下，读书极为勤奋，他从6 岁起就在藏书丰富的外祖父家阅读了大量的古典书籍。
上述两方面的教育和薰陶，使周恩来打下了深厚了古文基础。同时，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培植了中国人民长期形成的喜爱民族英雄，憎恶民族败类，主张正义，憎恨邪恶等爱憎分明的高尚思想感情。另一方面，儒家的德治、仁政、尚礼、爱人、孝悌等道德观念，墨家的举义、尚贤、兼爱等学说，道家的德论、贵柔、俭约、无私、寡欲等观念，法家的方廉、质美等论述，浸染、薰陶了幼年的周恩来，都在他的思想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但是，也有另一个侧面，那就是由于生活的艰难，他也深深痛恨传统文化中那种封建习俗的腐朽成分，如摆派场、好面子以及各种束缚人性的礼仪、规矩。〔4〕
到东北和在南开学校学习，可以视为这一时期周恩来接受传统文化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周恩来读的是新式学校，开始接触西方的一些新思想。同时，他更自觉的吸收传统文化的精华，并开始钻研中西文化的结合。他对儒道乃至佛教学说仍怀有相当的敬意，从思维方式到思想内容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
一是爱国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生价值观，其特点是把人的个体价值归结为人的社会价值，强调人的社会义务和责任。其积极意义就是形成了中华民族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爱国主义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民族凝聚力的源泉，它激励着人们为民族的生存、发展而前赴后继，奋斗不息。
周恩来在南开读书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中国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广大爱国群众奋起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谴责政府的腐败无能。这一时期周恩来的几篇作文，非常鲜明地表现出了他强烈的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他说：“青年为斯世将来之主，学者乃领导标新立异之人。况生值学道将绝之国，大厦将倾之邦，则我后辈生之责任，不更重大也！”〔5〕他不仅说， 而且从眼前的实事踏实地做起：为了达到强兵之目的，他积极响应由上海发起的“救国储金团”，为“救国储金”而奔走呼号。他不仅以救国为己任，而且开始寻找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的原因，寻求救国之方、强国之路。他指出，中国之所以贫弱，是由于“人心堕落，民德沦丧”。〔6〕原因虽然没有找对， 可贵的是他在认真地探索着。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少年周恩来的确是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重社会、重群体的优秀一面，即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精神。
二是注重道德修养和人格锻造。
1.他提出“以智育为主体，而归宿于道德”的思想，主张“联同学之感情”，“补教科之不及”。〔7〕这与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贫弱， 原因在于“人心堕落，民德沦丧”是一致的，认为教育不重道德不行，科学不重道德不立。
2.重名誉，但信历史自有公论。他说：“《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一字之褒贬，严于斧钺，其所惧者名誉之不佳耳。”又说：“处今之世，论名誉二字，已成正人君子掩耳所不（欲）闻者矣！然名誉之界限，固仍金瓯无缺也，虽有颠倒黑白者，恐不足以当万世之论也。 ”〔8〕
3.重人格之锻造。这是周恩来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一个重要内容。他在1916年8月写过一篇《读孟禄（PauLmonroe ）教育宗旨注重人格感言》的作文，谈自己的人格观。教师对这篇文章评语是：“此文前用演绎法，后用归纳法。抉宇宙之原理，探太极之精微，本本也，存存也，是谓真理。”评价定是很高的。周恩来自己对这篇文章也很重视。他是把它作为自己的一篇宣言来看待的，惟其如此，两个月后，他将此文作了认真修改，并命题为《我之人格观》，发表在南开《敬业》学报第5期。文章说：“孔之忠怒，耶之灵性，释之博爱，回之十戒， 宗教之所谓上帝也，圣贤之所谓仁、义、礼、信、忠、孝、廉耻也。范而羁之，亦即一生之人格耳。”在此文中，〔9 〕周恩来把各种政体得失之原因均归于人格之高下，显然是片面的，但是由此我们却可以看出周恩来对人格锻造的极端重视。
三是思想方法上的学习与训练。“儒家的中庸中和观念对中国文化有巨大的影响，可以说，它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10〕周恩来在幼年即熟读“四书五经”及其他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如果说当时仅是背诵经典，那么到南开以后则是在自觉地去吸取传统文化的有益营养了。他曾写过两篇极有见地的文章，即《子舆氏不言利，司密氏好言利，二说孰是，能折衷言之欤》和《老子主退让，赫胥黎主竞争，二说孰是，试言之》，反映了他对《中庸》的独到体会和见解，而且，他的这种独到体会和见解，甚至一直被运用到他以后几十年的革命实践之中，成为周恩来思想方法的一个突出特点。
四是重视儒家的“修齐治平”观。
中国传统文化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周恩来的幼年和少年时期深受这种所谓“内圣外王”儒家思想影响。我认为，对于这种“修齐治平”观，不能全盘否定。它产生于春秋战乱时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凡有志之士，都以结束战乱、治理国家、以利民生作为自己的抱负，并为此把修身、齐家作为基础。这正是儒家把人的个体价值归结为社会价值，强调人的社会义务和责任的时代根据。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贫弱、战乱备受帝国主义欺凌，凡有爱国心的热血知识青年，都在寻求救国救民之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周恩来看重儒家“修齐治平”，是完全正常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必然的选择。此外，在这一阶段，周恩来已经开始在融汇中西文化上进行思考和实践。“五四”前后，周恩来对西方新思潮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南开时期他更是广泛阅读了西方启蒙思想家的多种著作，并给予很高评价。在他南开时期的文章中，老聃和孔孟学说俱有反映，西学和中学均受到他的重视。
第三阶段是留日、“五四”和旅欧。
在这一阶段中，又分为留日、“五四”和旅欧三个小段。这是周恩来思想转变的重要时期，也就是他从主要吸收传统文化的营养到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并开始将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相结合最终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时期。
1.留日。这时主要是学习日文，了解和研究日本社会。“日本人的一举一动，一切的行事，我们留学的人都应该注意。我每天看报的时刻，总要用一点多钟，虽说是光阴可贵，然而他们的国情，总是应该知道的。”〔11〕他是多方武装自己，以备将来之用，即他所说“天下正多事，年华殊未阑，”〔12〕人“总要有个志向，……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13〕留学日本，他见识大大增长。他结合自己的所学、所见、所闻，认真思考自己几年来的思想认识历程，终于使自己的思路清晰了，那就是，他“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14〕在国内的时候，周恩来对于“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并未加以大的关注，他只是踏踏实实地在做自己的事情，进行自己独立的思考。但在留日期间，他却认真读了前年（1916年）出版的《新青年》杂志，而且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才知道我从前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大差，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的。”〔15〕他兴奋地说：“我这时候的喜欢，好象比平常人信宗教还高兴十倍，”“我觉得我这回大领悟，将从前的全弃去了，另辟‘新思想’，求‘新事情’，实在是同‘重生’、‘更生’一样子了。”〔16〕这里所说的“大差”，我认为是从政治上说的，是从政治思想上说的，并不是批判传统文化的意思。
留日阶段的周恩来仍然坚持自己的人格锻造和道德修养。他的《旅日日记》从1918年1月1日到3月21日， 几乎每一天都有一句自勉的“修学”警语，如“与我为善者为善人”，“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克已恕人”，“行其心心所安”，“破除成见”，“人定胜天”，“尽人事”，“思想自由无底竟，置身宇宙太空间”，等等。很清楚，其中大多数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修身”的要求。
2.“五四”运动。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给中国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以强烈的冲击。在运动中，先进的知识分子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可以说，对儒家已到了憎恨的地步，鲁迅先生甚至号召青年要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17〕
周恩来从日本经沈阳、哈尔滨回到天津时，“五四”运动刚刚兴起，他立即全身心投入到了运动之中，并被推举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周恩来经过在日本这段时间的学习和思索，他的思想和视野已经开阔多了。他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刊旨趣》中把“五四”运动同日本的“米骚风潮”、朝鲜的独立运动并提，指出“这都是受世界新思潮的波动，在东亚历史上增加些国民的自觉的事绩。”《发刊旨趣》宣布：《会报》将“本民主主义的精神发表一切主张”，“本‘革心’同‘革新’的精神立为主旨。”〔18〕“革新”就是改造社会；而“革心”则是改造学生自身的思想。关于这一点，他后来在《觉悟》一文中说：“‘觉悟’的要件，必须自己去‘觉悟’。自己‘觉悟’，有静的内省法，从回想而生出‘觉悟’；有由他人的方面，从考察中生出来的觉悟；有因环境的感动，从比较中生出来的‘觉悟’”。〔19〕
总之，在“五四”运动中，周恩来是站在运动前列的领导者，同时也是他周围人群中的最早“觉悟”者。但是另一方面，包括周恩来在内的激进青年们的思想“还处于启蒙时期，就是还不明确，不肯定，思想还在变动着，发展着。”〔20〕就其所提出的“革心”口号，以及他对“觉悟”途径的解释，可以看出他对于传统文化中“践履”精神的重视。
3.旅欧阶段。这是周恩来经过长期的思索，“五四”运动的锻炼，最终确立共产主义信念的重要时期。周恩来1920年末到法国。在以后的四年间，他来往于英、法、德，特别是英、法间，学习法文，进行社会调查，大量阅读英、法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将当时风行欧洲的各种主义进行比较推求，终于作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念。〔21〕在旅欧期间，他的思想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他的“致中和”观念。他在研究社会改革的两种手段（激烈的暴力手段和“渐进的改革”手段）时说：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定见，但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至实行之时，奋进之力，则弟终以为勇宜先也。”这时他虽尚未确立共产主义信念，但是思想倾向已是十分明显。二是当他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之时，仍未忘记实行时原则的坚定性和实行手段的灵活性。他说：“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22〕
综观周恩来的一生，“致中和”和坚定的原则加灵活的手段，一直是他的重要特色，而这一特色正是吸收传统文化精华的结果。
二、周恩来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二个时期
这一时期包括他确立共产主义信念之后的整个革命生涯。这是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共产主义伟大事业奋斗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他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选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并决心为这一事业奋斗一生时，他在第一时期所进行的道德修养、人格锻造，都融入了他的革命实践，而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通过中国传统文化具体而生动地体现出来。
这一时期应当指出的是，建国前党处于战争环境，而建国后则处于执政地位，而周恩来又是一直担任共和国的总理职务。因此，在这两个阶段，传统文化在周恩来身上的表现也是有区别的，在前者主要表现为英勇、机智、无畏，后者则主要表现为“戒慎恐惧”、鞠躬尽瘁的为政心态。在这两个阶段周恩来始终是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他以自己完善的人格征服了他周围的人，包括他的对手和敌人；他以其高超的斗争艺术，卓越的政治智慧，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把他所从事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他目标坚定，从不动摇，但策略灵活，从不墨守陈规。在长期复杂斗争的锻炼中，周恩来完成了他最终的人格塑造，达到了他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峰。同时，从周恩来身上我们也看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灿烂光辉。
第一，完美的道德修养。
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及其一贯思想，就是强调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的整体主义思想。可以说，中华民族的一切传统美德都是围绕着这一整体精神而展开的。周恩来道德修养之所以能达到非常高的境界，是他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和他自身具有的中国传统道德的精华交互作用、互相融合的结果，即为人类彻底解放而奋斗与仁厚自然相结合，再加上具备东西方渊博的学识和西方的民主思想，便造就了他完美的道德修养。这种完美的道德修养的内涵是：爱国、为民、公心、无畏、民主、治和；而其外延则是刻苦、勤政、谦恭、刚毅、豁达、平和概括地说：周恩来的道德观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美德的融合，是共产主义道德的中国化。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婚姻家庭观。在这个问题上，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科学思考的。他曾说过：“家庭一事，在今日最资学者讨论，意见百出，终无能执一说以绳天下者。……中国旧式家庭之不合时宜，不待论矣；即过渡时代暨理想中之欧美现今家庭，又何尝有甚坚固之理论与现象资为模仿耶？”〔23〕在这种情况下，他把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和中国传统美德相结合，确立其婚姻观，主张双方要有共同的信仰，一致的思想，相投的性情。为了实现自己的婚姻观，他理智地与原来的女友分手选择了邓颖超。〔24〕周恩来的婚姻是专一的，生活是幸福、纯洁的。他虽然没有子嗣，但却抚养了众多的烈士遗孤。他还以这种婚姻观教育子侄辈，使他们能够正确地对待这样一个人生的重要问题。
二是孝道观。中国传统道德讲父慈子孝。子孝最基本的要求不只是养亲，更是敬亲、爱亲、尊亲。在封建宗法社会，传统孝道提倡子辈对长辈的绝对服从，且包含许多愚昧、残忍的东西。这些与时代精神相对立的因素，必须坚决予以否定。周恩来正是这样做的。但是，孝同时也植根于亲子间的血缘亲情，是维系家庭和睦和稳定的需要。因此，孝的德行中又有其具有普遍意义的内容。
周恩来继承了中国传统孝道观的精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他的孝道观的一个主要特点，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推已及人”精神的体现。周恩来自幼敬父母，听其教，尊其言。他在日本留学期间还经常“读母亲遗墨”。他写道：“……我把带来的母亲亲笔写的诗本打开来念了几遍，焚好了香，静坐一会儿，觉得心里非常的难受，那眼泪忍不住的要流下来。”〔25〕那对母亲的一片孝敬之心跃然纸上，令读者亦肃然起敬。当他在日本得知八伯父故去的消息时，“哀痛异常、不知所以”，“好象是没有知觉的一样。”当周恩来的父亲在重庆逝世后，周恩来大发悲声，并带病为父守灵，使在场的人深受感动。〔27〕周恩来不仅孝敬自己的父母、亲长，他已经把这种对长辈的孝道视为革命工作的一部分，推及到革命的前辈和长辈身上，成为周恩来光彩照人品格的一个重要方面。“文革”期间的1966年8月， 宋庆龄父母的墓地被当地农民砸毁。宋庆龄得悉后，泪流满面，极度悲伤，并把此事转告周恩来。周恩来亲自过问，使墓地得以修复。宋庆龄对此极为感激。〔28〕
三是仁爱思想。仁爱思想是中国传统美德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是“中国固有的精神”，是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它提倡人与人应当相爱，应当尊重人的人格和权利，同情人，帮助人。
周恩来深受中国文化中仁爱思想的薰染，主张以智为主体，以情为归宿，“观世应本乎智，出而济世，则又亦入乎情，”他所谓情已经不是什么个人的私情，而是“济世之情”，是对人民大众之情，对民族国家之情。可以说，周恩来的一生，是关心他人、关心国家、关心民族的一生。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周恩来始终以仁爱之心待人；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鸿钟大儒，也无论是烈士遗孤还是将军元帅，他都一视同仁，给予关怀。
注重礼仪，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不乏封建性糟粕的繁文褥节，但也有许多具有普遍意义的待人之礼。周恩来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自幼注重礼仪、仪表。他待人恭敬热诚，礼让尊重；他严以责已，宽以待人；他以德报德，以直报怨，周恩来注重仪态仪表，认为这是对人的尊重。他举止庄重，仪容可观，执事谨敬，文质彬彬，反映出他高度的道德修养和文化修养。许多外国朋友为他的待人接物礼仪之周、仪表之庄重、言谈举止之得体所倾倒，并进而对中国产生信任；许多党外的朋友为他的诚恳、尊重所折服，进而更敬重我党。因而周恩来完美的道德修养和他的高尚的人格力量，已经不再是他个人的拥有，它已变成为我们党凝聚力的重要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形象。
由于周恩来来自传统文化的完美道德修养，造就了他独具一格的领导品格。因而作为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在他的领导品格中有着明显的儒家精华思想的痕迹：他除具有中华民族的谦逊实际、朴素勤勉、坚毅顽强、好学沉思外，还具有因其独特的秉性、经历和气质而造就的温和文雅、谦恭有礼、胸襟广阔、从善如流、和蔼慈祥、忍辱负重等优点。他积极投身革命，一辈子改造世界观的实践，一定程度上打上了儒家积极入世的烙印；他全心全意为人民，和蔼可亲的品格，又有儒家“推已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色彩；他深入虎穴，临危不惧，身居高位，廉洁奉公的情操，也是儒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屈”的生动体现。〔29〕
第二，“致中和”和“贵柔”的思想风格。
如前所述，周恩来在思想方法上受《中庸》思想影响很大，“致中和”一直是他思想方法的一大特点。有的学者说：不能把周恩来的反对极端主义等同于“中庸之道”，〔30〕我同意这一观点。我的看法，一是“中庸”不等于人们一般理解的搞“调和”；二是，“中庸”的真意是反对走极端。我认为恰恰是周恩来把握了“中庸”的灵魂。从周恩来写的那两篇文章中正好可以看出“中庸”的真意。有的学者说周恩来的思想风格是“求同”。这不全面。“执其两端用其中”不只是“求同”，而是“求同存异”。也正因为如此，周恩来极善于在矛盾中寻找统一点，并能恰当地处理各种复杂的问题。
在处理党内矛盾方面，在党的“六大”以后，他成为调解党内矛盾、维系党的统一和团结的重心；而当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以后，周恩来的思想风格和毛泽东的思想风格形成互补作用。值得提出的是，当毛泽东同志晚年犯错误，特别是犯“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错误之时，正是周恩来的思想风格和政治智慧成为化解矛盾、维护党的团结和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经济生活得以艰难进行的决定性力量。
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周恩来曾从中国传统哲学的角度概括了外交工作的基本方法：（一）要等待，不要将已见强加于人。（二）决不开第一枪；“敌视不为人先”。（三）“来而不往非礼也”。（四）“退避三舍”。这些都带有老子哲学的明显色彩。他首先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可以说是他的“致中和”思想风格的典型体现，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包含的卓越智慧的典型体现。
第三，高贵的民族气节。
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谓大丈夫”。在传统道德精神中，十分强调要建立独立人格，保持坚定的节操。这种精神培植了中华民族的独立性和凛然正气，已成为强大的精神力量。
周恩来深受这种精神的熏染和培育。中华民族的这种高贵气节与共产主义的崇高信仰相结合，形成了周恩来特有的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节操。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曾多次与国民党谈判，折冲尊俎，维护了共产党人的尊严以及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在“文化大革命”中，面对“四人帮”的淫威，他决不放弃原则。他忍辱负重独立特行。他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在国际事务中，周恩来更是以他那高贵的民族气节和不卑不亢的外交家风度，赢得了无数国际友人的赞誉。
第四，艰苦奋斗，质朴俭约。
勤劳勇敢，质朴俭约是中华民族一项极为重要的传统美德。周恩来生于优患，且受到良好的家教，又自觉接受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质朴俭约的传统美德。他一生艰苦奋斗，崇俭反奢。这样的事例真是太多了，在此不一一赘述。
第五，勤政为民，鞠躬尽瘁。
斯诺曾经说过，“周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头脑冷静，合理而实际。”他又说“周迅速地抓住事情的本质，必要时丢弃不实际的东西，而且他决不行险侥幸”。〔31〕“冷静”、“合理”、“实际”、“决不行险侥幸”，深受其家庭教育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勤政为民审慎务实的良好习惯，也是深受《中庸》一书“戒慎恐惧”思想影响的。周恩来的这种思想，在他成为革命家以后，逐步演化并成熟为一种“临事而惧”、对人民高度负责、勤政为民的行政心态。
新中国建立之后，周恩来那种特有的“戒慎恐惧”的勤政心态就表现得更加突出。建国之后，周恩来被任命为第一任国务院（政务院）总理。当时国家千疮百孔，国民经济混乱不堪，周恩来同志以他那超人的精力，过人的智慧，疏理纷繁的矛盾，为恢复国民经济殚精竭虑，做出重大贡献。而最能体现周恩来那种“如履薄水、如临深渊”的“戒慎恐惧”心态的是如下的事例：毛泽东离开中南海到其他地方去开会，周恩来都是亲自周到安排，有许多次都是先走一次毛泽东要走的路线，看一看毛泽东要住的地方，生动地体现了他对党的领袖的关怀和对工作的极端负责。
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指出：“我提出民族精神问题，任何一个文明的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可以用《周易大传》的两句话来表达，即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我认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称为‘中华精神’。这是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核心。”我同意这一观点。我认为，在周恩来身上非常鲜明地体现了这种精神，周恩来的品格、思想可以说正是由这种精神所铸造的。
注释：
〔1〕《中国学术通鉴》，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2〕参见李中华著《中国文化概论》华文出版社，1994年4月版。
〔3〕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2页。
〔4〕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5页
〔5〕〔6〕〔7〕〔8〕〔9〕《周恩来早期文集》（上）第6、58、5、41、180页。
〔10〕参见李中华著《中国文化概论》华文出版社，1994年4 月版。
〔11〕〔12〕〔13〕〔14〕〔15〕〔16〕《周恩来早期文集》（上）第277、277、278、281、282、283页。
〔17〕《鲁迅全集》1981年版，第3卷，第12页。
〔18〕〔19〕《周恩来早期文集》（上）第305、333页。
〔20〕〔21〕〔22〕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46、57、55页。
〔23〕〔25〕〔26〕《周恩来早期文集》（上）第490—491、276、269页。
〔24〕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78页。
〔27〕《走下圣坛的周恩来》，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
〔28〕《情谊与事业》中共中央文献出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
〔29〕参见《中外学者论周恩来》，第537—545页。
〔30〕李海文等编《周恩来——智慧·勇气·忠诚的化身》，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
〔31〕转引自周毅之《周恩来的行政哲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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