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宏观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十一届论文,政治论文,三中全会以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结束了长期统治中国的“左倾”路线，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确立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战略，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历史性转折，而且是中国新的政治发展阶段的良好开端，标志着中国政治的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30年来，在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在风起云涌的国内外政治环境中，中国政治在政治理念转换、政治理论创新、政治制度设计、政治文明建设和政治实践运作等方面都在蓬勃发展，取得了政治建设的长足进步。然而，对中国政治近30年来的发展状况却还缺乏系统的研究，因而，描述中国新时期政治发展状况，分析政治发展在各个阶段的具体内容、特点和存在的问题，提炼中国政治发展的指导性理论，洞悉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动力，不仅对于丰富中国政治学的研究，巩固中国政治建设的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吸取政治发展过程中的成功经验，解决其存在的问题，引导中国政治积极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政治是历史的产物，也是社会的产物，政治发展不能脱离其生存的土壤和背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政治发展与思想理论背景、经济建设背景和国际局势背景息息相关。
(一)思想理论背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初步实现了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重新得到巩固，并在30年的发展中逐步孕育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规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组织路线，使得中国政治和其他各方面的发展既有方向性的指导思想，又有执行性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因此，中国政治发展有其特殊的思想理论背景，而且这一理论体系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指导思想，关系到中国政治发展的兴衰。离开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中国的政治发展将会偏离方向。
(二)经济建设背景：长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稳步的经济繁荣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土壤和基础
经济与政治犹如孪生兄弟，相生相息。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基本观点。政治建设的发展必须以经济建设为根本基础。一方面，经济发展使政治建设成为必要，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引导、调控、保障和规范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为政治建设提供相应的物质基础；再者，经济发展导致政治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贡献是作出了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随后，党的十三大确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一再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随着经济建设的稳定发展，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此观之，30年来，经济建设始终是贯穿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中心，而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03-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10.4％，大大超过世界经济平均增长4.9％的水平。同时，经济总量迅速增加，2006年达26452亿美元，世界排名由2002年的第6位上升到第4位。据此，国内外专家预测，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还将持续30至50年。①这为我国政治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迅速攀升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当然，经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发展指标两极化(如GDP总量大而人均GDP数量小)、经济结构二元化、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压力增大等问题又为政治发展提出了挑战。因此，我国政治发展的进程也有客观的经济建设背景。
(三)国际局势背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与战略机遇期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契机
当代国际政治局势为中国政治的稳定发展提供了两大重要背景：一是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这是邓小平同志对中国改革开放总体时代背景的准确判断。时至今日，这一判断仍然正确。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国际局势总体稳定”。②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经济要繁荣，生活要提高，已经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各国都在忙于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世界战争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还可以避免，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良好契机。二是新世纪中国正面临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所谓战略机遇期，从本质上说，“是客观时机与具有较高目标追求的国家总体战略之间有条件形成可持续的良性互动关系的时期”。③即一方面，客观的国际环境允许一国追求某种较高战略目标；另一方面，该国形成了战略部署并有能力将其贯彻实施。而中国目前的政治发展正面临着这一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要求我们必须把握“战略机遇”和“战略挑战”的并存和转换，推动战略机遇的时空统一，内外互动，同心协力、励精图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对该时期中国政治发展进行分阶段研究，关键是找到科学、合理划分阶段的标准。本文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准则来予以把握：第一，以30年的中共党史为研究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轴。其理由是，中国共产党的历次会议及其思想、理论、方针、政策完全反映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全貌。第二，以党史阶段划分的定论作为划分中国政治发展阶段的首要依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共党史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分为两大阶段，其依据是十四大报告关于“十四年伟大实践的基本总结”和十五大报告关于“过去五年的工作总结”。这一划分已为党史界学者所普遍接受。第三，在两阶段划分基础上，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细分。在前一阶段中，根据中国政治的具体内容，以党的十二大为界划分为两个次级阶段，前者以拨乱反正为主要内容。
据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可以划分为如下三个阶段：④
第一阶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前夕(1978年12月-1982年8月)
这一阶段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全面拨乱反正。首先是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是各方面拨乱反正的前提和指导。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和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打开了拨乱反正的新局面。其次是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总结了10条基本经验，认清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明确了发展生产力的首要任务，指出决不能离开现代化建设这一重点，党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再次，是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十一届三中全会初步实现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随后，全面开展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和落实党的干部政策。1980年2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指出，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决组织路线问题。同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在此前后，中央与地方逐步调整充实各级领导班子，贯彻干部队伍“四化”方针。最后，是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
第二，初步探索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作了系统深入而又精辟明确的论述，揭示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弊端、产生根源、问题的实质以及改革的基本原则和指向，是当时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思路的集中体现。
第三，启动农村改革的新进程。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农业文件，提出了当前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经济措施。1981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国家〈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的通知》，强调搞好多种经营是发展商品经济的关键环节，使我国农村多种经营有了迅速发展。与此同时，我国农村还实行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
这一时期中国政治的发展呈现出这么几个特点：①拨乱反正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此后政治发展的新的起点；②各项政治决策的制定、贯彻和执行基本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延续；③全国上下政治风气好转，全社会重新燃起一片盎然生机；④中国政治发展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变，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主义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第二阶段，从党的十二大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前夕(1982年9月-1991年12月)
这是一个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阶段，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实行了全面的改革。这一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建树。中共十三大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断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二是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必须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工作目标和工作方针。紧接着，以该理论为客观依据，确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点”的基本路线，并且按照基本路线的精神，确定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部署。此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也在十三大中基本形成。这一理论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第二，几项重要工作的开展。即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强调指出的四件工作：①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干部队伍的“四化”；②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③打击各种犯罪活动；④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十二大以来中国政治建设正是根据邓小平的工作要求展开的。
第三，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部署和思路调整。为了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保障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的成果，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邓小平于1986年强调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⑤1987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原则同意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并将设想的内容写入了十三大报告中。十三大报告认为，我国原有政治体制存在着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等重大缺陷，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要兴利除弊，清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此，中共十三大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全面部署。
由此观之，这一时期中国政治发展有其显著的特征：其一，收获了丰富而宝贵的理论成果。其二，在全面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提出了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的目标。十二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社会主义不仅要建设物质文明，而且要建设精神文明，并且都要靠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和支持。其三，该时期中国政治面临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国际局势。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政治风波、苏东剧变、冷战格局解体不仅没有带来新的繁荣，反而引起了新的矛盾，使中国政治发展进入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另一方面，一些发达国家为了摆脱经济出现衰退的困境，认为中国是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这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又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第三阶段：从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来(1992年1月以来)
中国政治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进入到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由于人们认识方面的差别，对于如何总结历史经验，今后的道路如何走等方面发生了分歧，甚至反复出现否定基本路线的言论，并形成较为强大的声势，中国政治发展面临新的考验和严峻的挑战。在这紧要关头，邓小平采取重大行动，1992年初在中国南方发表一系列重要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实践和经验，明确回答了多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并直接指导了当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以及随后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以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的政治发展也步入新的历史时期，其内容主要是：
第一，指导思想和理论的创新。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和“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解决了严重束缚人们思想的关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重大认识问题。与此同时，邓小平科学地判断了国际国内形势，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党的十四大汲取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对十四年的伟大实践作了科学总结，并指出了20世纪90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五大的政治报告中，特别论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阐述了邓小平理论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新阶段的原因。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党章修正案》的决议，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在该理论的指导下，中共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个纲领包括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提出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胡锦涛同志在2003年“七一”讲话中明确指出：高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一面旗帜确立了起来。十六大报告还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政治文明的理论。随后，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又相继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理论。从此，中国政治的发展又获得了新的理论和思想源泉。
第二，着重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水平。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就深刻指出了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性。他认为，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关键在人，关键是中国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进一步阐明了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历史性任务和指导原则。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建设都面临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这要求我们一定要结合新的实际，遵循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努力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使中国共产党能更好地发挥领导核心作用。1994年9月，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把党建设成为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一项新的伟大工程。十四届四中全会后，全党认真贯彻《决定》，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廉政建设各方面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为了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这一时期中国政治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全面展开了反腐败斗争。
第三，全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积极的成果，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和体制创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问题日益凸显出来。为了解决政治发展滞后的问题，中共十五大将政治体制改革提到重要位置，对政治体制改革作了新的论述和部署，使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更加清晰，目的更加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并规定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到2005年，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一系列积极成果。但不容忽视的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依然存在一些严峻问题：党政分开与权力制约问题有待根本解决；党内监督、人民监督和制度监督也需进一步落到实处。
第四，全力应对中国“三农”问题。中国政治在这一时期的突出问题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因而解决“三农”问题就成了此时中国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这一时期我国政治发展最显著的特点是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与此同时，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也进入一个新阶段，经济建设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并带动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然而，我国“三农”问题暴露出来，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政治发展之所以能在稳定中取得巨大成就，最关键的是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形成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作方向性和理论性指导。
(一)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更是照耀中国政治发展的理性之光。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指导性理论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社会主义本质论。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指出了中国政治的本质和发展方向。二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指明了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和当前政治建设的起点。三是基本路线理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要求我国政治发展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进行，同时政治建设本身也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是党建理论与依法治国理论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组织保证和法律保证。五是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直接为中国政治发展与建设提供了具体指针。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由于党的历史方位的两大转变，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由治党思想转变为治国思想，江泽民同志指出，全党必须“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使我们党始终与时代发展同步伐，与人民群众共命运”。因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是我国现阶段政治发展和政治建设的指导思想，是我国政治进步的新旗帜。
首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指针，为中国政治发展指明了方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体现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问题的新创造，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运用和发展。因此，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指路明灯。
其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对中外无产阶级政党长期执政的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为中国政治发展积累了经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吸取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是我们党80多年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经验的科学概括。
再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为中国政治发展保证了先进的执政力量。它要求我们党始终坚持与时俱进，坚持党的先进性，坚持执政为民，永远站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因此，我国政治建设也有了坚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三)科学发展观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政治发展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发展道路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展观的确立，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政治发展亦是如此。在我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既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又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所谓科学发展观，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之所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树立科学发展观的新理念，是因为：第一，政治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若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人的发展搞不上去，最终也会制约和影响经济发展。第二，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思想是“以人为本”，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价值和本质要求，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指导方向，科学发展观的落脚点就在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因而“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其中的“人”则是指以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工人、农民及其他劳动者为主体的全体人民，这正契合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第三，科学发展观强调把握规律、循序渐进，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要求。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把握政治发展规律，在既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将政治发展与生产力发展、文化发展和人的发展有机结合，采取循序渐进、逐步深人的策略方针，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确保政治发展的有序、稳妥和持久进行。最后，科学发展观要求统筹各方面的发展，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中国人民共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从而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目标。
从30年中国政治发展的总体情况可以形成如下认识。在30年的政治发展进程中：
(一)理论创新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先导
一方面，政治建设需要理论指导；另一方面，政治发展需要理论创新。理论的不断创新使理论始终符合实践的需要并规范和指导着实践。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变革的先导。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永不自满，永不懈怠，这是我们长期要坚持的治国之道。”综观中国政治30年来的发展状况，每次政治建设突破困境，取得长足进步，都是理论创新的结果，每次党内意见出现较大分歧，都是通过理论创新来统一思想。而且，中国政治纷繁复杂，不断变迁，要主导中国政治的发展，就必须有符合政治变迁的治国理论，这就需要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中国近30年的政治是在一系列创新理论性的指导下发展的，理论创新是政治发展的不竭动力。
(二)经济发展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引擎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就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十三大规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随后，十四大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下，我国经济发展空前迅速，远远走在政治发展的前面，一方面，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要求相应的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否则，落后的政治体制就会减慢经济发展的速度和限制经济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需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予以解决，并对经济发展进行宏观调控。若是政治发展过于滞后，那么政治的宏观调控功能将无从发挥。再者，经济发展为政治进步和综合国力的提升提供必要的经济基础，从而能够支撑主权国家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地位的上升。中国国际政治地位的提高最根本的因素就在于中国经济的崛起和腾飞。
(三)改革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直接推动力
稳定是前提，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党中央一再强调要从大局上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毫无疑问，改革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直接推动力。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直接要求；另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本身推动着中国政治的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的每一次进步都反映着我国政治建设的成就。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就一直在探索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目标和原则，以及改革的主要内容。至今，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到健全和发展；立法体制改革成效显著；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进一步发展；基层民主稳步发展；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得到不断改革和健全；机构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重要成就；行政法制建设，依法行政取得明显成效；干部制度也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一步健全和完善。⑥这些改革直接推动着我国政治的发展，改革的成果既是政治进步的直接体现，也是中国政治进一步发展的基点和前提。
注释：
①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71016/05451721297.shtml
②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2007年10月15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③徐坚：《“战略机遇期”的理论剖析》，载于沙忠勇选编：《文明的召唤——中国政治年报》(2004)，第27页，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④中国共产党历次会议和重要文献的内容参考：盖军主编：《中国共产党八十年历史纪事》，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1978.12-2002.5)，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资料》(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⑥参考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1978.12-2002.5)，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王怀超：《中国政治体制改革24年》，载于沙忠勇选编的《文明的召唤——中国政治年报》(2004)，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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