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释义学正误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正误论文,释义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哲学中的理解问题，已经提到了哲学思考的前沿，并成为当今各国哲学家的热门话题。有人曾预言，20世纪末是释义学的时代。各门科学的专家，包括人文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都对它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许多理论学科和应用学科不但研究这一问题，还认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是本学科继续发展的前提。本文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对哲学释义学的总体性分析，揭示出其理论的成功和失误之处，进而为其指明走出误区步入坦途的方向。
一、理论上的贡献
世界历史进入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总体经历了这几个变化：以人为中心代替了过去的以物为中心；以主观主义为中心代替了过去的以客观主义为中心；以相对主义为中心代替了过去的以绝对主义为中心；以研究具体事物为中心代替了过去的以研究世界观为中心。这些变化使哲学这个古老的车轮划出如下历史轨迹：古代－－本体论、近代－－认识论、现代－－方法论。而力求以“未来”面目出现从而想把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统一起来的便是“哲学释义学”。同时，哲学释义学也是先前各种释义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各种释义学思想的概括和总结。
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至哲学释义学出现的时候，已经形成了科学主义（客观主义）和人本主义（主观主义）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从认识论上讲，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概括起来就是对意义的寻求。以科学方法论为基础的科学主义各流派，通过分析语言、词句、逻辑关系等手段，所追求的不外是符合分析和归纳逻辑的各种认识陈述的意义。同样，以非理性主义的情感、直觉方式构造其哲学体系的人本主义诸流派，通过异化、沉沦、自由、死亡等所带来的种种体验，企图揭示的也是“人的存在”的所谓意义。无论是科学主义哲学家，还是人本主义哲学家，在他们的代表作中，都大谈所谓的意义问题。一般来说，在纵深层次上的人类的认识，都可以抽象为“是什么”、“为什么”、“如何是”此类提问所涉及的意义层面。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科学主义还是人本主义，它们的方法论最后都显露出各自的缺陷：前者的主要理论被后来的一些哲学家看作是一些毫无价值的“教条”；后者的最终结果导致了萨特的哲学，使人本主义的名声扫地，走入了死胡同。可以说，哲学释义学的产生就是在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陷入危机和衰落时，企图在克服二者的片面性的基础上，综合二者各自强调的科学－－人文的两个方面，为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寻找一条出路。
哲学释义学为什么能够综合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哲学而在当代西方哲学界引起极大反响呢？首先，它注意到对二者弊端的扬弃。例如，它在注重对理解活动作意义分析的同时，强调这种意义分析活动具有历史的背景和主体或人的能动性的参与，这样，就避免了科学主义囿于较小的纯粹认知圈子中，局限于从命题到命题的逻辑演绎；同样，它也避免了人本主义过分注重人的自由任性和非理性主义的倾向，试图以理性的方式研究意义。其次，哲学释义学还注意克服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者的共同缺陷，注重哲学研究中传统的因素。在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中，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都是反传统哲学的，尤其是反对黑格尔哲学。然而，就人类认识史的发展看，认识的历史继承性和局限性都是必然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发展之所以日渐式微，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抛弃传统（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终于越来越远离人类丰富的思想宝库，在理论上趋于衰竭。
不仅如此，我们在这里还应指出，哲学释义学在研究理解问题上作出了一些积极而有成效的探索，可以说，为我们建立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观提供了不少富有启发性的见解，其中以下几个方面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理解的普遍性。理解问题本来就是一个与人类共存亡的精神现象，它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既存在于人文科学的研究中，也存在于自然科学的探索中。可是在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理解只存在于局部学科中。到了近代，理解也只是应用于人文科学。世界历史发展到现代，理解才正式被应用于整个人类社会各个领域。这一功绩应归属于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尽管他们的这项工作有很大的局限性，但也不失其应有的理论意义。
第二，理解的历史性。哲学释义学理解的意义绝妙之处就在于它极力摆脱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哲学的非历史主义的走向，而重新把哲学的理性根植于人的历史存在之中，这种理解的价值在于它可以有效地缩短今天与历史之间时空上的差距，从中谋求解决理性与传统的对立。理解的历史性本意是指理解者所处的不同于理解对象的特定的历史环境。由于历史条件和历史地位等因素的实际存在，必然会在理性的延申中影响和制约着理解者对本文的理解。因此，释义学对于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哲学极力摆脱“成见”的倾向，认为是不可取的。成见也有其内在合理性。因为历史中的人和他的理性不可能摆脱成见，它作为人在历史中存在的状态，有助于克服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不足，把人类理性放在历史状态中，使其有生长和发育的沃土。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基于对理解的先决条件即“前理解”的考察，从中发现了成见前不是理性所要克服的对象，因为成见才使理性的历史存在成为可能。理性通过理解可以不断扩大成见的范围，而成见作为人类向未知推进的已知系统，把我们置身于历史的传统中，在理解中发现自己，不断开拓新的知识领域。
第三，理解的循环性。关于意识过程的循环动作机制，虽然黑格尔对意识史上的圆圈运动已多有论述，列宁对此也作过重要的补充和发挥，但这个“圆圈”的主旨是用来昭示概念的发展轨迹的，没有从主体的方面来揭示意识的循环动作机制。恰恰是后者，揭示了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参与方式：主体以其自身的“前理解”进入“循环”，并在循环中不断地清除“前理解”中的不合理成份，最后达到一种新的理解，或新的前理解（相对于以后的认识过程而言）。不唯如此，每一具体的理解过程也具有循环的性质，“本文”的理解是通过部分与整体的循环来实现的，这个整体并不是部分之和，事实上，单一部分的变动无不影响着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乃至整体的结构与意义的转化，而整体上的深化又必然导致对诸个单一部分的重新理解，整体与部分正是以此种相互作用的循环方式推动理解的发展的。
第四，理解的语言性和对话性。语言不仅能够通过对话交流思想感情，而且能够通过文字来积累和承续文化。就是说，人在历史中的理解表现为语言保存，由语言而进入个人的存在，通过语言对话又进入新的理解，从而形成新的语言意义结构。所以说语言是人与人之间赖以共存的不可缺少的意义酵素。然而，19世纪末以前，哲学家对语言问题始终未予应有的重视。只是由于数学基础难题和现代逻辑兴起，人们才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其后，语言问题成了20世纪西方哲学思考的中心。英美语言哲学先声夺人，欧陆语言哲学异军突起，其主流之一便是哲学释义学。哲学释义学语言观既强调语言的本体论价值，又重视语言的工具性特点。在哲学释义学看来，我们生活在历史传统的意义圈里，传统及其意义又以语言为载体，因此我们先天地从属于某种语言。在本体论语言观下，哲学释义学将世界看作寓于语言的意义世界，从发生学根源上探讨语言意义的本质，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英美语言哲学的意义理论的狭隘性（至于这一理论的片面性，我们将在后面指出）。哲学释义学正是从理解的语言性出发，揭示出语言在理解中的工具作用，认为世界只有通过恰如其份的语言表达方能被人们理解，成为有意义的世界。而语言存在的价值正是在说明世界时才得到充分的体现。人借助语言中介对世界理解的深层透视无不与对话息息相关，理解者要理解世界必须用一定的语言去体验，借助于对话去沟通与世界的联系。这样，理解的语言性可以有效地达到观念与现实的交融、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理解者与本文的联系。
第五，理解的创造性和开放性。哲学释义学的理解不是主体被动的接受和简单的复原（这不同于传统释义学），而是处处闪现智慧火花的积极的创造性活动。一旦理解者闯进理解的视界，便把自身置于历史中从自我出发去理解本文，同时又要超越自我存在的有限视界，通过不断发挥创造性，来扩大、拓开和丰富自己，在获取新的自我理解中，把最初异己的东西变为自己的东西而达到所谓的“同化”目的。哲学释义学强调理解要对传统开放，对理解者存在的具体环境开放。由于理解随环境而变，所以可能的理解没有止境，主体可以不断赋予客体新的内容，缩短主客体间的差距而达到历史的统一。所以本文常读长新，意义不可穷尽。这些，就是哲学释义学在理论上的贡献。
二、理论上的偏失
就哲学释义学的当前发展来看，它并没有给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找到一条可行的出路。我们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上，可以发现释义学的理论误区以及跨出这一误区的途径。
第一，哲学释义学具有相对主义倾向。很多人都注意到了释义学的这一无法回避的矛盾：承认多元理解的合理性极有可能陷入相对主义。伽达默尔对此作了种种辩解：以理解的妥当性或合理性替代超越的绝对的“真理”；提出“效果历史”的概念来确保我们的知识的一致性，因为从“效果历史”中能引申出对“主题”的理解，从而借助“主题的共同性”达到对本文理解的限定；把主体理解本文化为主体与本文的对话，如此等等。这些辩解不无道理，却也不是无懈可击的。证明理解的妥当性和合理性，固然为理解的相对性提供了合法存在的理由，堵住了通向黑格尔式的“绝对”之路，却仍无力阻止这种相对性滑入相对主义，如果这种相对性本身被绝对化的话。另外，效果历史只能保证人们对主题理解范围的一致性，却不能担保他们对主题本身判断的一致性，从根本上说，“效果历史”的意识本身已多元化了，因此用“主题”限制“本文”的意义无异于以主体的主观性为基础理解本文，而主观性是不可能限制自身的。如果相对性是以主观性的差异为基础的话，那么，这种主观性将会把它引向相对主义。对于如何克服这种相对主义和下述的神秘主义，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所有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及对这一实践的领悟中找到合理的解决”①这就是说，人们的理论或观念，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都是他们的现实活动、生产和交往的表现。如果现实关系在人们的观念或理论上的表现是虚幻的、神秘的、甚至是颠倒的，那么这一现象的根源归根结底仍然要到实践活动的局限性以及由此而来的狭隘的社会关系中去寻找。马克思的这一见解为我们理解各种观点和对象提供了一把钥匙。
第二，哲学释义学具有神秘主义倾向。这一点表现为二：一是哲学释义学具有深刻的神秘主义历史背景。根据释义学观点，“进入释义学范围”是理解的首要条件。在教父哲学时期，奥古斯丁曾是这样表述理解的本质的，即“为了理解而信仰，为了信仰而理解”。德国浪漫主义释义学家赋予信仰的主要不是宗教和道德作用，而是认识论的作用。诺瓦里斯就是这样，他认为信仰并不同认识理论相矛盾，而是认识理论的一种形式，因为理解的实现不仅靠理性，而且借助于人的全部精神力量。②施莱依马赫、鲍特曼和艾利亚德也是这样，他们偏好准宗教的语言，甚至当释义学不是直接意义上的神学或宗教哲学时，仍然受制于一种倾向，即依照人类主观与上帝之间进行的直接对话的模式去看待一切形式的理智交往；二是“本文”泛化、尤其是“自然本文化”的作法不可避免地使对理解的解释具有了神秘主义色彩。在哲学释义学看来，世间的一切都是本文，因为理解只是对本文的理解。既然“前理解”在研究中被解释成人的存在和意识的某种“视界”，伽达默尔就把贯彻释义学理解的认识的相同性定义为“视界融合”。如果人文科学可接受“个体视界融合”这种提法，那么在自然科学中就可以提出是什么样的“视界融合”的问题。这里可以引证美国当代物理学家、科学哲学释义学代表人物之一黑兰的观点。黑兰在实验物理学中将理解过程同这样一种过渡，即由仪器信号的最初感觉向解释“自然一书本文”的过渡结合起来。他认为，仪器的显示只有在实验者的“生命领域”的范围内具有意义。他在物理学实验中观察微粒子运动状况时发现，微粒子不只是一系列汽泡，而是具有其全部变数的“质点本身”。实验者在观察安培表时还正确地“感觉到了”电流的强度，在核算员打算盘的噼啪声中“听到了”粒子，等等。仿佛自然在与人对话。③这样，理解就表现为一种主观的神秘的过程。而释义学本身就像一个把“没说出”变成“说出”的转换方法，这就使的释义学更近似于东西方的神秘主义。这种相近性，在德国浪漫主义者那里已经清楚的表现出来。④比如，诺瓦里斯在评价人的才能时究竟距离神秘主义认识有多远，关于这点可以根据他的这样一句话来确定，即“我们是上帝的孩子，是上帝的胎儿。总有一天我们将成为我们的始祖曾经是的人”⑤。当代释义学家，他们或者由于羞愧而故意不提其释义学理解理论深刻的神秘主义根源，或者就是谈到这一点时，也不像诺瓦里斯那样公开。
第三，哲学释义学具有泛语言主义倾向。在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那里，语言被抬高到了本体存在的地位，语言构成了人和世界的绝对的、根本的关系，人与世界在语言事件中是互生共存的、不可分割的。的确，语言是人与世界关系的重要的中介，但把语言夸大为人和世界之间最本质的关系，则是错误的。原因有三：一是人与世界最本质的关系是实践关系，而人和世界之间的语言关系是一种派生的关系；二是既然语言是世界借以表现自己的媒介，人理解的对象最终就是客观事物；三是语言不是理解的唯一媒介。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把语言本体化的实质，就是主张处在语言中的解释意识和社会思想文化传统这种精神力量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这显然是错误的。
第四，哲学释义学具有本体思维倾向。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为了强调理解普遍性（即理解不仅存在于人文科学中，而且也存在于自然科学中s、语言的重要性，而错误地在“此在”本体论基础上提出“理解是人的存在方式”、“语言是存在之家”。这样，他们就把理解和语言本体化了。这种本体思维方式，按照传统的解释，是关于存在本身的学说，即探究存在作为存在所具有的本性和规定的一种哲学理论。这一理论萌芽于古代，兴盛于近代17世纪，19世纪初的黑格尔哲学是它的顶峰形态，同时也是它最终陷入瓦解的标志。现当代西方哲学的产生，都是从破除形而上学本体论入手，这是因为传统哲学向新时代哲学的转变，是包括哲学主题、哲学倾向、哲学观点和哲学形态的一种根本性的变化，而归根结底，则是一场哲学思维模式的根本变化。如果不转变思维方式，既不可能摆脱传统哲学观念的束缚，也不可能真正转到新时代哲学的立场上来。而思维方式的转变是一种最困难的变化。大量事实表明，许多现代哲学家抛弃了“传统哲学”，思想却仍然束缚于传统哲学模式之中，这往往就成了他们哲学半途而废的重要原因。马克思创立的实践思维方式是对传统哲学的彻底否定，是开创哲学新时代的理论基石，同时也是理解回归现实的唯一道路。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实践是人的本质，是推动人类发展的基本动力。理解活动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片面夸大理解的作用，实际上就是否定了实践在人类生活中的根本作用。这就涉及到了哲学释义学陷入种种误区的根本原因。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之点，哲学释义学具有抽象性特征。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已经看出，哲学释义学之所以陷入种种误区，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把理解活动同人的实践本质联系起来，没有把理解放到实践中去考察，仅就意识现象本身来研究意识现象。这就使得哲学释义学无法从总体上把握人的理解活动本质，而使其理论脱离现实生活，成了一种抽象的理论学说。依据马克思主义实践原理，人的本质是实践，理解发生于实践之中，或说存在于实践基础之上。理解作为实践的自觉因素，是实践不可缺少的基本方面。实践规定着理解，理解表达着实践。实践的基本关系、基本矛盾和基本特点都在理解中得到了体现。理解的一切矛盾和一切冲突也都可以在实践中找到根源。只有从实践出发，把理解放到实践中去理解，才不致仅仅停留于对理解的现象分析，才能从人类意识总体上抓住理解的本质，达到对理解的正确理解。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页。
②诺瓦里斯(NNovalis):Schriften.Bd.3.S.339.387.
③黑兰(Heelan·P·ATowards a hermeneutics of natural sclence.1972.vol.3.P.252-285.
④诺瓦里斯：Schriften Bd.2.S.390.
⑤诺瓦里斯：Schriften Bd.2.S.548.
⑥参见高清海：《哲学回归现实之路》，载《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