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与当代人类精神生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精神生活论文,唯物主义论文,当代论文,人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 （2000）03—0015—04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这一时代主导性的哲学精神，但作为主导性的哲学，她是否对当代人类生活，尤其是当代人类精神生活产生应有的影响，却是一个值得理论界认真反思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即实践的唯物主义，这是马克思在超越并扬弃了旧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提出的新的唯物主义哲学形态。如果说历史时代的巨大转换总是蕴涵着并且也要求哲学形态的巨大转换，那么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无疑是以思想中的时代反映着一个历史时代的来临，这就是从区域历史转向世界历史时代。今日的世界历史仍然处于马克思所揭示的整个转向过程之中。历史时代的转向必然是人类生存方式的新转换，也只有充分意识到这一转换，并实现相应的思维方式及思想观念的转折，我们才能真正成为这一历史时代的主体。哲学思想的真实性，或者说哲学思想的可靠性就在于她是人们意识中的“活的存在”。可见，理解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正是为了我们理解和融入当代人类生活样式，既包括物质生活，也包括精神生活。反过来说，要全面理解当代人类生活，也应当自觉地理解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所提供的正是对当代人类精神生活的切实关怀和理解。
然而，目前普通大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状况，却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停留于为马克思所超越的旧唯物主义水平，就是说，人们往往是把为马克思所要克服的旧唯物主义当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许对于学术界来说已经成为常识性的问题，对普通大众来说仍然是一个长久以来没有得到过纠正的问题。如果说要理解当代日益变动着的世界只能藉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么这样一种本来就不是马克思哲学的旧唯物主义显然是难以达到理解时代的效果的。以旧唯物主义为基本精神的哲学教科书在解释现实问题，尤其是人的精神生活的内在矛盾时总是陷入一种捉襟见肘的尴尬局面，其实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旧唯物主义本身就只能解决外部客观自然世界的问题，却不能解决人的主观的精神世界的问题，尤其是无法解决当代人类的复杂的精神世界的问题。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当代人类精神生活的诠释之学，就必须抛开旧唯物主义式的理解模式，真正进入到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精神中去。只有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才能既合理地解决人与外部客观世界的关系，也合理地解决人自身精神世界的问题，也只有真正理解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才能给当代人类应然的精神生活提供一种合理的解释。
一、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高度重视人及其实践活动，并为人们正确认识和理解人自身的精神生活提供了一种可靠的哲学方法
对人的问题的重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出发点。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唯物主义必须关注人的生活。如果说以往的唯物主义只能把人当作物，那么新唯物主义就必须直接面对人，并提供一种真正关注人的现实生活的哲学思维方式，即实践的思维方式。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的一切活动都是意识活动的结果，而意识活动本身又是人自身历史实践活动的产物，人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思维与意识是人区别于其它一切生命存在物的标志，因而恩格斯称人的思维与意识是“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
但旧唯物主义却无法识别和理解这朵“美丽的花朵”，因为旧唯物主义对现实事物，包括人的精神生活，都“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这样一来，人的精神世界，要么被看成是对人说来的外在世界，这一世界与人自身的活动是无关的（事实上，在旧唯物主义那里，人的精神及其活动与各种自然物质、乃至于机器自然物是并无二致的），要么被看成是与人的理性和对立的非理性的世界。旧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曾赋予人的精神世界以内在的理性形式，因而在更多的情况下对人的精神世界也就只能采取非理性的或者宗教的解释方式。正因为如此，旧唯物主义也就失去了对人的精神生活的解释权，而唯心主义却用抽象的、超验的、宗教的形式发展了对人的精神生活的能动的解释功能。但是，唯心主义毕竟不理解实践活动中的人，因为唯心主义毕竟“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因此，对人的精神生活的合理的解释与理解，最终必须由唯物主义去完成。这种唯物主义，即马克思本人通过超越和扬弃了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后所提出的新唯物主义，我们今天称之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本人则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
在实践的唯物主义看来，人的主观的精神世界，本质上也是物质性的，但精神世界的物质本性不同于外部自然世界的纯粹客观的物质性，因此不能仅仅通过自然物去理解，而必须由人的活动的实践性去理解。就是说，人的精神世界的物质性恰恰是通过人的实践本性表现出来的，人的主观的精神世界，本质上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表现，因而，对于人的主观精神世界，就必须“从主观方面去理解”，即把它“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进一步说，人的实践活动不过是人的精神世界之主客观统一的具体表现形式，对人的精神世界的理解，实际上也就是对于人的实践活动自身的理解。因此，只有理解了实践，才可能真正理解人的精神世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高扬的实践，就是当代人类一切现实活动的总称。人的精神世界，总归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反思与反省，以及通过这些活动所实现的与现实生活的关联，因此，精神世界完全可以看成是与人们的现实生活不可分离、且又有着独立存在价值的意义性世界。有了这一意义性世界，人们才不致于被现实生活所物化乃至异化，才觉得生活本身是属人的、有意义的。精神世界作为意义性世界从根本上说仍然是人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所创造的“世界”，人们的所有实践活动都赋予精神世界以意义与价值，而且，也必须通过人们的实践活动才能赋予精神世界以意义与价值，否则精神世界仍然只是一个虚幻的世界。当然，也只有不断地提高人自身实践活动的能力，才能使精神世界更有意义和价值。随着当代人类实践活动的变化，精神世界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就在于它由一个异在的、神本的世界转变为人本的世界，精神世界真正成为人自己的世界，而决定着这一人本世界的，又只有实践以及对实践活动的内在理解。因此，脱离了当代人类的实践活动，不充分地参与和理解当代人类实践活动，就不可能创造出一个真正有意义的精神世界来。
二、通过高扬科学，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实际上赋予了当代人类精神世界一种内在的理性精神，使得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具有独立而清醒的分析与判断能力
在传统思想中，无论是在西方基督教传统的所谓原罪说中，还是在东方文化的重本轻技的传统观念中，人们的精神世界总是存在着一种排斥乃至敌视科学技术的倾向，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则把科学理性精神看成是人的健全的精神生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之所以能够弘扬实践，强调通过实践活动去实现人自身的价值，完成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正是源于对科技巨大进步作用的高度肯定，马克思始终把科技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的革命力量。人的实践能力的提高实际上直接取决于科学技术能力的提高，因此，相信科技、依赖科技、学习科技、发展科技，就成为新唯物主义的根本性宗旨。科学作为推动当代人与社会发展的巨大力量，也已经成为当代文化的内在要素，不理解科学，不对科学精神有一种基本的认同和肯定，就不可能理解当代人类生活。应当说，具备必要的科学知识与科学素养是进入当代人类生活的基本要求，而是否具备足够的科学理性精神则成为衡量当代人类精神生活是否健康的标志。在当代社会，科技的运用确实表现出了一些严重的负面效应，甚至于对人类的长久生存构成了某种威胁，这意味着人类必须对科技的意义做出足够的反省，但是反省科技并不意味着放弃科技。科技毕竟只是人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因而对科技的反省实际上还是人的自我反省，对科技的负面效应的克服也只能通过科技手段去实现。事实上，在科学昌明、人类无疑具有足够的控制技术的能力的今天，宣扬人类应当放弃科技，回到所谓原始的生存状态，除了蛊惑人心，给人的精神与心理带来不必要的混乱之外，不会带来别的。
唯物主义的一个根本点是相信人可以依赖自身的、而不是外在的力量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目的，表现在思维活动上则是独立而清醒的分析与判断能力。真正获得这种能力其实是很难的，它既需要知人知物，更需要自知。现实中的许多人都断言自己具备独立的判断能力，而且越是固执己见、越是处于某种迷信状态越是如此。但是这种情况说到底还是主观的心理因素使然，其实仅凭主观的心理因素，任何人都不可能真正获得独立而清醒的分析与判断能力。只有借助科学理性，通过科学理性所内含的客观性尺度、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本性，人才能真正获得一种独立而清醒的分析与判断能力，并把这种能力作为人的内在的理性能力确证和固定下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实际上是把科学理性看成当代人类精神世界的内在要素，把科学理性的人本化看成人能够真正拥有独立而清醒的分析与判断能力的内在条件。
科学当然不是万能的，科学只能研究自然事物，当它研究人时，也只能研究生物性的人，而人的生活世界却远远超过科学所能够研究的范围，诸如信仰之类的精神活动，单纯依靠科学确实难以完全解决，事实上也不能完全解决。科学只能研究有限世界或者是对无限世界的有限性研究，而信仰之类精神性问题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人希望通过确认一个无限的精神世界或无限性的精神从而反过来肯定生存的有限性。康德早就明确指出，科学只能解决自然世界这一现象界层面的问题，而本体层面的问题即“物自体”本身的问题科学则无力解决。科学世界与信仰世界是两个平行的世界，但决不是对立着的两个世界，能否在两个世界之间寻求到某种平衡，在康德看来恰恰就取决于人们的判断力。康德是在审美的意义上去确定判断力的，实际上应该扩展到整个生活世界来理解判断力，就是说，科学世界与信仰世界本身就统一于生活世界，而在生活世界内，科学理性其实应该看成是裁定某种信仰是否合理的标尺。因此，某种信仰如果直接背离了科学常理，就不应该成为科学技术时代的信仰，而人们一旦接受这种信仰，也必定会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
从形式上看，信仰是人的非理性世界的事务，它往往出现在理性终止的地方，但实际上，信仰之所以出现，恰恰又是由理性所支撑起来的。信念直接确立信仰，但没有理性，也就谈不上信念，在信念通往信仰的道路上，理性实际上提供了必要的自我反思意识。因此，信仰决不意味着理性的缺席，而恰恰意味着人的非理性世界的理性化确认。说到底，信仰是人们追求理性的产物，而不是迷信的产物。
三、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真正提供了一种关于历史进步的根本信念，这一信念蕴含了当代人类生存活动所必须具备的辩证的、理性的、积极的生活态度
旧哲学始终无力面对人的历史，无论是旧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没有形成自觉的历史观念。在旧哲学那里，“来世”的观念要远远大于“历史”的观念，而“历史”只不过是神祗的创造物，是抽象的东西，因此对于现存着的人来说，注定是宿命的和悲剧性的，而人要摆脱自身生存有限性的困厄，也不可能求助于“历史”，而只能求助于超验的“上帝”。所以，在旧哲学中，无论是独断论，还是不可知论，最后都是要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引出“上帝”的绝对存在，似乎上帝才是人生存的最高裁决者，而现实中的活生生的人及其生存的依据都要从上帝那里得到关照和确证。
马克思所要反对的就是抽象的神意决定论，认为这样的“历史”根本就不是人的历史。按照唯物史观，历史是由人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它立足于人（类）的解放与发展、以世界历史时代的思想清醒地审视人类的历史进程。历史不只是物化的历史，而是物化与人化相统一的历史。历史不只是资本主义的历史，不只是西方的历史，而是人类自我解放的历史。社会主义则是为了实现人类自我解放的现实的形式。马克思说：“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9页。 ）“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119页。）因此，历史就是由人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而人创造历史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人类自身解放的进程，即历史进步。当然，历史发展决非一帆风顺，其中有挫折、有困境，需要认真思考，但这些思考都是为了增强而不是动摇人们对未来的信心。当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复杂的生存矛盾其实也意味着人的本质及其内涵丰富性的进一步展开，本身就是人类能够进步的表征。人类的成熟就在于对自身前途与命运的真正觉醒，在于从人自身的历史去思考和解决自身生存发展的矛盾冲突。历史的发展是没有终点的，因为人的发展是无限的。因此，唯物史观既不是盲目的乐观主义，也不是历史悲观主义，它所确立的其实是关于人类历史进步与发展的辩证法，它显示出当代社会中一种现世的、乐观的、理性的、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与生存理念。
进步的信念既是基本的生活态度，也是对历史的自我意识与理性承诺，要真正获得这一信念并非易事。自启蒙运动以来，人们就一直满足于一种抽象的精神进步观，这种抽象的进步观有一个基本假定，即认为科技对社会的作用终归是“恶”，而要对抗和消除这种“恶”，就只能通过宗教精神的普世化途径。这种观念名曰“进步”，但因其对科技的拒斥态度以及对宗教精神的过份依赖，实乃“退步”。事实上，科技对社会所造成的“恶”，其元凶并非科技本身，而是资本主义制度，而对抗和消除这一“恶”的东西也不是宗教精神，而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理想。
可以说，迄今为止，人类关于历史进步的信念还显得十分脆弱。一直到当代西方也没有形成关于历史进步的自觉信念。随着非理性主义潮流的不断积累和“后现代”的来临，人们在思想上甚至已经丧失了对包括历史在内的宏大问题的思想旨趣与能力，不少人无法超越资本主义的既有框架去看待人的现实生存矛盾。人们解释历史的思想资源主要还是来自于传统的宗教神学观，而且，也正是来自于基督教传统的文明悲观论阻止了关于进步信念的历史形成，特别是阻止了人们对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所蕴涵的历史进步理念的接受与理解。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文化传统、而且仍然处于“前现代”的国家来说，真正形成自觉的历史进步信念难度更大。中国文化传统中本就存在着浓厚的崇古意识，社会急骤变革时代使许多人在精神心理上产生了强烈的不适与厌倦，并在精神深处引发了某种顽固的怀古情绪。各种末世论、复古主义及文化相对主义粉墨登场且大有市场，可以说极大地动摇着人们对既定的现代化目标的认同。人们对超验生活的渴求本是无可厚非的，但由于大众科普程度的普遍低下和世纪末悲观主义思潮的异常盛行，加之缺乏一种稳定的宗教传统，这种渴求本身就极易成为各种封建迷信与蒙昧主义滋生的温床。根本的问题在于，对超验生活的渴求不能与对经验的现实生活的积极关怀相对立。对于当下中国而言，现实生活的矛盾与问题才是根本的和主要的，现代化对于我们国家及民族而言，毕竟还是待建的历史座标。无疑，积极地面对现实、面对生活，把个人的精神生活及追求积极地融入整个国家的改革开放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大业中去，是作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应当具备的基本模式。
收稿日期：2000—0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