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形象与文化交流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交流论文,史研究论文,形象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者们早已做了很多关于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探索了这方面一些重要的史实、影响及结果或产品，也剖析了构成文化交流或互动(Interaction)的因素。但在构成因素中最基本及重要之一的“民族形象”(National Images)，却往往为史家们忽略，少有深入研究。其实，一个民族在它历史上某关键时刻中如何看待自己（即本身“自我形象”[Self-image]之模塑）及与较先进（或落后）的民族对比，往往是推动学习他人或传播（或防止他人学习）本身文化的首要因素。因此，研究文化交流史，如缺少或忽略了对民族形象的探讨，是难以全面的。
在文化交流史研究中，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向西方找寻中国如何求存于现代国际社会中或建立近代文明的指引的现象、过程及意义，无疑是极重要的课题。这方面的研究很多，本应能充分证明民族形象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盖因自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后，国人对西方知识增加，对个别国家的认识虽然仍不一定很准确，但总有了区别，对各国已有不同的评价及印象。这些形象，对于国人求教于西方，无疑是有影响的。但学者们、尤其我国思想史学者们的著作，却通常忽略了对民族形象或典范的探讨。关于中国知识分子采纳西方事物的著作虽然琳琅满目，但多只探讨我国思想家们如何引入各种源于西方的社会或政治理论及“主义”。他们也许忽视了：中国思想家们向西方学习的时候，所着眼的并不限于较为“抽象”难明的理论及主义，而亦包括较为“具体”易明的、“实在”的、甚至“活生生”的例子(Examples)、模式(Models)或典范(Paradigm)。如同文化交流史上的其他例子一样，自19世纪末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当时他们心中的先进或落后国家及民族中找出一些例子作为借鉴：分析它们文明演进或崩溃的原因、历史或过程，希望能从中找出迈向现代文明或回避灭亡之道途或奥秘。对当时的中国志士而言，这样做法其实是相当自然的事，一位学者这样地解释：“（展示）在（近代）中国的政治及思想界领袖眼前的，是一大堆可供他们挑选的、可修改以适合己用的、（及）足以作发展借鉴的外国典范。如果（中国）最终的目的是在恢复（已往的）强盛，（而且）要作这样的尝试的话，许多时便要模仿及引用他国的经验……”。①
时至今日，我国学界对西方“理论”及“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已作出不少系统的探讨，而对于以我国人对西方民族构成形象并以个别民族为救亡典范的文化交流形式，欲较少涉猎。有些学者甚至对这方面的研究未有所闻或相当陌生，不了解民族形象及典范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甚至产生抗拒而不愿承认它也可能是严肃或有价值(Legitimate)的学术范围。②但是，中国人选用西方理论或主义，在根本意义上就是以西方为典范、为借鉴，这和以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或现存事例为模范实在并无不同。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传入近代中国的西方的政治理论或主义诸如共和主义、欧洲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等，本身就是典范的一个类别。③这点，西方一些先进的学者早已认识，他们对民族形象的研究已早着先鞭，发表了不少重要的著作。我国学者们实在不应再耽误，理应及早赶上，掌握民族形象或“典范”的研究，才能较全面地了解近代中国力求追上世界的努力中所走过的路途。
民族形象研究：“西风”压倒“东风”？
正如上述，对我国一些学者来说，看起来似乎“抽象”的、“虚幻”的民族“典范”或“形象”是否值得作严肃的学术性研究仍未确定。但在过去数十年，西方学者欲没有这样的怀疑。他们已发表了不少颇有份量的著作。较为著名的作品包括例如在1938年，美国学者玛利·美孙(Mary C.Mason)的《西方对中国及华人的观感1840-1876年》④这本书写出了西方人士如何从十七、八世纪对中国的钦羡转变成19世纪的鄙视；1946年，路易斯·马华力克(Lewis Maverick)出版了共两册的《中国：欧洲的典范》，内有法国重农学派名将法兰西·奎士尼(Francois Quesnay)的《中国的专制政治》(LeDespotisme dc la Chine)(1767)，他向当时的法国人推荐以中国传统“王道”式的君主专制政治为模式，进行改革；⑤在1958年，哈洛德·R·艾色克斯(Harold R.Issacs)出版了《我们脑中的掠影》（此书在1962年改名为《亚洲形象，美国人的中国观及印度观》），利用统计学，研究美国人对印度和中国两国的形象，其转变及成因；⑥1961年，胡哈·安那尔(Hugh Honour)出版了《中国热：中国的形象》⑦描述了西方由远古到19世纪以来对中国文化、艺术、物器等的仰慕及中国的文明形象对欧洲文化的影响；在1965年，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的文明史家当奴尔德·勒克(Donald F.Lach)从他的巨著《亚洲与欧洲（文化）的构成》中抽出部分，以单行本分别刊行，并命名为《欧洲（人）眼中的中国——第16世纪》⑧这本小书是特为见长篇巨著而欲步的读者们而抽印的，使他们不需从他的多册巨著中摸索而能领略16世纪时中国文化的风采；在1967年，英国牛津大学学者里满德·多森(Raymond Dawson)的《中国变色龙：欧洲中国文化观的析论》面世，以八个专题分别从不同的时代与角度讨论西方人对中国的形象⑨；在1971年罗勃·麦克里兰的《异端的中国人，美国人对中国态度研究，1890-1905》面世。⑩这本专著探索了早于19世纪中以来，美国人在和文化水平低下、言语不通、但又被视为“抢”美国工人“饭碗”的中国劳工交往中所发生的一连串不愉快事件中把华人定了型，并奠下了往后卑视华人的基础，而且这恶劣形象的影响，至20世纪还未消失；在1982年及1984年，亨利·赖亚尔斯(Henry A.Meyers)主编的《西方眼中的中国与远东》的上下两册先后在香港出版。此书收集了十篇由不同学者撰写的论文，介绍了由上古至90年代西方对中国及东亚的观感；(11)而在1989年，澳洲一所大学的学者可林·马克拉斯(Colin MacKerras)发表了他的《西方对中国的形象》。此书以16世纪及1949年为分界线，把西方对华形象分三个时期讨论等等。(12)除上列者外，笔者还见到了数十本由西方学者写的有关形象的专著，包括一些硕士及博士学位论文。除了以上著作的例子以外，在学术活动中也可显示出西方学界对形象的重视。例如，有关形象研究的专题论文常在国际学术会议中出现，而著名的美国耶鲁大学史彭斯(Jonathan D.Spence)在1992年访港时，在香港中文大学作了一系列的学术演讲，也以西方人对中国、中国人及中国文化的形象为题目。
以上列举的一些例子足以证明西方学者不但重视先进国家对较落后者的典范作用，而且早已把文化交流史中典范国家或民族的形象视作一专门研究的领域。而且，这种研究兴趣似仍方兴未艾。相对之下，我国学者对这方面的兴趣似乎不大。虽然，在台北的中央研究院也在1972年到1986年间，陆续出版了一共三辑、六大分册的关于清代我国有志之士对外国的认识的资料汇编，(13)但除了在1991年末才出版的忻剑飞的《世界的中国观——近二千年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史纲》(14)及其他一些零星文章之外，好象没有什么有份量的专著。这种中西不同的态度是相当明显的。所以，我们应先了解：为什么一部分学者、尤其是对我国学习西方应有很大兴趣的中国学者，没有尝试从这方面探讨文化的互动。
研究民族形象及典范的态度及其学术价值析论
我国学者对民族形象及典范忽略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它们看来好像脱出了“传统”的史学范围，而且，它们看来不像是“确凿”的史实，难以“掌握”；形象不是很飘渺易变，或容易歪曲的吗？那么，以它为标准所挑出来的典范能否真的在历史上作出“实质”的影响？不错，形象是的确容易改变及极为容易歪曲的。这不但增加了研究的困难，也使学者们对形象被歪曲了的“典范”的真正作用的信心打了折扣。首先，我们应了解影响形象模塑的各种主要因素，以帮助我们考证志士们所塑造的典范形象和现实是否大相径庭，并在报导中辨认及分析。这是研读历史的人的基本责任。其次，我们也应牢记：历史是已发生的事情的记录及其解读，包括人类的重要言行及其影响，不管它们是否基于正确或错误的观念或认识。营造及宣传西方先进民族典范的过程是我国志士寻求救国的努力及心路历程，本身已具研究价值。第三，以往一些重要的研究指出：只要时机适合，即使曾经夸大、低贬、扭曲、甚至故意虚构的形象仍可起典范的作用，指引及鼓励模仿者，并对历史作重大的影响。(15)
形象“真幻”的构成因素
学者们早就指出：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人物（或他们的作品，说词等）在对他们的目标作评估及构成形象时，极易因种种理由而作出各方面的和不同程度的歪曲。事实上，除了我们十分努力求真、以及客观条件亦能容许我们对某些事物仔细地多方观察之外，我们对一般事物的“认识”许多时不一定就是它的客观本相，而只是我们意念中的一个形象或主观判断。对于历史上以他国或民族为典范的志士们而言，还有不少其他的因素，使他们更难以正确无误地了解及描述他们选定的典范对象。首先，在以往资讯未发达的年代，资料传递常须经多手辗转相传，很易掺杂了臆说、夸大、甚至附会或捏造的成分。（从另一方面说，现今资讯发达，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资讯泛滥，也同样使人眼花缭乱，难以审核和取舍。）而且，资料经由第三者或中介者转递时候可能经过“筛选”，影响了形象的塑造。从早期至“地理大发现”之前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中，作为中介者的阿拉伯人，就会“过滤”及使中西文化的交流“改向”。(16)而在近代西学东传的过程中，日本也是中国“西学”的一个重要中介地。如阿拉伯人般，他们也曾因自己文化发展程度及需要，对“流经”己国的外来文化作出挑选。也可以说，以前欧洲人看中国和后来中国人看西方，都是透过阿拉伯及日本的“棱镜”所“折射”的。因此，有些形象可能已被扭曲了。
其次，提出以某民族或国家为典范者有时可能过于热衷，在选择及描述时，因为迁就自己的需要或使自己的提倡言之成理而歪曲、夸大、或低贬某国家民族。例如美孙便曾指出：西方对中国的观感常跟随他们当时的心态或需要而改变：十七、八世纪欧洲思想家因对当时西方政治、社会及宗教情况的不满而大力宣扬中国文化制度，引起所谓“中国热”；但在19世纪，欧洲商人们欲极力丑诋中国文化以游说本国政府向中国施压，替他们争取特权或优惠。(17)多森在《中国变色龙》中也肯定了：在过往欧洲人每每因自己的需要而模塑中国的形象。(18)麦克里兰在他的《异端的中国人》里说：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形象是建立于美国人自己的政治或心理上需要而非真相上的：“当美国人要厘订他们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的时候，中国似是美国迈向伟大的前景的路障……。因为中国使美国不能肯定世界（会沿着）美国人所熟知的（途径）发展下去，（使后者）不能肯定它将会保有（领袖）的地位，因此威胁着美国（对将来）的梦想。如果中国证明它拥有如西方一般伟大的文化，甚或比（西方文化）更伟大，那么美国要带领世界前进的意愿便会受到威胁。因此，基于美国的自我形象，中国是非以低下、落后、不文明的种族的姿态出现不可的。在一定程度上，（美国）内（政）外（交）上对华的不友善态度都是这种需要的产物。”(19)
以上的讨论都证明了：被模塑的民族的形象往往被描述者本身所最为关切的事(Preoccupations)所影响而扭曲。19世纪的中国的志士们在“救亡”的压力下，极急于找出及传播、介绍可供“立刻”应用的典范，观察不免粗略，所作的描述，更容易流于片面或武断。另外，在发动群众的支持时，领袖们可能急于提出一简单易学的典范，表达清楚的、强而有力的指引，对提出的模范民族或国家往往侧重正面的描述。他们也许担心，客观而全面的描述虽较符合事实，但把被选为典范者的弱点及优点同时提出来，可能使追随者犹疑不决，或对所提倡的模式信心不足。还有的是，提倡改革或革命的人，或因希望打动读者或听从的心，或因本身的忧时伤国的热情，演词或文笔中常带激情，他们所构造的形象，更难免理想化、浪漫化而夸张失实。
其三，除了如上所述，同一国家内的不同的群体目的不同，对足供为典范的民族及国家的视角不同，观感也因而相异之外，即使是同一群人的需要也会因时势改变而不同，所以，关于一些国家民族的前后矛盾的形象的描述，便常常出现。例如在《西方眼中的中国与远东》的序言中，迈尔斯便注意到西方对中国“爱恨交替”的先后矛盾的各种描述。(20)此外，两国的外交和经济等关系也可能相互形象(Mutual Images)的转变。例如，中美两国自从18世纪相交以来关系时好时坏，常从一极端急转至另一端。两国人民的相互形象亦常常流于“两极激化”(Polarization)，如同钟摆摇动般转变。(21)
最后，一些根深蒂固的成见往往流传在人的意念或记忆中，先人为主地影响了我们的判断。艾色克斯指出：人们常沿用一些广泛流传但未经深思熟虑或考证的推论(Generalizaion)或偏见以描述他人，或把某民族的人都归类成某一典型(Stereo-types)而不自觉。(22)
研究民族形象，以上的问题是应该留意的。
民族形象及典范本身的研究价值
虽然上文讨论各种因素使我们忧虑：志士们是否真正了解他们所选的民族典范？可幸的是：从文化互动或文化交流史的角度看来，一个典范民族最重要的不在于它的形象是否和现实相符，而是（一）它是否代表或反映两民族间一系列的刺激与反应或互动；及（二）它曾否诱发有意义的改革，并对历史作出重大的影响。
前者所指的是：这形象或典范是否反映了例如中西在文化或思想历史上的交流或最少单向的反应。模仿者在他们的典范中，看到了什么他们渴求的？是否已触发了模仿者的灵感、为他们的连串思想和行动提供一个系统路向或架构？事实上，除了一些不负责任的人故意捏造、夸大和散播的之外，一般的形象的模塑都是有所根据的，最少从被选为典范的民族或国家令人钦羡的一些历史经验的描述，我们能看见仿效者的热烈索求以及他们对当时环境的反应。一位学者说：“以我看来，这些（国家或民族的）形象没有一个完全是纯粹空想的产物。每一个都代表了某人的经验，（是）他意念中的‘真相’。无论是怎样转瞬即逝的，每一个印象仍是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的邂逅，是（人与人之间）那永远未能尽显其奥妙的、辗转相承的、丝丝相扣的（相互）观察之一。”(23)
当然，如果志士们的描述和他们的典范的实际情况大有出入，探讨主观愿望（或一厢情愿）的强大模塑力量也饶有兴味，有助我们更了解人对困难环境的反应。此外，还有很多问题是足供我们探讨的。例如：在这较落后的民族或国家的历史或近代化过程中，有什么意义？是否代表了一个关键性的变化阶段？从较广面的文化交流史而言，这样的寻找借鉴和形象模塑，又有什么意义或启示等等。因此，我们研究典范民族及国家的形象，不必过于担心形象本身的所谓“真”、“伪”的问题。我们的焦点应是它们的内容特点、形成因素等过程、影响、及意义。
民族形象及典范的文化交流及历史上的重要影响
最后，在文化交流历史上，即使是歪曲了形象仍能触发模仿者的灵感，诱发有意义的改革，并且对人类历史作出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启蒙时期欧洲诸国对中国文化十分仰慕。有关这个文化交流史上的盛事的学术著作数不胜数，这里不必多谈。我们应注意的是：虽然学者们认为在“中国热潮(Chinoiserie)中欧洲人对中国文化过份推崇，对中国的描述过于片面，夸大了中国历史文化中“理性主义”、考试取士的“用人唯贤”设想、君主专制中的“民本主义”及“王道”的理想等等而对中国文化中的弱点：例如君主政治中专制的成份与普罗大众中的迷信等等视如不见。但是当时欧洲思想家们笔下近乎完美的（也不完全真实的）中国典范，却的确诱发了欧洲启蒙运动以及后来一连串的、统称为“大西洋革命”的改革，使欧洲文化（以及日后从欧洲先延伸到美洲、继而投射到世界各角落的西方文化）开始摆脱教会的控制，在学术、思想、政治、社会等方面脱出以神为本位的中古文化模式，而进入“人本”的近代文明。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大转变，对世界其他各地文化带来的冲击，也是前所未有的。(24)
此外，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政治社会历史上，典范与形象也曾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例如，古代的罗马也曾一度成为近代法国的典范。著名的世界文明史学家杜伦夫妇(Will＆ Ariel Durant)和欧洲民族主义专家汉斯·卡汉(Hans Kohn)都注意到：大革命时的法国志士以罗马共和体制为模范；而后来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1769-1821年）则钦羡罗马帝国，(25)革命派中的雅各宾(Jacobins)党人以罗马的布鲁提士(Lucius Junius Brutus)为榜样，革命领袖之一的罗伯斯庇尔（Maximillen Marie Isidorede Robespierre，1788-1794年）在1784年2月15日对议会演讲时提出要仿效“罗马人的道德”。(26)而把法国共和变成帝国的拿破仑则“自视为在近代重建罗马大帝国者”。(27)法国大革命对法国历史及世界史、及拿破仑帝国对民族主义发展的刺激，都是有极大影响的。
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甚至拿破仑帝国的建立和崩溃，都是欧洲甚至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大事，是重要的历史及文化转折点。这些事情都受到了其他国家或民族的典范及形象影响。在这些历史大事中，典范及形象的精确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都扮演了重大的角色，对历史造成极大的影响。
此外，形象在国际关系中，也有很重要的影响。无论是出于当政者对另一国的真实印象或是有意塑造及散播的歪曲形象，都举足轻重。在历史上较近的例子可见于学者对美国对中国人的形象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如同艾色克斯般肯定“在美国对华政策制订中，对华的特别的形象、情绪、以及态度扮演了特殊的角色。”(28)例如，上文曾提及的麦克里兰在详细研究美对华形象后，作出的结论是：美国人在1898到1905年间对中国猪仔劳工而起的坏印象至今还影响他们对后者的观感，对华政策也因而未能实事求事。(29)另一学者侯瓦德·比尔(Howard Beale)在详细研究前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年）的对华政策后，作出了一个颇为出人意表而又发人深省的结论：“使罗斯福未能明了（中国）的最大障碍是：如同当时许多美国人一般，他未能把（所谓）‘超等’民族的品质和野心和中国人拉上关系。（只）因（中国人）的军事弱势和工业的未发达，他坚要把他们划等为‘落后民族’，使他……（未能认识到中国人中已出现了‘新的精神’及作出适当的反应，因而他）的远东政策收不到效果。”(30)
关于有意因推行某些政策而故意伪造并散播歪曲了的形象的实例，在现代政治外交中更为俯拾即是。笔者在一本关于台湾分离主义的书中曾披露美国一些学界、政治界及外交界人员为了倡议台湾分离，如何模塑中国人具有保守、专制及顽固地坚持国家统一的“民族癖性”的形象，影响甚大。现在不少美国人，甚至一些受这类作品影响的中国人，也把坚持统一的看作“保守派”。(31)民族形象甚至已成了战争中的武器。在越战期间，美国军方的情报人员，曾以“五百亿份纸弹”向越南人民宣传、模塑及散播歪曲了、丑化了的越共形象。(32)美国在越战虽然失败了，但它对于形象的重视，是显而易见的。模塑、散播及操纵利用民族形象的重要性，在今天是更有加无减的。这是属于近、现代政治及外交的问题的，应另有专著作深入讨论，本文的焦点在文化交流方面，因此，对这方面的问题无须再作讨论。
以上的讨论，证明了民族形象——不管“正确”的或是“不正确”的——都能在时机适当时影响历史；在文化交流、文明发展、国家、区域或世界史及国际关系皆然。它的研究价值是肯定的。
我国民族形象研究应迈向的道路
我国学者素重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有关中西文化交流的作品颇多，(33)但没有像西方学者般，从文化交流较“广泛”的通史或断代史研究发展到较“专门”的民族形象研究。虽然这样，要赶上西方，还是为期未晚的。因为，虽然西方学者在文化交流史中较为精微划分的形象研究比我们先跨出了一大步，但就较宏观的或整体的研究方向而言，他们和我国学者的进展差距仍不太大。大体来说，大部分中、西学者有关文化交流的研究都可说仍“滞留”于16至18世纪时中国对西方的影响。例如，我国朱谦之、陈受颐和沈福伟等的文化史书，在近代史部分所描述的，只及18世纪而止。着眼点都是这几个世纪内欧洲人对中国的仰慕，而关于以前的中国人对西方的形象方面，甚少着墨。在近代部分，关于国人对西方的印象的描述多以清末的无知和狂妄为限，用意多只是藉以显示中国民族的固步自封、及我国文化因此没落，并未论及我国志士以夷为师时对西方先进国家的观感。西方学者虽然已有不少关于形象的专著。但在文化交流的讨论、包括形象方面，仍以18世纪为下限，此外就是清末国人对外国如何无知，和我国学者没有很大的分别。
事实上，近代中国志士以西方为典范的是近代中国谋求现代化或西化的重要部分，是研究形象在文化交流史中的作用者不能忽略的。这方面的史学研究的发展是较慢的。可幸，美国学者当·白礼士(Don C.Price)首先意识到这个问题不容忽视，在1974年刊印了他的《俄国与中国革命根源，1896-1911年）。(34)此书审视清末中国志士以俄为师的史实及意义，是第一本对近代中国对个别西方强国的印象、从中寻求典范、以及如何描塑、散播、及利用个别典范国的形象的专著。在这书中他深入分析这些形象所反映我国志士心中的诉求；或对中国人而言，这些典范所代表的现代文明的意义。但是，虽然白礼士已开拓了研究的新领域，及为这新的研究领域立下了楷模、奠下了基础，但后继者迟迟才出现，而且迄今人数还很少。直至整整十年后，到了1984年，才有另一本以研究近代中国志士以西方强国为典范的专著面世。柯伟林(William C.Kirby)的《德国与民国》(35)沿着白礼士开创的路途，研究在国民党统治大陆的所谓“黄金十年”——即北伐后至中日战争正式发生期间——中国的一些政治及思想界领袖转以德国为典范国的历史。学术界对这两本首先对近代中国以西方个别国家或民族为师作深入研究的专著的评价虽然不错，但欲没有尝试继续发展这个新领域。
其实，西方民族形象及典范对近代中国的启示应还有很多发展的需要和余地，民国成立后至今，是中国历经几个不同阶段的剧烈转变时期间，我国志士不能一两个典范国家民族找到所有的阶段的指引？对众多意见纷纭的中国志士而言：从一个民族或国家找典范或灵感是不足的。柯伟林不是已强而有力地指出并证明了，最少对国民党及一部分思想家而言，德国曾一度成为他们的典范？柯氏以德国为民国自蒋介石得势以来至中日战争开始的一段大概十年时间的楷模，是小心谨慎或谦虚的，而且，也是较可信的。但这只顾及了一个颇为短的时期，也对这段时期前后的衔接、转变、或因果关系，没有交待。两位学者的研究都有重要的发现。苏联和德国都是近代中国志士的楷模，但决非仅有的楷模。正如柯伟林所说的：“（因此），在中国近代史中，个别的外国会（先后）在不同时期中在中国享有殊荣及特大的影响，并在近代中国发展中留下烙印……”(36)
白礼士和柯伟林的专著打破了文化交流史中的形象作用研究以西方对华形象为止境的局限，把近代我国志士对西方强国的印象建立成为新的研究境界，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显然，他们刚开拓的领域是仍待我们继续发掘的。
注释：
①柯伟林(WilliamC.Kirby)，《德国与民国》(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美国斯坦福大学1984年，第1及2页。
②曾有一位台湾学者在1989年台湾淡江大学举办的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中表示怀疑民族“典范”或“形象”是否值得作严肃的、学术性的研究。
③柯伟林，前引书，第2页。
④玛利·美孙(Mary G.Mason)，《西方对中国及华人的观感，1840-1876》(Western Concepts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1840-1876)，美国康州西点1938年版。
⑤路易斯·马华力克(Lewis A.Maverick)《中国：欧洲的典范》(China:A Model for Europe)，圣安东尼奥1946年版。
⑥哈洛德·R·艾色克斯(Harold R.Issacs)，《亚洲形象，美国人的中国观及印度观》(Images of Asia，American Views of China and India)，纽约1962年版，原名为《我们脑中的掠影》(Scratches on Our Mind)，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1958年版。
⑦胡哈·安那尔(Hugh Honour)，《中国热：中国形象》(Chinoiserie,The Vision of Cathay)，纽约1961年版。
⑧当奴尔德·勒克(Donald F.Lach)《欧洲（人）眼中的中国——第16世纪》(China in the Eyes of Europe,The Sixteenth Century)，芝加哥大学，1965年出版；原氏著《亚洲与欧洲（文化）的构成》(Asia inthe Making of Europe)，第一册，第三部分，第九章，此册由芝加哥大学于1965年出版。
⑨里满德·多森(Raymond Dawson)，《中国变色龙：欧洲中国文化观的析论》(Chinese Chameleon:An Analysis of European Conceptionsof Chinese Civilization)，伦敦1967年版。
⑩罗勃·麦克里兰(Robcrt McClcllan)，《异端的中国人，美国人对中国态度研究，1890-1905》(The Heathen Chinese,A Studyof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China，1890-1905)，美国俄亥俄洲立大学版，1971。
(11)亨利·赖亚尔斯编(Henry Meyers)，《西方眼中的中国与远东》(Western Views of China and the Far East)，共两册，香港1982版。
(12)可林·马克拉斯(Colin MacKerras)，《西方对中国的形象》(Western Images of China)，牛津大学1989年版。
(13)（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共三辑六分册，台湾1972-1986年版。
(14)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近二千年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史纲》，香港1991年版。
(15)艾色克斯，《亚洲形象》，第401页。哈洛德·艾色克斯便曾声称：只要是在具有巨大权力或力量（这应包括影响力）的人的意识中形成的形象或意念，即使是错误的、基于误会或不正确的资料而产生的，仍可在机缘巧合之下，诱发重大的事情，并对历史作出关键性的影响。
(16)有关阿拉伯人因本身文化发展程度与需要而对中国文化加以“筛选”如何影响四大发明的西传，可阅保罗·格力尔斯，（朱岑楼译）《中国文化特质的西传》。
(17)美孙，《西方对中国及华人的形象》，第252、255-257、261-262页。
(18)多森，《中国变色龙》，第vi、2及7页。
(19)麦克里兰，《异端的中国人》，第249页。
(20)赖亚尔斯编，《西方眼中的中国与远东》，上册，第7-8页。
(21)麦克尔兰，《异端的中国人》，第250页。请注意，Polarization可译为“两极化”，但“两极激化”似更能反映出形象从一极端急剧转变到相反的极端的过激性质。
(22)麦克尔兰，《异端的中国人》，第12页。请注意，Polarization可译为“两极化”，但“两极激化”似更能反映出形象从一极端急剧转变到相反的极端的过激性质。
(23)麦克尔兰，《异端的中国人》，第380页。请注意，Polarization可译为“两极化”，但“两极激化”似更能反映出形象从一极端急剧转变到相反的极端的过激性质。
(24)持此说的学者不少，例如，可参看朱谦之，《启蒙运动与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与法国革命》、《中国哲学与德国革命》，朱氏著《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台北1977年重印版，原版由商务在1940年出版，第112-242页；柯利尔著(Creel)，蒋丙英译，“中国是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输出国”，蒋编，《中西文化论》，台北1966年版，（原版于1963年）第八编，第360-398页；王德昭，《三百年前欧洲对中国的看法》，王氏著，《王德昭教授史学论集》，香港1985年版，第22-28页。蒋的译文所取的题目虽然不佳，但原文为名教授柯利尔所写，非常有见地，关于耶酥会会士对于康熙的赞扬，可见于与康熙同时的法国传教士白晋所给路易十四的奏折：“两三年前，陛下派往这位皇帝身边的耶酥会士，有幸接触一位以前在法国以外做梦也未见过的伟大人物。他……有高尚的人格，非凡的智慧，更具备与帝王相称的坦荡胸怀；他治民修身同样严谨，受到本国人民及邻国人民的崇敬，从其宏伟的业绩来看，他不仅威名显赫，而且是位实力雄厚，德高望重的帝王。在边陲之地能见如此英主，确实令人惊讶。简言之，这位皇帝具有作为英明君主的雄才大略……他是自古以来，统治天下的帝王当中最圣明的君主。法国耶酥会士对此甚为吃惊。”（见白晋，《康熙皇帝》，第1至2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原引于宋德宜，《康熙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7页。
(25)威尔斯·杜伦(Will Durant)及阿里伊尔·杜伦(Ariel Durant)，《拿破仑时代，自1789至1845年的欧洲文明史》(The Age of Napoleon,A History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from 1789 to 1845)，杜伦夫妇著，《文明史的故事》(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第9册，纽约1975年版，第140页；汉斯·卡汉(Hans Kohn)，《法国思想的构成》(Making of the Modern French Mind)，纽约1995年版，第7页。
(26)卡汉，前引书，第100页。
(27)卡汉，前引书，第13页。
(28)艾色克斯，前引书，第404页。
(29)麦克里兰，《异端的中国人》，第xi、245页。
(30)侯瓦德·比尔，《西奥多·罗斯福与美国进升为世界强国的关系》，波的摩尔1956年版，第251页。原引于，麦克里兰，前引书，第402页。
(31)鲍绍霖，《台独幕后——美国人的倡议与政策》，香港1993年版；台湾1994年再版，可参看第3章。
(32)姜德乐(Robert W.Chandler)，《美军在越南的宣传战》（原书名称不详），许明雄译，台北1985年版，第1页。
(33)如朱谦之所著的《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在1940年已出版；方豪的《中西交通史》在1953年至1954年刊行；陈受颐的《中欧文化交流史论丛》在1970年面世。较近些年来也有沈福伟的《中西文化交流史》（1985年）及周一良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1987年）等等。
(34)当·白礼士(Don C.Price)，《俄国与中国革命根源，1896-1911年》(Russia and the Roots of the Chinese Revoiution，1896-1911)，美国哈佛大学1974年版。
(35)柯伟林(William C.Kirby)，《德国与民国》(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美国斯坦福大学1984年版。
(36)柯伟林(William C.Kirby)，《德国与民国》(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美国斯坦福大学1984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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