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哲学与自然科学发展平衡与不平衡的辩证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辩证法论文,不平衡论文,自然科学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面对现代自然科学提出的许多尖锐课题，有人发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危机”、“过时”的叹息。本文主张，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发展既是平衡的，又是不平衡的，平衡与不平衡是辩证的，都有其客观的历史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暂时滞后于现代科学的发展，并不证明它已经陷入危机，而恰恰是发展的大好时机。
哲学与自然科学是相互作用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主张。但是马克思主义从不认为二者的作用是同等的，其中，科学的作用更为根本，哲学的作用是从属的。根据这一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哲学的历史就是一部自然科学发展的追踪史。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哲学史所具有的思维水平也就是该时代自然科学对自然现象征服水平的反映，哲学在其发展的步调、速度、水平、形式上都与自然科学大体平衡。但是，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历来没有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绝对平衡。由于受各种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哲学要么超前于自然科学发展而形成“哲学超前期”，要么落后于自然科学发展而出现“哲学滞后期”，造成哲学与自然科学发展的不平衡。哲学与自然科学正是在这种平衡与不平衡中达到统一的。
一、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平衡发展
纵观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历史，哲学的发展基本上沿着科学的足迹划了一条大体平衡的平行线。
在古代，由于自然科学刚刚萌芽，自然科学家还不能以确凿的科学事实来证明自然现象的辩证联系，自然界只能作为统一的整体笼统地进入人们的意识之中。这就决定了古代哲学的朴素性、自发性和直观性。古代自然科学的萌芽状况，决定了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平衡发展呈现如下特点：首先，在认识主体上，古代哲学家与自然科学家一身二任。恩格斯说：“最早的希腊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1]泰勒斯被誉为希腊哲学的始祖，他既是主张用“水”说明世界万物的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又是当时的“七贤”之一，著名的科学家。其次，在认识内容上，哲学知识和科学知识浑然一体。在古代人的知识结构中，总体上把握世界的哲学认识与专门研究自然现象的科学知识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哲学和自然科学都没有各自独立的研究对象。因此，自然哲学作为古代科学的主要知识形态被人们普遍所接受。再次，在认识方法上，笼统的直观和天才的猜测相结合。由于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的思维水平也很低，为了对自然现象作出说明，人们便凭借直观笼统地对自然界进行经验描述。直观难以把握的，则诉诸于猜测、思辨、推想，以得出符合于经验事实的结论。古代哲学的这种特性，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哲学预见性的普遍特征，但终归不能超越科学水平的局限，萌芽状态的自然科学水平与朴素自发的哲学思维水平基本上是平衡的。
到近代，以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发表为标志，自然科学在宗教神学的刀光剑影下昂首走向独立，“科学的发展从此便大踏步前进。”[2]天文学、光学、数学、力学等各个分支相继独立，并先后确立了科学形态。与此同时，近代唯物主义在自然科学发展的基础上也应运而生。近代哲学与自然科学发展的平衡状况突出地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自然科学的显著进步导致了近代唯物主义哲学的高度发展。由于当时资产阶级正处于上升时期，为了发展生产，他们要求按照自然界的本来面目认识自然。这样，生产决定了科学的发展，科学又给唯物主义以生机，使得唯物主义一跃发展为近代水平，摆脱了古代哲学那种朴素、自发的倾向。马克思曾把培根称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3]在培根那里，实验科学被认为是新哲学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哲学就不再是虚无飘渺的玄想，而成为“给人生以广大福利”的哲学理论。另一方面，众所周知，近代前期自然科学发展的不足也导致了近代唯物主义的严重缺陷，崭新的唯物主义形式却附带着浓厚的机械论和形而上学的色彩。
近代后期，面貌大为改观。以1755年康德发表《宇宙发展史概论》首先提出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为起点，自然科学在宏观领域内的理论综合，接二连三地打破了形而上学自然观的缺口，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4]甚至已经把自然界各个领域以及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联结为一个整体。“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5]科学的发展要求有相应的哲学形式与之平衡，对自然界普遍联系的科学描述很自然地要求有唯物辩证的哲学学说加以概括。所以，历史发展至此，“经验自然科学积累了如此数量的确实的知识材料，以致在每一个研究领域中有系统地和依据其内在联系把这些材料加以整理的必要，就简直成为不可避免的。建立各个领域互相间的正确联系，也同样成为不可避免的。因此，自然科学便走进了理论的领域，而且这里经验的方法就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能有所帮助。”[6]所以，此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已是历史的必然。
以上事实说明，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大致是平衡的。这是因为，科学的发展既是决定哲学进步的重要因素，又是规定哲学发展水平的客观力量。在哲学与科学二者之间，首先是科学对哲学的决定作用，其次才是哲学对科学的指导作用，这个关系不容颠倒。否则，必然陷入唯心主义。这正是哲学基本问题在哲学与自然科学关系上的体现，也是我们提出哲学与自然科学发展平衡理论的依据所在。
二、哲学与自然科学发展的不平衡
哲学与自然科学发展的平衡是历史的事实。但正如在辩证法面前不存在任何绝对的东西一样，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平衡也不是绝对的。平衡不断地被不平衡所打破，构成了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丰富多彩的结合形式。哲学与自然科学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大致表现为两个方面：哲学超前于科学的发展；哲学滞后于科学的发展。
哲学超前于科学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贯主张，也是哲学和科学史的事实。恩格斯曾多次论述并举例说明这种现象。他在批评那种忽略或蔑视哲学的自然科学家时指出：“哲学在事后报复了自然科学之曾经抛弃了它。而自然科学家们，本来可以从哲学在自然科学上的成就看到：在所有这些哲学中隐藏有某种既使在他们自己的领域中也比他们高明的东西。”[7]哲学的特性决定了哲学往往超前于自然科学首先提出自然科学暂时所无法包容的重大课题。甚至“在哲学中几百年前就已经提出了的、常常早已在哲学上被摒弃了的命题，常常在研究理论的自然科学家那里作为全新的智慧出现，而且在一个时候甚至成为时髦的东西。”[8]恩格斯还举例说明，伊壁鸠鲁关于原子重量的猜测，比道尔顿最后证实这一事实提前了很久，“伊壁鸠鲁就已经赋予各种原子不仅有大小上和形态上的差异，而且在重量上也有差异，就是说，他早就已经按照自己的方式知道原子量和原子体积了。”[9]笛卡尔关于运动不灭的原理比能量守恒定律早了整整200年。另外，在科学史上我们还可以看到，从康德的“星云假说”到拉普拉斯的星云说先后经历了40年。恩格斯自己关于原子是物质无穷系列中的关节点的论述，如从《自然辩证法》于1925年公开出版算起，到被日本科学家坂田昌一所接受并于1955年提出基本粒子的复合模型，也整整经过了30年。这些事实说明，哲学上超越时代的预见，进而转化为科学的证明，往往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就是“哲学超前期”。
从本世纪60年代以来，自日本著名科学史家汤浅光朝用统计方法发现科学中心转移现象以来，人们曾以汤浅现象为基础，以近代历史为背景，对科学的中心和哲学的高潮加以对比，用比较精确的统计数字向我们清楚地展示了一幅哲学革命超前于科学革命的示意图[10]。它进一步向我们表明，科学革命发生以前，一般都有哲学领域的深刻变革。以欧洲近代史为例，哲学高潮的兴起与转移，大体按照以下顺序：15至16世纪在意大利，17世纪在英国，18世纪在法国，19世纪转移到德国。[11]
具体地说，如果将一个国家的著名哲学家人数超过世界总数的15%称为哲学高潮，那么，上述国家的哲学高潮依次是：
意大利：1480-1640年（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蒙台涅、薄伽丘等）。
英国：1600-1730年（培根、洛克、霍布斯等）。
法国：1710-1820年（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拉美特利、爱尔维修、雷尔巴赫等）。
德国：1790-1880年（康德、谢林、费希特、黑格尔、费尔巴哈等）。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哲学高潮的平均周期约为120年。如果以每个国家所达到的高峰年代计算，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哲学高潮的转移周期平均为80年。值得注意的是，把哲学高潮的转移与科学中心的转移加以对比，呈现出一种规则的对应关系：哲学高潮向科学中心（也以著名科学家在世界总数中的比例计算）的转移，都有一个“哲学超前期”。与“哲学超前期”相一致，上述国家的科学中心期分别是：
意大利：1540-1630年（伽利略，达芬奇、布鲁诺等）。
英国：1660-1760年（牛顿、波义耳等）。
法国：1780-1840年（拉瓦锡、拉普拉斯、居维叶等）。
德国：1840-1920年（李比希、维勒、施莱登、施旺、迈尔、赫尔姆霍茨、黎曼等）。
从对比结果可以看出，哲学高潮对科学中心的超前期平均约为60年。这就以较为精确的量化形式向我们揭示了哲学对自然科学的超前作用，显示出哲学与自然科学发展的不平衡性。
“哲学超前期”的客观存在，乃是哲学对科学具有巨大指导作用的重要依据。正因为这样，哲学才能以其预见性的优势为自然科学指明方向。
超前于科学的发展，符合于哲学的本性。那么，滞后于科学的发展是否可能呢？历史和现实表明，落后于自然科学发展的“哲学滞后期”不仅可能，而且时常发生。这是因为：
首先，每位科学家对人类的贡献可以有大有小，但一般都是“正数”，他们的成就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历史的进步。哲学则不同，它不但有“正数”，还有“负数”。而哲学中的“负数”对于科学的发展一般说来只起消极的阻碍作用。众所周知，历史进入近代，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跃居统治地位。这在近代初期，由于它还适合于搜集材料阶段的自然科学的需要，所以哲学与自然科学的步调基本还是协调的。但是，到近代后期，当自然科学由搜集材料进入整理材料，由经验分析进入辩证综合的时候，哲学本应随着科学的发展突破旧的思维方式，建立新的自然观，但是直到费尔巴哈，形而上学自然观却一直严重地禁锢着人们的头脑。这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方面，自然科学的进步已经把一个个自然过程真实地展现出来，使各个过程之间的辩证联系越来越清晰可见；而另一方面，哲学上的传统却依然固守着“非此即彼”的信条。直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这一问题才得以彻底解决。这一哲学上的滞后期持续了大约半个多世纪。
其次，唯心主义、宗教神学对科学的肆意践踏，常常是导致“哲学滞后期”的重要原因。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是宗教神学，其哲学代表是经院哲学。经院哲学的天职就是论证上帝存在的合理性。而对于科学文化却极尽摧残、扼杀之能事。致使人类业已创立的灿烂的古代文化、科学技术几乎濒于灭绝。所以，经院哲学对科学犯下的滔天罪行，与其说是哲学滞后于科学，不如说是哲学借助于宗教神学对科学的无端践踏和畜意扼杀。但是，无论如何，历史的事实是，哲学没有伴随着科学的进步产生出智慧的花朵，反而成为扼杀科学的“刽子手”，使哲学的思维水平甚至落后于古代。
再次，哲学滞后于科学的发展，还有其认识论根源。科学是哲学发展的源泉。源泉发展在前，哲学概括在后，这符合人类的认识秩序。对于一个时代来说，哲学滞后于时代发展不足为奇。因为，人们对于某一时代的哲学观念决不可能和该时代的科学水平同时获得。哲学在其历史发展中总是遇到它所反映的科学水平同已经发展了的科学新水平的距离。虽然哲学可以超前于科学发展而提出某些预见性论断，但是科学的发展从来不是按照哲学规定的模式前进的。一旦科学上的发现超出或突破哲学上的预见，哲学必须回头来对科学的内容重新思考。这正是人类认识在曲折中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哲学落后于科学发展的认识论原因。
“哲学滞后期”的存在，与哲学富于预见的本性并不矛盾。当哲学滞后于科学发展的时候，从根本上说，这并不是由于哲学预见性的丧失，而常常是其他因素所致。哲学是影响科学发展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更不是决定性因素。科学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决定的。由于社会生产在一定阶段对科学的急需，往往“迫使”科学以加速向前发展，这时候它往往并不顾及哲学上的是非论说。这种状况使得哲学与自然科学发展不可能是同步的，加之科学的进步多以“正数”态势向前发展，而哲学的发展每前进一步都要遇到“负数”的阻挠和斗争，这样，哲学的滞后现象就成为不可避免的。
“哲学超前期”和“哲学滞后期”共同构成了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不平衡性的主要内容。它告诉我们：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决不是在纯粹理想的环境中一劳永逸地直线上升或同步发展，而是在起伏迂回中曲折前进。一方面，科学不因为其作用更根本，因而可以永远置哲学于身后，使之成为科学的陪衬并始终跟随科学亦步亦趋。哲学凭借自身的预见力量常常超前于科学提出同时代科学所无法解决，但又预示着科学发展方向的哲学预见，因而成为科学发展的先导；另一方面，哲学也不因其具有预见性能力可以总起超前作用，由于种种限制，哲学也常常落后于科学而发展。
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是平衡与不平衡的统一。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在某一具体历史时期，我们不可能找到将自然科学每一微小进步都反映无遗的哲学形式。因为它们并没有绝对的对应关系，哲学超前或滞后于科学的发展都是可能的。所以，就这个意义而言，它们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是绝对的。但是，如果从较长的历史时期考察，又呈现出二者之间的大致平衡。每一时代的哲学总是这样或那样地反映该时代的科学水平。一方面，哲学不可能过分地超前于自然科学而发展，哲学的超前作用不是无限制的，它只能在科学发展所提供的可能的范围内进行预测；另一方面，哲学也不可能长期落后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任何长期落后或阻碍科学发展的哲学形式都必然被取代，从而产生出新的哲学形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者又是平衡的。但是这种平衡只是相对的，它必然被不平衡所打破。哲学和科学的发展，就是在这种相对平衡和绝对的不平衡的交互作用中达到统一的。
三、启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如下启示：
第一，哲学与自然科学发展的平衡与不平衡性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普遍现象，它同样适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并没有提供哲学可以永远超前于科学而发展的保证，它之所以是科学的，关键在于它的基本世界观和方法论与自然科学内容的深刻一致。当前，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哲学滞后于科学的现象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这不仅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未能及时吸收现代自然科学的崭新成果，因而许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现状普遍感到不满，而且表现为现行哲学体系、范畴、概念缺乏时代气息等。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19世纪中叶，是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产物。现代自然科学远远超出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发展水平，因此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提供现成的哲学结论。然而，在自然科学领域内，本世界崛起的一系列崭新的学科却以惊人的速度全面发展，科学中各种类型的交叉学科相继产生，呈现出综合性、整体性趋势，这些成果都亟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予以消化、吸收。
第二、现代自然科学成就并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原则。当前哲学滞后于科学发展的现实，只是再一次证明了哲学与自然科学发展平衡与不平衡理论的普遍适用性。滞后状况本来是哲学与自然科学发展中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但是有人却据此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陷入“危机”或者已经过时。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原则，即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原则不仅没有被现代自然科学所否定，反而得到现代自然科学的更加有力的确证。例如，人类对“夸克”的认识，代表着现代科学在微观领域内的最深层次。虽然目前人们还不能对它作出全面而彻底的解释，但就其哲学结论而言，却是唯物论原则的一次生动证实；在宏观领域中，人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宇宙天体，但证明的却依然是统一的物质世界。现代科学中系统论的迅猛发展，一跃跨入科学的先进行列，成了现代科学中综合性最强的带头学科。但是，它不仅不与辩证法原则相冲突，而且恰恰与普遍联系、运动发展的基本原则相吻合，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辩证法。所以，当前科学领先于哲学而发展的状况，不仅没有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恰恰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发展的良好时机。因此，它丝毫不能成为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由。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永远摆脱了以往哲学那种因其落后于科学发展而必然被抛弃的历史命运，就在于它是科学的哲学，而任何一门科学的学说其生命就在于发展。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发展，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要求。
第三，清醒地认识到哲学与自然科学发展的平衡与不平衡性，是正确把握每一时代哲学与自然科学发展状况的重要原则。特别是对于处理好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自然科学的相互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理论上，我们会更加明辨是非，科学地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懂得哲学超前或落后于科学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在实践上，我们就不会轻易被“危机”、“过时”之说所动摇。事实上，即使在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预见根本没有也不可能被现代科学所证伪，世界发展的唯物性和辩证性的科学结论更是今后自然科学永远加以确认和不断追踪发展的永恒目标。所以，根据新的科学材料，提高人们的预见能力，指明科学发展的方向，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今时代所特有的优秀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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