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梦，政治，什么样的叙事圈套——马原的《虚构》重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春梦论文,圈套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新潮与先锋小说的开先河者之一，马原在当代文学小说史上有不可抹煞的地位。但是他的一些主要的作品，其实在大多数评论者的笔下是语焉不详的。这当然首先是基于“形式”上的难度，即便是在“热爱形式”的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前期，真正能够在形式上有效解析马原小说的批评家也是寥寥无几。也难怪1988年吴亮的那篇《马原的“叙事圈套”》的文章，就流露了睥睨群众和洋洋自得的神情，他认为自己写出了一篇真正可以与马原的小说智力并驾齐驱的评论，言下之意，许多人的言谈其实并不靠谱。
吴亮的自得当然是有根据的，在80年代后期中后期至90年代中期，当代小说家们所表现的形式热忱与叙事智力确实令批评界汗颜，许多轰动一时、置喙者众多的作品其实并没有得到正确的解读——更别提准确和传神的诠释了。而一旦成为不再时新的话题，许多说法也便不了了之。吴亮在彼时并未引进西方的“叙事学”理论的前下，贸然但是十分天才地引入了“叙事圈套”的概念，运用相当成功。确实，此时理论与批评界对于“元虚构”（metafiction）一类概念还不甚明了，而吴亮的谈论不但准确得体，还非常“专业”——不是基于理论上的谙熟，而是基于经验上的老到和悟性上的高人一等。他可以说成功地“发明”了一个“本土的”叙事学概念。
但是对于《虚构》（1986）这篇作品，吴亮的“叙事卷套说”却并未做出同样精确的细解。他在文章的开头戏仿了一大段《虚构》开头的“卖关子”式的话语，非常诙谐跳脱，令人叹服，但随后是比较整体地归纳了马原小说的几种构造“圈套”的程式，对于小说文本的解释并未展开。这当然首先是由于文章的笔力与目标并不在于解读小说的内容，但另一方面似乎也可以理解为是在内容上的“拿不准”，因为彼时批评界通常认为小说内容的令人“拿不准”是有合理依据的，是正常的，有人甚至还把“模糊数学”和作为“测不准原理”拿来用于创造新的文论，自然对于精确解读单个文本的思想与意念会感到可笑。这类例子还有莫言在1985年的《透明的红萝卜》，几乎全国人民都在议论这样一篇好小说，但这篇小说究竟说的是什么，则莫衷一是。这当然可以说是小说家的胜利，也可以说是批评家的耻辱。有人在“怀念80年代的文学批评”，渲染彼时批评的“感性”、“热情”、“经验”与“活力”的同时，也多少有些让人怀疑这种怀念的理由，因为在我们所能够见到的批评文本中，并没有谁真正内行、专业和清楚地解释上述作品的例证，面对有难度的文本，80年代的批评家还是有体虚和露怯之处的。
当然，有关这两个作品的评论不能成为通例，80年代的文学批评确有可爱和值得推崇之处，只是仍留下了空白，这和时代本身整体的粗糙冒进有关系，和彼时整体的文化环境与思维方式有关系。我这里并无菲薄80年代的文学批评的意思，但重新追问一部经典性作品、一部曾经炙手可热但却没有得到合理解释的小说的内容，重新标举“文本细读”的批评职责，有是必要和有理由的。
如果我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解读《虚构》，一定不会有人反感；但是如果进一步说这个小说的故事内核明显带有“男性色情梦”的底色，则恐怕会有歧议或遭人嗤笑。但反复细读的结果确实让我得出了这样的看法，它确实是一个类似“春梦的改装”的小说。
如同弗洛伊德坚持的理论那样，艺术确乎是“力比多的升华”，而力比多的活动通常会在梦境中反复变成各种隐喻形式获得呈现。因此在文学中男权主义与“男性色情幻想”是广泛存在的，广义上说，所有男性叙事中都或多或少有这样的成分，而狭义上的典型例证也有很多。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关于“色情梦”的叙事，宋玉的《高唐》、《神女》诸赋据说就与楚王“梦交神女”的原型有关，《红楼梦》中有多处写到类似的梦境，《聊斋志异》中则有多篇是脱胎于这类原型的。《红楼梦》中“王熙凤毒设相思局”中贾瑞便是死于“梦淫”，所谓“风月宝鉴”是这种痴迷之状的寓言之壳；第五回“神游太虚幻境”中贾宝玉与名叫“可卿”的仙女梦中交合——警幻仙子称之为“意淫”——可谓至为典型。如果放在精神分析学的现代视野中看，它应该是一个“性成长经历”的真实再现，是作家不能释怀的一段隐秘经验，或者说的直白一点，是平生难以忘怀的“第一个春梦”，第一次“梦遗”。所以，也难怪作者会将之置于最重要的“总纲”式的一回中来处理。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梦的内容：首先是“环境的暗示”。当日宝玉随贾母和邢、王二夫人等游宁国府赏花，困倦之中午睡于他的“侄媳”贾蓉之妻秦可卿房中。这是一个奇特的际遇，主人公心理上出现了微妙的反应。开始，有一嬷嬷说道“哪里有个叔叔往侄儿媳妇房里睡觉的礼？”（这话对宝玉来说，显然是一个反面暗示）随后来到房中，又闻到“一股细细的甜香袭人”，且房壁上还有一幅唐伯虎画的“海棠春睡图”（这里不光燃香对人有暗示，“春睡图”本身也有色情想象的隐喻在其中），他的身上则被秦可卿亲自盖上了“西施浣过的纱衾”、“红娘抱过的鸳枕”（更有隐秘的联想暗示作用：纱衾鸳枕本都是可卿贴身之物，由可卿亲自为之加盖，她等于是扮演了宝玉最亲近的异性）。上述都构成了宝玉“意淫”的条件；第二是“性想象的对象”。按辈分，秦可卿属于宝玉的“侄媳”，但按年龄她则是风韵正佳的成熟异性，如果从弗洛伊德关于“儿童性意识”的理论① 看，她恰好可以成为性想象的对象。而且特别是作为“未成年人”，“乱伦”式的联想尤其是常态式的冲动，弗洛伊德说，“精神分析的研究已经明确地证实，儿童必先以亲属为性爱的对象，只是后来才表示对于这种观念的反对”。成年后的无意识活动也仍然存在上述记忆，“如利己主义、乱伦的对象选择等等都继续存在于潜意识之内”。② （这一点恰好同时也可以证明作者作这番描写的个体动机，少年时代的经验使他难以割舍），正因为如此，小说中所写的宝玉的初次性经验的对象便呈现为一种“暧昧”的命名状态——与“可卿”同名，模样也相同，但显然不是同一个人（这就在达成了他的“愿望”的同时，也解除了他乱伦的犯罪感，可谓一举两得）。将梦交的诱因推给了警幻仙子，使之变成了上天与神界的意志，也使这个色情之梦变得合法化了。第三是内容，关于这一点作者恰好隐去了正面交代，只是语焉不详地说“未免有儿女之事，难以尽述”，这一处理确保了叙事的洁净，使之实践了作者规避那些“淫秽污臭”之“风月笔墨”的写作原则。但在此番笔墨之前，又有几处意味深长的细节，一是宝玉在众仙子中看到一位，“其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则又似黛玉。”但他并未有机会“亲近”这位女子（这其中含义有二，一是表明宝玉对其珍重，不敢造次；二是她们还均未成年，不能作为染指对象）；二是警幻仙子对宝玉大讲“好色即淫，知情更淫”、“吾所爱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云云（这也曲折反映着宝玉在身体方面强烈的“成年欲望”与自我意识，他要通过仙子之口完成他“成人”身份的确认）；至于之所以在众仙子中选定了“可卿”，是因为现实中的可卿已然婚嫁，想象其性生活自然顺理成章。
上述梦境的描写，可以看作最经典的分析案例，可惜弗洛伊德先生未曾读过《红楼梦》，它的每一处细节都透着经验的真实与细微，透着潜意识活动的微妙与复杂，具有解读不尽的意味与奥秘。
当代小说中可以举出许多例子，但早期的作品比这要隐蔽得多，革命意识形态的道德化叙事对于个体欲望的压抑是非常强烈的，但在少数作家（如孙犁）的笔下也还是有种种形式的残留——这将另文详述。在80年代以来的作品中，类似的例子就相当多了。
让我们把目光聚焦于马原的《虚构》。受到吴亮和80年代批评趣味的影响，长久以来读者基本把关注点放在小说的形式上，很少会认真追问小说叙事的内核到底是什么。在本文的角度看来，如果要准确解读这篇小说的内容，必须要把这个故事之核解析剥离出来。
如果这样来看，《虚构》作为一个经典小说文本也许会遭到拆解和“颠覆”，但这里必须声明，绝对没有“道德审判”的意思，一部好的小说的意义远不仅是建立在通常的社会道德的层面上，而是一个建立在它对“精神或人性复杂性的探究深度”上，从这个意义上。除了形式上的先锋，叙事上的难度，在内容方面《虚构》也有它不可诋毁的意义。如果说有缺憾的话，那么我认为是小说在表现无意识内容的同时，并未蕴含更复杂的旨趣——它只是满足于对于一个色情梦的包装，对于一个本能化的“性恐惧”做了渲染而已。小说中男性主人公所“染指”的女性，是一个“麻风病患者”，而麻风病可能的传染性，构成了对于这个故事的色情内核与性欲冲动的“威慑”和“惩戒”。因此，兴奋与恐惧两种心理活动，支撑了这篇小说的叙事动能与读者的隐秘期待，使小说获得了有限度的魅力。而对于男主人公隐秘欲望与冲动的合理性与恐惧感本身，小说似乎并没有合理地展开其矛盾的必然性与逻辑——或者说，在小说完成了一个“隐秘的虚拟刺激与欲望历险”的叙述的同时，并未给予这个叙事以更复杂合理的理由，也没有《透明的红萝卜》之中那种少年的纯洁性与悲剧性的爱情体验，因而也就说不上有什么感染力了。除了小说家在“智力炫耀”方面的成功，其他则是相对稀薄的。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于《虚构》的隐秘结构的认可与分析。在本文的角度看来，它的无意识结构中因为包含了两个东西：一个是作为叙事主线的男主人公的“男性色情梦”，二是作为隐线的“病态红色幻想症”——一个“政治幻想症的后遗症”，作者将两个叙事线索拼合叠加在一起，再掺杂上“麻风病”、“兽交”、“哑巴”等事件、人物与细节因素，使小说叙事具有了隐晦曲折和光怪陆离的效果。
《虚构》的主要故事结构，是用了第一人称的方法讲述男主人公“我”——也就是“马原”——与一位女性麻风病患者之间的邂逅与性关系。小说首先玩弄了“解构”或“暴露虚构”的花招：为了使叙事确立，他首先使用了“我”的叙述视角，以“叙事者”与“当事人”身份的合一，造成对读者的迷惑；然后为了瓦解这个叙事，他最后又通过让故事发生的时间出现错乱，来证实故事的不可能与不可信，同时让麻风村在一场泥石流中陷于毁灭，来彻底消除叙事的根基。
其中与麻风病女性之间发生性关系，似乎暗含了一个古老的命题：对女性和性交的恐惧感，它与“红颜祸水”的说法同源，与《金瓶梅》中关于女性的淫荡致使西门庆命丧黄泉的描写、《聊斋志异》中关于女性的妖魅叙事也出于一辙。但这并不妨碍它的“讲述价值”本身，相反，正是由于这样的观念，才使叙事更具有“魅惑的美学价值”。
之所以说它是一个“色情梦的叙事改装”是有根据的。让我们尝试来解析一下其中的若干梦境因素：
一是类似梦境的“蒙太奇景象”。小说开始对于自我身份的交代是“悬浮”式的，讲述人用了闪烁错乱的方式，让各种自我介绍之间产生“互否”效果，结果最终让人为其身份与置身的情境感到恍惚。而且在第一小节的末尾，作者交代自己正住在“安定医院”——即一家精神病院，并且有患上了麻风病的危险。这明显是暗示讲述人（也是小说情节中的当事人）的精神正处于“错乱”状态。
弗洛伊德在分析病人的一个典型梦境时，曾引述了当事人杜拉（化名）开头的描述：“我在一个不知名的小镇上散步，看到的是陌生的街道和广场……”③ 这个梦中主人公讲述的是关于旅行、器物（盒子——弗洛伊德的解释是性器官）、患病恐惧和生小孩的经历；我们反过来看马原，他的小说中所讲述的也十分类似，他开头的“初始情境”是：“……我是偷着溜进这块禁地（麻风村）的……我在村子闲逛，我走遍了村子没有看到一个人影……”他的梦中故事也主要是旅行、器物（盒子枪——按弗氏的说法正好是男性性器的隐喻）、窥视女性裸体、梦交、患（麻风）病恐惧、讲述别人生小孩的事，等等。
二是关于“赤身裸体”的情境。弗洛伊德曾专门讨论关于梦见自己被人看见裸体的“暴露梦”所包含的丰富的心理含义④，但马原这里只强调了对女性裸体的关注，这是三位患麻风病的女性，他们在正在院子或街道上“下午的阳光下”裸体晒太阳。这明显是“现实中不可能出现”的情景——除非是在梦中。请看这一段：
三个女人一字排开，靠在墙边昏昏欲睡。我不好意思讲我的窘态，我只能告诉你，他们下身都没穿衣服……三个人都敞开怀，露出奶子，其中有一个人身上趴着个男孩吮奶头……
我知道我走错了地方，不过三个女人似乎都没有注意到我，只有那个男孩的眼珠在我这边溜来溜去。女人们闭着眼，舒舒服服地享受着阳光的沐浴。我像所有敏感的年轻男人一样，特别注意到她们有意把腿叉得很开，像专门晒那个地方……
梦中的男主人公发生了性欲支配下的“窥视”行为，很显然，窥视在日常生活中是违法或不道德的，应该受到惩治和谴责，因此某种“犯罪感”使主人公在梦中将这些女性转换成麻风病患者，这样一来，他的犯罪感会减轻，同时也用“厌恶感”和“恐惧感”来帮助节制其冲动。不过最终这些情境都是做梦者的性想象与梦交行为的铺垫，这是典型的“色情梦”中的情景。
三是“被动参与的过程”。关于这一点我没有看到精神分析学家的详细解释，但依据前面的心理逻辑，其过程也很容易找到答案。很显然这里出现了对原始梦境的修正或改装，因为毕竟是要完成一个“小说”叙事，要面对自身和读者的道德感。所以情节发展中首先是出现了女性的“主动诱惑”——这可以减少叙述人的犯罪感。一个女麻风病患者反复用各种方式表达对“我”的亲近，她陌生而又熟稔，与“我”一切交往都保持着主动与默契——这也符合色情梦境中的常态，性想象的对象会在发生亲近的过程中持主动态度，或至少是完全配合的。这与《红楼梦》中贾宝玉与“可卿”仙子的意淫之梦也一致，《聊斋志异》中的所有涉性描写无不是女性占主动的。当月夜里男主人公与女麻风病人同宿一室、“她的一条腿从袍襟伸出来。圆滚滚地泛着浅浅的光泽”时，男主人公的欲望冲动终于战胜了他的“理智”和恐惧感，终于发生了“让人后怕的事情”。这也很像是贾瑞对王熙凤的“梦淫”中既充满了罪恶感，又无法控制身体的冲动一样。
到这里，我们不难认定这个梦的原型，其实就是弗洛伊德引述另一位精神分析学家兰克所界定的一个“产生情欲高潮或遗精的梦”⑤。在小说的最后一节里，叙述人也闪烁其词地说到“我梦见了幼儿园里的小情人，我们睡在一个木床里，盖着一条儿童线毯，后来我尿了……”
四是“醒来后的现实否认”。这一点似不用解释，所谓“黄粱一梦”，醒来后的现实自然要宣告梦的破产。但这里马原正是有机会玩弄了他的“叙事圈套”：先是含糊其辞，使情境出现混乱，然后是用“计算时间”的方式使事件发生的条件变得不可能，他开始叙述时说的时间总计是“我为了杜撰这个故事，把脑袋掖在腰里钻了七天玛曲村”；而他与女麻风病人发生关系之后计算时间，才发现是“忘了戴手表”，只记得自己“是过了‘五一’从拉萨出来的，五月二日，路上走了两天应该是五月三日”，而他在玛曲村的时间“今天应该是第五天”（也就是五月七号了）；最后“醒来”问别人时间时，才通过广播知道当日是“青年节，五月四日”。而且有人告诉“我”，“夜里有泥石流，北边的山塌了半边……我再没有看到玛曲村”，不但事件发生的时间不存在，连发生的地点也被彻底摧毁了。
至此，小说作为一个色情之梦的骨架基本廓清了，但它同时还有另一个与之密切联系着的“红色幻想症”式的“儿童式的政治梦”，这就是小说中断续破碎出现的关于“国民党特务”、“青天白日徽章”以及“二十响盒子枪”等意象。关于这种奇特的梦境因素，在精神分析学家的著作里几乎闻所未闻，除了在米歇尔·福柯所提到的18世纪产生于疾病和非理性社会运动的“大恐惧”与之有似可比拟的关系之外，很难找到相似的例证⑥。很显然，这是中国社会特殊时期特有的一种病症，正像文革中出现了大量“政治型精神分裂症”患者一样，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大都有非常政治化的童年经验，它伴随着各种离奇乖张的红色幻想记忆。在莫言的小说《丰乳肥臀》中就有生动的描写：60年代之初的“困难时期”，上官金童被从劳改农场赶回家的时候，在村头的渡船上邂逅了失散多年流落为娼的四姐想弟，而这时公社的干部正在船上大讲“美蒋特务”的偷渡，虚构所谓“敌情”，说着说着就把目光盯向上官金童和他的姐姐，竟然当场夺走了四姐藏在随身的一只琵琶中的积攒多年用血泪换来的珠宝。这种“夸大的政治想象症”对于当代中国人来，可谓隐蔽而又熟悉。而且它们与色情幻想纠结出现在一起也毫不奇怪。作为权力的载体或替身，政治与性的隐秘关系虽然复杂，但不难寻找踪迹。在这篇小说中，马原以它强化了小说叙事对读者的童年经验的触及深度，使之产生了更加敏感、曲折、多义和复杂的意味。
另外，小说中还插入了“兽交意象”，那个身份奇怪和混乱的哑巴男人，“隐藏三十六年”并且在那里“专门等我”的国民党特务，还当着“我”的面，把手指伸进了他的母狗的阴部……这些描写中潜藏的心理活动应该也不难解释：“我”需要一个在梦境中比“我”的行为更肮脏的角色，他的行为既可以引导暗示我的不洁行为，同时又可以在道德上为“我”开脱和“垫背”。显然，这个细节更可以作为一个有力的佐证——表明此梦的色情性质。
以上是对《虚构》所进行的一个细读尝试，希望能够解开这个小说的结构谜团与闪烁迷离的写作主旨，但绝不是要对作家进行阴暗的心理揣测，更无意作道德审判，这是必须要再次强调的。
注释：
① 弗洛伊德有关于“儿童性欲”的许多论述，在《精神分析引论》中他甚至说，“婴儿由三岁起，即显然无疑地有了性生活。那时生殖器已开始有兴奋的表现。”见高觉敷译《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58页。
②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引论》，第162—163页。
③ 弗洛伊德：《性欲三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187页。
④ 此处参见弗洛伊德《梦的解析》中“典型的梦”一节，第138—143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
⑤ 参见《梦的解析》，第214页。
⑥ 参见福柯：《疯癫与文明》第七章内容，刘北成等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