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结束语：规范化是证券市场历史发展的必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束语论文,证券市场论文,主持人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玲：“中国证券市场规范化建设系列大讨论”截止到今天，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次历时三个多月的讨论，不仅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重视和积极参与，也得到了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与协助，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社会影响上，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这里，需要特别感谢的是直接或间接参与本次讨论的作者。据粗略统计，约有100余名作者，包括国内著名经济学家、有关部委的政府官员、国内大型证券公司的总裁、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全国政协委员、证券交易中心和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的总经理、青年经济学者以及其它业内人士等，都对中国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建设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观点和见解。由于时间和版面的限制，尚有许多稿件未被采用，欢迎大家今后继续参与。
潘福祥：这次讨论之所以能引起广泛的反响，是与近年来我国证券市场的风风雨雨给整个证券界带来的强烈冲击分不开的。特别是去年深沪股市呈现出迅猛上涨行情并在年底出现大幅震荡的罕见走势，暴露出大量值得深思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因而，以证券市场规范化建设为主题的反思容易引起共鸣。
张玲：这次讨论的核心是中国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其中，顺理成章的思维逻辑是何为规范化？为什么要规范化？怎样才能规范化？虽然直接回答这些问题相当困难，但是大家在讨论中仍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相当多的观点既具有理论的严密性，又不失现实可操作性。为了进一步加深和丰富我们对规范化建设问题的认识，在此，我们想转换一下视角，循着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历史脉络，对历史与现实进行一下回顾和剖析，或许我们从中能够得到某些新的启示。
逆向生长：痛苦的嬗变过程
潘福祥：证券市场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模式的典型产物。股份制改造和证券市场的发展之所以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意义最深远、难度最大的关键环节，纵然由于它需要破除姓“社”还是姓“资”的理论禁区，但更重要的是，它关系到对国家经济命脉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命运，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就关系着改革的成败，不能不慎重对待。所以，也就决定了证券市场发展初期不可避免地处于“试验”地位。客观地讲，这是改革初期冲破意识形态僵化观念的束缚、减少改革阻力的唯一途径。在“对了，坚持；错了，关掉”的试点过程中，证券市场的发展只能采取走一步看一步的相机抉择，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形成具有明确目标和现实步骤的发展战略，因而不可避免地在“试错法”的调节中呈现出缺乏规划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先天缺陷。
张玲：深刻地反思中国证券市场的产生过程，我们会发现这样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本世纪末中国经济的全面市场化改革并不是齐头并进地进行的，而是先易后难，找最薄弱的环节作为突破口。在所有制改革和价格改革等领域取得了某些突破后，金融体制改革和功能的改进则严重滞后于整体改革和社会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证券市场的设立是作为突破“金融压抑”的试验开始的。二是在宏观经济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后，为配合微观经济改革，特别是企业股份制改造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证券市场就更显得必不可少了。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就决定了我们最初设立证券市场在理论上的思路和在实践中的定位。
自1981年我国恢复发行国库券以后，证券的发行和流通的黑市交易就相当活跃。国家在1981—1988年间共发行了455亿国库券，虽然禁止流通和转让，但国库券的黑市交易发展势头迅猛。这时，大量的企业也采取发行内部职工股来集资，职工股的倒买倒卖也随之而来。1983年底和1984年初，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天桥百货商场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相继成立。1984年12月，上海飞乐音响股票成为解放后我国第一只公开发行并可上市流通的股票。1986年，沈阳信托投资公司首先开办债券等有价证券的柜台转让业务。截止1987年底，上海共有7个股票柜台交易点，全国共有41个城市开办了有价证券的转让业务。
就在这种主观“设计”与客观需要的大背景下，1988年11月9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姚依林、秘书长张劲夫在中南海召集会议，研究设立中国证券市场。不久，成立了“证券交易所联合设计办公室”。从“联办”这支由海外归来的学子组成的证券市场研究设计机构所提出的不同寻常的创办方针——“民间发起、政府支持”来看，也反映出政府对在我国创办证券市场所采取的既积极又谨慎的态度。
潘福样：这种特殊的发展背景，导致了同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证券市场相比，我国证券市场的产生有很大的不同。首先，股份公司制度在西方国家是自然产生和顺向发展的，其发展的原始动力是企业规模超出了独资或合伙经营的财力后，面向社会进行广泛的集资，进行参股经营。这种制度的优越性主要在于它实行法人财产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而我国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是在原有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的基础上进行的，试图通过股份制，实现企业的政企分开、两权分离、产权分散，建立独立的法人实体，这与西方正好相反，是人为产生和逆向生长的。
另外，我国证券市场这种非自发产生和非自然演进的特点，决定了它的“先天不足”。顾海兵先生曾将我国早期的证券市场概括为“三儿”，即“早产儿、低能儿和弱智儿”。就是说，在有关法律、法规、制度和技术手段都不具备的情况下，证券市场过早地产生了，导致其功能上必然存在缺陷。联想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先生关于“中国二十年内不应考虑发展证券市场”的告诫，不能不让人感觉到一种历史的无奈。
由此可见，初始发展环境的制约，使证券市场从产生之日起就处在一种功能扭曲状态之中。生存压力迫使市场主体通过一系列权宜之计暂时回避了尖锐的矛盾冲突。目前，困扰证券市场规范化发展的各种棘手难题几乎都与上述“历史遗留”有关。比如，为了不动摇公有制的主导地位，我们将股份公司的股权划分为国家股、法人股和个人股，只允许个人股流通，使巨额资金操纵市场成为可能，并形成了公股流通的巨大压力；为了既吸引外资又限制境外资本对我国市场的控制，我们设计了A、B股双轨运行的机制，造成了同股不同价的隐患；为了防止因试点失败而对国民经济造成不良后果，我们大多选择与国计民生关系不大的行业和小型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形成了市场规模小，上市公司业绩差和行业分布不均匀，难以充当宏观经济晴雨表的尴尬局面；至于证券法制建设滞后而造成的不规范运作、因改革不配套而导致的证券市场孤军深入等矛盾更是剪不断、理还乱。
张玲：“摸着石头过河”使得我国证券市场在短短的几年内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超越了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这巨大的成就是不容否认的。但同时也应当看到，伴随着证券市场由最初的起步阶段步入规模扩张的成长期，历史上被忽略或累积起来的矛盾开始向事物的反面转化，在较大的范围内呈现出了与最初设想背道而驰的局面，造成一定的危害性和消极后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证券市场理论功能的发挥，就使得证券市场的规范化问题积重难返，这也是“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都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的历史缘由。因此，在1995年，我国证券市场开展了一场市场大智慧的寻求，这实际上就是寻找证券市场规范化的途径。
规范发展：功能深化的必然要求
张玲：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发表后，证券市场这块“试验田”获得了发展壮大的生机。通常情况下，我们称证券市场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具有筹集功能、投资功能和资源配置功能。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面对投资饥渴和资金短缺的双重约束，我们自然而然地在政策取向上更多地看中股份制可以帮助国有企业转变经营机制和证券市场可以筹集更多资金的功能，把直接融资看作是间接融资的必要补充，带有一种明显的用其所长的考虑。在这种背景下，我国证券市场第一代开拓者积极推进规模扩张的战略，乘势而上，把“蛋糕”做大，从而抓住了机遇。虽然一级市场的扩容曾经带来了二级市场的低迷，但是当以马钢、石化为代表的含有H股的“航空母舰”上市后，人们不能不承认扩容已经使我国上市公司的内在素质和结构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潘福样：经过早期轰轰烈烈的以做大“蛋糕”为目的的“跑马占荒”式数量型发展，证券市场终于从无到有，开始在我国市场经济体系建设的总体框架中谋得一席之地。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成就。因为经过几年的风风雨雨，在“发展是硬道理”的大旗下，第一批敢吃“螃蟹”的人终于为一个“试不好也可以关”的证券市场争得了“生存权”。除了加速扩容外，沪深股市在开放机构投资者入市、加速国债市场的发展、积极开发国债期货等交易品种和推进金融创新等方面都采取了有力措施，因而，在市场辐射力、投资吸引力和证券交易量等方面，我国证券市场迅速地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张玲：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它在国民经济中影响的日益扩大，证券市场综合功能的发挥势必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记得1994年，朱镕基同志在接见话剧《OK股票》剧组时就曾指出，股市几年来的发展超出我们的预想，它给社会生产带来了很多值得思考的新课题。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恐怕就是探讨证券市场在我国宏观经济中的定位。不能再任由它脱离整体经济发展和改革进程而孤军深入了，而要使股市与宏观经济建立起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唇齿相依的联系。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下大力气强化证券市场筹资功能以外的其它功能，特别是投资和资源配置功能。
潘福样：不必讳言，证券市场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为了顺利推进规模扩张的进程，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市场整体功能的发挥。比如说，为了吸引更多的上市公司，对企业素质放松要求，致使不少垃圾股票登堂入室；为了吸引更多的游资，放松对市场操作的监控，致使猛龙过江，投机日盛；为了提高市场交易量，开设国债期货，致使市场风险高度凝聚，等等。而这一切的结果，是导致证券市场越来越成为一个脱离整体经济进程的“世外桃园”。
张玲：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得不为证券市场的不规范的现实而担忧。在连续三年的治理整顿和宏观调控中，股票市场我行我素，股票价格因大量投机性游资的炒作而居高不下，根本无法反映企业真实的投资价值，成为一个投机泡沫孳生的“赌场”，真正的投资者望而却步，资源配置功能更无从谈起。而在宏观经济开始走出低谷，新经济周期启动的背景下，大量游资为追求巨额利润，打着价值发现的大旗，在崇尚业绩和投资价值的理念掩盖下，操纵市场的行为愈演愈烈，使市场风险再次高度凝聚。
潘福祥：严酷的现实向我们昭示出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建设已刻不容缓。如果我们不抓住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所提供的有利时机，在牛市中有效地解决市场现实的冲突和约束，建立起严密、高效的证券市场规范化运作机制，而是靠激昂的人气，“一俊遮百丑”，那么证券市场将很难避免仍处于持续震荡的不稳定状态，最终重蹈覆辙。
张玲：从去年以来，有关证券管理部门在推进我国证券市场规范化进程方面进行了多方努力和尝试。无论是上市公司、证券经营机构、机构投资者等市场主体行为的规范，还是一、二级市场交易秩序的监管和对潜在金融风险的防范，都已逐步纳入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充分显示出我国证券市场开始步入规范化的新阶段。
不是结语：发展是硬道理
张玲：正如很多参加讨论的同志所反复指出的，证券市场的规范与发展是统一的，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规范与发展是证券市场总体历史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两大主题。
潘福祥：“过几年上一个台阶”是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时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这一观点一般被理解为坚持改革开放的思想，并用来反击极左势力。其实，这一观点更反映了一种重要的认识论，是对事物发展规律的一种形象而深刻的描述，是对事物从量变到质变，然后在新的基础上继续进行量的积累从而达到质的飞跃的本质特征的揭示。在一般人的观念中，集约化总是要比粗放式来得高级，内涵发展一定优于外延扩张，其实这仅限于某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而在更多的时候，起更重要作用的因素并不在于表面的精致或粗糙，而是内在容量的大小。从某种程度上讲，大刀阔斧的开拓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疏漏或损失，但只要具有更高层次的进步意义，就是值得的，就是一种新的境界，要远胜于原地踏步式的精雕细刻（尽管这也是必要和必须的，但应当服从和服务于更高境界的革命性变革）。
张玲：证券市场规范与发展的关系亦然。发展也包括对质的追求，大力提倡规范应当也是发展的一部分。但规范应是动态的，它应该伴随着被规范的事物的发展而发展。不同的环境，对规范的要求也有所不同。这就像学游泳，当你在游泳池中姿势感觉“规范”了，及至江河湖海，困难增大，动作就要走样，甚至难以为继。这时候，就会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继续游下去，边游泳边“规范”；另一种是退回游泳池，“规范”当然没问题，但失去了机会。有时候，“进一步，海阔天空”。因为，“发展才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