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毛泽东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方法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09）01－0050－04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理论家、诗人，还是一位方法论大师。他在哲学方法论上的贡献是无可争议的，其中有关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论思想十分丰富。本文即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讨论。
一、毛泽东是经验主义者吗？
在历史上，一直有人认为毛泽东是一个经验主义者，甚至直到目前国外一些有关毛泽东的著述，仍有这种看法。之所以有这种看法，笔者认为，其原因之一，与认为毛泽东更重分析方法而忽视综合方法有直接关系。因此，在这里，首先有必要对经验主义与分析和综合方法的关系作一历史的考察。
经验主义与固执一孔之见、认识的低级阶段、以偏概全、忽视理论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些又都与认识的较低级方法——分析方法几乎难解难分。分析的特点即在于将对象分解为各个部分、要素、层次，而较少注意它们之间的内部联系和整体结构。所以它与经验主义难于断缘。有人曾指责毛泽东是一个经验主义者，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们向来只是重视毛泽东的分析方法而忽视其综合方法（就是在一些以毛泽东分析和综合为题的文章中，其内容仍只是阐述其分析方法），认为分析就是毛泽东唯一最重要的思维方法。例如，人们在研究毛泽东的方法论时必然都要涉及的阶级分析方法就是如此，以为毛泽东只是不厌其烦地把中国社会的各阶级加以区分解剖的分析，且至此为止，再不进一步探讨毛泽东在分析的同时和之后所运用的综合方法，因而总是给人们一个印象，似乎毛泽东是一个只知分析而不会综合的经验主义者。这不但不符合毛泽东方法论的实际，而且毛泽东本人就在批判教条主义的同时经常提醒人们要谨防经验主义，在运用分析方法时更要运用综合方法。如他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写成的，先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各部分，然后加以综合，得出资本主义的规律来。”[1]
所以，任何科学认识，只有分析而无综合或者相反，都是不可能形成的。恩格斯和列宁对黑格尔的论述作了唯物而辩证的改造。恩格斯说：“思维既把相互联系的要素联合为一个统一体，同样地把意识的对象分解为它们的要素。”而且，“这个统一体以前就已经存在”[2]。还说，分析与综合一样是必然相互联系着的，我们不应当在两者当中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3]。列宁言简意赅地给分析和综合下了一个定义：“分析和综合的结合——各部分的分解和所有这些部分的总和、总计”[4]，且作为辩证法的十六要素之一（一开始还作为辩证法的三大基本要素之一）。于是可以概括出几点：（1）分析和综合是必然结合着的；（2）分析是对事物各要素的“分解”，综合则是分解了的各要素的有机“总和”，两者都是每一认识所必备的方法；（3）它们都是客观的。
所以，研究毛泽东哲学方法时，不能只讲分析而不讲综合。如果只讲分析而不讲综合，那么认识就必然陷于片面性，就会认为任何事物都一样重要，或者都不重要，导致多中心论或无中心论。只有将分析和综合的方法结合起来，才能在全局和整体中分出轻重缓急。
二、毛泽东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在理论上的贡献
毛泽东所运用的分析——综合方法有两大特点。第一，康德抑分析重综合（应指出，康德主要是把分析和综合作为判断形式）；毛泽东表面上似乎与康德相反，仿佛只讲分析忽视综合，而实际上对综合也同样重视。如若根据他论述的上下文及内容来具体考察，就可以看到，毛泽东的分析方法内在地包含着综合方法，我们应该始终把握住毛泽东分析——综合方法的这一特点。他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就说过：应该是分析而又综合，就是在分析中，也有小的综合。这就是说，分析或综合本身都同时是分析和综合相互作用的过程。分析期待着综合，科学认识不应该也不能只终结于分析，而且必须进行分析的相反过程，即综合。第二，与毛泽东所有理论特色一样，其分析——综合方法的最大特色就在于有很强烈的实践色彩，可运用其解决实际问题。
我们首先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毛泽东分析——综合方法在理论上的贡献：
第一，毛泽东揭示了分析——综合方法的客观基础或依据就是事物本身所包含的矛盾。1957年3月12日，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矛盾诸方既互相对立、互相排斥，又互相依存、互相联系、互相渗透，前者是分析的基础，后者是综合的基础。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对分析——综合方法的客观基础的揭示本身就表明，不能仅仅强调矛盾诸方的对立的一面，把矛盾诸方“坚固地对立起来” （黑格尔），即只讲“分”而不讲“合”。若如此，那么对抗日战争就会得出要么速胜要么亡国的结论，因为这两种观点确实也分析了当时的情况：日本强大，中国弱小，因而中国必亡；中国是大国，日本是小国，因而中国必然速胜。这种分析方法是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而不是辩证的分析方法，即不是包含着综合的分析方法。毛泽东则运用了辩证的分析方法，“在对立的规定中认识到它们的统一”（黑格尔），因而把中国弱小、日本强大，中国是大国、日本是小国等方面加以综合，从而得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个正确的结论。
第二，分析——综合方法就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人们认识对象，总是先认识个别的、特殊的事物，然后逐步进展至一般的、普遍的事物。正如毛泽东所说：“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5]在从个别、特殊上升到一般、普遍时，分析方法是不可缺少的，这时必须对个别、特殊的事物加以细致具体的分析、抽象，找出事物的共同本质，而舍弃那些非本质的方面，分析方法的这种作用虽然有助于把认识提升为普遍、一般，但却是比较片面的、松散的、没有内在联系的。因此，在完成分析工作之后，必须再运用综合方法，即使普遍的、一般的东西再回到个别的、特殊的东西，使双方结合、统一起来，同时也使本质的和非本质的方面结合起来，进而确定这些本质的和非本质的方面的具体的内在关系，从而达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这是一个前进的后退过程。因此毛泽东又说：“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研究过的各种具体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6]这时认识的目的即已达到，即达到了“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及其互相联结”[7]。
第三，认识过程是分析、抽象、综合、具体的过程。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认为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的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主要运用分析方法，就概念的本性看来，分析方法在先。而认识的第二步，则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按照认识发展的必然过程，认识不能停留于感性阶段，必须跃进到理性阶段；而相应地在方法上，不能仅停留于分析方法，必须在分析的基础上运用综合方法。毛泽东在后来的《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总结和发挥了这一思想。他说：当我们观察一件事物时，第一步的观察只能看到这件事物的大体轮廓，形成一般概念。好比一个初来延安的人，开始他对延安的认识是一般的、笼统的，可是当他参观了抗大、女大以及延安的各机关学校之后，他采取了第二个步骤，用分析方法把延安的各部分有秩序地加以细细的研究和分析。然后第三步再用综合法把对各部分的分析加以综合，得出整体的延安。这时认识的延安就与初来时认识的延安不同，他开始看见的是整个的延安，现在看见的也是整个的延安，但与开始的了解不同了，现在他对延安就有了科学的认识和具体的了解。我们可以把毛泽东的这段论述概括为“综合——分析——综合”，这与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具体——抽象——具体”的方法是完全一致的。
第四，分析是提出问题、发现矛盾，综合是解决问题、解决矛盾。毛泽东自然重视分析，但在某些方面和某种意义上更重视综合。1953年3月5日在郑州会议上，他说：发现矛盾，分析矛盾，才能解决矛盾。……解决是综合阶段。例如在调查研究过程中，“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这里所讲的分析过程，是指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常常问题是提出了，但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因为还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因而问题的面貌还不明晰，还不能做综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决问题。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8]。分析之所以只能提出问题、发现矛盾而不能解决问题和矛盾，是由于它还没有且不可能把握住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和关系，而只能发现其各要素的单个情形是什么，因而问题的面貌还不明晰。而综合之所以能解决问题，因为它的目标就是“探寻事物的内在联系”（马克思），从而达到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抽象和具体的统一、感性和理性的统一。
第五，分析综合就是吸收、扬弃、转化和继承。毛泽东分析——综合方法在理论上还有一个独特贡献，即丰富、深化了分析综合的内涵。这表现在其分析——综合方法不仅仅停留于理论和思辨的领域，而且成为了实践的、行动的逻辑。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1）分析综合就是吸收和扬弃。在1965年12月21日的杭州会议上，毛泽东说：综合就是吃掉敌人，我们是怎样综合国民党的？还不是把敌人的东西拿来改造。……吃饭也是分析综合。……对国民党综合，就是把它吃掉，大部分吸收，一部分扬弃，这是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马克思把黑格尔哲学的外壳去掉，吸收他们有价值的内核，改造成唯物辩证法。对费尔巴哈，吸收他的唯物主义，批判他的形而上学。在这里，分析就是分解、瓦解，剥离、抛弃，综合就是消化、团结、联合、吸收。共产党对待国民党是这样，马克思主义对待其以前的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是这样，吃螃蟹时去壳摄肉也是这样。（2）分析综合是转化和继承。毛泽东历来强调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实行这个原则时应该运用分析——综合方法。例如，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即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化，应首先注意它在阶级关系上的转化、所有制的转化和国家体制的转化，不看到两者的本质区别和对立斗争，就不能说明它们的变化阶段。这是分析的。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环节和继承关系，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在否定中有肯定，经过否定、转化而出现的新事物，并不排斥旧事物中某些积极的东西。这就是综合。
三、毛泽东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在实践上的运用
（一）“阶级分析法”
阶级分析是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最擅长最出色的理论实践活动和方法。阶级分析的目的就是要取得各阶级在社会中的地位、对革命的态度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的概念。在这里，毛泽东分析——综合方法体现了其第一个特点，即分析方法内在地包含了综合方法。现试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为例加以说明。
毛泽东在此文中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层层深入的。纵横交错的分析是本文分析的特色。横向分析就是对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等的分析，这是在同一层次上的分析。纵向分析就是对某一阶级又作更深入具体的分析。如指出中产阶级有两面性，小资产阶级又有三个不同的部分，半无产阶级包括几个部分，其经济状况有上中下三个细别，如此等等。这种层层深入的纵横结合的分析方法就是黑格尔所谓的“剥笋的方法”。在此有两点应注意：其一，这种剥笋式的分析方法应有一个基本限度，不然分析后的事物就不成其为先前的对象了，这不但不能更准确地认识事物，反而会导致错误。其二，这纵横交错的每一步分析都包含着小的综合，也就是说，毛泽东总是把加以分析时的各阶级放在中国社会这一复杂的整体背景上，而分析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时也总是在各阶级的相互比较和相互关系中才是可能的，这就要求时时运用综合的方法。这就是分析中有综合。同时，分析的目的是综合，因为分析只能得到抽象，而综合才能得到具体。如果停留于对各阶级的个别分析而不加以综合，不在对立的规定中认识到它们的统一，不探寻到各阶级的内在联系，那么，关于各阶级的知识就只能是零散的、抽象的、没有内在联系的。因此，毛泽东在分析之后，通过一个总的综合而得到了新的具体的认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革命的领导力量，而谁又是需要提防的危险阶级。
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法”在革命的不同阶段和时期都是一贯到底的。在此须指出在分析阶级时只讲分析而忽视综合所常犯的错误。可以说，反右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对各阶级的错误估量都是片面地、形而上学地运用了分析方法，片面强调了“分”，而没有把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关系、地位放到一个统一体中加以综合。这是出现两次重大教训在方法上的原因之一。
（二）调查研究的过程也就是分析综合的过程
调查研究本身就是认知世界的一种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又需要有更基本的方法来加以保证，使其得以顺利进行，这就是分析——综合方法。毛泽东指出了调查研究的目的和方法：“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9]
在调查研究中运用分析综合方法，大致有如下几个环节：
第一，要详细地占有材料，这是分析和综合的前提。材料掌握得愈多、愈细、愈全面、愈好。这样，对事物加以分析时就更细致更准确，从而综合也才能更丰富更具体。第二，必须抓典型。这主要是分析方法的任务。面对一大堆复杂的调查材料，必须进行加工整理，撇开那些非主要的、非本质的材料，从而抓住重点或特点，并选取典型。第三，通过综合的方法使典型和非典型结合、统一起来，明确典型和非典型的关系，从而不致使典型变成僵硬的、抽象的和空洞的东西。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他指出：所以，我们做综合工作时，不要陷入狭隘的经验论。
（三）制订战争的战略战术，其基本方法就是分析——综合法
能否运用这个方法，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这里，同样首先要有分析。比如说，必须知道敌人的情况，对这些情况加以系统而周密的分析；同时还必须了解自己方面的情况，对这些情况同样加以系统而周密的分析。但是，尽管分别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而如果不对这两方面加以综合，那么就必定会吃败仗。毛泽东把指挥员制订战略战术的过程概括为：“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术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10]，也就是运用分析——综合方法的过程。
四、毛泽东对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期望
有两种知识，一种是纯书本上的知识，一种是偏于感性和局部的知识。如果这两种知识不结合，运用不当，那么，前者就可能导致教条主义，后者则可能导致经验主义。一般来说，理论家常以综合擅长，从事实际工作的则常以分析擅长。但是，如果理论家没有实际经验，实际工作者没有理论素养，那么，就不可能是一个好的理论家和实际工作者。因为有的理论家总是注意事物的一般和普遍，而往往忽视事物的个别和特殊，就是说，在方法上重综合而抑分析，而这综合又是未经分析的综合。因此，他们得到的一般和普遍是脱离个别和特殊的，是空洞僵死的。相反，有的实际工作者则总是注意事物的个别和特殊，而往往忽视事物的一般和普遍，就是说，在方法上往往重分析而抑综合，而这分析又是未包含小的综合于自身且不以综合为目的的分析。因此，他们所重视的个别和特殊则是一孔之见。所以康德说：“吾人大概可以断言，凡偏重思辨的研究之人，皆厌恶异质性质，而常注视‘类’之统一；在另一方面则凡偏重经验的研究之人，常努力分化自然直至其繁复程度一若将消灭‘其所能依据普遍的原理以规定自然现象’之期望。”[11]
我们所需要的理论家则是能把普遍和特殊、一般和个别结合统一起来，即能在运用综合方法的同时具体地分析实际情况的理论家。我们“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12]。我们所需要的实际工作者则是能在分析的基础上运用综合方法的实际工作者。他们能不囿于狭隘的经验，而且能进行理论综合，有高度的理论素养。总之，“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13]。
以上四个方面说明：毛泽东并不是重分析抑综合或者相反，他并不是经验主义者。相反，他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是善于把分析和综合有机结合起来的，他是一个善于运用分析和综合结合方法的、有高度理论素养的实践家和有丰富革命实践经验的理论家。毛泽东关于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论思想及其伟大实践，对今天我们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
［收稿日期］2008－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