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二十世纪论文,史研究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很早就有关于经济史方面的记述。自太史公作《货殖列传》和《平准书》，历代正史大都有《食货志》，各种政书中也都有《食货典》、《食货考》，形成延绵不断的传统。但传统史学毕竟是以记述政治军事活动为中心、以帝王将相为主角的；历代《食货》典志所记述的则主要是国家管理经济的典章制度和有关的经济主张，对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经济生活，它所反映的广度和深度都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这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史学。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是在西方近代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传入中国以后才形成的；而且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在中国近代史学的诸分支学科中，它的出现相对晚后。
19世纪末，中国传统社会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中国传统史学也发生了严重的危机。向西方学习的先进的中国人，试图用西方近代社会科学改造中国的传统史学，喊出了“史学革命”的口号。作为这次史学革命旗手的梁启超，提出史学的任务是“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像传统史学那样，只是“一人一家之谱牒”（注：《饮冰室文集》之九《新史学》。）。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社会经济也进入史家的视野之中（注：当时用新观点方法撰写的中国历史，如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已有“渔猎社会”、“游牧社会”、“耕稼社会”等概念，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对中国古代的田制、农器、财政、商业、工艺、宫室、衣服、饮食等都有专题论述。）。梁启超将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与西方经济理论相比较，写了《史记货殖列传今义》、《管子新解》等论文；他第一次把统计学的方法引入历史研究之中，写了《中国史上之人口统计》（《新民丛报》第46—48期，1903年）等文，他还打算写作《中国生计学史》（ 注：“生计学”即现在习称的经济学， 是西文的economics的早期中译名之一。西文的political economy（今译“政治经济学”），中国最早的译名是“富国策”；后来严复把economics 译为“计学”，一度流行，“生计学”即由“计学”衍变而来。本世纪20年代以后，从日本转介过来的“经济学”才成为约定俗成的译名。）。这些都可以视作中国经济史学的滥觞。不过，当时的“史学革命”，首先注意的是通史体例和内容的革新，以及政治史、思想史等领域的开拓，独立的经济史学科尚未形成。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亟须建立各种制度与机构；本世纪初零星出现的若干研究财政史、田赋史、田制史、盐务史、商业史方面的论著，就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大都比较粗糙。20年代胡适首先发起的关于井田制有无的论战（胡适等：《井田制有无之研究》，《建设杂志》第2卷第1、2、5期，1920年2—5月），对当时田制史的研究也是一种推动。
不过， 比较全面深入地研究中国经济史， 并形成一股热潮的则是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这一股热潮的形成是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展密切相关的。由于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揭示了经济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和决定性作用，给予人们观察社会和观察历史的锐利的思想武器，激发了人们对研究社会经济及其发展问题的重视。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如何正确认识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成为与中国革命前途攸关的重大问题，由此引发了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中国农村性质的大论战和作为它的延伸的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早在20年代后期，一些学者已经根据一些习见的历史材料，运用当时传入的社会科学理论，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历程作鸟瞰式的叙述，提出各自的见解。以后这些不同的观点逐步展开了激烈的交锋，这种交锋主要在以《新思潮》杂志为主要阵地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以《动力》杂志为主要阵地的托派分子之间展开，而在王礼锡主编的《读书杂志》关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4 个专号中达到高潮（注：《读书杂志》1931年4月1日创刊，出版者为“神州国光社”。王礼锡宣布其办刊方针是不偏不倚地兼容各种学说，“不主观标榜一个固定的主张，不确定一个呆板的公式去套住一切学问。”但他也公开表达了对唯物辩证法的信仰。王礼锡认为，当时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关乎中国革命的前途，而这个争论应当“深入到中国社会史中去”，因而着手在《读书杂志》组织中国社会史的论战。早在该刊的第1卷第2期已开辟了《中国社会史论战》专栏；接着于1931年8月、1932年3月、8月和1933年4月出版了《中国社会史论战》专号第1、2、3、4辑。第1辑三版15000册在一个月内销售一空，影响所及，50家刊物参加了这一论战。）。对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应该如何理解？中国历史上是否经过奴隶制社会？春秋战国以后是否“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这是讨论中的几个主要问题。其中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学说和中国社会历史特点的认识，对中国史学的发展的影响最为久远（注：当时这是由苏联学者首先引发的国际性的讨论。但中国与苏联不同，苏联把当时的争论完全作为政治问题处理，作为马克思主义与托派的斗争来处理，中国不同意见的争论基本上属于学术讨论的范畴。不同意见不但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学者与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同时也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学者中间。）。这场论战激发了人们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兴趣和愿望，人们不满足于论战中那种粗枝大叶的或公式化的论述，迫切要求在进一步发掘材料的基础上把研究深入下去，从而推进了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直接导致30年代初中期中国经济史研究热潮的出现。
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一些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致力于运用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论证马克思主义对于研究中国历史的普遍适用性。郭沫若发表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自称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编，书中运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周易》、《诗》、《书》、卜辞、彝铭的材料，用犀利的文笔生动而明快地论证了中国历史上依次经历过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注：郭沫若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作出以下概括：“大抵在西周以前就是所谓‘亚细亚’的原始共产社会，西周是以希腊罗马的奴隶时代相当，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才真正的进入了封建时代。”）。这本书虽然在方法的运用和材料的鉴别上都存在一些缺点，但却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次尝试，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继郭沫若之后，吕振羽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34年）、《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1936年）等著作和一系列论文中，第一次把考古发现和神话传说等资料相结合，对中国原始社会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坚持奴隶制社会的普遍性，首先提出并论证了殷商奴隶社会说；从生产方式的角度阐述西周社会的封建性质，创立了西周封建说；又首先把中国封建社会区分为领主制和地主制两个阶段，明确提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是封建地主制社会。郭沫若、吕振羽的上述论著，不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之作，而且对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经济史也有开创意义。
1932年11月，社会调查所（即后来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正式出版，这是我国第一份以经济史命名的学术刊物， 它创刊的时间比美国经济史学会出版的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1941年9月创刊）还早8年。该刊在发刊词中强调了社会经济史研究在史学中的重要地位，强调了收集整理经济史资料尤其是可计量资料的重要性。它虽然冠以“近代”之名，实际内容包括了古代，故自第5卷起改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至1949 年1月，共出了8卷。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集刊的背后还有一个学术群体在活动，这就是1934年5月汤象龙、 吴晗倡议成立的小型“史学研究会”。参加者除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汤象龙、罗尔纲、梁方仲以外，还有吴晗、夏鼐、谷霁光、罗尔纲、孙毓棠、朱庆永、刘隽、罗玉东等，共10人，汤象龙为总务，吴晗、罗尔纲任编辑，谷霁光为会计。后来张荫麟、杨绍震、吴铎也加入该会（注：参阅夏鼐等《吴晗的学术生涯》。该会每月集会一次。1937年七七事变后停止了活动。西南联大成立后，吴晗、张荫麟、罗尔纲、孙毓棠等先后到了昆明，1939年史学研究会又恢复了活动。）。该会在西方社会科学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勇于探索历史研究的新方法，当时他们主张随着时代的进步改写历史，新历史应该“叙述文化的进步，经济的变动，社会的变迁，……是以整个民族或各个民族的发展为主体”。“史学研究会”经常研究编辑出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事宜。该刊在抗战以前即已取得一批重大研究成果，例如梁方仲1934年在该刊发表的《一条鞭法》，是对我国近古田赋制度的一个总结性研究，得到我国和日本许多学者的高度评价和赞许。他的《明代户口、田地及田赋统计》（第3卷第1期，1935年）第一次把统计学的方法运用于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和研究。该刊创刊时，正值故宫清朝大内档案发现，社会科学研究所汤象龙等在整理这批档案的经济史资料方面倾注了很大的精力，《集刊》还出版了清代档案的专号。史学研究会的成员在其他刊物上也发表了一些重要论文，如谷霁光的《秦汉隋唐间的田制》（《政治经济学报》第5卷第3期，1937年）等。
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研究，还应该提到陶希圣主编的《食货》半月刊。该刊自1934年12月创刊，至1937年7月停刊，网罗了全国各地150多位作者，发表了345篇文章。文章内容涉及经济史研究的理论方法、 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经济综述、土地制度、阶级关系、财政赋役、寺院经济、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市、市场、货币、经济思想、经济资料、家庭、人口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从反映的时段看，主要集中在古代，尤其是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诸代，近现代分量很少；在所刊载的文章中，有相当数量是外国学者研究成果和有关理论方法的译介。《食货》半月刊的创办直接与社会史论战有关，它以“社会史专攻刊物”自许，强调系统收集整理资料，把研究推向深入，但同时也重视理论方法的探讨，还组织过关于“社会形式”（按即社会形态）问题的讨论。在刊物中发表文章最多的是陶希圣自己和他的弟子鞠清远等。陶希圣还和他的弟子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建立中国经济史研究室，致力于有关经济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经济史著作的撰写（注：先后编著了《西汉经济史》、《唐代经济史》、《魏晋南北朝经济史》和《唐代经济史料丛编》等。）。陶希圣早期学术思想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唯物辩证法的影响，他自己也以唯物辩证法相标榜。在《食货》上发表文章的作者政治背景和学术观点很不一致，但相当一部分人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唯物史观或者受到了它的影响。《食货》译介的外国论著中也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著作。作为我国第一份关于社会经济史的专业性期刊，《食货》半月刊在组织和推动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注：陶希圣当时政治上属于国民党的改组派，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曾经提出中国自春秋战国以后封建制度崩溃，进入“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客观上与托派关于中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相呼应，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者和进步人士的批评。抗战时期他曾跟随汪精卫，后来又成为蒋介石的笔杆子。但政治和学术不应该完全等同起来。陶希圣本人关于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的性质和分期的观点，在办《食货》半月刊期间也有所变化和发展，这些观点对后来古史分期讨论中魏晋封建说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和《食货》半月刊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当时一些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史学刊物和经济学刊物也纷纷刊载社会经济史方面的论文，一时形成了风气。例如国立中山大学史学研究会主编的《现代史学》一直把中国社会经济史方面的论文作为刊载的重点，主要撰稿人有陈啸江、王兴瑞等人。第1卷第31 期还出版了“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1933年5月），发表有关论文11篇。 中山大学法学院还成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当时重要的经济学刊物《中国经济》第2卷第9、第10两期也出版了“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上下两册（1934年？月），发表有关论文29篇（注：包括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论4篇， 历代经济状况4篇，货币制度3篇，寺院经济与寺院组织2篇， 人口与赋税3篇，农业经济与农民生活4篇，商业资本2篇，地方经济1篇，书评及介绍4篇，读者意见2篇。），逾40万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和一些大学的学报中刊载的中国社会经济史论文也不少，如徐中舒的《耒耜考》（《史语所集刊》第2本第1分册），杨联陞的《东汉的豪族》（《清华学报》第11卷第4期）都颇有影响。
这一时期还涌现了一批有关经济史的专著。例如马乘风的《中国经济史》（1937年），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比较系统和详细的中国经济史，可惜只出了1、2两册（写到了汉代），再没有后续（注：写通史性的中国经济史，日本人比中国人早。如森谷克己著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写于1934年，1936年国内已有译本。）。专史以田制史、商业史、经济思想史最多，比较有影响的有万国鼎的《中国田制史》（1933年）、陈登原的《中国田制史》（1936年）、《中国田赋史》（1936年）、王孝通的《中国商业史》（1936年）、冯柳堂的《中国民食政策史》（1934年）、邓云特（邓拓）的《中国救荒史》（1937年）等。尤其应该提出的是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1936年），该书是用英文写出的，由伦敦乔治·艾伦和昂温有限公司出版。它通过对大量水利史料的分析，概括出“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揭示了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经济基础，它的问世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比书的中译本已于198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上述情况表明，本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中期，是我国经济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在这一高潮中，包括社会经济形态在内的社会经济发展本身成为研究对象，并以近代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作为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从而超越了“食货”式记述的传统。所有这些，标志着独立的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科正式形成。
1937年7月爆发的日本侵华战争， 使中国经济史学蓬勃发展的势头受到了压抑。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困难的条件下，史学工作者和经济史研究者仍然继续中国经济史研究，并把它推向深入，取得不少成果。
这一时期，热烈一时的中国社会史的论战虽已趋于沉寂，但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仍然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继续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作进一步的探讨。例如，经过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等人在40年代的努力，西周封建说的体系基本上建立了起来。郭沫若在对甲骨文、金文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修正了自己关于殷代社会性质的旧说，接受了殷代为奴隶制社会的观点，又从井田制和庶人地位等方面充实了西周为奴隶社会的论据，进而论述了春秋战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社会变革，从而完善了西周奴隶社会说和战国封建说的体系。侯外庐30年代埋头翻译《资本论》，但仍密切注视着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进展，4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作了很有理论深度的分析。他认为中国古代属于亚细亚类型，其文明形成的路径与“古典的古代”不同，不是从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的革命路线；而是从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的维新的路线。“氏族公社的保存”、“土地私有制的缺乏”和“城市与农村的特殊的统一”等，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显著特点（《中国古典社会史论》，1942年；1963年修订本改名《中国古代社会史论》重版）。如果说我国学者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历史时往往不免陷入公式主义的话，那么，40年代以侯外庐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已经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对中国历史特点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了。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及其有关刊物，仍然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阵地。其中全汉昇的研究最为突出。本时期他的研究重点是唐宋经济史，其研究范围涉及农业生产、工商业、民族贸易、国际贸易、都市、墟市、货币、物价、政府财政与货币政策等诸多方面。他是第一个比较系统考察我国中古时期和近古时期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学者， 他的《中古自然经济》（《史语所集刊》第10本，1940年）一文迄今仍是这方面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他还深刻分析了运河的畅通与否和唐宋国运盛衰的关系，从而打开了了解近代以前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的一个窗口（《唐宋帝国与运河》，史语所专刊）。《史语所集刊》还刊登了其他一些作者有关社会经济史的论文，如劳幹利用汉简材料对汉代社会经济生活的研究，何兹全的《东晋南朝的钱币使用与钱币问题》（《史语所集刊》第14本），则是对全汉昇的《中古自然经济》的修正和补充。《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继续刊登了一批古代经济史研究的论文，如张荫麟《北宋的土地分配与社会骚动》（第6卷第1期，1939年）、谷霁光《战国秦汉间重农轻商之理论与实际》（第7卷第1期，1945年）、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第6卷第2期，1939年）等，梁氏还继续对以一条鞭法为中心的明代田赋史进行深入的专题研究。
其他杂志亦多有经济史的论文发表。如顾颉刚主持的《文史杂志》第4卷第5、6期（1944年9月）出了“中国经济史专号”，除论经济史研究的社论外，有论文9篇，书评1篇。卫聚贤主持的《说文月刊》也经常刊登经济史的文章，卫氏曾有编纂中国经济史资料和专著的计划，他的《山西票号史》（重庆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1944年）也引人注目。
傅衣凌利用他1939年在福建永安黄历乡发现的明至民国的契约文书，写成《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福建协和大学，1944年），开创了中国经济史学利用民间文书，注意社区研究，把社会史与经济史相结合，把地区细部研究和宏观整体把握相结合的新路子；该书传到日、美后，产生了重大影响。活跃在经济史坛的还有傅筑夫、万国鼎等人。孙毓棠在秦汉经济史方面、李埏在宋代货币史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成绩（注：孙毓棠的成果集中反映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论丛》第1 辑（云南经济委员会出版，1943年）中；李埏写了《北宋褚币起源考》、《宋代四川交子兑界考》、《宋代交子发展史》等文章。）。
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经济史研究以至整个中国史学影响深远的变化是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这不仅仅是由于党和政府的大力提倡，也是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在革命战争年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已经在艰难的条件下不断扩大了自己的阵地和影响。中国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胜利的，这一胜利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新中国建立后，包括史学工作者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感到重新学习的必要，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作为自己工作和研究的指导思想，在许多重大的史学理论问题上取得了共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对中国史学发展的推动力是巨大的。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史学所取得的每一个成绩，差不多都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分不开的。
1949年前，中国经济史作为中国史学中的独立学科虽然已经形成，但就当时的整个史学而言，经济史研究仍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仍然处于当时主流史学之外。这种情况新中国建立以后得到了改变。马克思主义把经济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因此，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史学中，经济研究受到了重视，被纳入了史学的主流之中，这在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中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变化。不过，中国经济史学科内部的不同分支发展的步调并不完全一致。50年代，原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改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成立了经济史组。以该所牵头，组织了一批所内外的专家，开始系统收集整理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注：这套资料包括农业、工业、贸易、交通等方面。作为近代经济发展的背景，也搜集了鸦片战争前的有关资料，对当时明清经济史的研究也起了一定作用。）和着手撰写《中国近代经济史》。而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虽然也取得重要进展，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仍然处在分散作战和进行某些专题研究的阶段上。
1949年至“文革”前的17年，史学界的注意力集中在关系到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认识的若干重大问题上，即有“五朵金花”之称的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的形成、历代农民战争等问题的讨论。这些问题中的前三个问题直接与古代经济史有关。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这些问题的讨论而展开的。通过这些讨论，加深了人们对各代经济发展状况的了解，发掘和积累了有关经济史的资料，培养和锻炼了经济史研究的骨干，推动了中国古代经济史学科的发展。
古史分期（即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的讨论，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延续，至1949年，已有20多年的历史，但这个问题的广泛展开和深入进行，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事（注：据统计，关于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文章，新中国建立后前7年有270篇，此后10年有100篇。）。 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尚钺、杨向奎、王仲荦、童书业、杨宽、徐中舒、王玉哲、李亚农、周谷城、何兹全、束世澂、王亚南、金景芳、于省吾、日知等名家都积极参加了这一讨论，形成百家争鸣的活泼局面（注：1950年郭沫若就殷周人殉问题发表文章，1952年又发表了《奴隶制时代》，掀开了解放后古史分期问题讨论的序幕。1954年至1955年，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和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1编相继问世， 分别揭橥了魏晋封建说和详细论证了西周封建说，引起进一步的讨论。于是在1955年和1956年形成了解放后古史分期问题讨论的第一次高潮。）。战国封建说和西周封建说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自己的理论，魏晋封建说异军突起（注：魏晋封建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尚钺、王仲荦等人。），此外还有春秋封建说（注：春秋封建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李亚农、唐兰等人。）、秦汉封建说（注：主张秦统一进入封建社会的有金景芳等，主张秦汉之际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而以汉武帝的“法度”过渡完成为标志的有侯外庐等。）等等。观点虽异，但都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原理来分析中国历史的发展。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中国历史上经历过奴隶制社会，但也有不同意见，如雷海宗就认为中国没有经历过奴隶制社会（《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历史教学》1957年 7月号）。对殷商属于奴隶社会，各家也基本取得了一致意见，分歧的焦点是西周社会性质问题，随着魏晋封建说的崛起，西汉社会性质也多所争论；在主张殷周是奴隶社会的学者中，对当时的奴隶社会属于什么类型也有不同看法，主要是“种族奴隶制”与古代东方型的“家庭奴隶制”之争。通过讨论，对有关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趋势，主要生产劳动者的身份地位及其变化，土地所有制，经济结构与阶级关系，国家的经济政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讨论中的重要文章已收集在《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论文选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三联书店，1956年）、《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等论文集中（注：有关论文集还有：《文史哲》编辑委员会：《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论丛》，中华书局，1957年；江西省历史学会：《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62年。）。与这一讨论有关的比较重要的专著则有：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人民出版社，1954年 ）， 李亚农的《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年。自1950年至1961年间，李亚农先后撰写和出版了《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周族的氏族制与拓拔族的前封建制》、《殷代的社会生活》、《西周与东周》、《中国的封建领主制与地主制》等5部著作，196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以《欣然斋史论集》为名合辑印行，1964年第二次印刷改名为《李亚农史论集》。），王仲荦的《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杨向奎的《中国古代社会和古代思想研究》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1964年）等。
土地制度问题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一直受到人们重视。《历史研究》1954年第1 期发表了侯外庐的《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一文，引发了关于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的热烈讨论，形成以侯外庐、贺昌群、李埏等为代表的土地国有制主导论（注：贺昌群：《关于封建土地国有制问题的一些意见》，《新建设》1960年2月号； 李埏：《论我国的“封建的土地国有制”》，《历史研究》1956年第8期。），以胡如雷、杨志玖、李文治等为代表的土地私有制主导论（注：胡如雷：《试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1956年9月13 日《光明日报》；杨志玖：《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的理论和史实问题的一般考察》，《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上册；李文治：《关于研究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方法论问题》， 《经济研究 》1963年第5期；《明清时代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经济研究》1963 年第8、9期。）等几种不同的观点。讨论的情况，比较集中反映在南开大学编的《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上下册（三联书店，1962年）中。除了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总体特点以外，历代的土地制度，特别是先秦的井田制、秦汉的名田制、三国的屯田制、西晋的占田课田制、北魏至隋唐的均田制，以及与土地制度相联系的赋役制度，也是史学工作者研究的重要课题。这方面的重要成果有：贺昌群：《汉唐间封建的土地国有制与均田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唐长孺的《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韩国磐的《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王毓铨的《明代的军屯》（中华书局，1965年），《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等。
对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讨论，牵涉到对中国封建社会整个经济结构和体制特征的认识。早在50年代初期，王亚南就撰写了《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年），建立了与西周封建论相联系的关于中国封建经济体制的理论，对封建领主制经济向封建地主制经济的过渡，封建地主经济的特点及其在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作了理论概括。侯外庐继《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后，又陆续发表了《论中国封建制的形成及其法典化》（《历史研究》1956年第8期）、 《关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些普遍原理》（《新建设》1959年第2期）等论文， 建立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体制的理论体系（注：这些论文后来结集为《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一书。）。这一理论体系是与秦汉封建说和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国有说相联系的。主张战国封建说和中国封建社会土地私有论的胡如雷，60年代初撰写了《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一些特点》（《历史研究》1962年第1期）一文， 在王亚南著作的基础上对以地主经济为特点的中国封建经济体制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它成为后来《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三联书店，1979年）一书的基础（注：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经济特点的，还有吴大琨的《中国奴隶制经济和封建制经济论纲》，三联书店1963年出版。）。上述理论观点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实际相结合，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特点作出理论的概括。
早在三四十年代，吕振羽、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已经对明末清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问题有所探讨，但限于当时的条件，还缺乏系统的论述（注：如1936年吕振羽就提出中国“资本主义性工场手工业幼芽”的命题；侯外庐40年代研究明清时代的“启蒙思想”，认为这些思想是呼唤“市民社会”的具有近代色彩的思想，实际上接触到了资本主义问题。但他们的论断还欠明确，也没有进行系统的论证。）。在50年代关于“红楼梦”的讨论中，这个问题又被再度提了出来。1955 年1月9日， 邓拓在《人民日报》发表《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指出《红楼梦》所反映的18世纪上半期，“当时的中国是处在封建社会开始分解，从封建经济体系内部生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正在萌芽的时期”。这一观点引起史学工作者的强烈反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迅速成为史学界普遍关注的议题，讨论的热烈程度不亚于古史分期问题。参加讨论的学者绝大多数肯定中国封建社会中存在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对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资本主义始于何时存在不同看法，部分学者主张唐宋萌芽说（注：如吴海若：《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经济研究》1956年第4期； 束世澂：《论北宋时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华东师大学报》1956年第3期； 柯昌基：《宋代雇佣关系的初步探索》，《历史研究》1957年第2期。 ）或元代萌芽说（注：钱宏：《鸦片战争以前中国若干手工业部门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第2集，1956年7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单行本。），大多数学者则主张明清萌芽说（注：如吴晗：《明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历史研究》1955年第3期； 侯外庐：《十七世纪中国社会和启蒙思想的特点》，《新建设》1955年 5月号；邓拓：《从万历到乾隆》，《历史研究》1956年第10期；许大龄：《十六世纪、十七世纪初期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的萌芽》，《北京大学学报》 1956年第3期；尚钺：《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和演变的初步研究》，三联书店，1956年。），而且多数又把萌芽开始时间定在明中叶。还有一些学者反对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估计过高或否定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黎澍《中国的近代始于何时？》，《历史研究》1959年第 3期）。这一讨论的情况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上下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史教研室编，三联书店，1957年）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集（南京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三联书店，1960年）这两部论文集中。这一研究的重要著作，除上文已提到的钱宏、尚钺的著作外，还有傅衣凌的《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尚钺主编的《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等。讨论虽然没有得出各家一致接受的结论，但它推动中国经济史研究发展的作用是巨大的。通过讨论，人们对有关时代、尤其是明清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商品经济的发展，阶级关系和劳动者身份地位的变化，以及手工业、商业、农业等部门发展的状况，都有了比较广泛的材料发掘和比较深入的研究。本时期的断代经济史研究以明清经济史的发展最快，这不能不说在相当程度上是拜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之赐的。
“文革”前17年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上述重大问题展开的，但并不完全局限在这些问题的讨论上。在王亚南主持工作的厦门大学，以傅衣凌、韩国磐为首的史学工作者在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除上面已经提到的外，还有傅衣凌的《明清农村社会经济》（三联书店，1961年、1980年）、《明清时代的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7年），韩国磐的《南朝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北朝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等，成为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阵地。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的梁方仲，进行与明代田赋制度有密切关系的户籍制度和赋役制度的研究，1956年在完成了《明代的粮长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以后，又致力于大型资料书《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的资料收集、整理和撰写工作，在汤明檖的参加和帮助下，书稿于1962年完成（注：此书因“文革”之故，拖延至1980年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以经过缜密的甄别和整理的丰富统计资料反映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给经济史研究者以极大的便利。该书出版后，获得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尚钺在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时，包括经济研究在内的古史研究工作也出现了喜人的局面，培养了一批研究骨干。长期从事中国经济史教学和研究的武汉大学的李剑农，陆续出版了《先秦两汉经济史稿》、《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和《宋元明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1959年；1991年彭雨新主持对该书进行校改，以《中国古代经济史》之名分3册重版），这是17 年期间出版的最重要的中国古代经济史教材。唐长孺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不少是与社会经济有关的，其成果反映在《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中。谷霁光以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为其研究重点之一，这方面的成果，后来结集为《中国古代经济史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他的名著《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对经济史问题也多所涉及。傅筑夫在南开大学和人民大学研究生班任教时，在学术研究和培养中国经济史研究骨干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杨宽的《古史新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群联出版社，195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王毓铨的《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科学出版社，1957年），陈述的《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63年），戴裔煊的《宋代钞盐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张家驹的《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韦清远的《明代黄册制度》（中华书局，1961年），景甦、罗倉的《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经济研究》（注：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初版，齐鲁书社1985年再版。这是利用实地社会调查资料写成的一本著作。），史念海的《河山集》（三联书店， 1963年）等是本时期出版的与经济史有关的重要著述。 孙毓棠在秦汉纺织业研究等方面也取得了重要成果（注：《战国秦汉时代的纺织业》，载《孙毓棠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95年。该文据手稿排印，没有注明写作日期，但据文中引用资料看，似乎是写成于60年代初期（文中曾引述1962年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在经济史方面屡有述作的还有韩连琪、高敏、漆侠、华山等人。
17年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成就不容低估。但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前所述，本时期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若干重大问题的讨论，虽然可以从中获得推动力量，但也由此限制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独立和全面的开展。与此相联系，是研究工作发展的极不平衡：重视生产关系，相对忽视生产力；重视经济基础，相对忽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重视经济中的生产和分配环节，相对忽视流通和消费：重视汉族和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相对忽视少数民族和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等等。本时期存在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时存在贴标签式的教条主义倾向，往往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和公式化。这自然是由于史学工作者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不够纯熟，但更与政治上“左”倾思想路线对经济史学的影响和干扰分不开。本来50年代初期党提出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曾经极大地促进了历史科学的繁荣，自由讨论的风气比较浓厚。但后来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混淆政治与学术的界线，一些本来属于学术范畴的不同意见遭到了粗暴的政治批判（如对雷海宗和尚钺的批判），这就助长了教条主义和“打棍子”风气的发展，给学术设置了不少“禁区”。到了“文革”时期，更加登峰造极，终于出现了万马齐喑的局面。与此相联系是唯我独“革”，固步自封，不注意了解和吸收外国的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成果。这种情况极大地局限了人们的视野，不利于经济史研究的健康发展。
十年浩劫的“文革”时代，经济史研究几乎陷于停顿。但这一阶段经济史学的进程也并非完全乏善可陈。考古工作继续发展，不少重要的考古遗址和简帛资料（如云梦秦简、银雀山汉简、江陵凤凰山汉简、居延新简等）是在这一时期发现的，它从一个方面为以后的经济史学科的发展作了准备。还有些学者在极端困难复杂的条件下潜积力量，坚持研究，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如竺可桢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注：《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该文属于自然史的范畴，但为社会经济史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对大汶口文化社会性质的讨论（注：参见《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79年。），张政烺根据卜辞对殷代农业生产中若干问题的研究（注：如《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 就新出土的卫裘诸器对西周土地关系的讨论等（注：如林甘泉《对西周土地关系的几点新认识》，《文物》1976年第3期。）。
三
“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国经济史学获得空前蓬勃的发展，形成中国经济史学史上又一个高潮。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队伍的扩大、阵地的增加和有关论著的大量涌现
“文革”以后，许多学者都在考虑新时期历史学如何发展的问题，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转移，不少学者认为经济史应该是新时期历史学的突破口。“六五”、“七五”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均把有关经济史的课题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人们研究经济史的积极性勃发出来了，许多原来从事其他领域研究（例如从事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学者转到了经济史领域上来。在这种背景下，“文革”中遭到破坏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机构和队伍在新时期迅速恢复和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成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除加强原有近代经济史研究力量外，又增加了古代经济史的研究力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也加强了古代经济史的研究，一度成立了中国经济史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新成立了经济史研究室，其中也有部分力量从事明清经济史研究。一些地方的社会科学院（如上海、广东、山西）和大学（如厦门大学、中山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经济学院、河北大学、云南大学、中南财经大学、江西师范大学、人民大学）也先后成立了经济史研究所、室或教研室，或把研究重点转到经济史方面来。除了有组织的力量以外，史学界从事经济史研究的“散兵游勇”亦复不少。在这支空前扩大的经济史研究队伍中，有三四十年代和五六十年代即从事研究工作的老年、中年学者，他们在新时期焕发了学术青春，在科学研究和培养人材方面取得了累累硕果；新时期恢复研究生培养制度以后培养的一批博士、硕士，80年代后期以后也迅速成长为具有新的知识结构和开拓精神的、生气勃勃的研究骨干。
随着研究的开展，研究人员迫切要求加强交流和协作，各地（如东北、广东）纷纷成立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团体，全国性的中国经济史学会（挂靠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也于1986年正式成立。 会员达300余人，迄今已举行了4届学术年会。 厦门大学历史系主办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分别于1982年和1986年创刊。前者偏重于发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后者除古代外，近现代经济史研究成果占相当比重，近年又以“传统经济与现代化”为总的主题组织了一系列的小型学术讨论会。商业史、农业史、水利史、盐业史、海交史都有自己的学术团体和专业刊物。《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刊物也经常发表经济史方面的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研究单位还出版了以经济史为主要内容的《集刊》或论文集。所有这些刊物和论文集，为经济史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了交流成果和信息的园地，推动了本学科的繁荣发展。
迄今中国经济史学绝大多数成果出自文革后的20年，尤其是最近的10年。1988年齐鲁书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经济史组编的《中国社会经济史论著目录》，收录了1900—1984年上半年包括大陆和港台的中国经济史论著近2万种，数量以文革后出版者为多； 《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最近编的1986—1995年中国经济史专著和论文索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1997年联合增刊），仅大陆的论著亦近2 万种。这表明1986年以来发表的中国经济史论著，其数量约略相当以至超过前此85年有关论著的总和。在这些论著中，不乏有创意、有深度的里程碑式的成果，新时期经济史坛的繁荣于此可见一斑。
2.经济史研究的资料基础更为广阔和雄厚
新时期经济史资料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文革”以前近代经济史资料一枝独秀的局面，近代资料的整理继续发展，古代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出版和发掘利用有了较大的进步。
首先是整理出版了大批经济史的文献档案资料。档案方面，如《明实录经济史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农业编》（共3分册4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上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自贡盐业契约档案契约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整套的民国档案以及根据乾隆刑科题本、孔府档案编的资料等（注：根据清代刑科题本所编的资料有《清代地租剥削形态》、《清代土地占有关系与佃农的抗租斗争》等，根据孔府档案编的资料有《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孔府档案选编》等。）。文献资料方面，傅筑夫、王毓瑚解放前即已着手系统收集各种古籍中的经济史资料，用力甚勤，这些资料一度散失，“文革”后终于得以陆续出版（注：目前已出版的有《中国经济史资料·秦汉三国编》、《中国经济史资料·先秦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1990年。其他部分尚迟迟未能与读者见面。）。其他断代经济史资料有：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资料选编》上中下三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王永兴《隋唐五代经济史料》（中华书局，1987年），专题史资料有彭雨新《清代土地开垦史资料》（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等。主要的农书都已整理校释出版。历代《食货志》均有整理校释者， 其中以梁太济等的《宋史食货志补正》（ 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最为精审。对历史文献的数字资料进行深加工而成为一代巨著的则有梁方仲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各经济部门、各行业、各地区和各种专题也在整理经济史资料，尤以财政史、经济思想史和水利史等成绩显著，时代则偏重于近现代。
除文献档案外，丰富多彩、层出不穷的考古材料（包括出土实物和文字材料，如农作物、工具、城址、甲骨文、金文、秦汉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等）被广泛运用于经济史研究，与文献记载相印证，不断刷新、匡正或深化人们的认识，使研究增添了活力和动力。其中云梦秦简对秦代土地制度和社会经济研究，出土文物简帛对包括楚国经济史在内的楚学和汉代社会经济史研究，敦煌吐鲁番文书对唐代经济史研究的推动作用最为显著。
现代仍然存在于民间和现实生活中的丰富而生动的资料，如民间文书、族谱、碑刻和社会调查、习俗调查、民族调查等，越来越引起经济史研究者的重视和利用。最著名的是徽州文书，已出版《徽州千年文书契约》（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明清徽州社会经济史料丛编》1、2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1990年）等资料汇编。上海、苏州、佛山、北京等地有关经济史的碑刻资料亦已整理出版。50年代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的大规模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有关资料，在新时期全面整理出版，为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史和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基础。
各地政府、各经济部门广泛开展方志和专业史志的编纂，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随着研究思路和领域的拓展，气象、水文、地理变迁等资料也可以入史。总之，中国经济史学的史料基础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广阔和雄厚。
3.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和理论方法的多元化趋向
上文谈到，“文革”前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也受到“左倾”思想的干扰，出现教条主义的倾向，窒息了科学研究的活泼生机。“文革”后拨乱反正，沉闷的空气为之一扫。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经济史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突破了种种禁区，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改革开放后国际学术交往日益频繁，1980年秋在北京举行的“自宋至1900年中国社会和经济史”中美学术讨论会，把这种学术交流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此后，各地区各单位的学者与国外和台港地区的学术交流和合作就更多了。通过这些交流，新理论、新方法得以不断引进，出现了大陆与海外的学术研究相互激荡的新局面。例如施坚雅的关于中国区域经济模式的理论（注：施坚雅有关著作的中译本有《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黄宗智对中国明清以至近现代小农经济的研究（注：黄宗智有关著作的中译本有《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都在大陆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所有这些，使得中国经济史研究者思想空前活跃，新思路、新见解层出不穷，在探求中国经济史自身特点和规律方面迈出了坚定的步伐。
与此相联系的是在理论方法方面突破了单一的模式，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向，并逐渐形成不同的学术风格和流派。有的学者提倡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经济史，强调计量研究和经济分析，力图使中国经济史学更加精密化。另一些学者注重把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运用到经济史研究中，强调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实行社会史与经济史的结合。此外，许多学者分别把历史地理学、环境生态学、历史人口学、考古学、民族学等与经济史研究结合起来，形成一股多学科交叉融汇及其理论方法相互渗透的潮流。亦分亦合，并行不悖，百花齐放，生动活泼。许多经济史研究者已不满足于笼统的定性叙述，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总是尽可能作些量化分析，并出现一批计算历代亩产、劳动生产率、商品流通量和物价变迁趋势的论著，这也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一大进步。
4.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重点的转移
前面谈到，“文革”前中国经济史研究偏重生产关系，偏重汉族和发达地区，不大注意生产力、流通、消费等领域以及少数民族和相对落后的边远地区；从时代讲，独立的经济史研究以近代基础较好，古代经济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一般史的研究，围绕着古代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展开，现代经济史则基本上没有起步。这种情况，“文革”后有了很大的改变。建国以来受到人们关注的重大课题的研究继续深入，又围绕现实生活和现代化建设提出的问题开拓了新领域，形成了新热点，如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小农经济、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等问题先后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实际上是对传统经济的特点及其现代化道路作全面的再认识。在研究和讨论中，人们逐渐把研究的重点从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转移到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有关的问题上来。人们破除了过去经济史只着重研究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老套，生产力的研究受到空前的重视；流通也渐成热门，单一的生产决定论受到质疑，一些学者认为流通或市场需求也是经济的发展动力之一（注：方行：《应当重视对流通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市场史、 现代化与经济运行——吴承明教授访谈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 年第1期。）；经济史的研究范围涵盖了社会再生产中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诸环节。部门史、专题史、区域史、民族史的研究均已展开。在近代经济史研究继续发展的同时，独立的古代经济史研究得到加强，现代经济史学科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断代的、跨代的、贯通古今和中外对比的研究都在进行。可以说，中国经济史学进入了一个全方位发展的新阶段。
以上是就包括古代史在内的整个中国经济史研究而言的，下面从五个方面对本时期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主要动向、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作一简要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