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薇及其作品的女性解放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论文,女性论文,作品论文,白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6年4月，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中介绍了两位女性作家， 一位是“几乎谁都知道的冰心女士”，另一位就是“几乎谁都不知道的白薇女士”。
白薇初登文坛，便以其鲜明的创作风格，赢得了人们的注目，使人们自然将她与冰心相提并论。其实，白薇与冰心，一个是浸透了血泪的苦薇草，一个是衣食无忧的天之娇女，她们走上文坛道路的因缘，相差得何其遥远。当得天独厚的女大学生冰心被五四运动震上文坛发表了她的第一篇小说的时候，白薇正在东京街头流浪，寻找着饭店门口招雇女佣的广告，寻找着聊以充饥的野荠菜。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她只能用红薯果腹。白薇这个名字，按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空寂又奇穷的薇草”，“含尽了女子无穷无尽的悲凉”（注：白舒荣、何由：《白薇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页。）。
白薇身世之坎坷，在那个时代的女作家中也是少有的。父亲的无情、夫家的虐待、恋人的背叛、贫病的折磨，种种独特的经历，造就了白薇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和追求独立自由的鲜明个性，这一点在她的生活与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白薇的强烈的反抗情绪。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而发出的疾声呐喊，引起鲁迅先生的共鸣，也因此受到鲁迅先生的器重。鲁迅先生在他自己所主编的《奔流》杂志的创刊号和第二、第四期上，连载了白薇的剧作《打出幽灵塔》。这个不同寻常的举动，树立起白薇文学创作道路的里程碑。从此，一个过去“几乎谁也不知道的白薇”，成了“文坛上的第一流人物”（注：白舒荣：《一个热情、痛苦、坚强的灵魂——白薇》，《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4期。）。
白薇的与众不同，在于她那戏剧般坎坷的经历，在于她作品中掩不住的强烈的反抗情绪，与一般的女作家相比，她的风格更加热烈、粗犷、悲壮、奇诡。在同时代的女作家中，白薇的作品并不算特别出众，但她的作品很真实，真实得足以打动每一个读者的心扉。她的作品写出了只有她才能写的东西。对此，许多作家都作出了精当的评价。著名作家阿英曾经作过这样的评论：“在今日以前的女性作家中，无论是创作家、诗人、散文家以及戏剧作者，一般地看来，在意识形态方面，在反抗精神方面，在革命情绪方面，白薇是最发展的一个。”（注：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0页。 ）孟悦、戴锦华评论说：“她总算以自己的笔、血泪和生命，在现代文学史上划出了一道性别鲜明的印迹。”（注：白舒荣、何由：《白薇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页。 ）作家安娥也说：“白薇这个痛苦的名字，将来绝不会从正义的文艺史，革命的妇运史上把她抹掉。”（注：白舒荣：《一个热情、痛苦、坚强的灵魂——白薇》、《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4期。）
一
同“五四”时期走在时代前列的新女性一样，白薇是一个典型的“叛逆的父亲的女儿”。她是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纲常伦理这一压迫／反抗的关系式中确立起自己的人生坐标的。
在白薇早年的成长过程中，有两个人对她的思想影响很深。
白薇心底反抗的火种，最初的播撒者是她的祖母。这位当年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的女战士曾经横刀立马反抗过封建专制的清王朝。祖母奇特的人生经历成为她最珍贵的回忆。
另一位是白薇的父亲黄达人。这是一个具有双重人格、极其矛盾的人，他既是一个革命新潮的追随者，又是一个封建礼教的守护神；是他把白薇带进理想的王国，也是他把白薇推进了可怕的人间地狱。
白薇从父亲那里了解了秋瑾等辛亥革命诸烈士的壮烈事迹，在情感上引起了自然的共鸣。每当她读到这些英雄的事迹，都会禁不住热泪盈眶。她敬慕法国著名的资产阶级女革命家罗兰夫人，凭想象画了张罗兰夫人白衣就刑图，贴在壁上，每天虔诚地凭吊。
祖母的思想启蒙和父亲的言传身教，使白薇培养出一种勇敢向上、蔑视传统的叛逆精神。
但是随着白薇渐渐长大，潜藏在白薇父亲思想深处的封建意识显现了出来。眼看着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兄弟和邻居欢快地去求学，白薇也产生了学习的迫切愿望。但是，当时社会依然盛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观念。因此，尽管白薇一再争取，还是很难取得与同龄人一样的上学权利。直到她13岁时才为自己争得了一份进学校读书的权利。
然而好景不长。白薇刚满16岁，还来不及做一回豆蔻年华的好梦迎接新生活的时候，残酷的包办婚姻就要把她逼进如狼似虎的婆家。在这突如其来的晴天霹雳面前，白薇显示出与生俱来的反抗精神。她不甘于命运的摆布，与父母亲说理求情，她甚至痛苦地跪在父亲的面前，含泪请求：“爸爸，我无论如何不嫁，我要读书”。白薇得到的却是使她完全失望的回答：“我们礼教世家，你要听父母的话。”就是这样一个受过革命风潮洗礼的父亲，挥舞着封建礼教的钢鞭，绳捆索绑，将女儿送进了十八层地狱。白薇欲求无人，欲告无门。她无望而又不屈地反抗着，拒绝出嫁，拒绝成亲，因此，她常常被打得遍体鳞伤，血迹斑斑。面对如此可怕的虐待，白薇没有屈服，在一个狂风呼啸的深夜里，她带着身上仅有的六元钱东渡日本，开始了艰难的新生活。
白薇出逃到日本后，给她的父亲写过一封信。信中写道：“母亲把女儿做第一道人情，订了婚，你就附和着做第二道人情嫁出去，而且是那样逼迫她、悲惨地嫁出去，演着人生鲜有的悲剧。你的良心忍吗？害得一窝儿女在痛苦里煎熬，以你一个革命者，何以做出这样惨无人道的事来！？在你们是及早把女儿嫁了，完成任务。在女儿是比卖到妓院还遭殃。这些苦痛，你的眼光都看不到吗？如果看得到，而忍心一做再做，只管你们的人情做得厚，不管女儿怎样痛苦、悲哀、凄惨，生或死，或浮沉在生死线上，那惨痛苦堪的岁月，等于把女儿赐死。难道凡是你们生出的女儿，你们就有权利杀死吗？死，没有比断送于无穷尽的苦痛里还可怕啊！……”（注：白舒荣、何由：《白薇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页。）在这封信里，我们仿佛看到了白薇颤抖的身影、听到她的悲愤的声音。
在日本，白薇一开始过着凄楚的流浪的生活，每天要为基本的生存而苦苦挣扎，到处谋生。这几乎看不到尽头的困苦生活，使白薇对现实社会产生了无穷的怀疑和憎恨。她眼看着金钱与势力的压力毁坏了人性的天真，她憎恨人世的虚伪，她怀疑生物中最高等灵慧的人类，何以甘心把人类社会建筑在残酷、刻薄、昏暗、虚伪的基础上。
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传统观念肆虐了几千年的社会里，一个一再背叛角色的女性，即便是在以信念连接起来的友人中间，也很难找到支持者。但是，无论环境多么险恶，白薇内心深处执著于“五四”精神传递给她的坚定信念，始终保持着受压迫女性强烈的反抗精神，仿佛是“幽灵塔”中的反抗女神，作着不计成败、不问收获的抗争。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二
如果说，冰心的作品想要着力隐去“心中的风雨”而“躲进母亲怀里”，那么，白薇的作品就是只怕内心的风雨表现得不够酣畅淋漓。作为一个叛逆的女性，白薇饱尝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金钱与势力的天盖下，压坏了人性的天真，压倒了真理、正义与同情，也压碎了骨肉亲子之爱。”“她憎恶人们普遍地虚伪，痛恨人们集中刻毒的箭火，对最忠实、美好、天真、可爱，却无依靠的人儿去毁坏；她悲叹那些堕落的人们，只会跟着黑暗的势力跑；她怀疑生物中最高等灵慧的人类，何以甘心把人类社会建筑在残酷、刻薄、昏暗、虚伪的基础上。她苦痛之极，‘把我的解剖刀，剖开这人类社会看个清楚吧！……啊，不能！我这些蠢笨的道具，只能验物，不能验社会，’‘我要宣战的武器！我要学习文学，学习文学！’”（注：白舒荣、何由：《白薇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页。）白薇就是在一腔怒火随时随地都可能喷发的情况下，拿起笔来开始从事文学创作的。
诚然，同“五四”时期的女作家一样，白薇的作品也摆脱不开对爱情主题的偏爱。但是，白薇作品最大的特色，是她以充满反抗的思想情绪，来塑造一个又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女性形象。
孟悦、戴锦华在《浮出历史地表》中这样评价白薇：“对于一个心头烙满骨肉亲情留下的创伤，爱情留下的创伤，贫困和恶性疾病留下的创伤的女性而言，对于一个被父亲、被友人、被热恋的恋人出卖的女性而言，对于一个在民族危机中欲赴疆场而无资格的女性而言，白薇的写作也许是现代女作家中最具自传性的一个。”（注：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 年版， 第205页。）
白薇作品里塑造的女性形象，不管出身如何，身份地位如何，生活环境如何，一概都是充满着执著的反抗精神。
在《莺》里，一个女革命者同封建军阀家庭进行着顽强的斗争，在《姨娘》里，8岁就作了人家童养媳的姨娘，“受了家庭的桎梏， 社会的桎梏，又受没有知识的桎梏”，“做了男子的奴隶，做了权势的奴隶，做了富人的奴隶又要做姊姊面前的奴隶”，就是这样一个女子，白薇也让她发出“现在我要把自己当作一个人来等待好人来救我”的呐喊声。
在《炸弹与征鸟》中，已经作了旧礼教牺牲品的钥，仍不甘心于做地狱中的囚徒，她“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充满了愤怒与烈火”，她要“逃出去称心地做一番事业，摧倒一切压迫的势力”，“强烈的反抗情绪，替她传出一道敌忾”，这只征鸟“破坏了一切新生了一切”。白薇借其口告诉叛逆的女性，“你现在赤条条一身，没有爱也没有亲，除了征你那里来的前程，除了征你那里来的生命？”
而《打出幽灵塔》，更是现代文学中少有的一部正面描写女性反抗阵营的作品。“幽灵塔”取譬于雷峰塔镇压白蛇精的传说，在这部作品里，白薇让“所有受压迫受凌辱的女性全体登场，作为一个整齐的阵营——群体出现在舞台上，这里有受难的母亲，有受欺凌的妾，有受摧残的女儿，有女仆，她们汇成了一个复仇的性别群体，而被压迫性别群体的出现，方是父权男性统治——‘幽灵塔’倒塌的真正丧钟。这样一个群体脱离了价值客体的位置，不再是被拯救的对象，而是一个自觉的、团结的性别阵线。她们的反抗不是为了推倒一个暴君、一个淫荡的‘父亲’，而是整个‘幽灵塔’，那镇压白蛇的整个实体，从而创造一个‘我们的世界’”（注：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0页。）。
白薇的《打出幽灵塔》、《炸弹与征鸟》等这一系列作品虽称不上是现实主义的史诗，但它却表明：白薇是真正坚持“五四”时期女性解放主题的作家，这一主题便是揭示女性的受压迫处境。这些作品在描写男性压迫上超出了一般女作家的笔力。
白薇的作品，深刻地揭示出中国封建专制社会造成的男女极其不平等的严酷现实。而她塑造的人物则同她本人一样，内心始终保持着受压迫女性强烈的反叛精神和鲜明的女性解放意识。她无情地讨伐反革命两面派，执著地追求着妇女解放。这就是白薇作品的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所在。
三
白薇是带着强烈的女性“性别危机感”开始其文学创作生涯的。她的作品突出地反映了女性对于男性，对于家庭，对于社会的不断反抗。这种反抗的本质，说到底，就是要唤醒长期遭受封建压迫的中国妇女认识自身的地位，可以说，这是白薇全部作品思想意义的重要支撑点。
在白薇看来，两千年中国社会是父与子的权力循环，而女性是有生命而无历史的。伟大的五四运动，是中国女性真正意义上的诞生期，因为激烈的反传统的新文化养育了一代觉醒的新女性。一批最先觉醒的女性勇敢地打出了“幽灵塔”，争取做人的自由。作为站在争取妇女解放运动前列的代表性人物，白薇痛彻地意识到：“在这个老朽将死的社会里，男性中心的色彩还浓厚的万恶社会中，女性是没有真相的。什么真相、假相、假到牺牲了女子的一切的各色各相，全由社会、环境、男人、奖誉、毁谤或谣传去决定她们！”（注：白舒荣、何由：《白薇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2页。）然而， 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叛逆者，白薇不仅自己不甘于任人践踏，还要用她手中的笔，去唤醒和她有着同样悲惨命运的姐妹。因此，她的笔，给她的作品中的人物源源不断地注入着反抗的热血。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她进行大胆的诅咒，提出强烈的抗议。面对“五四以后抬头起来的妇女，时代的黑手又把她们拖回家庭、拖回坟墓去；同时躲进了坟墓的千代朽物的封建男权，又被拖回来显威肆虐，由是妇女问题，成了大家目前来闹闹的不痛不痒的流行问题”（注：白舒荣、何由：《白薇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3页。），白薇的内心充满了激愤，她决意用她的笔， 在女子没有真相的男权中心的社会里，还出女子的真相来。她的作品中的人物，用鲜血、生命、复仇来体现着女性自身的觉醒，来呼唤着全社会女性的觉醒。她发出“除了征你那来的前途，除了征你那来的生命”的呼喊。而前征和飞腾，就是女性的自我拯救。
白薇的人生之路和创作历程，给当代妇女提供了诸多启示，其中最深刻的启示是：妇女解放的必要前提，在于妇女对争取自身的社会地位与合法权利，要有自觉的认识、强烈的要求，并且使之成为广大妇女的主流意志。没有这样的前提，妇女解放便会成为人类长期悬而不能解决的难题。在中国更是如此。
从形式上看，自“五四”以来，缠绕在中国妇女脚上的裹脚布已经消失。但是，应该看到，被封建礼教压迫束缚了几千年的中国女性，思想上、精神上的桎梏至今远不能说已经被彻底打碎。当然，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发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打出了“幽灵塔”，但是，应该承认，封建的“幽灵塔”至今尚未彻底倒掉，还有不少女性至今依然沉睡未醒。中国女性解放的道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今天我们重新回顾白薇的反抗道路，阅读白薇创作的文学作品，认识这些作品深刻的反封建思想和强烈的谋求女性解放意识，是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