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与轨迹：两个体系中的中美关系——中美关系战略定位历史变迁新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关系论文,轨迹论文,体系论文,新解论文,两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9)12-0003-09
关于中美关系未来发展趋向，至今国内外学术界存在两种对立的判断：一种认为会进一步走向全球合作，甚至出现了G2（中美）共治世界的说法；另一种认为会走向全球对抗和冲突，甚至有人断言中美必有一战。也有人认为中美关系未来发展，好也好不到哪儿，坏也坏不到哪儿，长期处于非敌非友、似敌似友的状态。这些说法似乎各有自己的依据，并非纯属假设；但是孰是孰非，要看这些依据被置于何种分析框架。按中美关系现实来看，至少可置于三种分析框架：一个是中美双边层面框架，一个是国际体系框架，一个是全球体系框架。中美关系的这些分析框架实际上也体现了中美关系定位所经历的历史变迁。一般的研究方法是在双边层面与国际体系的结合上来研究中美关系，然而当今世界还存在着一个全球体系，是国际体系与全球体系并存的世界；它使中美关系发展面临新的环境、新的条件。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在规划对外关系时，不管自觉抑或不自觉，都必须统筹国际体系与全球体系两个大局。两个体系中的中美关系是当今中美关系的基本特征。
一
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定位，一直存在着以双边层面为出发点还是以超越双边层面的全球战略配置需要为出发点的分歧。这两种对立的战略选择在美国内部一直存在着争斗。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在被这两种势力何者占上风而推着走。现实是美国的全球战略大环境变化，一直在推着美国执政当局对华政策选择取向上往超越双边层面的方向靠拢①。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作为美国“失去”的一个大国，又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在一些美国人眼中当然不舒服。中美建交以前30年的美国国会记录，不仅对中国没有说过一句好话，而且都是连篇累牍的谴责、谩骂和攻击，集中到一点就是在中美双边层面上做文章，宣泄对中国的仇恨。至于美国对中国的敌对行为，更是难以一一枚举。亨利·基辛格冲破中美关系的严冬秘密访华，“乒乓外交”使“小球转动大球”，尼克松访华发表中美“上海公报”，其关键不仅在于中国国际影响大大提升，而且在于当时“大球”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其中尤其是前苏联在全球范围内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战略攻势，促使美国执政当局不得不考虑借助中国的影响。中美实现关系正常化，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美国作出这一系列决策的起始点都是超越两国双边的全球战略安排与应对需要，并进而带动了中美双边关系的发展，包括美国不得不对台“废约、撤军、断交”②。
前苏联、东欧发生剧变后，美国对华关系超越两国双边的全球战略安排需要似乎已不存在；而美国一些人更认为，发生在前苏联、东欧的剧变也会在中国发生，因此急不可耐地把中美关系拉回到双边层面，纠缠于一些对中国的错误认知，不断制造摩擦和冲突，使中美关系经历了异常曲折和艰难。“炸馆”事件、“撞机”事件将此种艰难推至顶峰，因此开始有了“中美必有一战”的说法。
问题是中美之间仅就双边层面而言，是否存在发展的空间，是否存在互利共赢的需要。事实已经证明，即使美国不断给中国制造麻烦，不仅中国并未随前苏联解体而崩溃，而且全球体系内经济全球化趋势推动中美经济贸易交往依然呈现了不断扩大的势头。美国从中获得了巨大利益，以至于出现一些美国在华获得利益的企业与中国配合，共同对美国国会议员、执政当局开展工作，宣传发展中美正常关系的必要性的事例。这是20世纪90年代中美之间经常出现的现象，其原因一是中国内部事务只能由中国自己来决定，二是正常的中美关系对双方都有益，三是全球体系内经济全球化趋势是不可阻挡的③。因此当时学术界出现了中美关系必须“再正常化”的说法。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中国和美国，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最大的发达国家，是否存在超越双边层面的战略合作的需要，尤其是美国在其全球战略应对上是否存在借助中国影响的需要。尽管中国在一些美国人眼中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有的人甚至认为中国会崩溃、会解体，但是事实是中国依然在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增强。中国在世界上的核心战略价值，不仅在于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社会发展处于迅速上升通道上；而且在于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称霸、不结盟，有经过五千年文明修炼的涵养功夫，按世界事务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作为与不作为，既不傲慢又不持偏见，对任何国际力量都有吸引力。美国在其全球战略安排和应对上，要借助中国影响力并不奇怪。即使前苏联解体了，美国的全球战略困难依然多得很，有的是因国际形势变化而生成的，有的是因美国自身战略错误而造成的，美国必须面对却又无力单独面对。20世纪90年代，我国不少战略问题专家就看到了美国的战略环境变化一定会促使美国对华政策服从美国超越两国双边的全球战略安排与应对的需要，并进而带动两国双边关系的发展。
二
现存国际体系与以往的国际体系相比，已经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特征，但是依然保留着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以来国际体系的传统特征。中美之间在战略上有猜疑、持有警惕性是必然的。
第一，现存国际体系在形态上依然具有自然状态特征。现存国际体系尽管秩序、制度、机制、规则已相当发达，但是在本质上依然是一个主权国家体系。尽管美国坚持认为自己处于领导地位，但并不能对所有国家，包括对其盟国为所欲为、颐指气使。对任何国家而言，这是一个自保体系。美国的盟国之所以与美国结盟，本质上是为求自保，并没有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在一个自保体系中，任何国家只有依靠自保才能维护自己的国家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及国家利益。现存国际体系在自然状态下，一个潜在规则是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一个国家如果不能自保，在外敌入侵发生时，即使在国际社会中能“得道多助”，这种“多助”也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这些道理至今仍然适用。当今美国尽管受到各种牵制而不得不非常谨慎地直接使用战争手段，但是“大棒”威慑依然是它的基本工具。美国损害别国利益的事例多得很，因而其他国家不能不考虑如何自保。即使美国的盟国与美国矛盾重重，那也是必然的。中国不警惕美国威胁也是不可能的。
第二， 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存续依然依赖国际力量结构均衡来实现，显示国际力量结构的国际格局依然保留传统特征。(1)存在着国家间的对立和对抗。尽管在大国外交中我们常见盟国、伙伴、朋友这类概念，即使非友但给公众的印象似乎也是非敌，然而国家间对立、对抗屡见不鲜：一是一些国家被美国用不同表述定为敌国，二是一些国家被美国定为潜在敌国或潜在威胁，三是在一系列问题领域内存在着更大量的国家间对立和对抗，甚至在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领域也是如此。(2)存在着霸权国家。不管美国说其是一种“慈善的霸权”还是一种“领导地位”，美国至今认为当今世界只能由美国领导，对此谁也不能提出挑战。为了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形成了一系列秩序、机制、制度和规则为此服务。美国无论使用“大棒”威胁还是使用“胡萝卜”诱导都是为此服务的，本质上依然是一种霸权治理，着力点重在调节国家间的对立、对抗，修复力量、权力结构的失衡，以维护其霸权、领导地位的稳定，不断地设置“议题”以引领世界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3)警惕新兴大国对霸权的挑战。国际体系的传统特征是：打击敢于对霸权提出挑战的国家被霸权国家视为自己的首要使命，遏制新兴大国崛起被现存国际体系视为共同任务。至今，无论是美国还是其盟国、伙伴、朋友，都警觉和担心中国崛起会打破国际体系的力量、权力结构的均衡，会危及自身利益，都将中国视为潜在威胁④。中国力量越强，他们的恐惧心理越大，疑虑越多。当然，美国对其盟国也持有这类警惕。
从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考察国家间关系，尤其是考察与新兴大国关系，这是传统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思维定势。无论是美国传统现实主义理论还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基本上都是按着这种基本思维定势作出推理的⑤。依据这种基本思维定势来考察中国和平发展与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与美国关系，依然是当今相当一部分美国人的主张。美国执政当局，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都没有摆脱这个思维定势。因此，尽管我们不断说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中国和平发展对任何国家都是机遇而不是威胁，尽管中国为维护现存国际体系稳定，诸如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入WTO，参与国际维和行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国际海盗势力，应对气候变暖，维护国际经济、金融稳定，维护能源和环境安全，反对核扩散等，作出了极大努力，但是“中国威胁论”依然天天飞，满天飞。美国及其盟国警惕“中国威胁”，不仅有言论而且有行动。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等各种行动都有。这些国家中几乎很少有不豢养“台独”、“藏独”、“疆独”之类分裂势力的。诸如此类，形成原因既有双边层面因素，包括对中国的认识判断；又有国际体系因素，是多方面因素复杂组合的结果，但根本上是依据对国际体系思考的传统思维在作祟。这种传统思维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以来的数百年间，一直延续下来，近乎根深蒂固。美国及其盟国很难会轻易改变或放弃对中国和平发展的遏制与卡压，妖魔化中国、分裂中国是中国和平发展将长期面临的困难；中国对此只能是冷静观察，沉着应对，务实处置。
三
尽管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政策有其特定的目的和条件，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体系开放性、规则性特征，不仅给中国和平发展提供了空间，而且为中美关系和平发展提供了空间。
美国人说，自从邓小平启动中国开放市场的改革以来，30年里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历届美国政府实行的都是广泛而深入的接触战略，目的是将崛起的中国融入现有的国际秩序之中。这就是说，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政策一是给中国发展的国际空间，二是有其特定的目的和条件，包括：(1)中国应该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亦即应该负责任地遵从美国权力和利益；(2)中国应该遵从现存国际体系的“公认规范和价值观”；(3)中国在国际组织中应该支持美国的主张；(4)中国应该成为帮助美国解决国际问题与应对挑战的国家。总之，中国应该成为一名“良好的国际公民”，通过以符合现存国际体系公认规范和标准的方式来表现自己①。在诸如此类的“接触”政策条件下，中美之间要不发生摩擦是相当困难的。事实上，美国及其盟国一直以诸如此类的“公认规范和标准”来敲打中国，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企图迫使中国“达标”。因此，即使在美国及其盟国的对华接触政策之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也并不轻松。
但是现存国际体系与以往存在过的国际体系相比，毕竟已经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其中突出的有两点：
一是开放性。当今世界，正在上升的新兴大国日益增多。中国等一系列新兴大国有上升的空间，一个重要原因是得益于现存国际体系的开放性。现存国际体系的开放性源自全球体系的相互依赖性，不得不开放，但不具原生性，因而任何国家要得益于开放的世界受现存国际体系的制约。对于中国来说，首先需要符合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条件，否则就有可能面临“制裁”之类的限制，给中国制造麻烦。至今美国及其盟国仍有一系列对中国的“制裁”并未解禁，即使中国加入WTO也前后谈判了十多年，由于大体上满足了他们的“条件”，才得以成为WTO成员，而他们至今仍以这些“条件”来要挟中国。所以说，开放的世界实际上是有管制的开放，而管制权在美国及其盟国手中。即使如此，事实证明一个开放的世界对中国是利大于弊。
二是规则性。为了防止新兴大国对现存国际体系的挑战，他们还紧紧地把握着游戏规则的制订权和解释权。现存国际体系的秩序、制度、机制和规则相当发达，史无前例，几乎涉及国际生活的方方面面，已经完全不是纯粹的自然状态，诸如联合国体系、世界贸易组织体系以及大量正式、非正式的区域性或跨区域性及全球性的政府首脑、政府部门首长的会晤（会议）机制，定期、不定期地对相关问题展开磋商、交流意见，达成共识，因而有可能使矛盾和问题得到协调处理。从根本上说这体现了国际社会的进步，因为一个完完全全的自然状态对任何国家都没有利益。现存的国际制度、规则，尤其是国际金融、经济、贸易领域的制度、规则适应了国际正常交往的基本需要。尽管其中存在着大量不公正、不合理因素，有着诸多缺陷，或者说根本上有利于美国及其盟国，然而人们也必须现实、理性地看待这种存在。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坚持和平发展，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新兴大国，与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就外部因素而言，就是克服了种种牵制因素，顶着种种压力，有效地利用了这种开放性、规则性的国际空间。无论说中国走向世界，还是说中国融入国际体系，从根本上说都表明中国在和平地寻求自己的国际发展空间。不管按美国人说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还是中国人自己说的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都表明中国在寻求自己的国际发展空间时，会理性地面对现存的国际空间，坚持和平发展，争取互利共赢。即使有矛盾和摩擦，中国都愿按平等互利原则而妥善协商解决。事实证明，中国的选择是合理的⑦。
四
现存国际体系的开放性源自全球体系的相互依赖性。互利共赢地发展国际交往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需要，而且也是其他国家的需要，中国和平发展存在着战术上的局部被动与战略上的总体主动双重趋向。
首先，全球体系的相互依赖特征决定了中国发展与美国关系、发展与世界各国关系，在战略上有争取主动的可能。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指出，以欧洲大工业崛起为先导而开拓的世界市场带来了世界全球化的趋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终于看到了全球体系时代的来临。全球体系尽管就其存在形态而言，依然是一种自然状态，各行为体自我组织、自我生长，但是就其发展本质而言，则是一个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体系，不仅一切国家物质的生产和消费是世界性的，而且精神的生产和消费也是世界性的。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各民族之间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产生了世界各国的互动发展，产生了世界各国境内外的互动发展。全球体系是一个谁也离不开谁的“共存共荣”体系，是一个谁都无法抗拒外部世界影响的体系。国际体系作为主权国家体系，国家间的相互依赖性是在全球体系中发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是全球体系存在的基本形式之一，也是全球体系存在的基础。当今世界相互依赖的广度和深度是史无前例的。因此不仅中国的和平发展依赖世界，而且世界各国也依赖中国的和平发展，这是中国和平发展有可能在战略上取得主动地位的基本依据。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又拥有近14亿人口的消费市场，如果中国和平发展是实实在在、卓有成效的，不断地实现富民强国的目标，那么中国在世界和平发展中取得战略主动地位的可能性就会不断地变为现实性，从而逐步减弱、摆脱战术上的局部被动而实现战略上的整体主动。
其次，应对全球体系内各种问题挑战，为中美关系发展、为中国与其他各国关系发展开辟了新的领域，使中国有可能不仅在战略上取得主动，而且在战术上也变得更主动些。全球体系既是一个社会体系，又是一个人与自然和环境共存的体系。全球体系由于其各方面相互依赖的特征，必然要求世界和谐发展，包括全球社会各方面的和谐发展，人与自然和环境的和谐发展。但是由于全球体系的自然状态特征，以及受国际体系制约，在发展过程中一定会累积各种各样问题。当这些问题累积到相当程度时，就会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问题。全球体系在既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巨大空间的同时，又孕育着全球性的威胁和风险，从而有可能使所有行为者难以免受其害，对国际体系也会提出重大挑战。当今世界，在国际体系框架内，尽管多极化日显明朗，但是国际格局并未发生根本转折，依然是“一超多强”。然而无论是美国还是其盟国，在进入21世纪以来，都面临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艰巨、最深刻的挑战。其中最突出的事有两件：一件是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到国际恐怖主义重大袭击，不仅纽约世贸中心双子楼被毁于一旦，而且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也遭到破坏；另一件是2008年下半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这两件事都发生在全球体系内，尽管危及世界各国，然而美国都首当其冲。这表明世界主要矛盾出现了从国际体系内向全球体系内转移的趋向。如果说在国际体系框架内，美国在战略上具有相当大的主导权、主动权；那么面对全球体系框架内的挑战，它在战略上明显地被置于被动应对状态。尽管世界各国都被置予被动应对状态，然而美国在应对战略上不能不作出相应调整。美国奥巴马政府高举“变革”旗帜上台执政，现在尚难定论，它在应对战略上会作出多大程度的“变革”调整，但是必须作出适当调整是肯定的。美国遭到“9·11”国际恐怖主义袭击，这是全球体系内发生的重大事件。按理讲，在当时美国完全有条件、有可能在全球体系内，构建相对应的全球格局来应对。但是当时的布什政府没有如此的战略思维，而是采用将其纳入现存的国际格局框架，不仅依然到处树敌，而且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手段，大搞单边主义，企图借“圣战”打造美国“一超独霸”的世界帝国。这个重大的战略性判断错误，即使取得某种程度的战争成功，也无法挽回它在战略上给美国造成的伤害。至今这种伤害依然在延续。事实证明美国奥巴马政府在全球战略应对上必须作出调整。
不管美国奥巴马政府应对全球问题的战略调整到何种程度，但是只能在全球格局的取向上前进，从而有可能为中美合作提供更大的空间。由于全球体系内各方面相互依赖的特征，因此应对全球体系内累积起来的全球问题的全球格局只可能有自己的基本特征，只可能有自己的取向。这些特征包括：
(1)全球格局构建首先不是为了强化一个分裂的世界，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动员和依靠全球社会的各种力量，最大限度地调动全球一切积极因素，同舟共济、齐心合力。
(2)由于全球格局是以应对全球问题为导向的格局，因此就理论上而言，应对不同的全球问题应有不同的全球格局。在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面前，现存国际格局的秩序和机制，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WTO及G8，甚至包括欧盟的作用，至少到今日为止，都显得苍白无力，其中原因似乎不难解释。
(3)应对全球问题所需要的是高超的智慧和能力，受主导的不是权力，更不是霸权，而是需要有关各方有区别地共同承担责任，各尽其力、同心合力，不能以邻为壑。20世纪30年代的金融、经济大危机，在应对上不仅以邻为壑，而且使用处理国际体系问题的传统办法，由此而留下的惨痛教训至今难以磨灭。
(4)应对全球问题需要有新秩序、新机制，需要制定新的游戏规则，需要寻求新的解决办法。如果受传统思维束缚，囿于陈规旧习，是很难有效应对的。应对全球问题的这些全球格局取向，都是世界各国不能不思考的问题。当然美国更需要这样的思考，事实上美国一些著名的战略家已经在这样思考问题，因此有了G2（中美）共同治理世界的说法。当然，这种说法没有现实性，一个多极化世界也不可能接受中美两国治理。但是应对全球问题的全球格局取向，将确实有可能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越来越大的空间，有可能促进中美关系的不断深化。中美之间目前最缺的是互信，首先是战略互信的缺失。这种状况近期内难以完全改变。但是“实践出真知”，由于中美在国际体系框架内的循序性合作，再加上在全球体系框架内的创造性合作，有可能增进中美两国在战略上的互信。因此，中美在战略层面上，对国际体系和全球体系面临的问题加强磋商，探讨深化合作的可能，对发展中美关系而言是至关重要的⑧。
五
统筹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国际体系与全球体系两个大局，坚持科学发展观，经过若干年努力，争取我国对美国关系逐步进入战略上、整体上的主动状态，这种机遇与空间是存在的。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不仅结束了近三十年的显性敌对状态，而且逐步趋向正常化，逐步趋向成熟。但是美国仍坚持将中国视为潜在威胁，在推动两国全面接触的同时仍坚持对中国实施战略遏制，并不断地制造摩擦，给中国设置难题。因此尽管我国高度重视发展中美关系，将发展中美关系置予我国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但是问题依然不断，曲曲折折。如果将中美建交以来的两国关系的战略定位变化置于国际体系与全球体系两个大局中来考察，其明显的轨迹可以分为下列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从中美建交至20世纪80年代末。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面对当时前苏联的战略攻势，在战略上处于守势。尽管当时中国仍处于“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年代，用现在美国人的眼光来看或许是极端异类，但美国为了应对国际体系中的困境，不得不主动接近中国，发展与中国关系，反映了美国战略上的被动性。而中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仅结束了“文革”的疯狂，而且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适应了全球体系内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显示了中国在对美关系上的战略主动性。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中美建交至20世纪80年代末的所谓“中美关系蜜月期”。在这个时期内，中美之间虽然也有摩擦，但是不足以改变中美之间的战略态势，中国仍能促使美国不得不接受中美“8·17”公报的承诺⑨。
第二个时期是20世纪90年代直到布什政府上台初。由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前苏联解体，美国自认为已取得“冷战”胜利，不仅既看不到在全球体系中美国需要中国参与的态势，也认为不再存在应对国际体系的困境而需要中国；而且将中国视为继前苏联、东欧之后必须收拾的一个重要对象。尽管全球问题已日益突出，但由于对美国还构不成直接的、首要的威胁，所以美国不仅完全从国际体系框架来思考中美关系，而且将中国视为其建立“一超独霸”世界的障碍，在战略上具有相当大的主动性和进攻性，从而将中美两国关系推入极端困难时期，甚至在美国国内出现了中国是否是美国敌人的争论，以及“中美必有一战”的说法。当时一些美国战略家担忧，如果美国将中国视为敌人，就真的有可能使中国成为美国的敌人。在这时期里，中国对美无论在战略上还是战术上几乎完全处于被动状态，考虑的问题几乎都是如何应对，足见当时的被动程度。
第三个时期是美国小布什政府时期。尽管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全球体系内的问题日益突出，但是美国执政当局一直不以为然。布什政府上台时，仍企图把其战略矛头对准中国，直到遭到“9·11”国际恐怖主义袭击，才使小布什政府感到政府职责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必须把对付国际恐怖主义威胁作为“最根本的首要职责”。然而，小布什政府的“反恐”却造成美国无论在战略上还是战术上不断陷入被动的状态。因此，尽管布什政府并不认为中国是其战略合作伙伴，但实际上对中国的战略压力相对减轻，对中国制造的摩擦相对减少；即使在我国台湾问题上，它对陈水扁台独分裂势力的疯狂分裂活动也不敢轻易发出错误信号。
第四个时期，2007年下半年因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正在使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尽管中美两国应对全球问题挑战和威胁均处于被动状态，但是这场危机却使中国在处理与美国关系时有可能在战略上获得更大的主动性。
出现这种可能，就美国方面来说，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1)小布什政府“反恐战争”遗留下来的诸多问题均有待奥巴马政府如何解脱。(2)世界多极化更加明朗化，多极世界已看到事实。(3)美国的盟友虽能在某些情况下担任美国帮手，但并不具有担当美国战略的全局性制衡能力，不具相应的权重。(4)美国不知何日才能摆脱金融、经济危机。有人将奥巴马政府面对的困难归结为一个危机：金融、经济危机；两个战场：伊拉克和阿富汗；三个挑战：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巴以冲突；四大麻烦：俄罗斯问题、核扩散问题、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盟国离心倾向。
就中国方面来说，尽管同样受到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冲击，但在应对方面却因全球问题的特征，相对于国际体系内的被动状态而言，可以获得更多主动性，可以更有作为些。
第一，世界各国都面临全球问题挑战，但受到的危害程度大小，解决危害的难易，摆脱危害的时间，以及应对的措施办法是否得当，各国却不一样，最终一定会出现有的国家受伤害最大，有的却得益最多的结局。其后续的效应也不一样，决定性因素是各国各自的经济社会基本面和应对挑战的智慧和能力。中国面对全球问题能否变挑战为机遇，变危机为转机，能否在过程中和结局上比别的国家更胜一筹，决定性因素也在于中国人自己。应对全球问题对中国而言，是与自己在国内坚持科学发展观并行不悖的，与自己的科学发展关联着；面对全球问题挑战，中国从中央到省市地方领导不能不考虑应该如何坚持科学发展。应对全球问题挑战，中国加强与各国合作，不仅受世人期待，与人有利，也与己有益，但立足点是自己坚持科学发展，针对自己存在的问题，务实地应对，如何富民强国，如何壮大自己。现在的世界，全球问题与国内问题是连在一起的，很难说全球有问题而我们国内没有相应的问题，我国一是大国，二是发展中国家，三是与世界的关联度已很强，全球有的问题在我国很少见到，其中有的问题不是输入的而是自生的，即使是因输入而成为问题，也与我国发展的某些不当关联着。即使我国已不再为温饱而发愁，但粮食安全问题依然是个大问题，18亿亩耕地能否保住更是一个大问题。按中国目前的状况，显然还不是应对全球问题的绿洲。全球问题也出现在中国国内，这是事实。所以中国应对全球问题挑战，首先应从国内做起，并取得实实在在的绩效，才有可能获得与美国合作的战略主动权。
第二，全球问题之所以会成为全球问题，根本上是由于全球体系内有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而累积起来的。其中有制度方面的原因，有秩序机制方面的原因，有发展观方面的原因，有管理方面的原因，有科学技术方面的原因，有政治方面的原因。各种全球问题有自己特定的原因和历史背景，即使同一个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也有不同原因，不能一概而论。全球问题在本质上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瓶颈，难点是如何突破“问题”的瓶颈。如果人类社会不能突破发展瓶颈， “问题”就会变成巨大的自然灾祸，就会造成巨大的社会灾难，就会激起社会动荡和冲突乃至战争，不同“问题”会给人类社会带来不同威胁。在历史上发生的个别国家的危机曾经演变成整个世界的“全球性”危机，不仅带来了近一个世纪持续不断的局部冲突和战争，而且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一次比一次惨烈，这显示了突破发展瓶颈的难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殖民主义体系瓦解，由于对国家间经济、金融、贸易关系作出了根本性调整和安排，多年来积累的制约性瓶颈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突破，世界经济出现了新的飞跃，长达50-60年没有出现大危机和大规模战争。这显示突破发展瓶颈是有可能的。人类社会只能在突破“问题”瓶颈、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必须用发展观点来看待全球问题。如果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凸显的“全球性”问题比较单一，而今全球性问题则是系列性的，哪一个问题都不能轻视。在历史上，世界主要矛盾主要表现在国际体系内，而现今则主要表现在全球体系内。如何应对全球问题是当今世界和平发展面临的新课题和新挑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新边疆，全球合作的新领域。这为中美之间应对全球问题挑战而提供的战略合作，随着中国智慧和能力的显示，只会增强而不会削弱，中国的战略主动性只会上升而不会下降，在较为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舟共济，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第三，当今世界，不管任何国家，无论是霸权国家、传统大国还是新兴大国，都无一例外地处于国际体系和全球体系之中，各自在这两个体系中的处境和感受不一样。对于霸权国家、传统大国而言，面对全球问题挑战和威胁，一是所受到的严重程度和遭受的损伤，不仅直接现实而且超越了来自新兴大国挑战与威胁的可能性程度；二是单靠各自力量或联合力量都没有胜任的能力，必须借助其他力量，必须依靠多边主义；三是由于蒙受的伤害不一样，应对能力和措施不一样，如何共同应对也矛盾重重。在全球问题的折腾下，这些矛盾不仅加剧了他们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发展不平衡，而且也加剧了霸权国家、传统大国相互间发展的不平衡；四是没有现存的应对秩序和机制、没有现成的应对办法可以操控新兴大国。某些国家企图将新兴大国绑在G8机制上，这也有新兴大国情愿不情愿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发展与中国的战略合作，一是增强应对能力的需要，二是要平衡与其盟国关系的需要。即是说，美国在国际体系内要用其盟国来制约中国，而在全球体系内则要用中国来平衡其盟国。所以当美国人放出G2风声，美国的盟国几乎无一表示肯定，因为美国的盟国一眼就看清了美国的战略意图。
对于中国而言，尽管在国际格局中是有分量的一极，但在国际体系中中国不仅不居主导地位，话语权不多，而且世界主要国家中不警惕“中国威胁”的国家也不多。现存的游戏规则早已定下，中国只有遵守的“义务”，即使形成新规则，中国的影响力也有限。而在全球体系中，应对全球问题需要的是智慧和能力，国际力量的组合首先考虑的不是打击谁、依靠谁、团结谁的问题，而是如何形成合力。当然，中国应对全球问题的挑战和危机并不能排除来自霸权国家和传统大国的干扰和障碍，现存国际体系使他们有条件这样做，而且必然会这样做，只是相对而言要少些，要轻些，因为他们需要借助中国的智慧和能力来应对自己面临的困难。从2008年下半年起，他们中间出现了中国能否拯救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说法。尽管这种说法在今天看来确实是言过其实，但也反映了他们对中国的期待。这也表明在应对全球问题过程中，中国存在着更主动些、更有作为些的战略空间，存在着和平发展机遇的战略空间，存在着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战略空间⑩。当然，这种可能性要变为现实性，其决定因素在于中国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在于如何实现人民富裕、国家强盛，在于能为世界提供什么样的公共产品和公共平台。为此，中国没有GDP适当增长不行，但是仅靠GDP适当增长也不够(11)。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力最终取决于能提供什么样的既对自己有益、又对世界有益的公共产品和公共平台。美国人是有智慧有能力的，我们不能轻视，问题是中国人的智慧和能力能否比美国人更胜一筹。如果中国人能比美国人更胜一筹，而美国人又是非常务实的，那么中美两个大国就更有可能形成较为平等的战略合作伙伴。
世界历史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国际体系与全球体系并存的新时期，中国与美国关系也正在进入一个历史发展的新时期。当今世界新特点很多，根本的有两条，一是多极化明朗化，二是世界主要矛盾正在从国际体系内转移到全球体系中。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对中国而言，在此新时期里，应对国内问题要靠科学发展来解决，应对全球问题的挑战和危机也要坚持科学发展；不仅要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而且要统筹国际体系和全球体系两个大局。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如何变国际体系中的被动状态为全球体系中的主动状态，如何善于利用在全球体系中的主动地位谋发展，并把成果转化成在国际体系中谋自己发展的机会，如何在这种转变过程中构建与美国关系的战略新格局，这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全新课题，必须举国一致做好这个课题。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如果中国能实现这个目标，那么中国外交就能站上一个新的高地，而且一定能这样。
收稿日期：2009-09-20
注释：
①这也符合中国的一贯主张。1989年10月31日，邓小平在会见尼克松时说： “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遵从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页。
②1977年5月22日，美国总统卡特在美国圣母大学发表演讲时说：“我认为美中关系是我们全球政策中的一个核心因素，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关键力量。我们希望在全人类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上同富有创造性的中国人民紧密合作，我们希望找到一种方式来弥合把我们双方分开的那些分歧。”见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79-2000)》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
③邓小平说：“中美关系有一个好的基础，就是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相互帮助的作用。”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2页。
④参见［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40页。
⑤参见［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⑥参见“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sia-Pacific Region:Secarity Stratege for the Obama Administraton”，http//www.cna.org。
⑦参见张幼文、黄仁伟《2006中国国际地位报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28页。
⑧参见《环球时报》2009年7月30日第1版关于中美战略对话的报道。
⑨由于美国承诺与我国台湾“废约、撤军、断交”，在1979年1月实现与中国建交。1979年4月10日，美国卡特总统签署《与台湾关系法》，据此不断在中美关系上制造麻烦，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尤为突出。我国政府多次发表声明，强烈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售台武器。经过艰苦谈判，终于在1982年8月17日，中美发表《联合公报》（即“8·17公报”），美国承诺，售台武器在数量和质量上不超过中美建交以来几年的水准，今后逐步减少，经过一段时间做到最后停售。
⑩黄仁伟在2002年列出了10个“中国崛起”的“有利因素”。见黄仁伟《中国崛起的时间和空间》，序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11)黄仁伟将“中国崛起”的内涵初步界定为9个方面。见黄仁伟《中国崛起的时间和空间》，序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