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模式”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伴随着东亚经济的起飞和迅速发展，分析东亚经济崛起的原因，研究“东亚模式”，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理论研究热点。但目前人们对“东亚模式”的认识分歧颇大。归纳起来讲，主要有以下几种论点：
1.“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 认为“东亚发展模式是指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战略或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
2.“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发展战略模式”。 这种观点同上一种观点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即认为东亚经济发展之所以获得成功，关键在于选择了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尤其是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
3.“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体制模式”。 认为“东亚模式”是指近几十年来东亚各国、各地区“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一整套发展措施和体制结构”，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强力的政府具有强烈的经济建设意识和强大的导向作用。”
4.“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综合的现代化模式。 认为“东亚模式”具有许多要点，包括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不断升级和调整的产业政策、温和极权主义与市场原则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强有力的政府、公营经济与民营经济相互合作等等。
5.“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模式。
认为“东亚工业化地区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它们共同的儒教文化背景”，“儒家传统——关于伦理道德和正确人际群体关系的亚洲式价值观念体系——是保持东亚工业化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决定意义的天生本性。”
6.还有一种极端的观点认为：“东亚经济增长的过程同发展中世界任何其它地区的经济增长过程没有多大不同”，没有简单的东亚成功的诀窍，没有统一的“东亚模式”，因为东亚各国、各地区实行的“既非纯自由市场政策，也非纯政府干预政策，而是各种政策的大杂烩”。甚至还有学者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东亚奇迹”。
应当说，上述6种观点都是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视野或角度出发， 对“东亚模式”进行的各具特色的总结和归纳，且从各自的角度来看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我看来，这些观点只是对东亚经济起飞和发展过程中某些现象或特征的具体描述，并未揭示“东亚模式”的本质内涵。因为在东亚各国、各地区的历史、社会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较大差异的前提下，分析“东亚模式”必须要抓住其最具共性的和最具决定性的特征。从本质上讲，“东亚模式”是一种“制度模式”。其主要特征是：东亚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是它们致力于经济增长和现代化的政府和地方当局理性地进行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即在产权、决策和经济运行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有助于经济增长的组织、规则或制度，并有效地予以实施的结果。如韩国政府对财阀等私人垄断资本的扶植及“强人金融”体制等等，都证明了这一点。理性的和有效的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是东亚国家和地区后发展经济进程的共同特征，也是其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取得巨大成效的根本原因。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问题，有必要对上述几种观点进行逐次评析。我们总体上可以将前两种观点视为一类。讨论这两种观点，自然会涉及这样一个问题：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什么？许多学者提出了经济发展就是经济增长即国民收入或人均国民收入以及GNP 的提高加上经济结构的基本变化的主张。尽管目前许多学者对这种理论观点仍持有异议，但总的来看，从经济学意义上讲，“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变化”的观点，似乎已为大多数西方发展经济学家所接受。但这里有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因素及其力量能够推动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变革，进而促进经济发展呢？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和分析战后东亚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自然会面临和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资源要素贫乏甚至严重短缺的东亚各国、各地区，会比资源丰足的拉美各国产生更快且持续的经济增长呢？对此，几乎所有的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均未能做出圆满的或令人信服的答案。新制度经济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诺思（North）则作出了鲜明的回答：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和制度。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诺思以其雄厚的欧美经济史方面的知识和理论功底，经过大量实证分析，得出了不同寻常的结论：对经济增长和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诺思在与罗伯特·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东亚经济发展的历程表明，在一定的初始经济水平和条件下，经济增长和发展能否获得显著的绩效，取决于是否具备有效的经济组织和制度；经济发展的本质就在于，它是在一定的制度创新和有效的制度供给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及其相应的经济结构变革。
依照这种认识，上述第三种观点即““东亚模式”是“体制模式”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但还不够全面。经济体制只是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某种制度安排的表现形式。第四种观点从现代化模式的角度，对“东亚模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归纳，但仍然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不可否认，现代化首先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结果，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是否有一种有效的组织或制度。关于第五种观点即所谓“文化模式”的观点，应当说的确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不过，这种“文化模式”论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即虽然从文化背景角度分析经济增长和现代化问题这一方法论是正确的，但它却把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看成是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忽视了文化因素需要通过一系列的中介或过程才能作用于经济发展，实际上，任何一种文化传统只能是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政府或其他组织制定规则即“正式约束”的行为方式，以及人们遵从这些“正式约束”的行为的影响，来发挥一定的作用。所以，所谓“文化模式”论，如果不能说它是本末倒置的话，至少可以说是非常片面的。
关于第六种观点，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对“东亚奇迹”的挑战。克鲁格曼认为，东亚几只“小老虎”的高速发展，靠的是投入增加而非效率提高，不可能持久，有朝一日将会遇到经济学所说的“报酬递减”问题，甚至会像前苏联那样使经济发展陷入停滞。因此，根本就没有什么“东亚奇迹”，所谓“东亚奇迹”纯属夸大其辞。我认为，克鲁格曼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第一，它不符合东亚地区既有的经济起飞和发展的现实。第二，不可否认，在既有的东亚经济高速增长中，物质投入的增长的确发挥了很大作用，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即形成“东亚模式”或导致“东亚奇迹”原因是什么？显然，在克鲁格曼看来，是靠物质粗放投入的增长。然而正如我前面分析的那样，“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制度模式，而不是经济增长模式。既然在一种制度模式下可以采取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那么同样也可以通过制度调整或变迁，转换经济增长模式，实现经济的集约型增长。实际上，自80年代以来，东亚各国、各地区已陆续开始了这种制度变迁过程。当然，如果说克鲁格曼的论点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话，那就是为所有东亚国家和地区敲响了警钟，即必须适时使经济发展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换。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注重发挥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