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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谋求经济发展，是中国面临的一项长期艰巨任务。我们认为，借鉴现有各种经济发展理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对中国经济问题进行研究，较系统地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对于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十分必要的。中国需要一门中国经济发展学。
一、发展经济学的发展需要中国经济发展学
（一）建立中国经济发展学符合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国别化趋势
建立中国经济发展学，并不是要创立一门独立于一般经济发展理论之外的特殊学科。本文所说的中国经济发展学，属于发展经济学中的“个案”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兴起，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逐渐形成。发展经济学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探寻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原因，研究经济发展的各种条件，探索经济发展的战略对策。这门学科之于发展中国家的价值，可以说是不言自明的。
然而，现实状况却不能让人满意。在经济发展理论研究方面首先起步并始终居于主导地位的西方经济学界，发展经济学在经历了50至60年代兴旺发达的情景之后，不仅未能随着实践的发展而走向成熟，反而出现了停滞的趋势，甚至面临着所谓生存危机。这种情况暴露出西方发展经济学所存在的一些严重缺陷。
有一种意见认为，西方的经济发展理论之所以存在着欠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学者只能从外部来观察和研究发展中国家，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他们往往产生认识上的偏差。这种看法虽不无道理，但也不应一概而论。实际上，西方的一些发展经济学家，或有在发展中国家工作和生活的经历，或长期专注于某些国家的研究，对某些不发达地区的现实和历史，有相当深入的了解。他们的一些理论模式，应该说是有一定的经验事实作为支撑的。我们认为，西方发展经济学之所以陷入困境，主要是由于西方发展经济学家的理论模式，只是从相对狭窄的区域的实践经验中提炼出来的，而他们往往从这种理论模式出发，去建立一套旨在说明经济发展问题的一般理论。这种理论在更大的范围内加以运用时，必然会遇到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以致表现为这种理论解决不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问题，显得无用或用处不大。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既有某些共同处，又有各自的特点。各类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和特征的某些相似性，意味着一般经济发展理论的存在。以国情特殊而否定一般发展理论的存在是不妥的。但是，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各个发展中国家的具体环境极不相同，其历史起点，历史传统、社会性质、发展阶段、经济体制、政治制度、地理环境、资源条件等，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在对个别的各种类型的发展中国家缺乏系统深入研究的情况下，是很难建立起能反映所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规律的一般理论的。半个世纪以来，尽管许多发展经济学家企图找到适合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理论，但这些理论都无法概括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的差异。事实表明，迄今为止，建立一般经济发展理论的目标，仍有待于今后的努力与成功。恩格斯在1877年写《反杜林论》中的政治经济学部分时指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且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末，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①]恩格斯的这个观点，对发展经济学也是适用的，只是范围限于发展中国家罢了。
发展经济学的命运取决于其社会功用。在建立一般理论模式的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有必要就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两大类发展中大国开展研究，给发展经济学奠定扎实的基础与增添新的活力。80年代以来，西方发展经济学的最新走势之一，是从一般理论研究转向“类型学”研究，即从普遍规律的探讨，转而注重对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作分组或国别的研究。在此方面，西方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如库滋涅茨、钱纳里、拉尼斯、克鲁格、石川滋等，已作了不少工作。不过，从总体上说，这种分类或国别的研究，目前还处于初期阶段。这突出地表现在：在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两大类发展中国家中，他们只研究了一类即前者，而将另一类即后者舍弃在视野之外；在后一类中，又对其中最大的一个国家即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不甚了解。
我们认为，在目前的条件下，由着力于建立一般发展模式转为着力于国别或类型研究，是经济发展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积极趋势，也是发展经济学走向成熟的一个必经阶段。以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经济发展学，理当成为这种国别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人担心注重国别研究会使发展经济学这门学科归于比较经济研究的范畴而逐渐走向消亡。在我们看来，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发展中国家都处于经济发展的过程之中，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行国别研究和相互之间的比较，不仅没有改变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而且能使我们从中抽象出共同的规律和各种特殊的理论模式，这正是一般经济发展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
（二）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检验与丰富有赖于中国经济发展学的建立
建立中国经济发展学，还能通过中国的经济事实，检验各种经济发展理论的得失，使我们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发展经济学中的理论成果，使之更好地为我国的经济建设事业服务。
按照一般的看法，发展经济学中存在着结构主义、新古典主义和激进主义三种分析思路。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过程及其中积累的经验教训表明，持结构主义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结构的特殊性作了较为深刻的概括和描述（如国民经济的二元结构，经济生活中的非均衡状态，市场体系不完全等），但他们的理论模式和政策建议，却存在着过于强调依靠计划化、国有化、资本积累和进口替代以开展工业化建设，而忽视市场机制、农业进步、人力资本和对外贸易的作用的严重缺陷。持新古典主义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把价格机制视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机制，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赞赏自由竞争而批评垄断控制，主张发展中国家政府的作用应限制在提供必不可少的服务方面。从中国改革前后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持这种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在这些问题上的一些论述是较为深刻的，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不少启发作用。但是，这些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和组织制度上的特殊性却重视不够，没有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的体制和环境往往导致“市场失效”。他们虽提出应使市场经济完善起来，但对影响这一问题的经济制度和产权关系，又缺乏分析和论证。这样，他们以市场机制的作用等问题的论述，往往有脱离实际之嫌。另外，持新古典主义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把经济发展视为渐进的、和谐的过程，这一点与中国经济发展的事实也相距较远。持激进主义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强调穷国和富国之间的不平等地位和利害冲突，提出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支配—依附”关系。这些发展经济学家的思想虽有许多可取之处，但他们对制约经济发展的国内因素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问题却缺乏足够的重视。中国经济发展中积累的丰富的材料，对激进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长处和短处同样能给予很好的说明。总之，用中国经济发展的事实对各种经济发展理论进行检验，有助于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和完善，也能使我们正确地掌握和运用各种理论成果。但是，对发展经济学中的各种理论模式进行细致的检验，有待于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作深入系统的研究，有待于中国经济发展学的建立和发展。
建立中国经济发展学，还可以从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中抽象出理论模式，从而丰富发展经济学的内容。中国在长期经济发展中遇到的许多问题，如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企业组织形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农村家庭经营方式与农业资源、商品市场发展的关系，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关系等等，它们在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对这些问题在较高的理论层次上加以概括和抽象，可以加深我们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迄今为止，发展经济学界对发展中的大国，特别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只有对中国这样具有典型意义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的经济发展进行研究，抽象出其特殊的发展规律和起飞条件，才有可能克服发展经济学中视野狭窄和理论不全面的缺陷，推动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和完善。
二、建立中国经济发展学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
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长期独立发展，具有典型的大国特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经济建设虽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至今还没有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仍处于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化的过程之中。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又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上述两大类发展中国家中一类的典型代表。建立中国经济发展学，系统地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有益于中国经济的健康顺利发展。
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需要经济理论的指导，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究竟应以什么样的经济理论作指导，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过丰富的经验与教训。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我们较多地从国外搬来理论。或者是从“东方”的社会主义国家引进经济理论，或者是从“西方”某些国家搬来它们现成的经济学说。无论是东方国家的经济理论，还是西方国家的经济理论，其中的一些概念、观点和方法，特别是关于现代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论述，是可资借鉴的。但是，从本质上说，它们都是别国经济运行过程的抽象和经济工作的总结，其研究的对象，与中国经济有很大的差异，因而不可能对中国经济建设中的一系列问题提供直接的答案。4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搬用别国的经济理论，难以有效地解决中国经济建设的问题，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是在从中国经济实际抽象出来的理论（诸如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理论）指导下取得的。
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处于经济发展的过程之中，又是在相似的国际环境中谋求经济发展的。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种经济发展理论，必须予以高度的重视。但是，我们在借鉴这些理论（如资本形成、人力资源开发、技术进步、人口流动、外资利用、外贸发展、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等）时，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重新予以审视。而且，如前所说，目前的各种经济发展理论，只是在相对狭窄的实践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一般来说，并不带有普遍意义，何况这些理论的概括范围，并不包括社会主义中国。这就要求我们在借鉴国外各种经济发展理论的同时，必须着力研究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建立以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特点和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经济发展学。只有这样的理论体系，才能解释和说明我国所面临的各种经济问题，才能用于直接指导我国的经济建设。
三、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中吸取养料
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不能从固有的概念和理论模式出发，而应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从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和状况出发。这样，经济史作为研究经济发展理论的基础学科，也就显示出其重要的地位。
经济史学与经济理论学在新的基础上的有机结合，是本世纪30年代以来经济学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②]在新的条件下，经济理论学家力图从全部经济史中寻求新的经济观念，并给经济史实以新的解释；经济史学家则力图将经济史实的研究成果升华为理论，并建立或重构新的经济理论。这种结合促使经济学中产生一些新的理论、学派和分支学科。从这个角度考察，发展经济学是一个特定的领域——发展中国家经济——中这种结合的结晶，或者说，发展经济学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史的理论结晶。顺便指出，中国的一些经济学者，如刘大钧、王亚南等在30～40年代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历史变迁过程中，就得出过关于工业化、都市化、城乡关系、劳动就业、国民收入、资本形成、资金流向等一系列有见地的理论观点，对后来的发展经济学的建立作出了中国学者特有的贡献。
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经济学”条目中，用了下述一句话来描述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上述的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同属于经济学的三个主要派生领域，它类似经济史，企图解释经济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发生的变化。”[③]发展经济学“类似经济史”，这表明两者的密切关系。值得补充的是，一方面，经济史学萌生很早，19世纪中叶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经济发展的学科，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作为一个过程，却不是二战以后才有的事实，或远非只有半个世纪的历史。经济发展，就其狭义或发展经济学上的含义而言，可以说是一个以机器大生产为基础的现代经济取代以手工生产为基础的传统经济的过程。上个世纪中期，已经或接近完成工业革命的西方列强侵入中国，使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在反对西方国家侵略的斗争与向西方先进事物学习的过程中，建立了机器生产这种现代化的生产形式。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清政府举办了一系列现代军工、民用企业，私人资本也逐渐涉足现代化企业的经营活动，由此开始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历程。中国经济现代化虽起步较早，但其步伐却很缓慢。到1949年，中国的机器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仅占17%，加上工场手工业，也只有23.2%。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出现了重要转折，但从本质上说，在此以后中国的经济仍处于经济发展的过程之中。一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实际上正是一部经济发展，即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化的历史。我们认为，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学，必须从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中吸取材料，而不应将经济发展的时限仅仅局限于新中国成立以后。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全面地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加深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和特点的认识。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是一门以从中英鸦片战争直至当前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演变的过程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其中既包括以中国国民经济整体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统一演进过程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国民经济史，又包括以中国特定的经济部门、行业、企业、地区、家族的经济演变过程为研究对象的各种专门经济史。研究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学的建立具有奠基的意义。
首先，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是进行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理论研究的基础，是中国经济发展学建立与发展的首要条件。反映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模式，只能从中国经济发展的事实中抽象出来。经济史学是经济学的基础学科，离开了经济史，即离开了对经济发展演变过程的研究，不可能抽象出正确表述经济规律的理论。马克思写《资本论》，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是以英国为典型的。恩格斯认为，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4）]马克思如果不作这番研究，就不可能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英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包括我国张培刚教授在内的发展经济学的奠基者与发展者，他们提出的并为经济发展证实的正确理论或观点，无一不是从经济发展历史实际中抽象出来的。在发展经济学的历史上，大概没有不研究经济史而能在发展经济学理论上有所建树的发展经济学家。同样，如果不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也不可能揭示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不可能建立起中国经济发展学。
其次，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史，有助于弄清中国经济发展中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关系。经济发展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影响经济发展的，既有经济方面的因素，又有各种非经济因素，如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历史传统、文化状况、地理环境等等。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来说，情况更是如此。经济发展过程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涉及到许多非经济方面的事实。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在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过程时，为了说明各种各样的经济现象，必然要考察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历史传统、战争等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它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方法与图象，使我们了解到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是怎样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可以说，不掌握历史事实，不了解历史经验，就难以对经济发展问题进行正确的理论分析，就难以建立反映中国经济发展特点的理论模式。
再次，只有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史，才能在较深的层次上认清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各种重要因素，从而为制定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奠定基础。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向我们展现了一幅中国经济有所发展而又发展不速的图景，显示了许多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例如，以国家资本压制私人资本的方针政策，强调机船矿路而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战略，以及重视国富而轻视民富的思想观念等，导致中国丧失了几次现代化的机会。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中也有一系列相关的经验教训。只有深入研究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才能真正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寻找适合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对策。
中国经济的发展问题，可以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及相关的理论研究中得到启示，但根本的途径却是从本国经济实践的历史中寻求答案。在建立中国经济发展学的过程中，应充分重视对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研究少走弯路，健康地发展。应指出的是，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研究，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较大进展。就这个方面而言，建立中国经济发展学的条件已逐渐趋于成熟。
四、中国经济发展学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
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学，应当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即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发现历史唯物主义，与他们在这个时期用求实的态度研究人类经济发展历史有重要关系。没有后面这种研究，不可能知道经济在社会发展中正确地位，不可能把社会关系归之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之于生产力，即归之于物，不可能把人类社会的历史看作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有其自身的即客观的发展规律。一句话，没有这种研究，便不可能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当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并将它运用于研究经济学、历史学、经济史学、法学等社会学科时，便使这些社会学科发生了一场革命：从传统的历史唯心主义的体系中解放出来，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变成了科学。在此以后，研究经济学的学者，一部分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另一部分人则不是。百余年来，这两部分人都取得了成果，但成果的性质和大小，不可同日而语。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是这样，严肃的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也认为是这样。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新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琼·罗宾逊夫人1980年访问我国时说：新剑桥学派和近来的学院派都遵循着自己的道路，达到了与马克思体系大体相似的境地。她还说，马克思的研究是从长远看问题的，这同长期动态的分析有关，而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中，还没有超出短期分析的局限。可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研究工作，是一项正确的选择。
应当看到，西方一些形成了完整体系的经济学理论，对于分析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如新古典主义理论从人与物的关系的角度，着重研究了资源的配置问题。这种理论便于精确地分析各种市场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市场机制的运行规律，其中所运用的概念和方法，有助于分析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许多问题。但是，这种理论把经济活动的社会方面（如经济关系、经济制度等）视为给定的背景条件，并不研究这些背景条件变化的原因、过程及其相互关系，这又使它难以解释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凯恩斯主义理论的总量分析，在基本的研究方法上也是如此。相形之下，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强调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研究经济问题，并着重考察了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新古典主义理论和凯恩斯主义理论中被视为外生变量的各种背景条件，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是作为内生变量而存在的。我们认为，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学，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出发，考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过程，分析社会经济关系、经济利益矛盾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其他各种理论成果。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解释和说明中国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结合中国的实际，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和的一系列问题，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经济发展思想。毛泽东关于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学说，关于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思想，以及关于经济建设中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问题的论述，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有些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恢复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问题的认识取得了重大突破。十多年来，邓小平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环境、发展道路、发展动力、发展机制、发展速度、发展战略等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提出了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以及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等一系列重要命题。这些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相结合的产物，是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学的重要依据。
中国经济发展学以揭示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为核心，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过程和基本特点。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学，必须首先弄清中国的国情。认识国情有两种基本方法：一种是解剖横断面的方法，或静态分析法；另一种是解剖纵向发展过程的方法，或动态分析法，从运动过程中认识各种因素的变化及其相互关系。相对而言，前一种方法简单、容易，后一种方法复杂、难度大。从中国当前对国情研究的情况看，大多使用前一种方法，使用后一种方法的少。实际上，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也是长期起作用的。只有从对它长期形成过程的分析中，才能深刻地认识和把握它。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是探索中国经济发展中诸问题的必备前提，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方面，应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特点，考察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起点与演进过程，以及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因素。
第二，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内条件。对于经济发展的国内条件，西方发展经济学界作过大量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他们的研究主要是从生产力方面的要素，如自然资源、资本形成、人力资源、科学技术等方面来进行的，对于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如所有制结构、分配关系等，却重视不够，甚至完全忽视。我们认为，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内条件，一方面要利用国外的有关成果，联系中国实际，分析中国资本形成、人力资源开发、技术进步、自然资源利用等问题；另一方面要分析中国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关系上的状况和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
第三，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条件。开展对外贸易，利用外部资源，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对外贸易在经济发展中究竟起什么作用，传统的对外贸易理论是否适用，国外资源应如何有效地加以使用，对于这些问题，学术界长期存在分歧。只有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才能对这些问题给予正确的回答。中国在对外经济交往中有过许多经验教训，对这些经验教训在理论上作系统的总结，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第四，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转换。自刘易斯1954年提出二元经济理论以来，西方的结构转换理论取得了重大发展。但这些理论仍存在着一些缺陷，特别是在对传统经济的看法上。如把传统经济等同于传统农业，忽视了传统经济中非农业部门的存在；否定传统农业中资源重新配置的作用等等。盲目搬用西方的理论，显然是有失妥当的。中国的工业化如何开展，农业进步如何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转移，应从中国的实际条件出发，借鉴国外有关理论，进行系统的探讨。中国一些成功的经验，如发展乡镇企业等，也应进行认真的总结。
第五，中国经济发展机制。如何将计划与市场有效地结合起来，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这里面的一个关键，是正确地发挥政府的经济作用。一百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在这方面有很丰富的，包括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第六，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传统体制的束缚。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为什么改革构成了经济发展的动力？什么样的改革才能推动经济的发展？改革的困难和阻力是什么？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发展学所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
第七，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多年来，中国在经济建设中往往片面强调数量扩张，单纯追求增长速度而忽视经济质量。实践证明，这种发展模式往往导致经济效益不理想，国民经济整体素质不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更新发展思路，改变发展模式，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这种转变，应在中国经济发展学中作深入的探讨。
第八，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经济发展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时期，各方面利益关系变动较大，各种矛盾也会比较突出，保持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改革、社会其他各个方面的协调关系，是中国经济发展学要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九，中国经济的发展战略。中国经济发展学不仅要研究各种理论问题，还应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研究适合国情的经济发展的战略对策。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部门发展的优先顺序、地区发展的优先顺序、进口替代与出口鼓励的关系，以及人口、教育、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问题，都应从战略的高度加以探讨。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中国经济发展学的社会功用。
在上列九项之外，还有许多重要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学应该研究的。
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学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只要我们实事求是，艰苦探索，这种研究一定能取得成效，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
注释：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1版，第3卷，186～1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②参见赵德馨、李洪斌：《经济史学与经济理论学的有机结合——当代经济学发展的趋势之一》，载《经济学情报》，1995（2），51～56页。
③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1版，第4册，423页，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
④马克思：《资本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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