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敬文的文化分层理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文化论文,钟敬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外部分学者对中国文化分层的划分
关于中国文化的分层，中外一些学者普遍主张两分法，即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台湾学者李亦园先生在1993年受到杜维明先生将中国文化所形成的“三个象征世界”或“三种实体”的中国文化模型说的影响，在其《人类的视野》一书中提出了文化两层次说，分别为“上层的士绅文化”与“下层的民间文化”。学术界关于中国文化分层的见解，可以说来自于美国人类学家芮斐德（Robert Redfield）提出的“大传统”与“小传统”（great tradition and little tradition）的文化分层理论。所谓“大传统”意指上层的士绅文化，多半是经由思想家、哲学家等深思反省所产生的精英文化（refined culture）；相对的，所谓“小传统”则是指一般的社会大众，尤其是乡民或俗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李亦园认为“这两个传统是互动互补的，大传统引导文化的方向，小传统却提供真实文化的素材，两者都是构成整个文明的重要部分”。中国“大传统的上层士绅文化着重于形式的表达，习惯于优雅的言辞，趋向于哲理的思维，并且关照于社会秩序伦理关系上面；而小传统的民间文化则不善于形式的表达与哲理思维，大都以日常生活的所需为范畴而出发，因此是现实而功利，直接而质朴的”。（李亦园，1996：143—145）
在大部分中国学者看来，中国的上层士绅文化或称精英文化，即相当于芮斐德所谓的“大传统”；下层的民间文化或底层文化，即相当于芮斐德所谓的“小传统”。若从杜维明与李亦园先生的观点来分析的话，杜维明则着重在精英文化，即“大传统”的视角；李亦园先生则侧重在从民间文化的角度，即“小传统”的视角去探讨“文化中国”的意涵。
大陆学者陈建宪认为，“民间文艺是基层文化的重要组成之一。随着城镇的兴起，产生了市民文化，这就是中层文化。文化是人类活动及其所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综合体。文化并具有多种层次。”（陈建宪，1992：1）可见陈建宪所指文化的多层次，不但意指传统的中下层文化，其中也蕴藏着中层文化的痕迹。1998年10月3日，王元化先生在《文汇读书周报》曾提出“中间媒介”的学理概念，似乎打破了文化两层次说的意向和冲动，但王元化却将这种“中间媒介”界定为“民间文化”，认为“精英的文化是通过民间文化的渠道渗透到老百姓那里。所以，大传统是通过小传统的渠道传到民间去的”。至于“老百姓”所代表的文化层次的属性，王先生则语焉不详。（注：此段话原是陈曼娜教授在《钟敬文对文化分层理论的研究》一文中的内容，但是后来《光明日报》在2002年4月9日第4版《理论周刊·学术专栏》上并未全文登出，仅有部分登载，此部分是笔者经电话联络上陈曼娜教授之后，经由陈教授同意将原文传真给笔者，在此作一说明。）
雅与俗是相对的，文化分层亦是相对的。鲁迅曾指出过去两种文艺的划分和对立，一是统治阶级的文艺，也叫“消费者文艺”，另一个是劳动人民的文艺，民间文艺，也叫“生产者文艺”。潘定智认为：“其实二分法和三分法都各有其客观依据和合理性，都能反映文化的本质特征。”（潘定智，1999：8）
以上是中外部分学者对中国文化分层的不同诠释与看法，笔者以为他们采用不同的视角加以界定，各有其独特的见解与论述，值得我们作为参考。
民俗不仅是最贴近人们日常生活的作息方式，亦是人类传承延续的文化。因而钟敬文说：“人们生活在民俗里，好像鱼儿生活在水里。没有民俗，也就没有了人们的生活方式。”（钟敬文，2001：235）从钟敬文的看法中，可见民俗维系着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力无所不在。也因为如此，产生了许多民族性、地域性、模式性、传统性的分野。尤以中国为例，长期以来孕育了许多不同的优秀的民俗文化，是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萧放认为在此历史文化的构建下，其主要特征有“多元性与复合性、阶层性与地方性、神秘性与实用性、稳定性与变异性。这种民俗文化特征在民间至今仍有不同程度的存在。”（萧放，2003：24—33）因此，从萧放的观点可以体会出美国民俗学者詹姆森（Raymond D.Jameson）所说：“中国是民俗学者的乐园”，（注：参见R.D.詹姆森（Raymond D.Jameson）著《中国民俗传承三讲》（Three Lectures on Chinese FolkLore）的中译本撰写的序言。中译本出版时，书名改为《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民俗》，田小杭、阎苹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但詹姆森是以西方人的眼光来看待的。钟敬文认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对中国民俗学的这种优势，要有自信心”。（钟敬文，1999：33）从萧放及钟敬文的观点可知，中国民俗文化之瑰丽丰饶是足以让外人所称羡，对此我们要更加投注于民俗文化理论与应用的建构上，成为传统文化的守护人与民俗文化的应用人。
二、钟敬文的文化分层理论
早在20世纪30年代，钟敬文就曾提出“民间文化”的概念，甚至想用这一名词取代“民俗”一词。80年代，钟敬文再次提出这一问题。钟敬文在《话说民间文化·自序》一书中说：“从30年代起，我就注意到广大民众自己所创造、享用和继承的文化，并且创用了‘民间文化’这个新术语……我甚至拟用这个名词去代替‘民俗’一词，而把民俗学称为‘民间文化学’。现在考虑起来，当时那想法是合适的。”（钟敬文，1990：2）从以上我们可以知道钟敬文对于民俗学的范围界定似乎认为可以继续扩大，其原因乃在于随着世界潮流的演进所呈现出的一种倾向。所以钟敬文后来补充说：“几十年来，世界学界民俗学的范围在不断扩大，以至于将使它包括民间文化全部事象在内了。”（钟敬文，1990：2—3）对于钟敬文的说法，陶立璠认为将民间文化的范围扩大，就和过去传统民俗学的范畴有了显著的分别。民俗的范围扩大到民间工艺、民间艺术等方面后，和传统的民俗学相对比照下，的确有明显的差异。在长期探索民间文化的过程中，钟敬文提出了“文化分层”的著名理论，钟敬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三个干流。首先是上层社会文化，从阶级上讲，即封建地主阶级所创造和享有的文化；其次是中层社会文化，城市人民的文化，主要是商业市民所有的文化；最后是底层（下层）社会文化，即广大农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化。这三种文化各有自己的性质、特点、范围、结构形态和社会功能。”（钟敬文，1990：3）由此可知钟敬文和陈建宪对文化有类似的看法，只不过钟敬文加以深入探究，提出了“文化分层”理论，这是有别于中西学者对传统文化的界定的。
1997年6月钟敬文在《致“中国的祭仪、音乐与戏剧及其社会环境学术讨论会”的贺信》中再次提出文化三层次说。（钟敬文，1998）钟敬文所提出的文化三层次说意指上层文化、中层文化和下层文化。而所谓的下层文化就是民间文化、群众的文化。不过这三种文化彼此并非各自独立而存在，反而彼此之间有一些相互的牵动，就好比“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因此钟敬文说：“由于三种文化‘活动在一个共同的大群体中’，因此它们虽各具特点，但又‘互相联系，互相渗透。’文化三层次的构成形态不仅体现在传统社会，而且‘直到现代还存有它的一定遗迹。’”（陈曼娜，2002）从以上的叙述可知钟敬文的观点并非单指在过去的传统社会或是原始社会才有的形态而已，相对地在当代的社会组织与结构上，仍普遍存在这种现象。
钟敬文因个人兴趣与专业的关系主要以研究下层文化为主。钟敬文认为下层文化也称为“传承文化”，其原因在于下层文化普遍和人民大众的生活较为贴近，并具有世代相传的延续性，因此称之为“传承文化”；“这种文化虽然有生有灭，但比起上层文化，它更富于稳定性。当然它也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它具有类型性（模式性），因此很容易使一个民族的成员发生认同的情感，在特定的时间，采取共同的行动。”（林祥，1999：32）例如过农历春节、元宵节、清明节与中秋节或是台湾大甲妈祖绕境仪式活动等等。
这三种文化虽各自拥有独特的性质、范围与社会机能和结构，不过因为同在一个社会文化体制下存在与发展，彼此之间难免会有相互联系与排斥的复杂关系。例如“统治阶级的文化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它要侵入被统治阶级的文化是必然的”。（钟敬文，1990：3）
三、学者对钟敬文的文化分层理论之评述
就中国文化的整体而言，绝不是单一层次的，它是一个复合体。它包括了上层文化，例如经史子集等，也称经典文化、精英文化，或是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中层文化，例如明清时调、通俗小说等，亦称之为通俗文化或市民文化；下层文化，例如民间文学、民间艺术等。中层文化为界乎于上下两层文化联系的中介体。董晓萍在《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编后记》中认为钟敬文在中国传统上层文学与下层文学的基础上，发展出“文化三层理论”，将中层文化亦视为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对象。钟敬文认为，所谓的民间文化，自然包含着中层文化和下层文化。这是现代民俗学研究范畴扩展所造成的必然趋势。对此，陶立璠认为：“显然‘民间文化学’比之‘民俗学’在术语概念上，要明确的多。中国民俗学发展至今，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根据民俗学传统的研究对象和今天的发展，将其称为‘民间文化学’，未尝不可。”（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上海民俗学会，1993：4）由以上这段话，可知钟敬文所提出的“民间文化”概念，是受到陶立璠所认同的。
从历史文献的探究来看，陈曼娜为钟敬文的文化三层次说提出了佐证。陈曼娜说：
顾炎武曾经在《日知录》卷十三《廉耻》中转引宋代学者罗从彦一段话，借以论述朝廷教化、士人操守与民间风俗三者之间的关系。即“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罗从彦和顾炎武是从主流文化的地位和精英意识的视角，把传统文化分为三个层面：决策层的统治文化（主流文化）、表率层的士人文化（相当于中层文化）和被教化的民俗文化（即民间文化）。（陈曼娜，2002）
不过就以上这段话可知，罗从彦和顾炎武是将统治文化、士人文化及民间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界定为一种由上而下的单向操作方式，而不是双向互动的交流模式。但陈曼娜认为其三层文化的基本架构在本质上并无差别。然而，钟敬文对于中层文化的界定并未明确地提出，根据陈曼娜的推断：“从他对中层文化的界定来看，不能不是传统社会的后期，即宋元明清时期，尤其是明清所处的那个前近代时期。钟敬文又为三层文化说划定了下限，即现代以前。”（陈曼娜，2002）陈曼娜之所以有此推论，在于说中国历史上只有这一时期，才真正具备独立的市民文化。此番见解是陈曼娜个人对于钟敬文在中层文化上的看法。另外，陈曼娜提到：“钟敬文立足于民间文化，把一个特定的中层文化给凸显出来，从而揭示出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之间的联结方式和具体的互动关系。纵使钟敬文没有针对中层文化本身再做出深入的阐述，或是界定出与‘大传统’和‘小传统’不同的‘中层传统’（中介性的传统）来，但就命题的提出而言，即具有了原创性的价值。这对于我们当前的文化研究来说，无疑有借鉴意义。”（陈曼娜，2002）
不过，另一方面钟敬文却因为“缺乏对上、中、下三层文化之间交流的途径和方式的模型化、模式化的描述”，（林祥，1999：167）使得人们对“文化分层学说”的理论价值产生了模糊的认识，从而降低了这一理论被广泛运用与发扬的可能性。关于此部分，钟敬文本人也自觉到他的概括还不够全面与深入。钟敬文并举出鲁迅在论及社会文化心理视角时，是如此戏谑性的描述：“一种东西的流行或者一种时髦的形成，所循的途径，往往是从妓院到皇宫再到乡间”，（林祥，1999：167）对于三层文化交流的途径如此犀利、生动的诠释，钟敬文深感不如鲁迅先生的见解。
1992年杨志杰在《国风的歌吟跋涉的长卷——贺钟敬文先生从事民间文化学术活动七十周年》一文提到，钟敬文的民间下层文化体系内容主要构成有三部分：
第一部分，钟敬文从20世纪20～60年代已先后开辟了故事学、歌谣学、神话学、中西民间文学比较和民间文艺的科学史等主要分支领域，大致廓清了它的疆界。
第二部分是民俗学。自30年代后期起，钟敬文提出民俗学研究不只是一种人文科学，而且也是一种拓宽民间文艺学研究视野的方法论思想，这种思想尤其在90年代以后得到丰富和发展。
第三部分是民俗文化学。作为民俗学与文化学的交叉学科，钟敬文近年来为之起例发凡，是钟敬文的学术思想与国情意识不断熔铸的结果。（杨志杰，1992：3—4）
以上三个部分的研究中，特别强调对西方现代科学思潮的批判与借鉴。钟敬文在这一宏观的世界文化背景下，将他的下层文化对象学、方法论和功能学说等概括于整体民间文化的系统中。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主要学者以钟敬文为代表，民间文学的研究对象是以下层文化为主。吕微先生认为，如果以更高度的理论视角来审视的话，对于钟敬文的文化分层理论的简单划分，中西学者已逐渐朝向类型学的立场来替代此说法。吕微认为“层次”和“类型”都是学者为了研究民间文学作品给予的界定与编码，二者的差异在于：“‘层次’体现了从社会学进入文学的思考路径；‘类型’显示了从文学本体出发的研究立场。”不过随着社会的结构变迁，文化分层的界定逐渐变得复杂与模糊，而文学的类型渐渐突显出来，所以可将民间文学研究从文化分层论向类型论转变。吕微认为文化分层有时无法去解释在民间文学作品中为何会有一些属于上层阶级的材料，因此为了区隔，于是才产生了上、下层文化之分别；反过来用类型学的视角来看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是一个复杂的互动关系，民间文学作品除了存在于下层文化亦同时存在于上层文化里，因为民间文学作品会被专业作家予以加工、修饰；相对地作家文学的创作者有时可以转换成另一种创作方式，进而成为大众所喜爱的民间文学作品。因此，吕微认为：“民间文学以它的集体性、传承性、模式性和非专业性为本质特征，这些特征无一不表现出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之间的区别乃类型之别，而非层次及内容之别。”（祁连休，1999：13）
对此，刘铁梁诠释钟敬文的观点时认为，钟敬文的民间文化概念是一种生活中的文学，而文人则是一种为文学而文学的考量。不过民众一般多不太重视文字上的雕琢与美化，所以钟敬文认为民间文化中的历史观、民族性应强于文学性，也就是文化大于文学的概念。所以在80年代，中国兴起一股“文化热”风潮时，钟敬文特别强调民俗应与文化结合，因为民俗也是一种文化。换句话说，钟敬文对于民间文化的研究不是基于微视层面，而是一种人类学的、社会学的、多视角的文化考量。
钟敬文在文化分层理论研究上的特点，笔者深感赞同：
第一，对于上、下层文化的界定，钟敬文和李亦园基本上看法是类似的。不过在关注民间文化的视角上，钟敬文采用的是本土性的民俗学方法；李亦园则运用社会人类学的方法，体现出东西方两种学术风格的不同。
第二，由于钟敬文发现了俗文化、市民文化等阶层文化的产生，进而补充了传统文化的二分说的发展，同时也指出了上、下层文化之间的重要媒介与桥梁。换言之，以冯梦龙、凌蒙初等为代表的中层文化（市民文化）即具有转换上、下层文化的功能。
第三，虽然钟敬文后来未能就中层文化的部分加以深入的探究，但这毕竟是一种原创性的理论，不但符合中国本土文化的特质，亦能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脉络下，真实地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