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理论贡献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第十三届论文,贡献论文,大会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6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 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档案盛会，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本文拟就十三大的理论贡献，略述一二。
一、系统梳理了自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学理论发展的脉络，客观评价了形形色色档案学理论的得失
在此方面，第三次全体会议主报告，加拿大T ·库克先生的《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最具代表性。它首先指出了研究1898年以来档案理论发展史的意义：“不了解前人的思想轨迹，我们注定会重复其错误，也无法从其成功中吸取有益经验。”接着很自然地论及了1898年的荷兰手册。库克对荷兰手册评价颇高，认为它阐述了档案的性质和档案整理的最重要原则，是“现代档案人员的圣经”。库克也客观公允地指出了荷兰手册的不足——几乎没有涉及我们所说的术语：鉴定和选择，只针对政府和公共档案等。
荷兰手册出版24年后，希拉里·詹金逊创作了《档案管理手册》，接受、拓展并普及了荷兰手册的主要思想。詹金逊提出了“档案人员只能是证据的保护者，而不能鉴定档案，让行政官员成为选留和销毁其文件的唯一代理人”的观点。但文件形成者并非十全十美，如果让他们完全自行决定文件的留存，他们就很可能通过销毁或剔除那些有关任职期间不利证据的文件来自行确定其档案遗产。库克指出，尽管詹金逊的鉴定观和强调整理的固定次序概念有些过时，但他所强烈捍卫的档案基本原则和他所强调的文件证据性特点，如果在电子社会中能作适当修改，对我们仍有启发。
随着二战以来档案文件数量的急剧增长，档案工作重点已由保管文件转变为挑选适合保管的文件。美国的谢伦伯格对此提出了有别于詹金逊的档案思想。他认为文件具有原始价值和从属价值，并据此提出了档案鉴定标准。他坚持应由档案人员而不是由行政官员亲自作出档案馆应保存什么这一关键性决定。与詹金逊相比，谢氏更注重未来而非死守过去，进而把鉴定视野扩及社会和从属性研究的需要。但他提出的一些折衷观点，特别是被其追随者引申后，对后来的档案员在理论和实践上造成了严重的问题，其中最严重的就是“利用决定档案”这一概念。他们强调说：“学者特别是历史学家的实际利用和预期利用，是鉴定什么是档案的最重要标准。”
许多档案学家都试图建立一个新的档案学派，使之兼容上述两学派的长处，又能克服其不足。德国的汉斯·布姆斯认为档案价值的决定者不是詹金逊所说的行政官员，也不是谢氏所说的历史学家，而是人民大众。美国的海伦·塞穆尔斯也提出了“文献战略”的观点。
从T·库克的上述论述中， 我们可以大致把握本世纪档案学理论发展的脉络，并从中得到很多启发。
二、重点论述了信息社会、知识经济对档案专业的挑战及我们的对策
加拿大的M ·斯威夫特在其报告《本世纪末的档案工作——回顾与展望》中的第四部分，着重论述了信息革命对档案的含义。其他一些人的报告也论及了时代潮流对档案专业的挑战，并从不同层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一）档案人员必须转变观念，提高自身素质
斯威夫特认为，作为档案工作者，应顺应时代潮流，转变观念，充分认识到档案专业在信息社会中的重要性，充分认识到自己在档案专业中的重要性，从而更积极、更主动地迎接挑战。斯威夫特认为，在信息社会里，档案人员应充分掌握信息收集、存贮和处理方面的技术问题，否则就“不可能”获得信息管理员、数据管理者、图书管理员及与我们一道工作的其他信息专家的信任。与此同时，档案工作者还应具备把特有的知识和传统技能应用于鉴定和保护具有永久价值的信息的能力。档案工作者要具备上述两个方面的能力，提高自身素质，从而增强档案专业在信息社会的活力和竞争力。
（二）修正和发展档案学理论，建立“后保管模式”
在信息社会里，档案工作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应该修正和发展档案学理论，建立信息社会的新的档案学理论体系，从而指导新的档案工作实践。对此，T ·库克认为：“档案理论并不是一套永恒不变的固定原则。”“本世纪的档案思想是在不断发展变化，以便适应文件性质、文件形成结构、文件保管系统和文件利用等方面的剧烈变化，适应社会、文化、法律、技术、哲学等方面的发展趋势。”国际档案界的许多有识之士都看到了加强档案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特别是基于最新档案工作实践之上的预测性、前瞻性研究的重要性。T ·库克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后保管模式”，系统地回答了信息社会、知识经济对档案专业的挑战，为档案专业的发展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
三、强调档案立法在国家档案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并预测了档案立法趋势
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把档案立法作为报告的重要内容。档案立法不仅“从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档案工作、档案事业发展与成熟的程度，反映了一个国家档案工作、档案事业领域的民主与法制水平，也反映了它所受到的影响和制约的国家立法的整体水平”。《中国档案报》总编辑王德俊先生在其报告《档案立法、档案机构和档案基础建设的连续性与变化》中，较充分地论述了上述思想。在概括、介绍档案立法的基本原则和内容的基础上，王德俊先生预测了当代档案立法的七个发展趋势，其中的“管理公共档案和保护私人档案统一立法、档案管理和文件管理统一立法、档案立法逐渐超越国界、将档案管理现代化和新型载体材料档案纳入档案立法”很有见地，对世界各国的档案立法，都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尤其是“档案立法逐渐超越国界”的思想，不仅反映了“档案文件，无论其来源、归属和保管地点如何，都是属于全世界的，每个民族的档案都是世界文明记忆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都是与其他民族的档案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也反映了这么一种观念：世界上所有的公民都有权利为了世界的和平与进步平等地查阅所有的档案信息和利用回溯性信息。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必须加强主权国家或地区之间在档案方面的合作。为了使合作能顺利、愉快地进行，必须在现有的国际法中增加诸如“保护档案遗产、档案进出口、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档案文化财产公约”等内容的条款。
四、强调了本世纪档案概念的转变，提出鉴定档案原则的相应转变，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来源原则，强调了档案的文化价值
长期以来，档案和档案工作都带有一种神秘的色彩，主要是为统治阶级服务、为政治服务。诚如英国的E ·希格斯先生在报告《从中世纪学说到信息管理：档案专业的演变》中所言，档案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作为行政管理工具而显示其重要性的，即档案工作是以司法——行政管理为基础建立并逐成规模的。档案的利用被严格地限制在对档案保管负责任的官吏和得到国王特许的少数人员范围之内，人民大众没有利用档案的权利。这种局面直到法国大革命后才被打破。1794年6 月25日，法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专门的档案法——穑月七日法令，确立了档案开放原则。此后，档案开放原则逐渐成为档案工作的基本原则。随着档案利用开放的深入开展，人民大众的档案意识不断增强，利用档案的目的也趋向多元化。人们对档案和档案工作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基于司法——行政管理基础上的档案概念向基于社会——文化价值基础上的档案概念转变，认为档案应记载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应突出其社会、文化功能。这一变化，也引起了档案界对档案价值鉴定理论的反思。德国的汉斯·布姆斯认为：档案价值应取决于人民大众。这在国际档案界引起了共鸣，并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鉴定理论：社会分析和职能鉴定。它强调从更广泛的视野去鉴定档案。与此相适应，来源原则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更加概念化和抽象化了，使它在自动化办公和电子文件的新环境中继续赋予档案专业生命力。
值得一提的是，十三大突出强调了档案的文化价值。不同的报告者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档案的文化价值。李鹏总理在开幕式上说：“档案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梯，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中国史学会会长戴逸教授在闭幕式上说：“档案是珍贵的文化财富。”尼日利亚的U·O·A埃思在报告《档案学：国家和文化传统， 还是一门国际学科？》中，系统论述了档案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认为：“档案的逐渐形成和发展加快了社会迈向文明的步伐。”“保存档案，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档案对产生它们的国家的文化价值，档案是人民的文化财富，在文化领域上占据一定的位置。”特别是波兰的J ·斯科罗内克，他在分析19、20世纪中、东欧档案工作范例之后更加明确地提出：档案工作者应以保护文化和民族特性为己任。十三大突出强调档案的文化价值，是与人们档案概念的变化分不开的。人们的档案概念已转向以社会——文化为基础，强调档案的文化价值也就顺理成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