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价值论争论与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价值论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上世纪90年代初，谷书堂教授在其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提出了对劳动价值论的新的认识，并在他与柳欣教授合写的回应苏星教授反驳意见的文章《新劳动价值一元论》中，更明确地提出了反对传统劳动价值论的观点。他们认为传统的劳动价值一元论面临现实的挑战，如果简单地把新现实纳入到原有理论中将破坏理论的逻辑一致性。因此，面对新现实，应该扩展理论的假设和概念的外延，把资本等非劳动要素纳入到劳动的概念中。这虽然否定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但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一元方法论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新的劳动价值一元论。[1] 这种观点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主要是反对的声音，具有代表性的是苏星教授的观点。苏星教授依据马克思经典原理逻辑上反驳了谷书堂教授的观点，认为该观点混淆了价值和使用价值，指出只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才是反映商品经济的本质和规律性的科学理论，当前没有任何理论能够取代。[2]
2001年，晏智杰教授发表了《重温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一文，掀起了又一轮劳动价值论的争论热潮。文章从《资本论》第一章对劳动价值论的论证入手，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暗含了三个前提：无货币居间的物物交换；劳动以外要素是无偿的；生产商品的是简单劳动。从这样的前提出发所得到的劳动价值论只适用于简单商品经济，不适用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3] 理论界对该观点的反响也主要是反对意见。具有代表性的是卫兴华、丁堡骏和易培强三位教授分别在商榷文章中提出的观点。他们认为晏智杰教授歪曲了马克思的原意，劳动价值论不仅仅说明简单商品经济规律，更是商品经济的一般原理，是针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提出的，重点反驳了晏智杰教授所提出的三个前提，为劳动价值论做出辩护。[4][5][6]
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争论不止这两次，相应观点也有很多种，但这两次争论影响较大，双方观点鲜明对立，直指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去留问题。谷书堂教授以质疑传统劳动价值论的现实性为前提，提出扩大劳动的外延，建立取而代之的新劳动价值一元论。晏智杰教授则直接从前提和逻辑上反驳传统劳动价值论。争论的焦点在于：谷书堂教授如果提出了更直接切合现实，并且逻辑自恰的新劳动价值一元论，何以不能代替传统劳动价值论？晏智杰教授的逻辑推理如果站得住脚，传统劳动价值论就失去了逻辑基础，是否该放弃？这是一个方法论标准问题，讨论劳动价值论作为一种经济理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应该放弃，以新的理论取而代之。
二、维护劳动价值论的一种意见
对以上两种观点的反对意见虽多，但很大篇幅直接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依据，重复马克思的论证逻辑进行反驳。谷书堂教授和晏智杰教授质疑的正是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以劳动价值论为依据所做的反驳不是对问题的正面回答。在苏星、卫兴华、丁堡骏和易培强四位教授具有代表性的反驳意见中，除去有针对性地对马克思基本原理进行的再阐述之外，包含了对这个方法论问题的正面回答。
在进一步反驳谷书堂教授的观点时，苏星教授强调了马克思的方法，以此维护传统劳动价值论：“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使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这种方法很难理解和掌握，有些马克思主义者也未能掌握这一方法。因此，列宁曾经慨叹：‘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不全面地系统地研究《资本论》，就急于追求同现实问题的联系，一旦遇到困难，很容易得出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结论。”[7]
针对晏智杰教授的观点，卫兴华、丁堡骏和易培强三位教授的基本观点是劳动价值论的论证不限于《资本论》第一章。“只要读一下《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商品和货币》，就会知道其中的第二章《交换过程》和第三章《货币或商品流通》，是对商品和价值关系分析的继续和延伸。货币或商品流通理论，是马克思的商品与价值理论的必要组成部分。”[4] 更进一步，“三卷《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的三个分册、三大经济学手稿，以及马克思（包括恩格斯）的其他许多著作，对劳动价值论都有不少论述。可以说，劳动价值论作为一种解释商品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基础，不仅贯穿于整个《资本论》之中，而且贯穿于马克思整个经济学著作之中。”[6] 针对晏智杰教授提出的三个前提，丁堡骏教授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一个由各种不同理论层次构成的完整的科学体系，相应地，这一理论的条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由不同理论层次上的各种条件构成的一个完备的条件系统。劳动价值论的不同理论层次之间的发展和演进，说到底不过是它们的条件运动和转化的结果。”……“劳动价值论的前提条件不是孤立静止的，而是发展的条件体系。”[5]
对晏智杰教授的反驳意见将劳动价值论与马克思的整个理论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丁堡骏教授将这种贯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称为“广义劳动价值论”，而晏智杰教授质疑的则是“狭义劳动价值论”。反驳意见认为晏智杰教授从狭义劳动价值论的前提推断劳动价值论不适用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是因为不理解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正是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使劳动价值论贯穿其中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成为有机的整体，实现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不能够简单地从狭义劳动价值论的前提来推翻。“马克思分析商品和价值所运用的方法，是由简单到复杂、由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是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方法。”[4] “劳动价值论虽在探讨价值实体时要透过交换或价格现象去分析，但劳动价值论绝没有仅仅停留在这里，马克思并没有满足于将交换关系蒸发为价值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这一定义，他还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运用价值实体去进一步说明交换中的价格现象。”[6]
由此可见，对谷书堂教授和晏智杰教授观点的反驳意见的一个重要依据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以劳动价值论为主线，按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研究方法，实现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这样的研究方法决定了劳动价值论不能因一些新的现实而被否定，也不能因《资本论》第一章逻辑论证隐含的前提而失去一般性，劳动价值论必须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同时被接受或被拒绝。这种意见在方法上设立了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难以逾越的障碍：传统政治经济学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反驳却又必须全面分析和反驳整个政治经济学，在这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整体逻辑一致性成为劳动价值论取舍的基本依据。按照这种意见，只有提出一个能够成功解释历史和现实的、以新价值论为基础的、整体上逻辑一致的经济学体系，才能够取代劳动价值论和传统政治经济学。这是不可能的任务，没有局部的、尤其是首先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论突破，这样的新经济学不可能建立起来。这种意见关键的一环是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本文试从此入手，分析这种意见的合理性。由于马克思研究方法的博大精深，我们只能从近年劳动价值论争论中呈现的具体问题着手，做初步的分析，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对劳动价值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有所助益。
三、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
一般认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即从抽象的劳动价值概念出发，经过逻辑演绎，得出回到具体问题的结论。在这种方法下，马克思主义的各阶段理论发展被看作是不同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一般原理的具体化。这种一般认识是有依据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区分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两条道路：“第一条道路是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例如，十七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和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后一种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9]P103 这里的正确方法指第二条道路，即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马克思的《资本论》也展现了这种研究方法，它从抽象的劳动价值论出发，经过剩余价值论和资本主义积累理论，再现了资本主义的历史、现实和未来。
恩格斯认为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实现了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的统一。采用这种方法，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从最抽象也是最原始的商品关系出发，得以摆脱困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争论，找到经济学正确的研究对象——阶级关系。劳动价值论在最基本的商品关系分析中得到确立，然后逐步深入到复杂的资本主义商品关系。[9]P122—124 这里讲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的统一强调的是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演绎法和归纳法的结合，但也透露出理论的逻辑进展与历史发展次序相统一的含义，正是在后一种含义上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按照历史的次序展开政治经济学体系。这就是对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做出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评价的基本含义。
但是，在提出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之后，马克思紧接着批判了黑格尔的方法，“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形成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因而黑格尔陷入了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神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绝不是具体本身产生的过程。”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批评了黑格尔的“绝对方法”：“世界上过去发生的一切和现在还在发生的一切，就是他自己的思维中发生的一切。因此，历史的哲学仅仅是哲学的历史，即他自己的哲学的历史。”[10]P108 马克思所批评的黑格尔绝对方法正是唯心主义的认识方法，它从绝对观念衍生出现实世界，再回到唯心者自己的观念，这是从抽象到具体再到抽象的方法。蒲鲁东的研究方法是这种黑格尔认识方法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具体表现，蒲鲁东的方法最终也回到他自己的理性。[10]P115 这是马克思坚决反对的方法，他的认识方法在本质上与此相对立，是从实践出发回到实践的方法。然而，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一种普遍的认识方法恰恰是这种非马克思的认识方法。这种方法从抽象的概念出发，不过不是绝对观念或抽象的“人”，而是马克思的抽象概念，从这种抽象概念演化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由于这种方法所达到的“理性”具体的最终源泉不是实践中的具体，而是马克思的抽象概念，所以在实践中，“理性”具体总会与发展的社会实践相冲突。在这种认识方法下，解决冲突的方式往往是从经典理论中去寻找和挖掘，或对经典原理作出新的理解。在这种方式中，认识过程没有止于扎根抽象的“理性”具体，还要进一步上升到抽象：要么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论述，要么回到每个理论家自己的观念，即自己对马克思原理的理解和阐释。两种情况所完成的都是马克思所批判的从抽象到具体再到抽象的认识方法，不同的是，前一种是教条的，后一种是唯我的。
正确认识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不能对经典著作断章取义，应该做全面的历史的理解。马克思说从抽象到具体的道路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接着又说“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地再现。”没有第一条道路从具体蒸发出的抽象，就不会有第二条道路上由抽象再现的具体。两条道路连接起来才是马克思完整的认识方法。我们所说的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只是他的认识方法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具体表现，因而也应该是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研究方法，而决不能是这种研究方法的下半截。从经济思想史来看，政治经济学思想从十七世纪开始发展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经历了第一条道路，形成越来越简单的抽象概念，在此基础上，才能有第二条道路的开始。马克思走第二条道路，离不开前人走过的第一条道路。并且，马克思并不像蒲鲁东那样直接从古典派的抽象概念开始，而是批判地理解这些抽象概念走过的道路，将这条道路与他对资本主义的历史的认识相结合。在思维中，马克思再次经历了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才有综合的判断，构造出体现时代本质的抽象概念，从这些抽象概念逻辑地演绎出资本主义的具体，这才是理性的具体。因此，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是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方法。
具体到《资本论》，其逻辑展开的确按从抽象到具体的方式进行，但是作为抽象逻辑起点的劳动价值论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从古典派那里直接拿来的。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实践的具体充分认识把握了时代的本质，通过对政治经济学史、哲学史、社会主义思想史的批判性理解革新了认识方法。正是用新的认识方法将新的本质赋予了古典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才离开即将倒塌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在马克思那里焕发了生机。这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的长期认识过程。有了这样的过程，《资本论》才得以从劳动价值论出发，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历史与现实的理性再现，完成从抽象到具体的认识过程。因此，《资本论》的研究也实践了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方法，不能以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代替完整的研究方法。
马克思提出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还包含了他带有历史局限性的一种认识。这里强调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形态应该是从简单抽象概念逻辑展开的理论，这种认识与当时的成熟科学（如力学）的一般形式相符。马克思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成功之处在于这种从简单抽象概念开始的科学研究方法，他认为这样抓住了本质，而没有纠缠于现象，古典政治经济学走向庸俗的原因就在于停留于表面现象，“从生活过程的外部”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研究方法。[11]P182—185 与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的两条道路表述相联系，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表述的历史背景：自然科学获得巨大成功和古典政治经济学走向衰落。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做出了第二条道路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的判断，夸大了研究方法中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阶段。他把之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史看作以他的政治经济学为目标的发展过程，而他的理论则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熟的科学，因此，《资本论》应该像牛顿力学从“力”开始那样从最抽象的本质概念开始，也就是从劳动价值概念开始，通过逻辑演绎完成对资本主义从产生到灭亡过程的理性再现。正因为如此，《资本论》的问世使政治经济学成为真正的科学，这暗示了劳动价值论和《资本论》对于商品经济，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的绝对真理性。在牛顿建立的经典力学体系已经被现代物理学宣布为特例的情况下，我们对劳动价值论和《资本论》也需要有新的认识。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即使对于马克思所研究的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有人做出比马克思更加科学完整的分析和阐释也是完全正常的，这是科学进步的正常现象。但是，我们在研究方法上的偏差阻碍了这种正常的科学进程，致使在马克思不曾想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劳动价值论仍然是难以翻越的科学高峰。
马克思效仿自然科学叙述方法的负面效果是对劳动价值论的论证不够充分。马克思没有把他的劳动价值论从具体到抽象的形成过程充分地理性再现出来。《资本论》缺少了改造古典劳动价值论的历史背景、原因、目的、主要方式、本质差异等应有的说明和论证环节，只是从“交换需要共通物”出发，通过设想的原始交换等式用简单的逻辑公式推导出劳动价值论的基本逻辑关系。这种论证很不充分，增强了劳动价值论的神秘性、绝对性和形而上学色彩，削弱了它应该具有的历史性和辩证法特征。马克思在第一版序言中承认第一章是整个《资本论》最难理解的部分，他在第二版对价值做出“更加科学而严密的”分析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在马克思所处时代，借助于斯密与李嘉图对劳动价值论的论证和古典劳动价值论业已取得的理论地位，劳动价值论这个逻辑起点仍能被人接受。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被新古典经济学取代之后，劳动价值论的逻辑基础就成问题了。事实上，大多数读者是先理解了劳动价值论的推论和结论才接受劳动价值论的，而在接受的读者中，真正理解了的并不在多数。劳动价值论基础的薄弱已经形成了现行教育模式下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先接受后理解的学习方式。
马克思对“科学上正确的研究方法”的表述、对政治经济学成为科学的自信、劳动价值论论证的形而上学色彩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特殊学习方式结合在一起，使正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背离了马克思亲身实践的道路，片面强调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构成了对马克思理论教条式理解的认识论根源。
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是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方法。这种方法并不神秘，就是马克思的研究实践向我们所展示的方法：尽其才智和精力之所能，力求准确把握时代的特征和发展历史，充分理解、反思和运用时代提供的先进知识和理论成就，在此基础上构建逻辑一致的理论，并将这种理论付诸实践，保持理论的活的形态，在实践中不断地接受检验。这种方法的本质就是以对历史负责、对社会负责的态度进行理论研究。与此相应的方法论标准是实践标准，理论的优劣在其内容上取决于它所经历的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是否成熟，在形式上取决于它以抽象概念再现理性具体的过程是否成熟，也就是判断理论在何种程度上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这是个两环节相互依赖、交替发展的动态过程，而不是僵死的判别公式。这样的研究方法和方法论标准才是实现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基本保障。理论只有建立在对时代特征及其历史的充分把握基础上，逻辑才能与历史一致，若非如此，即使逻辑采取了与历史一致的次序也是臆想的一致。随着历史进程的展开，只有不断地把握时代特征的新变化，逻辑才能跟上历史的发展。因此，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是动态的一致，而不是凝固的状态；理论只有建立在对先进知识和理论成就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才能充分运用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实现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的统一。这种统一本身也是历史的，随着知识的进步和更多研究成果的出现，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及二者结合的形式都会有新的发展，因此两种方法的统一也是动态的统一，不是凝固的状态。处于运动中的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和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的统一才是马克思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
四、结论
近年来的劳动价值论争论深刻地揭示出长期以来制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研究方法问题，在这个方向上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在劳动价值论争论中，以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政治经济学整体逻辑一致性作为拒绝反驳和质疑的方法论依据与马克思的研究方法背道而驰，丝毫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被夸大了的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很容易走向唯心的认识方法，这种认识方法是社会主义实践的主要障碍。实践中的重大突破往往在于实践者们突破了这种认识方法，回到了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认识方法，重新树立了实践的标准。对于研究劳动价值论这样的基础理论，更应该强调实践的标准，这不仅关系到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更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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