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的香港出版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解放战争论文,抗日战争论文,出版业论文,香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的幼年生活在江苏省青浦县（现属上海）的一个小镇上，说起香港是一个非常非常遥远的地方。没有想到，由于抗日和反蒋，使我两进香港。
一 逃往香港 逃出香港
日本帝国主义燃起战火，逼迫我离乡背井，远走他乡。1941年在桂林又受国民党的逼迫，与《救亡日报》同仁一起过柳州，经湛江，逃往香港。
初到香港，印象里除了到处是洋文外，与上海的英租界差不多，类似“红头阿三”的印度巡警同样使人不舒服。讲到文化生活，比上海差远了，连一个像样的出版社、一本像样的杂志都没有。当地人办的《华侨日报》和几张小报，半文半白，洋腔洋调，只有《星岛日报》还可以看看。至于印刷，简陋得可笑，报纸上的大标题有时用四个四号字拼成方块代替一个特号字；正文中缺少一个“吼”字，就排一个“孔”字，加注：（加口傍）。香港的读者似乎习以为常了。
那时候香港是一个文化落后，商业气息极重，殖民思想浓厚的地方，是少数高等华人的天堂，广大穷苦老百姓的地狱。看到一些面黄肌瘦的孩子在街头卖报，不由得会想到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三五个一群衣不蔽体的孩子在马路上追逐行人乞讨，也是那时候香港的一景。
在香港，最吃香的是英语，最普遍的是粤语，用普通话、上海话买东西或问路，多半会碰钉子。香港人把广东人以外的（包括上海人）都叫作“北方人”。“北方人”到香港第一个印象是从挑夫那里得到的。轮船靠岸，旅客上岸第一件事是雇挑夫，说好给一“门”（元）或二“门”（元）的，到了住地变成八“门”、十“门”了。经过吵闹（其实双方都听不懂），最后多给三五元了事。这是半个世纪以前的香港，如今坐飞机、打的，当然见不到这种场面了。
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大批文化界、出版界、影剧界人士从重庆、桂林来到香港之后，香港的文化生活有了变化。范长江、胡仲持、夏衍、金仲华等创办的《华商报》、中国民主同盟的《光明报》、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茅盾主编的《笔谈》，还有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国讯》旬刊等相继出版。《华商报》的出版部出版韬奋的《抗战以来》，万人争购，几个月内印了五次。新知书店与文化供应社合办南洋图书公司，由吉少甫主持，翻印出版解放区和大后方的书与杂志。生活书店和读书出版社合作开办光夏书店。司徒慧敏、宋之的、章泯等创办旅港剧人协会，公演曹禺的《北京人》，由金山、舒强、蓝马、凤子等主演，引起轰动的效应。正是这一大批“北方人”在香港播下了新文化的种子，使香港一时成为华南的革命文化中心。
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迫使大批文化人逃离香港。那时刻我正在杜老（国庠）主持的孟夏书店工作，杜老主持编务，还有一位专职校对，3个人一个出版社，在短短几个月里出版了郭老（沫若）的论文集《羽书集》，陈原译的《波兰烽火抒情》，葛一虹译的《一个持枪的人》等。炮火一起，先是九龙失守，紧接着日军在香港登陆，所有文化界人士为躲避日军的搜捕都换了住处，失去了联系。
孟夏书店设在一家银号的楼上，自从日军在银号门口枪杀一个平民之后，整天拉紧铁门，谁也不再上街了。却不料夏公（衍）突然找上门来，通知我等待一位孙同志安排我离开香港。为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轻人，在万分险恶的环境下，夏公不顾个人安危特地来通知我，原因是他是我和高汾（《救亡日报》记者）这个党小组的领导人。
几天之后，我按孙同志通知到九龙集合地点，由东江抗日人民游击队派人带我们到达东江游击区。韬奋、茅盾、胡绳、于伶、徐伯昕、戈宝权等大批文化艺术界人士都是走的这条路线。茅盾称这次行动是“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夏衍参与领导和组织了这次大营救。
二 派驻香港 调离香港
第二次到香港是1946年7月，由生活书店总经理徐伯昕派遣。伯昕同志预感到国民党的假和平、真内战将会演变为全面内战，要我和张明西到香港建立一个据点，一是向港澳同胞和南洋侨胞供应进步书刊；二是建立造货基地，储存纸型，以防上海发生变故。
香港遭受日军多年占领之后，几乎成为一片文化沙漠，尤其是进步书刊，更难得一见。生活书店的书刊运到后，委托新民主出版社、大公书店、智源书店、学生书店经销，送书上门，一日一结算。这几家都是小书店。大书店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只销本版书，还有一些中等规模的书店，不经销认为有政治色彩的书刊。国民党一直以生活书店进行赤化宣传的罪名查禁生活版书刊，影响所及，使有些书店不敢经销生活版书刊。
国民党办的正中书局、中国文化服务社当时在香港没有分支机构，只在干诺道一家货栈的阁楼上有一家代理店，似乎只做批发。中环有一家很像样的西文书店，出售进口的洋装书，以洋人和高等华人为读者对象。
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驱使大批民主人士、文化艺术界人士再次流亡到香港，又一次使香港的文化生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1947年夏季，生活书店在皇后大道中开设门市部，推出大批上海出版的本版书和外版书，其中有抗战时期在重庆、桂林出版的，有的是翻印解放区的，由于战火的隔绝，使香港人对其中许多书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有的学校老师带着成批的学生来买书；图书馆抓住这个机会大批采购。生活书店把原定五折、六折优待7天的期限延长到10天，尽量满足读者的需要。生活书店的开业可以说是新与旧两种文化争夺香港读者的一次较量。
生活书店徐伯昕、胡绳、史枚、胡耐秋、程浩飞、陈正为等于1947年夏秋之间陆续到达香港。生活书店总管理处与编辑部随着迁到香港之后，出版工作重心也从上海转移到香港，出版了《韬奋文录》（一卷本），李达的《新社会学大纲》，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马凡陀山歌续集》，高尔基的《旁观者》、《奥莱叔华》等等。还有一套面向青年读者的启蒙读物《新中国百科小丛书》。重印书有韬奋著作《抗战以来》、《青年自学丛书》中的《思想方法论》、《新人生观讲话》、《创作的准备》等等。史枚作过一个统计：
1946年出版新书67种，重印36种（包括上海、香港两地）；1947年新书45种，重印58种（主要在香港）；1948年4月止，新书20种，重印15种（大部分是香港的）。5月以后的数字未及计入。
在1946年，桂林文化供应社赵晓恩带着一批纸型到港，聘请宋云彬主持编辑工作；新知书店唐泽霖来港建立南洋书店，出版《官僚资本论》等书，沈静芷到港后，1948年在九龙开设新知书店门市部；读书出版社派倪子明到港建立据点，带来的书籍由生活书店代销。1946年1月4日《华商报》复刊，先由邓文钊任总经理，不久由萨空了继任，主笔狄超白，刘思慕、廖沫沙任正副总编辑，还建立新民主出版社和有利印务公司，出版毛泽东著作单篇本和翻印解放区的出版物。
期刊方面有章汉夫主编的《群众》周刊（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还有《正报》、《周末报》等。1948年3月，在中共香港工委的文委几位负责人冯乃超、邵荃麟、胡绳、周而复主持下创办《大众文艺丛刊》，由生活书店出版发行。这是一本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论性的文艺杂志，它发表的《文艺的新方向》、《人民与文艺》、《论文艺统一战线》、《新形势与文艺》等对当时的文艺运动具有指导作用，曾经引起巨大的反响。这时候出版进步书刊的新出版业开展统战工作，用组织联谊会等形式团结一大批香港书业界人士，迎接全国解放。
到1948年，敌我形势的变化已经明朗，眼看蒋介石的黑暗统治即将崩溃，胜利就在前面。活跃在香港文坛的夏衍、廖沫沙、杜埃、秦牧、三流等经常在《华商报》的副刊《热风》和《群众》周刊、《周末报》上用犀利辛辣的杂文抨击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激发香港读者的爱国心，引导他们向往民主自由的新中国。香港又一次成为华南文化活动的一个重要中心。
1948年6月6日，周恩来从西柏坡发电给香港工委章汉夫，转胡绳嘱告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负责人：“即将三联工作人员及编辑人员主力逐渐转来解放区”。徐伯昕、黄洛峰、沈静芷随即与文委的胡绳、邵荃麟商定，加速三店的全面合并，建立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三联书店，并制定向解放区派遣业务干部的名单，分批由香港、上海从陆路、海路进入华北和东北解放区。同年10月，建立三店合并后的临时管理委员会，推选黄洛峰为主任，徐伯昕任总经理，沈静芷任副总经理。10月底首批开赴解放区的倪子明、汪静波、蔡学昌等启程；另有毕青、宁起枷等从上海出发。我在1948年12月到上海，准备经南京、芜湖进入解放区，刚刚办好青浦米商的假身份证，突接香港来电要我返港。返港后与沈静芷、戴琇虹、华昌泗等坐船在朝鲜登陆，转道进入东北解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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