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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史研究自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的高潮过后，似乎一直没有什么热点出现，近一二年来这种现象有所改变，即随着日本国内右翼活动的日益猖獗，研究日军侵华期间的暴行罪行及战争遗留问题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课题。1999年出版的与抗日战争研究相关的图书，涉及这一课题的占了多数。
其中一类是揭露日军暴行的，主要有《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章开沅编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 以下简称《天理难容》）、《东史郎日记》（东史郎日记翻译组译，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3月出版）、 《阳光下的罪恶——侵华日军毒气战实录》（步平、高晓燕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 《战时日本贩毒与“三光作战”研究》（李恩涵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慰安妇研究》（苏智良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3 月出版）；第二类是关于战争遗留问题的，主要有《中日间的战争赔偿问题》（袁成毅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花冈事件》（画册）（张国通编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出版）、 《日本的战争责任》（[日]若槻泰雄著，赵自瑞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年9月出版）、《浙江省崇山村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实录——受害索赔，崇山人的正当权利》（张世欣编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2 月出版）等。
一年来有关抗战方面的主要学术活动包括：由南京师范大学主办在南京召开的“东史郎诉讼案研讨会”、在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召开的“中日军事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召开的“日中战争时期在华日本人反战运动国际研讨会”、由上海现代史学会主办召开的“日军在华细菌战问题研讨会”、由张学良基金会和辽宁大学等单位主办的“张学良国际学术研讨会”、由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等单位主办的“海峡两岸华侨与抗日战争学术研讨会”、由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主办的“日军细菌战问题研讨会”等。
这里就我们能收缉到的有关抗战史方面论著中的学术观点评述于下。
一 日军侵华罪行暴行及战争遗留问题
关于日军的暴行，南京大屠杀事件仍是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从1999年度发表的论文著作来看，有更多史料使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轮廓更为清晰，对日本右翼南京大屠杀否定论的打击更为有力。其中以《东史郎日记》和《天理难容》的史料价值为高。
《东史郎日记》是根据作者战争期间的日记整理后出版的，它的价值正如孙宅巍在书评中所写：这部书“从加害者的角度，用一名军国主义士兵的立场和观点，不加修饰地暴露了加害者的残忍行为和复杂思想”，“是研究南京大屠杀资料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日记》的出版对日本右翼企图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无耻行径是一记致命的打击，“因为对这一暴行制造者的记录、承认和公布的事实，日本右翼势力将无法否定。”（注：《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2期）
《天理难容》一书的史料价值与《东史郎日记》异曲同工。按编译者的主旨，该书就是要让事实说话，包括贝德士、费吴生、马吉、威尔逊、华群等10位传教士的日记、书信及其他文字资料给读者展现了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地狱般的状况。而该书最大的价值就在于与加害者和受害者所写的日记、证言和回忆录相比，第三者对历史事件的记载则更为客观更为真实。
与南京大屠杀事件相关联的遗留问题一年来最突出地反映在东史郎诉讼案上。1998年12月22日，东京高等法院继东京地方法院之后，再次判定东史郎败诉。日本评论家津田道夫认为：东史郎诉讼案之所以会出现一而再的错判，其根源是日本目前还不敢正视自己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不愿意承担侵略战争的罪责。1999年1月21日， 在南京举行的“东史郎诉讼案”研讨会上，30多位中国史学界、法学界学者对此案东史郎败诉的原因、实质、前景及各种对策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与会学者认为东史郎诉讼案的前景并不乐观。孟国祥指出：80年代以来日本司法当局对所有二战中遗留的司法案件均判为败诉，由此可见，日本司法机关对这一类案件的审理并无公正可言。只要日本政府对二战问题不作彻底的深刻的反省，东史郎诉讼案败诉的结局是很难改变的。他的预见被今年1月21日日本最高法院终审判决东史郎败诉所证实。
关于慰安妇问题，苏智良编撰的《慰安妇研究》可以称作大陆研究慰安妇问题的第一本学术性专著。作者利用中日文文献资料对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实施的慰安妇制度从其发韧、建立、推广、运作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论述，并通过大量实例对日本军国主义推行的这种惨无人道的丑恶制度进行了揭露与批判。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者对慰安妇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工作，披露了日军在上海、南京等城市设立慰安所的情况。这些研究和调查表明，日军在占领地设立慰安所十分普遍。这些慰安所除了日军各部队命令下建立的以外，还有大量的是由日侨和汉奸开设立的。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刘萍在山西调查现存慰安妇的报告指出：“在战时被日军强征的中国妇女其身份比较复杂，除一部分在较为固定的、正式的慰安所为日军提供服务外，大部分是被日军以掳掠、抓捕的方式带到其驻扎地、据点、炮楼内为日军充当性工具的受害妇女，这种妇女较为普遍，人数也较多。虽然她们不是在慰安所内为日军提供‘服务’，但她们被征集的目的与前述妇女（慰安所中的慰安妇）一样，因此，她们应该算作慰安妇。”她强调不能忽略大量受迫害的中国农村“慰安妇”。（注：以上均见《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2期。）
为推动慰安妇问题的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在1999年成立了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这是中国第一个专门研究慰安妇问题的学术团体。
关于侵华日军化学战毒气战细菌战问题研究，1999年较以前有所升温。步平继1997年主编了揭露日军使用化学武器罪行的《化学战》之后，又主编了《阳光下的罪恶——侵华日军毒气战实录》。该书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日本开发研制化学武器的过程、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在几次重要战役中进行毒气战的情况，并对日军利用毒气制造的几个惨案进行了调查。作者在书中还特别对集中埋藏在吉林敦化巴尔哈岭日遗毒弹情况进行了介绍，并指出这些毒弹和日军在投降时为了掩盖罪行而埋入中国土地和投入中国江河的化学武器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锈蚀的严重，随时都有可能造成致命的危害。解决日遗毒弹遗留问题已刻不容缓。步平还在日本召开的中日军事史国际研讨会上提交论文指出，战争期间日军在战场上对中国军民大量使用化学武器，但是担心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而竭力掩盖，规定了极其严格的保密措施，制造了许多谎言，而那些谎言至今仍然被有的人所利用。由于战后美国别有用心地包庇，化学战的历史被掩盖和淡化，也影响到遗弃化学武器问题的正式承认和认真解决。
关于细菌战问题，《近代史资料》第96号上刊布的日本军部于1946年致七三一部队长北野中将的秘令引人注意。这个秘令的原件为两页日本陆军用信笺。其内容是：指示其不得回国受审，而由增田大佐代替其回国受审，并指示其编造谎言，隐瞒七三一部队进行细菌战试验的罪行。这份秘令的公布，不仅表明日军七三一部队利用人体进行细菌战实验确定无疑，同时也暴露了日本在战后确有掩盖战争罪行的举措。
战争赔偿作为战争遗留问题中的重要一项，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1999年关于这个问题比较有系统的研究成果，当属袁成毅的《中日间的战争赔偿问题》。该书追根溯源论述了近代以来中日间历次战争的赔款问题，并重点论述了二次大战后在日本赔偿问题上的纷争以及中国放弃对日索赔的过程。作者在结语中写道：近代以来中日两国在战争赔偿问题上，日本是竭尽所能恣意勒索，中国人不念旧恶，以德报怨，换来的却是以怨报德，这不能不说是值得深思的历史教训。“中国放弃要日本赔偿在当时虽是出于中国的国家利益，但从长远看来，它却不利于日本全民族对战争进行深刻的反省，日本任何非分之想无疑首当其冲将会对中国构成威胁。”（注：《中日间的战争赔偿问题》，第217页。 ）他的观点在学界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二 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
日本学者藤原彰在他的《日本人的战争认识》一文中，从日本平民的战争责任认识的层面，对战后日本社会出现的关于战争历史的错误认识及其根源进行了分析，并着重探讨了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与当前日本社会政治右倾化的关系。他指出：日本人一般习惯从自己在战争中经受的苦难的经历中理解战争，模糊了战争“加害者”与“受害者”之间的界线。究其原因，是很少意识到战争对亚洲各国的侵略性质。战后的日本历史教育没有向年轻一代正确地传授关于侵略战争的历史知识，从而使日本社会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很不充分。文章认为导致这一结果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产生于战后对日本战争犯罪责任追究的不彻底性。（注：《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4期。 ）津田道夫在《对自由主义史观与司马史观的批判》一文中对自由主义史观进行了批判。他主要对藤冈信胜的“十五年战争史观”和司马辽太郎的“十五年史观”进行了比较。他指出司马氏的历史观有着根本性的缺陷，即回避天皇的战争责任，不承认日本对亚洲邻国有攫取领土的野心；而藤冈氏的历史观与司马史观又有着根本性的“落差”，即“藤冈完全无视‘大东亚战争’的根本原因是对中国的侵略，借口‘美国的挑衅’和‘美国的意图’”。“这与司马氏的立场有着本质的不同。”（注：《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4期，第173页。）津田还通过大量的例证指出“藤冈信胜对于历史事实的误认颇引人注目，即不是如何评价历史的问题，而是在历史事实方面大搞欺骗花招。”而且把“把误认的事实作为论战的观点强加于人”。（注：《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4期，第167页。）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日本右翼“理论家”一贯采用的瞒天过海欺骗世人的伎俩。
步平、王希亮著《战后50年日本人的战争观》一书，以对比的方法，一面介绍了日本反战和平运动及致力于追究日本战争责任、揭露日本战争罪行，热衷和平反战日本各界人士的言行；一面披露了日本右翼否认战争的侵略性质、公然为“大东亚战争”唱赞歌、推诿战争责任的言行。从该书中我们不难发现，日本有一批有良知的人，他们中包括政治家、学者、民间人士，还有一部分觉醒的原日本老兵。他们反对战争，追求和平，谴责为侵略战争翻案，主张反省、谢罪。同时书中也提出警示，一批有能量有背景的政客、“学者”和日本的旧军人在编造谎言，歪曲历史，否认侵略，这批人的影响不可低估。
三 汪伪汉奸政权研究
《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期发表的一组论文， 提出了在这一课题研究中较新的观点。关于汪精卫出逃原因，蒋永敬指出，汪氏出逃“实犯了‘恐日’、‘恐共’之病”，强调汪氏的“恐共”心态与其“投日”相关联。作者还指出在国民党内部患“恐共”病的人还大有人在，只是没有和汪精卫一道出逃。蔡德金认为：汪与蒋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与日本实现和平，而在于如何实现和平。蒋在卢沟桥事变后曾提出了解决事变的四项原则，“这是一个民族，任何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维护民族尊严、国家主权的最低条件”，但是汪精卫与日本达成的“条件”远远超过了这个限度。蔡氏的观点旨在表明，分析汪精卫的出逃原因，不能仅从汪个人的角度，而应从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角度来审视。
关于汪精卫集团的“和平运动”。曾业英针对王克文关于汪伪政权的和平努力“不应该被否定”，汪精卫之流也不应“因此而被视为汉奸”的观点发表了评论，他提出：抗战时期，中日两国相争，各有自己的民族主义，不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就是日本的民族主义。同样，和平也有中国所需要的和平和日本所需要的和平。王克文先生要我们不从中国本位的“民族主义”看问题，那又从哪国本位的民族主义看问题呢？总不要我们——中国人——从日本本位的民族主义看问题、认同日本本位的和平吧？
杨天石的论文《打入日伪内部的国民党地下工作者——略谈何世桢、陈中孚与陆玄南》对这几个人物在抗战期间的行为和身份变化进行了考证，认为他们虽然在汪伪政权任职，实际上却为重庆国民政府从事秘密工作，“曾做过有益于人民的工作，是有贡献的。”邵铭煌《战时渝方与汪伪的地下斗争——以吴开先案为例》则指出，重庆政府在日本攻占上海之后，“还留有地下组织与工作人员，暗中活动；尤其当汪精卫等人出走到沪上后，他们接奉制裁指令，活动更趋活络。日伪反制也不遗余力。”吴开先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杨、邵的论文对汪伪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比较新的领域。正如邵文所言：“冀望更多人延伸触角，探索地下斗争层面，推动汪政权研究趋于多面向，以建构史实全貌。”
四 抗战时期的中国军事
关于抗战初期中国正面战场的战略作战方向和作战重心转移问题，近年来海内外学者有不同观点论争。余子道认为，正面战场“以淞沪会战的全面展开为标志，改变了以华北战场为主要战场的战略格局。正面战场战略作战的主要方向，在此后的一个时期内转到华东，华东战场由此上升为主要战场。这是一个带有战略全局意义的重大变化”。（注：余子道：《论中国正面战场初期的战略作战方向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 ）针对国民政府早有引诱日军改变战略进攻方向“战略谋算”的观点他指出：“淞沪会战开始之初，南京统帅机关并无将全国战略作战重心由华北转移华东的决策和计划。淞沪战场后来成为全国主战场，是由战役进程中诸种因素作用下战局演变的结果；而正是在这个进程中，淞沪会战在实际上成为对日战争作战主要方向变换的枢纽。”因此，把中国军队战略作战方向的被动改变，说成是蒋介石“战略谋算”实施结果的说法，缺乏史实根据。（注：余子道前揭文，《军事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 ）余子道还分析了持上述观点学者所依据的“陈诚1937年8月20 日向蒋介石的建议”和同日“南京军委会发出的关于作战方针的命令”这两件史料。前一件史料陈诚建议“扩大”淞沪战役规模，达到“牵制”日军进攻华北的目的，并未提出把全国军队主力调集淞沪地区，也未提出把淞沪战场提升为全国主战场。对后一件史料，余子道指出，所有引用者都未说明这件史料的原始出处。事实上，它最早出自何应钦1955年出版的《八年抗战》，该书是何应钦在1946年发表的《八年抗战之经过》一书基础上增补内容而成的，其中关于作战方针的内容，是后补的。因此“可以断定，他所说的战略方针，其实是他在抗战结束十年后对武汉会战前战局态势和用兵状况所作的一种回顾、概括和总结。在何应钦的书中绝未说过1937年8 月发布了上述作战方针。”（注：余子道前揭文，《军事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 ）关于战略作战主要方向转移的得失问题，余子道论证：“中国统帅部以大量兵力集中淞沪，既削弱了华北抗日战力，又未保住京沪杭地区；而上海、南京失守，长江门户洞开，对武汉和华中腹地威胁极大。这不能被视为是战略上的成功。”（注：余子道前揭文，《军事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
关于花园口决堤事件，现在多数著述开始从积极的方面肯定它的军事意义，认为这一举措阻止了日军西进，为保卫武汉赢得了准备时间，并改变了日军进攻武汉的路线，造成了中日两军夹黄泛区对峙的局面。马仲廉撰文提出不同观点：一、日军停止西进是在花园口9 日出水之前3日就决定了的，与花园口决堤无关；二、日军按其计划决定的时间，完成进攻武汉的作战准备并实施进攻，未因花园口决堤而改变或推迟；三、日军进攻武汉路线未因花园口决堤而全部改变；四、中日两军夹黄泛区对峙的主要原因是日军兵力不足，并无战略意义。因此，“花园口决堤的军事价值仅在给日军造成了一些困难，使其主力改沿淮河推进为沿长江推进。与豫、皖、苏人民因黄水泛滥遭受的损失相比，这点军事价值不足称道”。（注：马仲廉：《花园口决堤的军事意义》，《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4期。）
关于蒋介石武汉会战时期的军事思想，以往研究较为简单，认为蒋“战略指导失误”，战略上“采取的是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作战方式是“单纯的阵地防卫战”等。敖文蔚认为，武汉抗战时期，蒋介石总结南京失守前中国军队对日作战屡遭失利的教训，战略战术思想有所变化发展。战略上，蒋主张勿单纯防御而尽力开展进攻，勿死守一地而实行节节抵抗，勿囿于内线而讲究外线牵制；战术和作战方式上，主张以侧击击破日军的锥形突击战术，以纵深配备的阵地战和机动作战对付日军的迂回包抄战术。蒋还主张以运动战、游击战等多种作战方式灵活地与敌作战。“蒋介石积极防御的作战思想，是武汉抗战在军事方面取得较大成绩的一个重要因素”。（注：敖文蔚：《武汉抗战时期蒋介石的战略战术思想》，《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6期。 ）于国红分析了武汉会战中日双方作战指导的得失，认为中国方面利用了武汉周边的地形地利，作战指导正确，极大地限制了日军的作战主动权；而日军方面，“变化多，失误多，协调差，预定目的未能实现”。在中国军队制约下，一再更改作战方案，被迫采取了最不利的作战方式。（注：于国红：《浅析武汉会战中日双方作战指导之得失》，《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2期。）王文滋论证了“持久消耗战略”在武汉会战中的作用， 指出：“武汉会战中，中国军事领导集团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作战指导思想和作战方式的转变，中国军队不仅有阵地战，也有运动战和游击战，在达到消耗敌军争取时间的战略目的后，便主动撤出武汉，保存了继续抗战的实力。”（注：王文滋：《武汉会战与持久消耗战略》，《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2期。）田子渝、 吴海晶披露了海外友人赠送章开沅先生的有关陈诚与武汉会战的两则史料，指出两则史料的价值主要有两点：第一，从一个主要面真实记录了武汉会战；第二，记述了陈诚在武汉会战期间主要经历。（注：田子渝、吴海晶：《有关陈诚与武汉会战的两则史料》，《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2期。）
关于皖南事变中项英的责任和中共中央是否有责任、有失误，两种对立的观点争论已久。李良志对此进行了分析，指出：“皖南事变前，中共中央对蒋介石暗中的反共计划估计不足，仓促发动曹甸战役，给蒋介石消灭新四军制造了借口；皖南新四军全军覆灭的结局，项英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同时，中共中央应该负一定责任；当时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有许多过头和不实之处，应该重新予以评价。”（注：李良志：《论皖南事变前中共中央对形势的分析》，《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1期。）
关于印支通道的战时功能，刘卫东认为主要有三点：军公物资通道；对外贸易通道；工矿、学校内迁，华侨机工回国及国内外函件邮递的主要通道。“尽管法国坚持其禁运军火的立场，但该通道仍为中国运进来自苏、法两国的一批重要军火及其他重要战略物资”；“尤其在1939年，经由该通道的对外贸易总值几乎占国统区的一半”。印支通道“功能的多样性是在此以后的国际通道所无法同时做到的”。（注：刘卫东：《印支通道的战时功能述论》，《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
五 抗战时期的中国经济
对抗战时期的经济研究，从一年多的研究成果看，许多学者更加注重实证性的研究。如敌后根据地经济方面：黄正林、阎庆生就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边钞与金融事业、陕甘宁边区的盐业、陕甘宁边区的农贷发表了论文，论证了边钞发行的方针、边区银行业务和边钞发行的作用；分析了边区政府的盐业管理和盐业的作用；论析了边区农贷的特征和意义。（注：黄正林：《边钞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金融事业》，《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盐业》， 《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4期；阎庆生：《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贷》， 《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4期。）国统区经济方面。赵守仁、 陈艳军分析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公路建设中改善旧路、兴建新路的方针、举措，新建公路12737公里。（注：赵守仁、 陈艳军：《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公路建设及其历史作用》，《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
沦陷区经济方面研究成果较多。张利民剖析了日本在制定对华北经济统治政策前的情报搜集工作和引起其政策演变的历史原因， 指出其5个特点：1.政策的针对性强；2.在制定政策和计划中，日军的作用显著；3.日本对华北的经济统治方策，有很强的统一性、计划性和相当的灵活性；4.方针政策和计划的制定与实施有较大的差距；5.日本对华北经济统治方策，充分体现了它在华北实行的是军事殖民体制统治下的超经济掠夺。（注：张利民：《抗战期间日本对华北经济统治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演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
解学诗撰文对七七事变前后的满铁华北经济调查进行了分析，揭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满铁在日本经济侵华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满铁的调查确实具有国策性、基础性、现地性等特征；其中国策性具有决定意义”，因为“满铁的现地调查，归根结底也是从国策（特别是侵华国策）出发的，不是单纯学术性的调查研究活动”。（注：解学诗：《七七事变前后的满铁华北经济调查》，《社会科学战线》 1998年第6期。）解学诗另文对七七事变前后日本对华北经济特别是煤铁工业的掠夺进行了分析、论述，认为日本在该时期对华北煤铁工业的掠夺始终占据华北经济掠夺计划的前列，但其“设有采取在伪满实行的那种由特殊会社垄断的政策，而是使日本特殊资本和财阀资本瓜分了华北战争资源”。（注：解学诗：《七七事变与华北煤铁工业》，《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4期。）
香港经济方面。张丽论析了1937—1941年香港华资工业发展和发展原因：认为其发展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原有华资企业走出了经济萧条时期苦苦支撑的困境，进入其有史以来的黄金年代；二是华资工厂的数量迅速资加；三是工业门类趋于齐全，出现了一些填补空白性质的工业；四是华资工厂的生产在数量和质量上均有相当提高。华资工业迅猛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三点：首先是联邦特惠税制的实行；其次是销售市场的全面扩大；最后是国内工业企业大规模向香港迁移。（注：张丽：《1937—1941年香港华资工业的发展》，《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1期。）
宋士云对抗战时期上海股票市场的复苏与发展、天津股票市场的兴盛作了概要分析、介绍，说明这一时期中国“股票交易的兴盛景象，与日伪占领区内百业凋零的情况形成了巨大反差”，这种畸形繁荣，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殖民地经济的一种表现”。“由于日本侵略者对我国资源的野蛮侵占和我国工商业发展的严格限制，使得投资不振，社会资金没有正当的出路，同时在通货膨胀、伪币贬值、大宗物品和黄金外汇等交易被禁止的情况下，社会游资只得转向股票市场投机”。（注：宋士云：《抗日战争时期我国的股票市场》，《齐鲁学刊》1998年第5期。）
房建昌根据在北京图书馆查阅的抗战时期日文档案的“法币工作”卷，揭示了日军对伪钞法币的制造、流通过程，指出“法币伪钞的流入蒋管区，使已经深为通货膨胀所苦的蒋管区人民生活雪上加霜”。在日本利用伪钞对抗日地区进行疯狂掠夺的同时，“国共方面由于缺乏伪钞制造技术，对日军无法针锋相对，只能处于守势”；“伪钞的流通也严重地破坏了法币在蒋管区和日占区的信誉，为抗战胜利胜利后国民党经济的崩溃埋下了伏笔”。（注：房建昌：《日本在侵华战争时期对重庆政权的伪钞工作》，《重庆师院学报》1999年第3期。）
六 其他问题
（一）社会方面。魏宏运对1939年华北大水灾的受灾范围、状况、灾后赈济、日军的破坏、根据地的抗灾自救等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指出：近代华北自然灾害的周期大约10年一次，而1939年的洪灾是1801年以来最大的。河北受灾最重，94县遭灾，损失难以统计，仅冀中地区即淹田153852顷，灾民1912800人，天津因水灾死亡人数超过1万人，损失4—6亿元。（注：魏宏运：《1939年华北大水灾述评》，《史学月刊》1998年第5期。）忻平综合了近年来有关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人口、文化及其他方面内迁的科研成果，认为“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视角来看，因外族入侵而不得已的内迁，却造成了中国现代化重心、布局与发展方向的调整变动”，内迁促进了后方社会的变化，“尽管不符合常规，却在某种意义上造成了历史的进步”。（注：忻平：《试论抗战时期内迁及其对后方社会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二）思想文化方面。比较引人注意的是关于“新生活运动”和“国民精神总动员”的研究。关志钢论析了蒋介石倡导和发起新生活运动的过程，认为应作全面具体分析，“把新生活运动简单定性‘复古逆流’和‘复辟封建礼教的运动’是说不通的”，蒋这一举措，“尽管其中有不少最后未能真正得到贯彻，但其移风易俗、改良社会风气的作用，无疑应当肯定”。（注：关志钢：《新生活运动“复古论”析》，《江汉论坛》1998年第11期。）曹艺分析了蒋介石于1934年提倡的新生活运动和1939年提倡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的背景、基本思路、实际内容。分析了它们的内在局限性对其实施效果的影响。认为这两个运动“都有动员民众抗战的意图，但它们又都有加强思想控制、为国民党一党专制服务的趋向。同时，两个运动无论在其基本的思路上，抑或是其发动、推展的方式、方法上，都存在着诸多弊病，这些也限制了两个运动的抗战动员目的的实现”。（注：曹艺：《新生活运动和国民精神总动员论析》，《民国档案》1999年第2期。）
日本侵华文学和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也引起了人们关注。王向远的《“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是系统研究日本侵华文学的新著。该书剖析了明治维新后日本文坛对日本侵华“国策”的影响，评介、分析了九一八事变至日本战败后日本侵华文学的猖獗、衰败和死灰复燃，揭示了日本侵华文学的欺骗性、侵略性。指出日本战后文学的总体倾向，实质上不是反对侵略战争，而是反对“战败”，不是反省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而是刻意表现日本人本身的受害。更有一批作家公开为侵略战争辩解。李春燕分析了东北沦陷后，东北作家以“直接的反抗；间接的折射；暗的描写；多种多样的表现手法”4 种形式与日伪严酷的文化统治对峙，坚持文学领域的抗日斗争。（注：李春燕：《东北抗日文学的不同视角》，《东北沦陷史研究》1999年第4期。）
（三）中外关系方面。左双文论析：抗战胜利前后，国民政府曾讨论澳门的收回问题，并形成以宋子文、王世杰为首的外交部“缓进”派和以李汉魂、张发奎为首的广东地方当局“急进”派。蒋介石最终倾向外交部方面的意见，使收回计划落空。原因一是葡萄牙政府不愿归还，为此而打“英国牌”、打“民意牌”，并利用国共矛盾；二是国民政府过于谨慎，错失良机，加上很快陷于内外交困，致收回计划流产。（注：左双文：《抗战胜利前后中国收回澳门的谋划与流产》，《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6期。）宓汝成在与吴景平同名文章中以不同角度， 从财政信贷方面来考察抗战时期外债的形成。他认为：中国战时的外债，是抗战时期军事政治形势的产物，“从而兼具有轻重、多少不等的超乎财征信贷的军事、政治、道义等意义”。“综观战时借款，其条件，总的是合乎国际惯例，平等、合理、两利且有某些优惠；在洽谈过程中，尽管在贷方最初曾一度提出一些有损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的要求；而在我方的主政者、执行者的力予抵制下终收到给以摒除的效果。”（注：宓汝成：《抗战时期的中国外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
（四）人物方面。徐波针对长期以来较盛行的关于抗战初期“张闻天虽为中共最高负责人，却并非中共中央实际上的领导核心”的观点，根据这一时期张闻天对中共政治经济策略、国统区工作、军事工作、组织和人事工作诸方面进行的重要调查，论证：“在组织实施这一巨大转变过程中，张闻天作为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的‘负总责’者，作为党、政、军、团、白区工作等各方面工作的总调度和最高主持人，其所具有的核心的领导者和主将的作用、地位，显然是无可置疑的。”（注：徐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组织实施与张闻天的领导作用》，《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童志强分析了抗战时期饶漱石到华中后的工作成绩和缺点，认为“饶漱石领导华中局和新四军期间的历史功绩是主要的，应当在新四军史上给予应有的地位；不能因为饶漱石解放后的问题而以过掩功，否定他在新四军时期的历史作用”。（注：童志强：《饶漱石和新四军》，《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2期。 ）闻黎明探讨了抗战胜利前夕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延安之行的初衷和访延目的未能实现两个问题。论证六参政员访延任务是实现蒋介石的两项意图：“说服中共接受政治咨询会议”；“劝说中共出席四届一次参政会。”六参政员未完成使命原因有三：一、六人派别、政见不同，无人对使命负责；二、与中共达成的两点共识，乃行前向蒋所提的两大赴延前提；三、民盟内部的分歧对四参政员起着掣肘作用。六参政员的延安之行加强了中间党派向中共方面的倾斜，使国民党企图操纵参政会强行通过国民大会的企图被暂时遏制，国民党冀望的试图敦促中共就国民大会恢复与国民党的谈判使命以失败告终。（注：闻黎明：《六参政员访问延安再研究》，《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2期。 ）李仲明剖析了何应钦在七七事变前后的和战立场，指出何应钦战前在华北与日本斡旋，反为外界称作“亲日派”，深感委屈。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坚决拥护蒋介石抗战的决心与行动，协助蒋督导宋哲元抗战，藉以澄清以前遭到的误解与屈辱。（注：李仲明：《七七事变前后的何应钦》，台北《近代中国》1999年总第13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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