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问题与主义”之争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争论文,也谈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19年7月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处于高潮时期， 因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而引发了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对这次争论中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观点的评价，笔者既不赞同过去那种极端否定性的评价，也不同意近年来有人对此所作的完全肯定性的评价。本文拟就此问题及其影响谈些个人粗浅的认识。
一、问题的缘起和胡适“问题与主义”观点中积极的一面
自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1895年甲午战争后，中国社会已彻底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已成了洋人的朝廷。而中国的先进分子探寻自强之道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相继失败，辛亥革命之最大成果的民主共和制也名存实亡。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所面对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面临危机的困难重重的时代。加之中国传统文化又无法应对，他们就自然而然地把希望寄托在西方，希望在西方找到一种能化解中国一切苦难和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他们终于找到了，这就是作为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精华的“民主”与“科学”，但他们对“民主”与“科学”又作了片面和夸大的理解，把“科学”万能化，把“民主”乌托邦化。问题并不象他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实践证明“民主”与“科学”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于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对寻求根本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之路进行反思，并开始探寻新的途径和道路，如李大钊等人。另一部分人则对根本解决之路丧失了信心，进而否定有所谓的根本解决之道，认为中国社会的问题，只能靠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具体解决。胡适就是其代表人物。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一个思想大解放时期，是各种外来的新思潮不断涌入而被广泛介绍和宣传的时期。其中有达尔文的进化论；尼采、柏格森的生命哲学；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原则；施蒂纳、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各种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学说流派，五花八门，传播的人，也各色各样，一时间各种主义满天飞，而很多人，特别是青年人更是热衷和迷恋于偏向纸上的空谈主义。
直接诱发胡适写作《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的原因，正是胡适在此文中所言的“前几天北京《公言报》、《新民国报》、《新民报》（皆安福部的报）和日本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的研究会’的办法……但是我看了这种消息，发生一种感想，这种感想是：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吗？”（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出自此文）。
民生主义，本来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孙中山指出：“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活，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注：《孙中山选集》下卷，第765页。）而安福部及其首领则是怎么回事呢？
安福部系北洋皖系军阀操纵的政客集团。1918年，在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担任国务总理的北洋军阀政府的支持下，徐树铮、王揖唐等人在北京安福胡同成立俱乐部，成立所谓“国会”。当时，就称该集团为“安福系”或“安福派”。王揖唐，早年在日本学习军事，回国后曾任北洋军阀政府内务总长、安福国会众议院议长、北方议和总代表，为安福系首领之一。
胡适由此得出了三层教训：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
胡适从上述三层教训中，得出了“主义”的性质：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个时代，受了某种影响，呈现出某种不满意的状态时，于是便有一些有心人，观察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这就是“主义”的缘起。
胡适进一步分析了“主义”的进程和结果：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它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此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
胡适还举了“过激主义”的例子进行说明。说现在中国没几个人知道这一名词做何意义，但大家都痛恨痛骂“过激主义”，内务部下令严防“过激主义”，曹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于是也就有了老官僚们在酒席上恐谈“过激主义”和有人对“过激党”胡适的诧异。所以，作为抽象名词的“主义”，其本来的含义往往会被歪曲，被滥用，甚至被用来害人。
胡适认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不去实地研究中国现时社会的实际需要，不去解决实际问题，更是没有用处的。就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而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这种偏向纸上的空谈的“主义”，是极危险的，它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接下来胡适探讨了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究其原因都由于一个懒字。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则是极容易的事。胡适举例说，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议如何解决，这都是要费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见，考察情形，还要冒险吃苦的，高谈“无政府主义”便不同了。买一两本实社《自由录》，看一两本西文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书》，便可高谈无忌了。
胡适认为，同那种避难就易的高谈“主义”的行为相反，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和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
最后，胡适明确指出：“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
为了不引起误会，胡适又强调指出：“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很明显，胡适写作此文的主要目的是，反对当时已有一定普遍性的空谈“主义”的倾向，反对偏向纸上的“主义”。警告人们不要把“主义”当做教条，当做挂在嘴上的招牌，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并提醒人们把一切“主义”当做解决问题时的参考资料，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多得很，应该多研究和解决这些实际问题。胡适的提醒，对纠正当时舆论界偏于脱离实际的空谈“主义”，无疑具有积极意义的。这也正是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所表示的，“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做。这是读先生那篇论文后发生的觉悟。”李大钊明确表示，胡适文中所指的那种，脱离实际偏向纸上空谈“主义”的现象是存在的，并通过读胡适此文而发生觉悟，即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做。连李大钊都承认胡适所指的现象，在自己身上也有表现，由此可见，这种倾向在当时舆论界，并非少数人所有，而是带有普遍性的。因此，胡适的上述观点在当时有它客观性、积极性的一面，即使我们现在看来，仍有它的现实意义。
二、胡适“问题与主义”观点中消极的一面
胡适的“问题与主义”观，尽管没有“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公开提出反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但也不像有人主张的：“胡适的‘问题与主义’观，并没有反对马克思主义。”我们从他文章中所反对的“外来进口的‘主义’”和“根本‘解决’”的观点看，主要是针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
从鸦片战争以来，人们从西方寻求真理的努力，始终是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进行的，而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开阔了人们的思路，开辟了人们对另一个世界和社会制度、另一种思想体系的探索和研究，从而使人们对资产阶级共和国和资本主义文明从怀疑、失望直到逐步抛弃。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成了时髦，成了人们议论和探索的中心，成了公认的新思潮。这种新思潮包罗了极其庞杂的内容，表现为各种名目繁多的社会主义。既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科学社会主义，又有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冒牌的社会主义，如施蒂纳的无政府个人主义，蒲鲁东的社会无政府主义，巴枯宁的团体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工团主义，伯恩斯坦、考茨基的议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小路笃实的新村主义，欧文等人的合作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
在国外社会主义新思潮的影响下，国内谈论社会主义的人也多起来了。国民党中也有不少人把社会主义和古代的大同思想联系起来，如胡汉民便在《建设》第1期发表了《孟子与社会主义》一文。此外， 研究系也在“研究”社会主义，安福系的政客王揖唐也在谈论社会主义，广东军阀陈炯明也在闽南办的《闽呈》杂志上谈论社会主义。
面对这纷纭庞杂的新思潮，当时正在热烈探索改造社会的人们，特别是寻求真理的青年们，他们对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和其他思想学说，也在进行热烈的讨论、比较和选择。邓颖超在回忆“五四”运动时就谈到了这种情况，在“觉悟社”中社员们谈论着各种社会主义，包括科学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注：《五四时期的社团》（二），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52页。 ）瞿秋白也回忆说：“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注：《瞿秋白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3页。）
由此可见，在各种外来的新思潮中，常常引起人们无限兴味和议论最多的是社会主义，谈论社会主义成了一种时髦。这就是连王揖唐这样的人也来谈论社会主义的原因。
胡适在文中所讲的“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中的“主义”，在当时情况下，毫无疑问主要是指社会主义，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和以各种面目出现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
胡适在论及“主义”的缘起，并被演变成一个抽象名词时，他以“社会主义”一词举例说明。他说：“如此‘社会主义’一个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胡适尽管指出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但又说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用社会主义一词来骗人。虽然我们不能直接得出结论说，胡适认为所有的社会主义理论都是骗人的，但是，在此我们无论如何看不出，“胡适对马克思主义有一种好感和肯定的评价。”恰恰相反，胡适明显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抱有偏见和不信任，他是以一种鄙夷的口气谈论社会主义的。
胡适还在奉劝新舆论界多提出和研究一些问题，少谈些纸上的“主义”时，强调指出：“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洋洋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在文章的末尾，胡适又总结性地指出：“‘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
胡适完全否定有什么“根本解决”之道，对“根本解决”鄙夷不屑，而强调对社会问题“根本解决”的主要还是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胡适这里所说的“公妻主义”，也是受了社会上对社会主义的诽谤的影响，而产生的一种偏见。
针对胡适文中所讲的“公妻主义”，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指出：“我觉得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们的一切。”李大钊接着指出，一听人说他们实行“妇女国有”（即胡适所说的“公妻主义” ），就可断定这是人家给他们制造的谣言。美国的
《 New Republic》已登出此事的原委，这原是布尔扎维政府给俄国某城的无政府党人造的。以后展转传讹，人又给他们加上了。李大钊在这里间接地指出并纠正了胡适对社会主义、布尔扎维主义所抱有的偏见和误解。
接下来，李大钊就胡适鄙视和否认“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出：“就以俄国而论，罗曼诺夫家没有颠覆，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今则全部解决了。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就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
李大钊用唯物史观的理论，分析并说明了经济构造在整个社会构造中的基础地位，以及它同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构造的关系。指出经济问题一旦解决，政治、法律、妇女解放、工人解放等问题，都可以解决。李大钊明确肯定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是可行的。
同时，李大钊又指出了“阶级竞争说”，如果不用这个学说去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做工作，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算能实现，也不知迟了多少时期。也就是说，那“根本解决”即经济的革命，不是自发产生的，也是坐等不来的，要靠组织和发动工人阶级的实际运动去争取和奋斗，才能实现。
胡适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抱有的偏见和批评，从他后来在美国时，就写作《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的意图所作的口述中，也可以得到证明。胡适口述说：“我的意思是想针对那种有被盲目接受危险的教条主义，如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等等，来稍加批评。”（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0、191页。）这也和他的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性以及他所奉行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哲学有关。
三、胡适“问题与主义”观点的哲学观和方法论基础
胡适之所以发表文章，主张多研究一个个具体问题，少谈一些“主义”，这和他的实验主义哲学观和方法论直接相关。早在1915年，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期间，就师从并追随实验主义哲学大师杜威，开始信奉实验主义哲学。胡适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注：《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第337 页。）
胡适实验主义哲学的两个重要理论是：实验主义真理论和实验主义进化论。胡适从经验、思想都是应付环境的工具这一实验主义根本观点出发，坚持“有用就是真理”的实验主义真理论。他说：“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是因为他们大有用处所以才给他们‘真理’的美名。我们所谓真理，原不过是人的一种工具。”（注：《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第61页。）他把真理纯粹看成是对付环境的工具，能对付的，便是真理，不能对付的，便不是真理，否认一切真理性认识的客观性、绝对性。和这种观点相一致，他就把一切“主义”都看成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一种纯粹应付环境的工具。
胡适的哲学思想主要是来源于实验主义，但也深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他的名字“适之”就取自“适者生存”之意。胡适认为，实验主义是以进化论为根据的，他依据这种实验主义的进化论思想，认为宇宙、人类社会、道德、文学等等都是时刻变迁的，进化的。他说：社会国家是时刻变迁的，所以不能指定哪一种方法是救世良药，世上没有“包医百病”的仙方，也没有“施诸四海而皆准，推之百世而不悖的真理。（注：《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第170页。 ）他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进化和发展的，而这种进化和发展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社会问题的改良与解决而实现的，世上没有什么“包医百病”的主义能够将一切社会问题“根本解决”。“世界是一点一滴一分一毫的长成的。”（注：《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第65页。）否认有根本性的质变。“五四”运动时期，面对日益高涨的根本改造社会的呼声，胡适一再强调：“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笼统解放，改造也不是笼统改造。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是一点一滴的解放。改造是这个那个制度的改造，这种那种思想的改造，这个那个人的改造，是一点一滴的改造。”（注：《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第133页。）
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也是和他的老师杜威当时在华讲学有关。1919年4月30日杜威应胡适之邀请来华讲学， 杜威到中国时，正是“五四”运动高涨时期，杜威一再强调：“进化是零买的，不是批发的，是杂凑的，不是整包的”，“进化不是忽忽打天上掉下来的，是零零碎碎东一块西一块集合起来的。”（注：杜威：《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见《新青年》第7卷，第1号。）通过杜威来华讲学和胡适的宣传，实验主义哲学观和方法论，在当时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因此，胡适提出对“问题与主义”的看法，主张一个又一个、点点滴滴地去发现，研究和解决具体问题，强调少谈些抽象的“主义”，认为社会问题只能靠点点滴滴地改良，靠解决一个又一个具体问题去改善，很难实现所谓“根本解决”，这实际上就是实验主义哲学观和方法论的一种表达。
四、对胡适“问题与主义”观点的极端否定及其消极影响
“问题与主义”之争，在当时虽有一定的影响，但从参与争论的人员和争论持续时间看，影响并不太大。然而关于这场争论的评价和认识，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从当时争论的双方看，特别是就李大钊和胡适二人的文章看，他们主要是从正面论证自己的观点，相互的批评和指责并不多，是以一种善意的态度交换意见、讨论问题的。正如李大钊在文章中强调指出的，他的主要论点有的和胡适的意见“完全相同”，有的和胡适的意见“稍相差异”，但却可以“互相发明”。这场争论虽然带有一定的阶级性，争论双方在观点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别，甚至是实质性的差别，但并非如有人所说是胡适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恶毒攻击”。
可是从30年代开始，有人对这场争论的评价，就开始偏离其历史轨迹，带有明显“左”的倾向了。到了建国后的50年代，在对胡适及其思想的全国性的批判中，进一步将其“问题与主义”观同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直接联系起来。在批判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定势：凡是胡适提倡和主张的都是错误的、反动的，只有反其道而行之才是正确的、革命的；胡适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于是研究实际问题就常常被视为改良主义、实用主义、机会主义，甚至反革命，只有空谈“革命”的主义、唱高调，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才是革命。实践证明，这种“左”的极端化的否定和批判，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具体表现在：
第一，在引进外来的“主义”和思想时，如何把外来的新“主义”和新思想，同中国社会的实际结合起来，胡适首先发现并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用处的。”“我们下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我们在批判胡适思想时，事实上淡化了这个问题，甚至又犯了胡适所批评的这种错误。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在引进外国新“主义”的时候，如何认真研究中国的实际，如何把外国的“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确是个大问题。特别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关系到革命和建设事业成败的大问题。建国以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一段时期，实际上我们一直未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在革命队伍中形成了一种忽视研究实际问题，忽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做指导，实事求是地去研究和解决革命与建设中遇到的大量的实际问题，只会脱离实际地空谈马克思主义的不良倾向。事实是，什么时候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结合得好，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能顺利发展，取得胜利，否则，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会出现挫折，甚至失败。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对“根本解决”产生了片面的认识。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势力联合统治下的旧中国，要想彻底解决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妇女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等等具体问题是不可能的。因此，宣传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在马列主义思想指导下，推翻反动政权的政治、经济统治，实现对社会制度的“根本解决”，当然就成为革命的首要任务和核心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当时其他社会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就毫无意义，也不意味着实现了社会制度的“根本解决”，建立了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后，其它一切大大小小的具体问题也都随之一劳永逸地得到了解决。恰恰相反，建国后，我们所面对的是大量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理应全力以赴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研究和解决事关国计民生的各种具体问题。可是仍然有一些人习惯于高谈“主义”，不去切实研究和解决具体问题，事无巨细，都要首先划分它们是什么“主义”，是姓“社”还是姓“资”，把大好时光都浪费在了兴无灭资，批判修正主义上。这不仅形成和助长了“左”倾思想的蔓延，而且严重干扰和破坏了社会经济发展。
总之，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之观点，在当时，既有它客观的、积极的一面，也有它主观的、消极的一面；既是其实验主义哲学观和方法论的表达，也是其小资产阶级阶级性的体现。几十年来，对胡适及其思想，尤其是对其“问题与主义”之观点的极端化的否定和批判，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当然，现在有人又对胡适进行彻底平反，对其“问题与主义”之观点完全加以肯定，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收稿日期：1998—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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