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机遇及其得与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机遇论文,得与失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非常强调抓住机遇，抓住时机，发展自己的问题，他一再告诫人们不要丧失机遇，丧失时机，并且指出：“对于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1〕这一思想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带有全局意义的一个重要思想。
机遇，从哲学意义上来说，涉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最广泛的关系问题，是同客观必然性、偶然性相关联的概念。它的内核，借用恩格斯的话，就是“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2〕因此， 机遇无外乎是事物联系和发展进程中客观规律的必然外化。
就机遇一般而言，它首先是时间学上的概念。它是由众多因素交互作用，耦合而成的生存与发展的最佳时间区。在同一个时间单位内，这一时区所蕴涵的时间价值量远远大于平常时间里蕴涵的价值量，可以这样说，前者是后者的倍加。然而，机遇不是纯粹的物理时间，它是个社会概念，具有社会的内容和社会属性，所以机遇又可以称之为事机。自然界给予的时间是无始无终、均匀持续的，机遇则是一个有限的时间概念，它有始有终，存在于某个时段上，因而从物理时间的角度上说，机遇不可能是重叠的和每时每刻都会有的，时断时续、时有时无是它存在的必然状态。机遇是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结果，是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事物发展的因素和条件达到一定的排列饱和状态，才会生成一个机遇。
机遇不具有实体，摸不着，无声响，无颜色，所以它天生具有隐秘的属性，但是，机遇又是可以感觉、认识、把握和充分利用的。机遇存在于事物纵横交错的联系网络之中，具有演化发展的深层性和变异性。特别是大的战略性机遇更是如此。你要识其“庐山真面目”，进而掌握它，运筹它，就要占有大量的资料和信息，通过分析研究，透过表层现象，把握事物发展的脉搏。
二
机遇表现于社会历史领域，我们不妨称之为历史机遇。历史机遇，说到底，是社会获得的一种突破性发展的契机或有利条件。
人类发展史，可以说是一部历史机遇的得失史。古今中外哲学家所孜孜探究的各种社会哲学范畴，从其本意而言，都是试图逐渐深刻地揭示社会的实质和历史的规律，都想指引人类更加自觉地把握历史机遇。
马克思毕生都把社会运动看做服从于一定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并希望人们能以科学的态度去研究历史的途径，即把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又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这种规律性，马克思是从“一切矛盾趋向的总和”的角度来考察的。〔3〕恩格斯则是从“现实生活”中发挥影响的“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即“历史合力”的角度来考察的。〔4〕也就是说，是从社会有机体的“一切矛盾”、 “一切因素”中去考察客观规律。客观规律也是一个过程性概念，即从历史的“一切矛盾”、“一切因素”到历史规律再表现为历史机遇。规律蕴含在事物和历史的深层，人们无法直接把握它，只能通过它所传递的本质信息来认识、掌握和利用它。这种本质信息的展示，往往就是一种历史机遇的到来。
人类是历史的主人又是规律的使者，它总是在创造性地完成规律交付的任务。在一定时期，历史规律总是要向人类提出必须解决的严峻的历史任务，同时也会提供相应的发展条件。这一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作了深刻的说明：“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5〕这种历史条件一旦成熟，就意味着完成一定的历史课题的机遇已经到来。历史规律正是通过历史机遇的不断出现为自己开辟道路的。
任何历史机遇的酿成，都不是一个自发的、偶然的过程，在纷繁复杂的表象背后，在偶然性中潜伏着铁的必然性。历史规律之所以必然外化为历史机遇，是社会基本矛盾以及由此决定的各种社会矛盾乃至国际矛盾交互作用的结果。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支配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这是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历史规律的存在和发展，决定着历史进程的基本方向，推动着历史向前发展。历史总是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要素的相互制动来发展自己的。在历史机遇形成过程中，最活跃的决定性因素还是现实生活中的生产和再生产，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生产力在前一阶段的每一步发展，都在为下一阶段积聚发展的条件和力量，都在为自身创造新的机遇。每一历史机遇的出现，就是在召唤人们去为生产力持续不断的发展开辟道路。在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阻碍或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时，历史机遇就促使人们通过社会调整或社会变革来解除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从人类历史进程的总体来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始终是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首要课题。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社会变革也会成为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因而历史规律外化出的历史机遇可以分为两大类型。第一类是以改变和完善生产关系为首要任务，即社会变革类型。这类历史机遇一般是随着社会基本矛盾、阶级矛盾以及国际矛盾的激化而出现的。越是成为各种矛盾焦点的民族或国家，历史越是能够提供出更充分的有利于社会变革的机遇。这种历史机遇的出现，会带来社会发展的质的飞跃，甚至会出现“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所带来的“跳跃式”的社会进步。这决不是什么历史发展正常轨道的“脱离”，也不是什么“社会病态”的表现。用列宁的话说，这“是人类社会历史中最有生气、最重要、最本质、最具有决定性的关头”。〔6〕革命的阶级一旦正确地认识、把握和运用这种历史机遇，就会开辟历史发展的一个崭新的时代。历史经历了一个动荡、分化、变革的阶段之后，会出现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发展和繁荣时期，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建设重新成为历史的主题。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它所决定的各种矛盾在激烈的爆发中或是得到暂时的解决，或是得到一定的调整，这就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当经济联系有了新的发展，生产运行机制出现了更新，特别是新的科学技术被应用于生产过程，就会产生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机遇。这就是历史规律外化的第二类历史机遇。这种历史机遇的到来，将带来社会发展的迅速积累，任何一种社会当它还没有结束自己的历史使命，还能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余地的时候，都有可能利用这种机遇把社会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三
一定的历史机遇，应当孕育一定的历史成果，但是一定的历史成果并不是在一定的机遇中自然生成的，历史机遇的出现仅仅为社会的迅速发展提供可能性。历史的发展和自然界的发展一样，都是客观的过程，但历史发展是通过人的自觉活动实现的。在历史机遇面前，人们的主观能动性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没有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历史机遇也就无法施展它的历史作用。人们的主观能动性是促成一定的历史成果不可缺少的一环，也是实现历史规律所必需的主观条件。
历史的进程，有跌宕起伏的时候，有平缓渐进的时候，也有飞跃迈进的阶段。每当历史处于飞跃性迈进的阶段，社会发展往往出现错综复杂的状况，原来落后于时代的民族或国家可能会一跃走在时代的前列，而原来同时代并进的民族或国家可能会甩到时代的后面。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出现跃跳式前进，社会获得突破性发展，大都是借助于历史机遇实现的；而一个民族或国家突然落在时代发展的后面，也常常是因为历史机遇的丧失造成的。当一个或几个民族、国家成功地抓住了历史提供的发展机遇，使社会获得突破性发展，就会极大地改变时代的面貌，加速历史发展的步伐。
对社会主义的历史稍作考察，我们不难发现，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从一国到多国格局的形成，都得力于历史提供的发展机遇。在社会主义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同样也有一个借助和把握历史机遇的问题。社会主义曲折和困境的出现，虽然不能完全归结为某一历史机遇的丧失，但是在把握历史机遇上出现偏差和失误，确实也使社会主义经受了更多的曲折和苦难，甚至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可以说，社会主义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同历史机遇的把握联系在一起的。
进入20世纪以来，社会主义浪潮在东方世界的涌起，应看作是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历史规律的表现，是经济文化不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其政党的领导下，及时明智地把握历史机遇而产生的结果。
但是历史机遇决不是带有随意性的东西，它总伴随着矛盾、伴随着规律，贯穿于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当一次历史机遇的成功把握，冲破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桎梏之后，新的历史机遇又会随之而生。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这两类历史机遇重复交替，循环往复，就促使社会生产力在发展中求解放，在解放中求发展。正是在这种进步性的反复中，历史将不断前进。因此，当我们成功地把握一次历史机遇后，就必须尽快调整角色，为把握下一个历史机遇作准备。
当然，对机遇能否成功地把握，并不会改变历史规律的方向性。当一次机遇丧失后，规律仍然会以另外形式再一次赋予新的机遇，直至规律的实现。这就是规律的不可抗拒性。但有一点必须牢记，丧失机遇，必然要付出沉重的代价。马克思在说明另一个问题时，事实上道出了一个普遍真理：“人类历史上存在着某种类似报应的东西”。〔7〕
当一些民族和国家得益于特殊历史背景中的特殊历史机遇，在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土壤上树起社会主义旗帜后，都面临着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共同课题。这些国家的政党和人民在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的同时，还要为社会主义的自身发展创造条件，去完成由于历史跨跃而留下的实现生产力高速发展这样的课题。为完成这一课题，历史也曾给社会主义国家带来极好的契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主义在东方世界的崛起，结束了资本主义横行于世、一统天下的历史。帝国主义曾经试图以武力消除社会主义的存在，中国抗美援朝的胜利，彻底打破了帝国主义这一梦想。社会主义的存在成为西方世界不得不接受的现实。从50年代中期起，国际环境趋向相对平稳，时代的主题由战争与革命开始向和平与发展转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对外掠夺扩张转向致力于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调整，通过缓和社会矛盾，消除阶级统治的后顾之忧，争取经济发展的繁荣；一股科技革命的浪潮已经悄悄兴起，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已经充分显露。这对刚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来说，无疑是争取社会主义大发展的有利时机。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已牢固地掌握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手中，人民大众因社会主义给他们带来了应有的尊严和地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显现出无比的热情和极大的奉献精神。遗憾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未能充分利用好这次历史机遇。它们未能及时根据时代主题的变化调整自己的战略思想。在观察国际形势上，依旧从战争与革命的观点出发，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战争爆发必将加速世界革命的进程，导致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这种战争不可避免论和世界革命论的错误估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干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外政策和社会主义发展建设的战略部署。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由于有的党和国家大搞大党主义、大国主义，引起了历时长久的意识形态上的纷争和国家关系上的对立和冲突，使社会主义国家的注意力发生了严重的偏移。不少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未能把发展生产力、搞好经济建设置于首位，而一直把阶级斗争视为社会发展的主题。工作重点的错位，必然使社会主义国家无法去正确认识和把握争取社会主义发展的机遇。除此之外，有些社会主义国家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没有足够的认识，对世界性的科技革命的兴起及其作用，也缺乏清醒的估计和科学的分析。由于如此种种原因，社会主义国家最终错过了一次可以获得巨大发展的历史机遇。当人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社会主义进程时，不能不痛切地感到，这次机遇的丧失极大地影响了社会主义发展水平，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形象和威望，甚至给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日后的危机埋下了伏笔。
四
历史机遇的把握关键在于人类的行为原则，在于形成超前思维。这种超前思维，是以捕捉、运筹机遇为目标的。
首先要促成历史机遇。历史机遇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对于机遇，你可以决定对它的取舍，但不能决定它的有无。但历史机遇的客观性并不表明人类在它的面前总是处于被动的地位，对它只能作图腾式的膜拜。事实上，当人们掌握了它发生发展变化的特点后，是能够通过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作用于它。也就是说，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是参与历史活动的能动者，所以人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促成历史机遇的形成。因为任何事物，当其构成的相关因素达到一定状态的排列组合时，从外部加进一定的能量，就会起到“助产”的催生作用，使其发生质的变化，出现一个新的形态。
其次是捕捉历史机遇。历史机遇所具有的隐秘性特征，决定了历史机遇的把握首先有个捕捉的问题。只有捕捉它，才能使其成为社会历史活动的现实性因素，进而运筹它，挖掘它的内涵，顺应潮流，排除风险和挫折，推动历史的进步。捕捉历史机遇，就要善于从历史发展的多方面的联系和交互作用支点上、多过程推进的脉搏上，去预测社会运动的新态势、新动向、新趋势。
再次是运筹历史机遇。如前所述，机遇蕴涵着较大的时间价值量，但这种价值量不是现实地摆在你的面前，它以潜在的形态存在，必须通过人的参与活动进行发掘，把它转化为现实的成果。机遇是个或长或短的时区，也是一个过程。因此在时区内如何选取时点，在过程的哪个阶段投入什么活动和物质要素才能获得最佳效益，实现预期目标，就有个机遇的运筹问题。如果投入的条件准备不足，往往会坐失良机，甚至要付出历史的代价。
历史机遇形成背景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而且从空间来讲，当一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置身于世界大环境圈，国际上的变化情况也将进入到机遇的背景材料之中，造成机遇的历史背景情况更为广大和复杂。因此，在对历史机遇进行预测和把握时，超前思维必须具有广阔性、深邃性的品质。
由于中国多次失去发展的历史机遇而大大落伍。然而，历史前进的车轮无法阻挡。历史对人类的过失无情惩罚，又会提供机会让人类弥补过失。历经坎坷的中国，应该说，又一次面临着新的历史机遇。
当代国际关系似乎是一个难解的司芬克斯之谜。立足世纪之交，环顾茫茫大千世界，国际关系风诡云谲。1989年至今的短短几年是世界的多事之秋，全球发生了一系列二战以后关系到世界政治—经济结构的最巨大的转折性事件，世界政治地图一变再变。但透过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仍然可以看出，当今世界占据主导地位的矛盾，是基于不同的国家利益，主要在经济领域展开的关系国家兴衰成败的剧烈竞争。国与国之间的重点由偏重于军事竞争加速转向经济发展的竞赛，传统的目标和手段逐渐为经济的目标和手段所代替，国际关系中的政治斗争也更多地融进经济上的抗争。以经济为重点的世界竞赛可能使世界各国的力量对比在21世纪发生重大的变化。国际上出现的发展重点的转移，是同中国的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相吻合的。因此，中国可以把注意力更集中地放在经济发展问题上。只要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就可能使自己在21世纪的世界取得有利的地位。
科学技术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国际上有经验分析证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有90%是靠技术进步而取得的。没有快速的技术进步，穷国永远休想达到富国的水平。当今不断加速的世界科技革命，无疑对中国的飞跃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新的科技革命已经把世界带入了一个近似一体化的科学时代。科学技术发展不同于以往，不可能处在封闭系统中进行，各国之间交流与合作大大加强，技术转移、扩散的速度加快。这为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吸收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迅速接近世界先进科技前沿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中国作为一个拥有自主能力和相当强的科技力量的国家，把依靠科技进步发展经济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走向世界，积极参与国际的科技发展交流与合作，就会在新的国际环境中，为在科学技术方面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向前迈进一大步。科学技术的迅速进步，必然会带来中国发展的新突破。
怎样才能成功地把握这一新的历史机遇？并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关键仍在于必须以最诚实的态度遵循历史发展规律。
如前所述，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社会形态被跨越了，但落后的生产力却是无法跨越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关系有一定的“适应度”。只有在这个度内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适应度太低，达到下限，就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把生产关系形式的水准设计过高，突破上限，又会造成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脱节”，生产力也不能得到迅速发展。经过了“阶级斗争扩大化”、“一大二公”、“消灭商品经济”的时代后，我国面临的首要课题就是要改革，如实地承认生产关系适应度的上限，把某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形式“下调”，以有效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里诞生，也导致了生产关系内部特有的二重性矛盾，即总体性质与其具体形式的矛盾。在总体性质上，生产关系必须保持社会主义导向，而在具体的生产关系形式上还允许一些非社会主义的东西的存在，以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改革的进程、改革的效益总是与历史机遇的把握成正比。我国十几年来正循着正确的方向，一步一步深化着这一探索。从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的第一阶段，承认了我国处在生产力落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这一阶段的改革，还没有从根本上触及旧的体制，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还很难为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创造更大的空间。从90年代起，开始进入全面改革时期，中央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前正处在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重要时期。这一阶段，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许多阻力和难题都会突现出来，诸如中国工业化时间晚于发达国家100—150年，发展起点低，工业化基础薄弱，历史负担重；又如，人口过多，国有企业活力不足，高经济增长率与高通货膨胀率并存，农业的基础地位仍不牢固，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差距继续扩大，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环境质量相对下降，以权钱交易为核心的腐败问题连禁不止，等等。
同时，从工业化的历史经验看，工业化中期既是多种经济发展变量变化最剧烈的时期，也是政治、社会结构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
阻力和难题在所难免，这是我们把握历史机遇过程中必然的、正常的历史现象。因为每次历史机遇的出现，同时也伴随着种种挑战。机遇和挑战是共生并存的。把握机遇，要从迎接挑战开始，回避挑战或在挑战面前退却，必然导致机遇的丧失。
注释：
〔1〕见《人民日报》1993年1月23日。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477页。
〔3〕参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33页；第2卷，第586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
〔6〕《列宁选集》第1卷，第729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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