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与智慧的本土管理研究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中国传统论文,文化与论文,本土论文,智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编码:10.3969/j.issn.1672-884x.2016.08.002 在过去一个世纪，管理学成为西方的一门显学。经过几代学者的探索与研究，管理学已被学术界确立为一门对行为科学有实质及重要贡献的独立学科，而管理学发展出来的概念和理论，例如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波特提出的五力模型和一般竞争战略(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和聚焦战略)以及麦卡锡提出的4Ps(营销组合)等，已被视为每一位管理人员必须认识和掌握的管理工具和模式。 自1979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管理学的理论也随西方的商品及意识形态一起被引入并学习借鉴。经过30多年的实践，从事管理实务的高管人员及从事相关研究的中国学者开始反思以下两个问题：①植根于西方土壤的管理学理论和分析架构，是否完全适用于不同的文化和政治环境，例如中国；②中国传统的智慧和哲学思想，能否补充主要由西方发展出来的管理学的不足之处，并为其未来发展提供养分。要回答以上两个问题，需要对中西文化和管理的差异有深入的了解和分析。 1 东西方文化和管理的差异 1.1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西方文化主要受三大古代文化的影响，它们包括：①希腊文化，它孕育了西方追求科学及逻辑的思想；②罗马文化，它为西方完整的法律系统提供了基础理念；③希伯来文化，它阐释了人的来源，以及人与大自然及神的关系。西方三大传统文化造就了一种长于逻辑思辨，崇尚科学，热衷于知识、权力、法治以及追求物质生活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深深影响了西方宗教、思想等方面的发展。追溯西方的哲学发展，由希腊苏格拉底开始，到他的学生柏拉图，以至亚里士多德，都专注发展理性，因而形成宗教及上帝的概念。 相对于西方文化，影响中国文化至为深远的，则为儒、释、道3种思想或宗教理念。儒家思想强调个人的品格修养及如何建立人与人的关系，“仁”、“义”、“礼”、“智”、“信”、“五伦”等观念为儒家所倡议，并由此衍生出中国文化中一些用以维系社会中人与人的交往以及建立和谐社会的独特机制，例如人情、关系及面子等。佛家的理念主要强调人与时间的因果关系，当今的果是前世种的因，而今世的因结出来世的果。佛学的“因”、“果”、“业”、“报”等观念也深深影响了中国社会和文化。道家思想则强调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主张人应与大自然维持和谐的关系，并致力达到“天人合一，浑为一体”的境界，正如庄子所云：“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除了儒、释、道之外，法家的刑法思想、墨家的博爱思想对中国文化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1.2 东西方管理的差异 整体而言，西方的哲学思想是基于人为万物的中心，环境与外物皆为辅。此外，为了维持人的自立和独立性，西方文化特别强调平等、自由以及法律等观念。相对而言，“和谐”——维持内心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则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理念。基于此，中国社会往往出现重关系、人情、面子而轻平等、法律等现象。MA等[1]通过研究中国最成功的15名企业家的管理实践，发现他们最主要的领导与管理理念是法，其次是儒，最后是道。在企业界，许多中日韩公司将《孙子兵法》列为其管理骨干的必读书目，以寻求竞争环境中的制胜之道。CHEN等[2]从“左右兼顾”的视角考察了亚洲企业后认为，比起西方企业，它们更善于同时兼顾毫不相干甚至有时彼此干扰的两个目标，像拥有同样灵活的左右手一样。这种左右兼顾的做法在促进企业短期增长的同时，还确保了企业在全球市场的长期竞争地位。左右兼顾和亚洲企业的文化(如阴阳)和制度(如规则不确定)传统是一致的。 东西方在制度、哲学思想、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情境差异，使得东方社会有着不同于西方的管理实践与商业体系。“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它的落脚点。中国文化强调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正己正人之学”或“修己治人之学”这一命题，不同于西方管理科学，它是从体用相结合的理论高度来立论的。儒、释、道在内的中国管理哲学，都强调管理主体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塑造，强调首先要管理好自己然后再管理他人。这是东西方管理的一个本质性差别。中国管理哲学有“有为而治”和“无为而治”两种基本模式以及多种管理手段，都强调重视实际，主张在变化之中探索最切合的方法，而忽视硬性规定的制度建设。西方管理理论强调黑白分明，着重计算和执行，更偏重硬实力管理的工具、方法和技术。而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包括《易经》、《道德经》和其他经典，着重形而上的思维方式，更偏重软实力的管理智慧，是为“道”，这是中西方管理的基本差异。 2 中国传统文化与智慧 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企业界和学术界经过系统的学习，已经对西方管理理论的工具或概念相当熟悉。但是随着时空的洗礼和验证，企业界普遍发现在管理决策时，这些由西方学术界开发出来的工具或理论，存在着一定的不足或缺失：它们只是管理的专业知识，而不是管理的智慧[3]。企业领导人在决策时，他们需要的不仅是专业的知识，更需要的是管理的智慧。因知识只强调决策的系统性，而智慧则强调决策的灵活性；知识受到时空的限制，而智慧却具有永恒的特性和价值；知识会因时而变，智慧则历久弥新，而且能够灵活变通。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我们对西方的了解不够，对中国自己的了解也不够。中国老祖宗的这些东西是已经过时了，可是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智慧却没有新旧，很多东西是越久越香，历久弥新，只是你会不会运用的问题[4]。 习近平强调，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中国传统文化和智慧为中华民族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滋养。今天，中国传统文化依然能以自己独特的魅力，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哲学，特别是先秦哲学，为构建中国本土管理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及坚实的基础。中国两岸三地的学者在如何将中国传统智慧应用在管理方面，已有不少研究和讨论。比如，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华人管理研究中心编著的《华人管理之挑战；管理学本土化之验证》就是其中典型代表。这些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得出以下3个初步结论[5]：①西方的管理理论应用于中华文化的土壤时，需要进一步的验证和修改；②中华智慧可补充西方理论的不足；③中西智慧的配合，可将管理理论提升至一个更好的层次。因此，西方管理学与中国传统智慧应互取所长，而非互相排斥。 3 中国传统文化智慧与现代管理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座管理文化资源极为丰富的宝藏，葛荣晋[6]认为它主要由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两部分构成。在理论层面上，主要有4点：①中国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治国方略与管理之道；②中国历代文人学者作品中所蕴涵的管理思想；③中国古代兵书中的管理之道；④中国古典小说和史书中的管理思想。在实践层面上，主要包括三方面：①明清商帮的经营理念和管理艺术；②近百年来的海外华人企业家的成功管理之道；③建国以来中国大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管理经验。对于这些中国文化智慧，必须与时俱进，站在时代精神的高度，对其进行新的诠释，为现代管理带来借鉴和启示。 几千年来，我们仍然停留在“悟道”的抽象层面，没有结合中国现代企业的管理实践而进行情景化和理论化探索。中国近现代落后于西方，我们缺乏文化的自信和足够的话语权，导致许多学者有强烈的自卑心理，认为我们提出的东西不是前沿，不是大理论，盲目追随西方。其实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道家核心思想的阴阳哲学便是中华民族传统管理智慧的优秀代表，阴阳鱼图高深莫测，具有典型的“整体论”特征并能够“提纲挈领”。下面就以道家智慧为重点进行阐述其在现代管理中的思想应用。 3.1 阴阳平衡思维及其应用 道家老庄运用阴阳思维说明了万物的起源以及如何达到阴阳平衡的状态。作为“道”的最为本源的规律，“阴阳”思维可用“相生相克”为主题的阴阳平衡(Yin-Yang Balancing)理念具体表述[7]。什么是阴阳平衡或阴阳思维呢？太极图已经涵盖了智慧的精髓。从两个阴阳鱼的太极图中我们可以看出，阴阳代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相互依赖，相互转化，其核心原则是“对立互补”，既对立又统一。阴阳二元动态平衡哲学具体包含三大原理：①整体性原理；②动态平衡性原理；③对立统一性原理。阴阳平衡还能够用于现代管理研究中，钱·金教授和勒妮·莫博涅博士的《蓝海战略》就可以视为一部应用阴阳思维的经典之作。红海与蓝海本身就是一对阴阳，而且蓝海战略的具体操作工具，即四步动作框架(剔除和创造；减少和增加)就是两对阴阳[8]。阴阳二元平衡思维有着丰富的哲学底蕴，作为中华民族理性与智慧的结晶，其所蕴含的系统论和辩证法思想对于各种管理困境的解决有许多的启示。借鉴阴阳哲学，企业可以更好地在各种管理悖论(如探索式学习与利用式学习，非市场战略与市场战略的整合等)中实现阴阳平衡，从而推动自身可持续发展。 3.2 道家智慧与企业成功之道：华为与乐高 (1)华为与任正非的“灰度管理” 1987年，年满43岁的任正非和5个同伴集资2.1万元在深圳成立华为公司。28年后，华为公司由默默无闻的小作坊成长为通信领域的全球领导者。2015年华为实现全球销售收入3950亿元，同比增长37%；净利润369亿元，同比增长33%。而且华为整个集团超过70%的收入来自于海外，是一家真正的全球化品牌企业。消费者业务是华为2015年度最显著增长亮点，消费者业务收入达129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3%。在Interbrand全球品牌100强排行榜中，到2013年为止，中国企业品牌的上榜数量还是零。2014年中国企业中仅有华为一家名列其中，位列第94名，2015年华为的排名已升至第88名。中国企业国际化有3个不同阶段的转型升级：“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走出去”意味着让全球都认识该企业和品牌；“走进去”意味着成为当地的主流产品；“走上去”意味着真正成为全球品牌。可以说，华为真正实现了中国企业从“走出去”升级为“走进去”和“走上去”。华为的巨大成功和任正非的企业管理哲学(华为之道)有着密切的关系。 武亚军[9]通过整体认识和把握任正非关于创新创业的重要讲话，并对其进行扎根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任正非具有典型的“悖论整合式”思维模式。他能够在两种矛盾或对立的因素中进行悖论式整合从而形成统一的战略对策。早在2000年前后，任正非在讲话中就开始明确提出所谓的“灰色”理念(悖论整合)，在坚持原则和适度灵活中处理企业中的各种矛盾和悖论。任正非在《开放、妥协与灰度》的讲话中则更加明确地体现了“管理的灰度”这一范畴的重要性。在这篇讲话中，任正非明确地指出：“一个领导人重要的素质是把握方向和节奏，他的水平就是合适的灰度。……并不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合理地掌握合适的灰度，是使各种影响发展的要素，在一段时间和谐，这种和谐的过程叫妥协，这种和谐的结果叫灰度”。任正非本人认为华为崛起的秘密在于“灰度管理/中庸之道”。一如走钢丝的平衡，它不是按照既定的模式或套路，而是在混沌、颤抖中把握节律和平衡的实际体验，是很多尝试和失败的精华[10]。 (2)克伊尔与乐高的“阴阳文化” 创办于1932年的丹麦IEGO集团，靠着小小积木成为全球最大的积木玩具生产商，也是世界上第三大玩具制造企业。1999年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对人类生活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世纪玩具”。根据乐高集团2015年年报，2015年的集团收入达358亿丹麦克朗，销售额同比增长19%。2015年的净利润达到了92亿丹麦克朗(约合13.4亿美元)，较2014年的70亿丹麦克朗增长31%，创历史新高。现在乐高在玩具市场上把芭比娃娃和孩之宝甩在了身后。该公司首席财务官表示，公司2016年有望实现更快增长，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和亚洲地区；2015年公司在中国市场业务增长35%，并仍有很大潜力可以挖掘。过去10年，该公司年均增长15%，净利润增长32倍。 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北欧企业，驱动其高速持续发展的背后力量是什么？它的成功秘诀是什么，又有何管理特色？老板克伊尔声称乐高的可持续发展来源于公司形成的“阴阳文化”，其企业文化的核心有11条原则所构成[11]：①和员工亲近，也要保持适当距离；②要出类拔萃，但不可鹤立鸡群；③向员工展示权威，同时让他们感受到自我存在感；④有容忍心，但要牢记处理事情的原则；⑤对自己负责，同时忠于企业愿景；⑥工作要精细，计划须灵活；⑦勇于自我表达，但要注意策略；⑧要有远见，同时脚踏实地；⑨关注舆论，但不为其所累；⑩要有活力，但要三思而后行；(11)自信而谦逊。乐高“童话”般的精彩，竟然是构筑在东方哲学之上，其管理思想来源于中国的“太极图”。这一丹麦首富家族希望以自己的方式继续成长，像安徒生的童话一样，它以乐高积木“说着一种全世界人都能听得懂的共同语言”而骄傲[12]。 3.3 道家智慧与现代创新思维 我们可以从新思想的内在表达出发，用“虚极”、“静笃”、“并作”、“观复”八个字全面系统地概括创新思维的途径。“虚极”和“静笃”概括了创新思维的前提和条件，“并作”和“观复”结合构成了创新思维的完整方略。因此，结合起来，“虚极”、“静笃”、“并作”、“观复”，形成了一套系统完整的创新思维指导原则，推广应用这些指导原则将极大地挖掘创新潜能，提高创新思维效率。刘汉辉[13]认为这一基于现代科学最新成果的创新思维途径本身却不是“新的”，早在2000多年前，老子在《道德经》中就明确指出获得正确认识要“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道德经》第十六章)”。 “虚极”指的是人要做到“虚怀若谷”，暂时把自己的知识、经验、常识、观念、信仰、情感(偏见)等等，统统搁置一边，真正做到没有“好恶”，没有成见，这是创新思维的前提。因此，要打破思维定式，才能有所创新。“日心说”早在公元前300多年就有了，但被压制了2000余年才又由哥白尼提出。“静笃”指的是要实实在在地清静下来，这是创新思维的基本条件。因为只有切切实实静下心来，大脑才能处于最佳状态。许多大科学家、大发明家都有如痴如醉的时候。具体的清净状态又有两种情况：“集中思考”和“放松畅想”(随机漫游)，“有张有弛”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所谓的“灵感”与“顿悟”都是经过长时间的冥思苦想后实现的。如牛顿根据苹果掉下来突然想到了“万有引力定律”，这与他既有的物理学知识储备密切相关。 “并作”是创新思维的基本方法，指要多线思维、并行、交替、反复思考，新思想才有可能“涌现”。“并作”要求同时思考两个以上的事物(并不要求严格的同时)，造成代表不同思想内涵的神经通道簇并行同步激发，产生所谓“灵感”。“并作”的创新思维方法鼓励学科交叉，从多个角度、多个学科看问题，才更有利于创新的形成，比如头脑风暴法、隐喻等。毕业于加州理工学院的钱学森透露，加州理工学院还鼓励那些理工科学生提高艺术素养。“观复”指的是观察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注意客观过程的循环往复。“观复”是总体策略，是更高层次的看问题，考虑创新思维过程的整体功能和特性。客观事物都是循环往复的，因而要真正认识事物，做出符合客观规律的创新，就必须防止孤立和片面性，注重事物的相互作用，探究事物循环的总体。 老子的说法与我们基于现代科学成果得到的结论居然如此一致，这有力说明《道德经》这一古老的东方文化典籍具有极其深刻的科学内涵[13]。另一个与突破式创新思维有关的概念是“忘却学习”，它是以打破原有路径和规则为主的。“忘却学习”就是打破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与《道德经》(第四十八章)中的“为道日损”密切相关，只有逐渐淡忘已有经验和已有理论，才有可能另辟蹊径，从而实现突破性创新。 4 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存在的困惑与出路 事实上，已有不少学者呼吁管理学走出西方苑囿，与东方管理实践相结合，汲取东方文化、哲学以及更广泛的知识传统，从而丰富现有的管理学体系，为其注入新的活力，更好地在全球视野下理解和管理组织和行为[14，15]。然而，虽然使用亚洲数据的论文在数量上有了显著增长，但其理论框架大多还是西方现有的，鲜有创新与发展。尽管管理学在过去的60年间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其理论范式大多源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北美，根据当时的管理现象及其文化、哲学和研究传统而创立。而在近几十年中，新理论的发展似乎处于停滞状态。中国有着新的社会环境，而又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传统，其管理实践很可能与众不同。因此，诸多知名学者呼吁并鼓励华人管理学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融合东方概念与情境来不断创造出新的管理理论和研究范式。与此同时，也指出了在检验东方概念有别于西方概念的难度，特别是这些理论构念的对等性、突显性和融入性[16]。 改革开放30多年，随着管理学科体系的建立和蓬勃发展，中国的管理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些学者还尝试将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与西方的理论方法相结合，但是，仍然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中国管理学界仍然缺乏相应的本土管理研究，更没有形成所谓的“东方管理学”或“中国管理学派”。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存在以下3个方面的不足：①缺乏本土理论的构建；②缺乏与本土哲学的衔接；③缺乏与西方哲学及理论的对话[17]。因此，需要国内外华人学者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做出更大的努力。谢佩洪等[8]在《管理学报》的文章中指出，可以借鉴北京大学汤一介先生关于中国哲学“接着讲”的表述，提出了中国管理学研究如何“接着讲”的3个路径：“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接着中国管理实践讲”、“对着西方管理学讲”。并将“对着西方管理学讲”放在最后的位置，以此强调先有本土研究，然后再与西方研究平等对话。 4.1 为何要构建中国本土管理理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尽管中国的企业在经营与管理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国内外中国管理学者对于全球管理理论的贡献却与此并不相称，其中原创性的理论非常少。无论是丰富的中国管理实践还是悠久的中国管理哲学，都尚未对过去及当前的国际核心管理理论产生巨大影响。严格地说，完全基于中国管理实践并能对国际主流产生重大影响的大理论尚未产生[16]。总体而言，目前我国的管理研究成为美国管理研究的附庸，甚至中国的商学院或管理学院成为了美国商学院在中国的分院，变成了以美国旨趣和需求为导向的管理研究，这既不是我们的比较优势，也不符合我们的学术使命。在过去的30多年，中国的管理学研究者更多地聚焦于演绎式的西方管理理论的假设检验型研究。做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既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气。如果中国管理学者想要对全球管理知识有所贡献的话，那么应该选择一条属于自己的羊肠小道。 这类研究需要从一个理论开始，而现在大多数的理论都是由美国的学者们创立的。当然，这些理论毫无疑问是根植于美国的制度、文化和历史情境之中。 使用西方现有的理论是一个合理的学习策略，它有助于学者们学习符合国际标准的实证研究方法，以及在全球范围内交流研究思想和研究成果。现在中国的这类管理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向欧美发达国家学习没有错，但是如果一直满足于当学生去模仿和学习，“吃别人嚼过的馍”，不积极主动地争取学术的独立性和主导权，面对当今中国经济转型和企业升级发展的现实问题，则将会导致理论的残缺甚至空白。但是，30年过后，大量的研究并没有为我们理解中国特色的管理现象提供具有洞察力的见解，也没有出现一个真正的中国管理理论[19]。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深厚的儒家文化、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转型和快速增长中很多独具特色的元素在现有管理理论中还没有得到体现。现在，我们十分需要构建能够解释中国独特管理困境和问题的理论。只有扎根于中国独特管理情景的管理知识创造，才有可能对全球管理知识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中国管理研究到底为全球学术界贡献了什么管理知识？JIA等[19]基于1980-2010年发表于7种国际顶级管理学期刊的259篇中国情境实证研究以及《组织与管理评论》自2005年创刊以来的43个实证研究作为样本，用来评价中国情境研究在构念(what)、关系(how)、逻辑(why)等方面的贡献。结果表明，过去的30年间中国管理研究仅仅贡献了市场转型[20]、网络资本主义[21]和关系[22]这3个新概念，并没有发展出真正中国本土的理论体系，只是贡献了儒家思想中的一些概念(如面子、人情、仁、报等)而已。30多年来，虽然中国经济增长很快，但中国管理学研究对管理学贡献的新知却非常有限。采用中国样本的研究大多采用了西方尤其是美国情境中发展出来的既有理论作为逻辑基础，缺乏对中国本土情境的关切，并没有揭示出中国管理实践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专有性特征[23]。 库恩认为概念、理论和范式是特定地区、特定时代现实中的困惑、问题和世界观的反映(具体反映在制度、思想和文化信仰)。早期理论家关注其所在时代的社会问题，致力于解决组织的生产问题，并因组织形式和实践的多样而感到困惑。创立理论的动机在于解开管理谜题，并解决当时的管理问题。在理论创立早期，由于无可借鉴，研究者只能选择与其相关的管理谜题、异象和问题，根据他们自己的理解从而创造出新的概念和理论。中国商学院已经掌握了管理的基本研究方法，但在理论构建上依然很薄弱。因此，有关“如何构建理论”方面的问题是我们迫切需要提升的一个知识领域。本土管理研究的问题对于中国商学院的学者而言还比较欠缺，学习理论构建的目的是能够“解释和理解”本土情境的经验困境。我们为什么要开发本土管理理论，既不是为了发表文章，也不是为了理论而理论，而是为了发展管理和商业世界里某些有趣但却深深困惑着我们的那些现象的富有洞见的理解和解释。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如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国社会“差序格局”结构。 4.2 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存在的问题与思路 鉴于东西方在制度、哲学思想和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情境差异，东方社会有着不同的管理实践和商业体系，从而导致了本土化研究的兴起。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台湾学者率先在心理学、组织行为学、社会学等领域开展的“本土化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今天中国企业30多年的管理实践已经为理论研究积累了大量的素材，构建本土管理的新理论已经成为国内外大部分华人学者的共识。中国的管理学研究应该离开美国式的循规蹈矩和旨趣需求，去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实践性。我们应该敢于自我欣赏，敢于建立自己的标准。是留在原地继续做美国研究的婢女，还是勇敢地奔向自由与向往之境，摆脱“皇帝的新衣”般的思想贫乏型研究，进而构建中国本土管理理论，答案似乎不言自明[24]。 DUBIN[25]是较早强调理论开发对科学的重要性的学者之一。他指出，理论关注的焦点就是人类的思想。或者说，理论开发满足了人类对现实进行归类、理解的需求。60年前，卢因提出，好的理论具有无与伦比的实用性。44年以后，范德万重申了这一观点。好的理论非常实用，能够推动科学知识的发展。理论通过提高研究问题和研究设计的关联性、有效性和结构性，推动科学的发展[26，27]。从实践角度来看，好的理论有助于我们找到应该研究哪些因素，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以及这些关系背后的原因。高质量的理论还能够告诉我们，这些关系存在的条件和界限[25，28]。因此，我们通过开发新理论来推动整个学术领域的发展。 30多年的改革开放，虽然中国经济奇迹的主要动力是市场之手，但肯定也有管理之手。管理研究者应该走到中国组织管理实践中，探究新的管理实践。中国为什么仅有有限的贡献，或许存在以下3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过于追随西方现有概念与理论，而缺乏理论创新的自信[29]；二是迫于制度的压力，如升职称等，追求在西方主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即SSCI导向的量化指标以及相关的制度羁绊导致不敢研究新的中国管理实践[30]。三是掣肘于当前主流研究方法论和所谓的研究范式。1996年，WEICK[31]在《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他郑重呼吁组织管理学者要“Drop Your Tools”以便轻装前进。我们的问题，恰恰是WEICK所说的：因为装备过于沉重而落后。目前我国管理研究的理论探索仍需要在以下4个方面有所提升： (1)研究的科学性与规范性有待提高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欧博文[32]教授认为，目前学术研究存在两大潮流：一是课题专门化，二是学科专门化。本质上说，专题化研究生产出了一些像素很高的拼图零片，但没有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拼装这些零片，装零片的包装盒上也没有拼图全貌的示意图。学科化构成了一种威胁，它制造了新的、被学科术语和特有兴趣阻隔的研究孤岛。这不仅抑制了跨学科的研究，也妨碍了对研究对象的总体把握。这主要是由于我们越来越把精力放在取悦学科同行上，而不是强调我们的研究发现对于理解现实有什么意义。在这样一个充斥着混合研究方法、高级计量技术以及最近令许多青年学者趋之若鹜的实验方法的时代，究竟是应该与学科理论对话还是与社会现实对话呢？研究者殚精竭虑地确立某个关系，而顶级期刊的很多论文可以轻松地浓缩为一句话[32]。爱因斯坦提醒我们：“让普通人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必须成为科学关注的首要目标。你在琢磨你的图表和方程式时，永远都不要忘记这一点！” 中国国内却有不少管理思想创新的研究者，创新者的作品可能是大胆假设有余，而小心求证不足，但往往因为原创性和本土性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为真正理解中国特色的管理现象提供具有洞察力的见解，并构建能够解释中国独特管理困境和问题的理论，中国学者必须摆脱过于注重计量、实验、统计的验证式研究范式而忽视其他探索性的研究方法，或者是盲目追求研究方法的复杂性与先进性，导致忽略了研究问题的本质，出现“高射炮打蚊子”的现象[33]。结果，顶级期刊上的论文长篇累牍地应付这些可能的方法论上的诘难，真正重要的研究发现也许反而黯然失色了。因此，管理学术研究需要在思想和验证之间，在理论想像和严谨研究方法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 (2)验证性研究为主而理论探索性研究不足 绝大多数组织管理学理论产生于20世纪50～80年代之间，这一时期正是美国和欧洲快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期。提出理论的目的是为了解释在理论形成的早期阶段在组织机构的管理中遇到的复杂现象。然而，在全球范围内管理理论的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陷入停滞。自那之后，大多数管理理论构建停留在扩展(通常是增加一个新的中介变量或调节变量)、限定(检验边界条件)、验证(如检验曲线效应)或改进现有理论的阶段[16]。从总体上说，在过去的20余年里，中国的管理学者热衷于检验从西方发展而来的管理问题、理论、构念乃至研究方法，而不是致力于挖掘基于中国现象的理论构建。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诠释、传播西方理论，那么，中国本土管理理论的产生，将会变得遥遥无期。知识的匮乏、理论的残缺甚至空白，已经成为时代之痛。 中国的管理者在实践中所遇到的挑战以及在理论上的困惑，都亟待通过详细描述方法和归纳式方法对它们进行解释和解析，因此，中国的管理研究迫切需要扎根式理论构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相比定量方法来说，定性研究方法的运用更有可能发展出高度中国情境化的理论[8，31]。正如徐淑英教授所言，我们需要通过案例研究方法来构建能够解释中国独特管理困境和问题的理论。案例研究方法的影响广泛，因为它引导研究者专注于那些没有明显答案但却非常重要的问题，即那些研究问题时常“意义重大”。而且它的研究结果时常贴近现实，甚至具有实用价值，让管理实践者感同身受[35]。通常情况下，案例研究方法比较适合对以下几类问题进行研究：难以明确定义的问题，隐含在过程之中且难以观察的问题，以及挑战现有理论逻辑的问题。除了案例研究方法之外，其他归纳的方法对于中国本土情境的探索性理论研究也是合适的。归纳的方法注重观察事实数据，提炼基于事实数据的抽象概念和关联系统。通过归纳的方法进行探索性研究，既可以包含定量研究也可以包含定性研究。中国管理学者通过基于归纳的理论化方法，从而对所要研究的本土情境的经验困境提供最有力的解释，进而构建出本土独特的管理理论。 (3)管理理论与实践相互脱节导致本土化不足 管理研究者似乎都更专注于验证和完善理论，而不是开发和运用理论，这就导致了一个很自然的结果，缺少切题性(relevance)。他们都太忠诚于自己的研究范式，过分强调严谨性而不是实用性。因此导致了目前管理学术研究的通病，即管理研究与实践的脱节。如果没有现实世界的行，就产生不了理论世界的知。理论研究应以企业管理中的“实践问题”为导向。目前主流学术界重视的是对已有知识的理论贡献，即以“理论意义”为中心、以构建“一般规律”为先的研究范式[16]。观察西方理论发展的早期阶段，就能发现理论联系实际以及理论服务于实践的重要意义。理论的发展不应该仅仅满足研究者的好奇心，更应该为真实管理问题寻找解决方法。只有做到以“实践意义”为中心，以构建“地方知识”为先，本土管理研究才能有机会发展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理论[36]。理论联系实际要求研究者要抓住本土要素，特别要突出本土现象中的历史、语言、经验和文化内涵[37]。有了联系实际的理论，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实践。 商学院的研究一直饱受争议和批评，甚至有些人认为，当前的学术研究与商业世界严重脱节，已经沦为商学院和学者个人自娱自乐、孤芳自赏的活动。管理新知来自于管理实践，如泰罗制、行为学、领导学、战略理论等都来自于现实世界的管理实践。反观战后的日本发展，其管理学研究至少贡献了诸如丰田制造技术(后发展为精益生产和精益思想)、核心能力、企业文化、知识创新公司、J组织、全员质量管理等全新概念和理论。这些理论和概念都是从日本企业发展实践中提炼出来，并抽象成管理知识的[38]。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成功企业和企业家的管理实践数不胜数，如华为与任正非，腾讯与马化腾，海尔与张瑞敏，格力与董明珠，阿里巴巴与马云，联想与柳传志等。中国企业在经营和管理实践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为管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无限的机会。目前我国的管理学研究已成为美国管理研究的附庸，变成了以美国旨趣和需求为导向的管理研究，这既不是我们的比较优势，也不符合我们的学术使命。 (4)缺乏权威的专业学术平台和学术刊物 尽管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但主要聚焦于组织管理领域)，但是目前我国大陆仍缺少像美国管理学会(AOM)、战略管理协会(SMS)、国际商务学会(AIB)那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权威学术学会，更缺乏专门的某个学术领域(如战略管理)的全国性权威学术组织。成立于1936年的AOM是世界最大也是历史最悠久的专业致力于管理科学知识传播的学术性组织。截至2015年2月15日，在美国管理学会(AOM)的17846个会员中，来自美国的会员比例为54%，仍为大多数，而来自西方(北美和欧洲)以外的机构的会员仅占18%，且在这些机构中，又仅有9%在亚洲设有分支。此外，搭建中国本土管理理论发展的支持平台非常重要，尤其是应用型理论的学术期刊更适合中国探索性研究的需要，因此学术期刊界需要积极打造出中国式的《哈佛商业评论》和《斯隆管理评论》。 AOM出版了6种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学术杂志，它们风格迥异但又互相关联(如AMA可以进一步通向AMR，AMD也可以进一步通向AM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AMR)注重原创管理思想类理论构建文章的发表；《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AMJ)注重严谨验证性定量文章的发表；《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AMA)注重管理各领域最新研究进展的综述评论性文章的发表；《Academy of Management Discoveries》(AMD)注重组织与管理现象探索性研究的发表；《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AMP)注重企业管理实践的实务类文章的发表；《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Learning and Education》(AMLE)注重管理学习和教育类文章的发表。AOM真正做到了让学者们能够百花齐放、学术争鸣，而这却正是我们所缺乏的，我们的学术刊物把计量模型和统计实证分析作为主流甚至是唯一的科学研究方法，这大大限制了中国学术和理论的本土创新。 5 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未来与展望 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应当关注中国的管理情景，发现有意义的独特管理实践现象，改进西方现有理论，构建中国的管理理论，对全球管理知识作出贡献。是时候了，我们离开陈旧的华堂，披荆斩棘，去建筑自己心中理想的城邦。我们一直以“顶天立地”作为研究追求的目标，真正的顶天立地是，我们堂堂正正地站在中国的土地上，腰板笔直，脑袋在中国的天空里[24]。在中国经济飞速增长的背景下，并在中国丰富的管理实践和商业智慧的基础上，以“立足中国，关注实践，贡献主流，影响世界”为立意与宗旨，继续努力探寻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丰富现有的管理理论体系，是海内外中国学者的重要时代使命[37]。那么，如何具体构建中国本土的管理理论呢？任兵认为在构建基于独特情境的本土管理理论时需要遵循5个原则：理论的构建要紧密联系实际、抓住“本土”、掌握“合适”的方法、提升理论的“品质”、保持“开放”[36]。 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不是对西方主流理论的“修修补补”，必须实现库恩所说的范式革命，才有可能实现对原有理论体系硬核的突破。陆亚东[39]认为中国的管理学者既要了解和参照国际主流管理理论的构建模式，更需发挥自己的优势，走出独特而有效的6条路径：困惑驱动式、哲学引导式、分类式、框架式、比较式和隐喻式。笔者认为困惑驱动式、哲学引导式和隐喻式更有可能实现中国本土管理理论的突破。困惑驱动式是华人学者实现全球管理理论贡献的绝佳机会，我们缺乏对真正商业实践的足够关注和深刻洞察。中国独特的本土制度环境、市场特征、商业实践和管理文化给管理学者提供了许多困惑性的难题，需要从理论的高度深入系统地探求实践中的真正困惑和问题。隐喻和哲学引导也是发展中国管理理论很好的方式，它既能包融中国特有的传统哲学和古典管理思想，又易被实践前沿的管理者理解和接受。这些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与企业管理实践的理论智慧必将能够指引中国企业未来的战略制定和管理实践。 德鲁克曾经明确指出：“管理是以文化为基础来转移的，并受社会价值、传统、习俗所支配，因而管理越是能够运用当地的社会传统价值与信念，越是能获得更大的成就”。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必须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管理智慧之中，只有这样才能够把中国的传统智慧经过概念化的过程，发展成为有系统的理论架构。因为很多中国传统智慧都没有经过概念化的过程，并发展成理论。比如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即人们有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依次由较低层次上升到较高层次。中国人很久以前已经有“衣食足则知荣辱”这句话，已指出人的需要是分成不同层次的，但需求层次理论是由西方人提出，而非我们中国人，正是因为我们缺乏理论构架所致。中国人的智慧着重“悟”(非常深邃的直觉洞察力)，强调靠个人的“修为”，因此，中国管理学派或东方管理学要在这方面下功夫。 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必须基于文化深层结构这一基石的基础上。中国经济30多年来的高速发展表明中国的管理经验确有可取之处，管理的中国经验不仅具有“各美其美”的本土价值，而且还具备“美美与共”的全球价值[37]。形成中国的管理学派离不开发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智慧，也离不开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更离不开我国丰富的管理实践，应该秉承“以我为主、会通中西、熔铸古今、自成一家”的综合创新之路。中国学者构建本土管理理论面临着三大挑战：第一是如何“知古”，即对中国传统的了解；第二是中西的文化双融；第三是理论研究与管理实践的双融[4]。21世纪是一个中西文化融合的年代，中国传统文化及智慧的探讨，相信定能为现代西方管理学理论提供养分，互补不足，将管理之道提升至一个更高的境界和层次！中国学者通过“中西双融”、“古今双融”、“理论与实践双融”来构建本土管理理论仍是一条漫长的探索之路！但只要找到了路，就不怕路有多远！ 鸣谢 感谢西交利物浦大学的李平教授、华东师范大学贾利军副教授与哥本哈根商学院李鑫助理教授的指导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