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市场经济体制和价值规律问题——前苏联、东欧剧变的理论问题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欧论文,价值规律论文,剧变论文,前苏联论文,市场经济体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51.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56X(2001)03-0017-06
前苏联经济从兴盛到衰败，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是经济体制问题。纵观世界各国、特别是各大国经济发展的经验，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是两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凡是经济发展较好的国家，都是在这两方面做的比较成功。在这两个要害问题上，前苏联有极深刻的教训。从某种角度来说，经济体制问题上的教训更为严重。因为，经济体制问题是经济运行方式问题，是如何有效配置资源的问题，是达到理想彼岸的桥梁。没有桥梁，过不了河，达不到彼岸。虽有比较丰富的资源，却被大量地浪费了，不能得到有效、合理的配置。
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基本上是自发的，而共产党所领导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以自己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并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对立面发展起来。从人类进步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应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社会试验。但是，由于在20世纪里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绝大多数是经济和文化水平相对很低的国家，也就是说，底子很薄。因此，对于这个伟大的社会试验，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代价。在实践的探索方面，犯过许多错误；在理论的探索方面，经历了很长的曲折过程。对于采用何种经济体制问题，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也进行了许多激烈的讨论研究。可以说，七十几年来，特别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一直没有停止过。它们的进步、曲折、失败，都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当我们回顾和总结这些历史经验的时候，必须冷静地加以分析。在后人已经取得一些进展和得到一些新的理论上突破的时候，往往会为历史上的失误而扼腕叹息。
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前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了建设事业。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寻找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指针。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可能提出具体的蓝图，只能提出一些原则性的设想。他们设想，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掌握了全部的生产资料以后，可以有计划地进行建设，可以消除商品生产。
马克思在《论土地国有化》一文中说：“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7页。）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07～308页。）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方式的设想，是针对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弊端而设计的。资本主义按市场价格和市场竞争来分配社会劳动和其它资源，必然导致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频繁发生的经济危机。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是：社会对资源进行有计划地直接配置，从而实现经济无危机的按比例地发展；随之，在分配方式上可实行按劳动直接分配。
早期苏联的经济学著作中，都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应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消灭商品和货币。
列宁在他的早期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中说：“要组织没有企业主的大生产，首先必须消灭商品的社会经济组织，代之以公社的即共产主义的社会经济组织，那时调节生产的就不像现在这样是市场，而是生产者自己，是工人社会本身；那时生产资料就不属于私人而属于全社会。”（注：《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2页。）
在俄国革命胜利以后，布尔什维克党就拟订了它的经济纲领，尽快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建立计划经济体制，朝着消灭商品和货币的方向前进。当时的俄国经济学家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自然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是不相容的。波格丹诺夫说：“新社会的基础不是交换，而是自给自足经济。生产和消费之间没有买卖市场，只有有意识的、系统的、有组织的分配。”（注：波格丹诺夫：《经济学简明教程》施存统译，《经济科学大纲》，大江书铺1929年版，第543页。）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前的年代里，苏联实际上执行了取消商品经济的计划，完全排除商品货币关系，实行经济实物化的种种措施。在1921年的俄共（布）第二个纲领中说道：“在分配领域，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是，要坚定不移地继续在全国范围内以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分配产品代替商业。”（注：《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和决定汇编》，莫斯科俄文版，1970年版，第55页。）当时，多数经济学家主张用劳动时间作为单位直接计算劳动消耗，实行所谓“无货币计算”。在革命胜利的初期，为了对付外国侵略和国内战争，俄国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一方面，是战争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主要是经济理论和政策上的指导。如建立了拥有无限权力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对工业实行单一的国家所有制，实行余粮收集制，实行由上而下的统一供应，建立消费公社，无偿分配，实行普遍的义务劳动制等等。这实际上是对取消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进行了全国规模的试验。
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结果，固然使俄国暂时度过了难关，但也对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许多后遗症，经济十分衰败和困难，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关系十分紧张。在实际上说明，不从实际出发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原则的理解，会给实际工作带来很大的危害。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是一种设想，而其前提条件是在资本主义发达生产力的基础上加以实现。这个前提条件十分重要，不可忽视。革命胜利后的俄国，其经济和文化基础十分薄弱，资本主义经济虽有一定的发展，但基本上是一个生产力不发达、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实现向社会主义经济的直接过渡，从生产、交换、分配到消费各方面迅速、直接过渡，不仅是一种空想，而且会带来巨大的经济灾难。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从经济体制的角度来看，就是承认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利用市场经济，在分配方面承认物质利益原则，从而有利于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当时理论的总结并不彻底，对于过渡时期还是设想得较短，对于消灭商品货币及价值规律的问题并没有、也不可能从理论上得出科学的结论。这就造成了以后年代里，长期存在着困扰前苏联经济发展的理论问题。在列宁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虽然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也做了些探索，但是未能在经济体制方面形成完整的理论。列宁当时考虑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如何使市场处于社会的监督之下，国家应以何种方式控制市场；二是在国家变成自治机关以后，如何使国家及其机关接受群众的监督。列宁的重病，使他不可能从再实践中进一步总结客观规律。
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前苏联经济学家普遍认识到，在过渡时期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必要性，承认价值规律在苏维埃经济中的作用。但是，他们认为，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是外加的，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内在固有的。他们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因素的增长，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将要消亡。
斯大林领导苏联以后，没有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的实践中，作出正确的理论结论，实际上，还是未能从实际出发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原则设想加以正确的理解和运用，企图通过迅速实现所有制方面的公有化，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逐步消灭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高速度地优先发展重工业，来发展生产力，在劳动生产率方面超过资本主义经济。在三、四十年代里，通过实现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过程，形成了高度集中、以行政方法为主的经济体制。而且从理论上确立，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对于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只是暂时加以运用，最后还是要加以消灭。由于当时经济方面的某些显著的进步，再加上对付战争的迫切需要，更进一步巩固了对计划经济体制的认识，全盘否定了市场经济体制的作用，并视之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联宣布已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正在走向过渡时期的终结。按照原来的“价值规律消亡论”的观点，商品货币范畴应该到了消亡的阶段。于是，苏联经济学家纷纷提出取消商业、取消货币的意见。这些观点，在实践中也造成许多危害。斯大林在1934年的联共（布）十七大上批评了这种观点。他说：“货币在我们这里还会长期存在，一直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完成的时候为止。”（注：《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04页。）这在当时，是一个理论上的突破。但是，在苏联经济学界，虽然承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商品货币存在，却仍然否认价值。在他们的心目中，价值规律是商品资本主义的自发规律。1941年，斯大林在读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初稿以后，指出“在社会主义阶段，价值规律是存在的，它以改造过的形态在苏联经济中起作用。”（注：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性》，《布尔什维克》1944年第23～24期，第56页。）这是在理论上又一重大突破。
二战后，苏联经济学界又对商品货币关系及价值规律问题进行讨论。在1951年举行经济讨论会以后，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作了论述。他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两种形式的存在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经济的唯一原因，但是，他把生产资料排除在商品范畴以外。他认为，价值规律只在流通领域中起作用，对生产领域只是间接地发生影响。他的这些观点在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占有统治地位。
在1956年以后，由于赫鲁晓夫倡导经济改革，苏联经济学界又对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形成了高潮。当时讨论的焦点是以下几个问题：
1.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否存在商品生产。有少数经济学家仍然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存在商品生产。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商品生产始终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注：马雷舍夫：《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的社会计算和价格》，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61页。）这种观点受到多数经济学家的批评。《共产党人》编辑部的文章说，商品“远远超出资本主义和私有制的范围”，“价值的等价交换是商品货币关系的基本特征之一”，而“历史经验证明，这种交换并不一定始终是同私有制相联系的。”（注：《评马雷舍夫和索波里的文章》，《共产党人》1961年第15期，第90页。）
2.生产资料是不是商品。早在20世纪40年代，苏联经济学界在这个问题上，观点是很清楚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编辑部文章指出，“彻底社会主义型的企业的全部产品都是商品”（注：《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43年第7～8期，第73页。）。沃兹涅辛斯基说：“社会主义企业间产品的交换是商品价值的交换”。（注：沃兹涅辛斯基：《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战时经济》1948年俄文版，第149页。）但是斯大林关于不能把生产资料列入商品范畴的观点，使得这一理论问题发生了混乱。在1956年对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版的讨论中，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全民所有制内部也存在商品关系，生产资料也是商品。到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达到了一致认识。
3.价值规律是否在生产领域中起作用。苏联在20世纪40年代初，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价值规律。但是，斯大林否定了这个观点，认为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中，只是间接地发生影响。在1956年以后的讨论中，这个观点受到多数人的批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中，改变了前两版中“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生产也发生影响”的提法，改为“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中都发生作用”（注：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13页。）
4.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生产的原因。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在20世纪50年代的上半期，占了统治地位。在1956年以后的讨论中，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但是，经济学界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生产的原因，不应当在分配领域中，而应在生产领域中去寻找；不应当从国营企业的外部，而应在国营企业内部的关系中去寻找。
5.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是什么。1956年以后的讨论中，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是什么，即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商品经济的问题，成为讨论的中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三种观点。一种是“非商品论”，但被大多数人否定。第二种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就是商品生产，商品关系不仅是社会主义内在固有的，而且不是某种从属的关系。列昂节夫说，“商品生产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异己物，而是它的完全必要的有机的方面。”“把商品生产及其固有的商品货币关系——价格、货币、利润等——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本质方面。”（注：列昂节夫：《争论的实质何在》，《消息报》1966年3月22日。）第三种观点是一种中间派的观点，被称之为“有限的商品生产论”。以鲁缅采夫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认为，“社会主义生产不是商品生产制度或其变种，社会主义生产是直接社会生产，是由社会有计划地来调节的。这里起主导作用的是国家的集中计划，而商品货币关系则是生产者之间有计划的直接的经济联系的特殊形式。”（注：鲁缅采夫主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72～173页。）这种观点在很长的时期里在苏联占有统治地位，成为经济改革不可逾越的障碍。
由于理论上没有重大的突破，赫鲁晓夫所倡导的经济改革，只能在原来的圈子里小改小革。而且，他的注意力是放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方面，认为大批解散中央的管理工业的部门，建立地方的经济区，就能调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他的鲁莽轻率的做法，违背了社会化大生产的规律，反而使得工业生产下降，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在1962年，他支持了哈尔科夫经济工程学院利别尔曼教授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计划·利润·资金》一文，导致了苏联、乃至波及到东欧、中国的关于经济改革的大讨论。这为经济改革做了重要的舆论准备，也为东欧的改革开了绿灯。这次大讨论虽然触及到经济体制问题，但是仍然停留在改善计划经济体制，运用商品货币关系及价值规律方面，没有考虑在经济体制方面动大手术。
在勃列日涅夫领导苏联的18年期间，一开始，在1965年就声势浩大地进行经济改革，正式通过了关于工业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推行“新经济体制”。这次经济改革，实际上是赫鲁晓夫经济改革思想的继续体现。当时的部长会议主席是柯西金，人称这次改革是“柯西金改革”。
在关于工业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中，指出工业经济体制的主要问题是：(1)行政方法盛行；(2)计划指标过多；(3)职工不关心企业成果；(4)按地区建立分散的工业管理体制是不恰当的。针对这四个问题，提出四项对策：(1)采取行政方法和经济方法相结合的办法来管理经济，以经济方法为主；(2)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完全的经济核算制，发挥企业经营的积极性；(3)使职工从物质利益上关心企业最终的生产成果；(4)确保部门管理原则。改革的头三年，效果比较显著，经济增长比较快。但是，提出完全的经济核算制，还是一种加以改善的计划经济体制。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没有根本的改变，改革主要在减少计划指标方面做文章，给予的企业自主权十分有限。而且有时过了一段时间，又把某些下放的权限收回来。由于用计划经济的办法，大规模开采秋明油田获得成功，生产力有了显著增长，因而又把经济体制改革的事，放在一边，看成是可有可无的事。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东欧各国的经济改革发展很快。在理论方面，他们进行了讨论研究，分析短缺经济的状部和原因，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出现了匈牙利的科尔内、捷克斯洛伐克的奥塔·锡克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们都主张对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在实践上，继南斯拉夫实行社会主义自治经济的实验以后，也出现了卡达尔领导的以市场取向的匈牙利经济改革显著进步。它们实际上是设法逐渐采用市场经济体制。匈牙利经济改革的成就说明，经济改革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进步，而不是相反。在20世纪60年代的后半期，出现了要同步进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人称“布拉格之春”。这一切极强烈地冲击着和震撼着苏联多年形成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当时的苏联领导集团视之为洪水猛兽，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离经叛道”，便大肆批判南、匈、波、捷等国的“市场社会主义”，对捷克斯洛伐克实行武力入侵和镇压。在国内理论界，批判以列昂节夫和利希奇金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经济商品论”，称之为“市场社会主义”。从这种批判中，可以看出，把市场经济体制视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对立物，视为异己的力量，与社会主义经济水火不能相容。经济体制方面的僵化，实际上是从生产关系方面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随着本国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科技革命的迅速推进，更进一步暴露出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消极、阻碍作用。在80年代中期，苏联开始认识到，这样的经济体制是“障碍机制”和“浪费机制”。这样的分析是恰当的，也说明了它的要害之处。它浪费了宝贵的资源；它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到了20世纪80年代，安德罗波夫和戈尔巴乔夫相继执政以后，苏联的经济改革又掀起一轮新的高潮，经济学界又呈现出十分活跃的局面。当时涌现出来的著名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是扎斯拉夫斯卡娅、阿甘别吉扬、布尼奇及阿巴尔金等人。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苏联领导层及许多经济学家把苏联经济增长率下降归结为再生产条件变化等客观原因，托斯拉夫斯卡娅不同意这样的分析，她明确指出“问题在于生产关系体系以及反映生产关系体系的国家经济管理体制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现行管理体制还是半个世纪以前形成的。她认为，这种经济管理体制的理论基础和方法都已过时，必须进行重大改革，“必须更加积极利用与发展市场关系有关的‘自动’调节器”。她还认为，过去改革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不够，缺乏一个经过充分研究的新的经济体制。”（注：王金存、毛惠良：《苏联理论界改革派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观点简介》，《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1986年第4期，第60～63页。）她主张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结合上，来全面地研究改革问题。
莫斯科大学布坚科教授认为，“障碍机制是僵化的经济形式、陈腐的政治组织制度、无效的领导方法和管理杠杆的总和。”（注：布坚科：《障碍机制：这是怎么回事？怎样与其作斗争？》，《莫斯科新闻》1987年第43期。）
当时作为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工业生产经济和组织研究所所长的阿甘别吉扬，对苏联经济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提出了一份全面的报告，主张对苏联进行全面的改革，即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政治、社会各方面进行改革。这个报告被称之为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后的第二个“秘密报告”。1987年最高苏维埃会议通过了《国营企业法》，明确规定“企业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这是理论上的一个突破。
1990年，戈尔巴乔夫正式提出“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雷日科夫也在同年，代表政府提出《苏联关于形成可调节市场经济的结构和机制的政府纲领》。这些改革的规划虽然跨出了一大步，但还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大框框下进行比较大的改良。有的不太知名的经济学家，如美国研究所的什梅廖夫主张在苏联彻底建成完全经济核算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主张完全采用市场经济体制，但是被戈尔巴乔夫以不同意允许失业现象存在等理由，而加以拒绝。什梅廖夫说：“任何解释都不能战胜人们的不信任心理”，“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取得成绩和出现显著的、大家都能看到的生活改善的迹象。”他认为应该触动原来的“原则基础”，应该采用市场经济的原则。他说：“市场经济核算刺激应当扩展到‘研究——设计——投资——生产——销售——售后服务’这一过程的各个阶段。只有市场，而不是行政命令式的新规定可以使这整个链条服务于用户的需求。”（注：什梅廖夫：《预支与欠债》，《新世界》1987年第6期。）实际上，只有采用市场经济体制来代替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才能使经济改革得到实质性的进展。这并不是搞垮社会主义经济，而是使社会主义经济焕发生机。但是，前苏联在1991年底瓦解了，社会主义经济改革转向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前苏联和东欧的经济改革之所以这么艰难，就在于没有认识到，经济体制是经济的运行方式，是资源的配置方式，而不是某种社会制度的本质问题。资本主义可以利用它，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它。但是，很长时期以来，阻碍在这个问题上突破的原因，主要是把市场经济体制等同于资本主义制度，没有把社会基本制度和经济运行方式、资源配置的方式恰当地区分开来；比较多地看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消极面，比如易造成两极分化，造成失业现象，带来人民思想上的某些消极变化，等等。这是和社会主义的理想不相容的，但是，他们没有认识到，这种经济体制可以促进产品质量的提高和不断降低成本，改善服务；可以迅速将科技发明转化为生产力；可以促进竞争，优胜劣汰，促进人们向上。这是市场经济体制的主导方面。而且，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经济初期的市场经济体制有了很多变化。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仍然是以企业为主体进行自由竞争，各种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经济是对世界开放的，但是国家的作用和二战以前有了很大的区别。国家具有相当的指导作用和干预手段。
他们也没有认识到，在生产力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条件下，不可能用平均主义的方法来解决社会不公平的问题。贫穷不等于社会主义，在生产力水平低的情况下，进行平均主义的分配并不能调动劳动人民的积极性，也不可能大幅度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来建成社会主义。相反，却会使社会主义经济停滞不前，落后于世界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社会制度和它具有的优越性，如果不和一种有活力的经济体制相结合，就不能使资源合理、有效的配置，就不能使生产力得到大发展，也不能大幅度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因而也建不成社会主义。
计划经济体制也并不是一无是处。根据前苏联、东欧国家的长期实践来看，它能在一段时期内，集中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实现一定的经济目标，对于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发展比较有效，在战争时期和经济恢复时期也比较有效。但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人民需求越来越多样化，这种经济体制就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也成为发展科学技术的障碍，实际上成为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障碍。
社会主义国家利用市场经济体制，是为了实现促进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任务。不解决这个中心任务，建设社会主义就成为一句空话。社会主义国家利用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让它自由盲目发展，而是要发挥国家的指导和调节作用，要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要不断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要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要捍卫劳动人民的利益。一句话，是为了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而不是走向资本主义道路。这当然是一项复杂艰巨的任务，但这却是历史交托给共产党人的责任，特别是交给那些经济不发达国家的共产党人的责任。这种历史的总结，是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经过许多年代的奋斗，付出巨大的代价和牺牲换来的。他们付出的代价和牺牲，并不比在革命战争中付出的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理论的探讨是用人民的血汗换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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