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与遗民心境的展现——以钱澄之的晚年著述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遗民论文,著述论文,为例论文,晚年论文,文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1)04-0010-11
遗民心态的探讨，是明遗民论题中极为重要的部分。近年来学界对于遗民的群体心态与个人心态，都有深入的研究。研究群体心态的，多侧重综合利用明遗民的文集和各类档案、地方志、笔记等①；研究个体心态的，则多侧重运用具体遗民的诗歌或个人著述②。本文将集中探讨明遗民钱澄之(1612-1693)的晚年心境，亦属个人心态研究的范围，但在问题的进入和史料的运用上，欲另辟一途径，拟从钱澄之晚年著述中的不同文体入手，分析钱澄之如何微妙地游移于诗、文、书札、史书等不同文体之间，有差别、分层次地展现或掩盖其晚年的遗民心境，并希望通过对此个案的研究，部分揭示明遗民在著述文体与心境展现之间的微妙关系。
钱澄之原名秉镫，字饮光，晚号田间，桐城人。年青时全力事功，晚年退而著述，是明清之际重要的诗人和学者。崇祯十七年(1644)，崇祯帝朱由检自缢煤山，身在江南的一介书生钱澄之，奋然投笔从戎。之后的二十年，他一直在江南、福建、两广等地坚持以各种方式抵抗清政府。具体来说，自顺治二年(1645)至顺治八年(1651)追随南明的隆武(1645-1646)、永历(1646-1662)二朝抗清，曾任隆武朝延平府推官，后任永历朝礼部精膳司主事、翰林院庶吉士，迁编修，管制诰，一度与闻永历朝的中枢大事。1650年桂林兵败后，脱离永历朝廷，并于1651年返回家乡。后在江南一带开展复明运动，直至康熙元年(1662)永历帝、郑成功去世，方才偃旗息鼓④。康熙三年(1664)，钱澄之重返二十年前追随隆武帝抗清之地福建，不意昔日抗清重地已天翻地覆，士人、黔首对二十年前的旧事多已忘却。心灰意冷之下，钱澄之于康熙七年(1668)从福建返回老家桐城，之后以遗民自处①。
自此，钱澄之便主要在家著述，从五十七岁直到康熙三十二年(1693)以高龄八十二岁去世。在此长达二十五年的时间里，钱澄之除在家乡著述外，也外出结交官吏，行迹曾至京师、苏杭和武昌等地。除谋食之外，钱澄之更希望借助官员之手，刊行自己的著述。值得注意的是，在干谒或游幕的同时，钱澄之一直小心翼翼地护持其遗民的气节与身份。史学家陈垣(1880-1971)早就指出高寿遗民保持气节之不易，他注意到明遗民吴中蕃(1618-1696)几乎晚节不保而最终悬崖勒马的情况，感慨道：“噫！遗民易为，遗民而高寿则难为。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老而嗜利，则有委曲迁就者矣。”⑤
钱澄之亦是高寿遗民的一员。他在放弃抗清之后的二十五年中，努力维持其遗民气节，其间有着大量难以言说的坚韧、复杂与微妙。而本文即想从其著述文体入手，深入讨论他晚年的复杂心境。
一、诗歌中的遗民心境
钱澄之晚年撰写的诗歌基本已收入康熙二十九年(1690)刻行的《田间诗集》。《田间诗集》所收诗起于顺治八年(1651)，迄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共二十八卷。而康熙七年(1668)以后所撰诗起于第十五卷，其卷数恰好占《田间诗集》的一半，约七百馀首。此七百馀首诗中，极少遗民心境的出现。1668年，钱澄之刚刚从福建返回故乡桐城，心灰意冷之馀，故诗中多涉老、病，如云：“雄思侧眼青霄近，老态低头白昼眠。”(《赠汪子伦》其一)“酒兴减因豪太过，病根伏到老才知。”(《赠汪子伦》其二)“老卧沧江万虑灰，天心人事迥无猜。”(《闻雷》)亦感叹日常生活的艰难：“米贱僮还思继粟，菜香吾岂叹无鱼。”(《陵阳杂诗》)而回首往昔，自然空幻如梦：“往事已成庄叟梦，同人犹话义熙年。”(《宿张慎庵舫亭》)此时的钱澄之确已心灰意冷，筑屋名乐易堂，自号田间，专心田园生活。自此诗中多交游、唱和、田园、行旅之作。清水茂认为钱澄之晚年诗与早年诗相比，“社会批评性渐渐地减少，应酬诗增加了”⑥，确属实情。
康熙十一年(1672)冬，时年六十一岁的钱澄之赴京师，寓龚鼎孳(1615-1673)处，流连一年之久，直至龚鼎孳翌年去世。时距甲申之变已近三十年，故国遗老，目睹巍峨宫阙，岂能无慨？但钱澄之刚刚抵达京师时，情绪似乎极为平静，一直到次年(1673)上元节，情绪才突然爆发。《癸丑上元登白塔寺》诗曰：
寺传辽后旧妆台，为放游观趁伴来。南苑冰澌流渐漫，西山雪尽翠新堆。红楼下见端门近，紫禁平临金殿开。举目故宫浑未改，伤心一倍黍离哀。⑦
当时钱澄之偶过白塔寺，本乘兴而来，以游人的身份入寺访古。颔联是诗人登塔之后，放眼所及北京冬日之景物。白塔寺位于阜成门内，颔联所见景物先南方，后西方。颈联则是诗人回头，再看向东边的紫禁城，不免枨触百端，遂以过周室宗庙、彷徨不忍去的前朝士大夫自居⑧。钱澄之随后又过煤山，赋《煤山》诗云：
玄武门通一水环，君王遗恨满煤山。廷争未必南迁谬，驾出犹闻夜阻还。沧海日沉长此暗，青天龙去有谁攀。即今御苑伤心地，草渍啼鹃旧血斑。⑨
登临白塔寺时所见景物，已触及钱澄之隐藏多年的遗民心事，迨行至煤山，遂一发不可收拾。煤山为二十九年前崇祯帝自缢之处，也是明遗民诗集中常出现的伤心之地。此诗首句写煤山之地理位置，次句言崇祯自缢事，“遗恨”带出颔联所说的“南迁”。先言“廷争”，1644年2月，左都御史李邦华、左庶子李明睿等建议朝廷南迁凤阳或南京，内阁极力反对⑩。而以随后的情势来看，南迁或可使明室延长国祚，这就是“未必谬”。“驾出犹闻夜阻还”，似指崇祯帝于3月18日夜逼周后自缢后，携太监王承恩等数十人易服出东华门的事情。当时崇祯帝至齐化门(今朝阳门)、崇文门、正阳门等处，均不得出。后至安定门，城门坚不可启，乃折返宫内(11)。假若崇祯帝当时能突围而出，天下或将是另外一番情势。以上二事，对钱澄之等遗民来说，皆所谓“恨”事也。颈联以“沧海日沉”、“青天龙去”两个意象来固定和深化其所“恨”。诗歌至此，已痛苦之极，但仍是述往事。末联则转至当下，写其本人伤心之态，表露其遗民心境。
煤山这一具有特殊意涵的地名并非首次出现在钱澄之诗中，但前一次出现则早在二十年前。顺治十年(1653)，钱澄之作《挽蒋谁庵司徒客死长干寺》，该诗前四句云：
煤山变后几人髡，破衲年年滞白门。钞法万言前辈赏，书生一命烈皇恩。(12)
此诗以“煤山变后”来喻明亡，盖是泛指，显非《煤山》诗的特定遗民书写。
自此之后，钱澄之在诗中会偶以逸民或遗民自称，如翌年离京时所赋《留别韩元少修撰》(1674年作)诗，首联云：“书生特达主恩新，臭味偏怜老逸民。”(《田间诗集》卷20)《重游上海访史简庵明府》(1684年作)诗，颔联云：“自怜久客轻黄浦，应少遗民识白头。”(《田间诗集》卷25)《甲子除夕西田庄口号》(1685年作)诗，首二句云：“雪拥双扉度岁新，身为万历老遗民。”(《田间诗集》卷25)但多是一种泛泛的情绪，也再没有《煤山》诗那样激烈的情绪出现。在七百馀首数量的诗篇中有此几首，确实很容易令人忽略。若说诗人平日居家，此类情绪或无由激发；外出至旧都大邑，则能触景生情。但钱澄之晚年数至京师，也曾多次到南京、苏州、杭州等地，为何彼时诗中均少此类情绪的抒发？与其他曾参加南明抗清运动的重要遗民如黄宗羲(16101695)、王夫之(1619-1692)等人的晚年诗作相比，钱澄之的晚年诗作显得尤其恬淡，恐怕这也是钱澄之晚年被视为“田园诗人”的原因之一吧(13)。
二、书札中的遗民心境
钱澄之晚年交游的情形，可通过《田间诗集》考知其大致面貌。但收入《藏山阁集》的《田间尺牍》则可提供另一层面的佐证。《田间尺牍》共110封，最早写于康熙十九年(1680)他六十九岁时，最晚的信写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八十二岁辞世之年(14)。这批信札原藏于钱澄之后裔家中，到同治八年(1869)归萧穆(1834-1904)收藏。光绪三十四年(1908)，汪德渊从萧穆子萧幼孚处录副加以刊行，今收入黄山书社校点本《藏山阁集》中(15)。无疑，这批尺牍对于了解钱澄之的晚年心态有着重要的第一手史料的意义。
钱澄之在尺牍中，不时自称“遗民”、“遗老”。他在1682年寄给严曾榘(1639-1700)的信中说：“先生清讌之暇，屈指故旧，亦念此菰庐中尚有前代一老遗民否？”(16)1686年有《与家绍隆》函，其中说：“都门聚首，谊敦同气，而昆仲以仆马齿叨长，故国遗民，宗盟之中，弥加殷笃。”(17)同年在给徐倬(1623-1712)的信中也说：“大司成当代人师，亦知田间有遗老否？”(18)给龚鼎孳之子千谷(？-1690)(19)的信中说：“弟以衰残遗老，不合时宜，而簪履之情殷，有逾常格，固知先生之不忘旧好，实不忘先端毅也。”(20)给张英(1637-1708)的信中说：“但使意中知江村有著述乐志之遗老。”(21)给休宁县令的信中也说：“顷舍亲倪生叔昭回，言所寄未达，兼述老父母习知遗民，时为齿及。”(22)
从《田间尺牍》中可知，钱澄之晚年交往者多清廷官员，其中不乏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张英、韩菼这样的当世名臣，也有不少地方官，尤其是安徽一地的地方官。钱澄之与他们交往，目的有二，一是要谋求全家四十多口人的温饱，二是想刊刻自己的著述(23)。在这样的背景下，“遗民”对于钱澄之而言，多少是一个社会身份，是一个对外交接时可以使用的身份。因为尺牍比诗歌更具交际性，所以尺牍中自称“遗民”的频率要远比诗歌中来得频繁。
但这些所谓的自称“遗民”或“遗老”，多属泛泛之谈，看不出有多少情感投入和身份认同。反倒是有一次钱澄之在怀念亡妇时所透露出来的感伤，证明其情绪仍不时被抗清的早年岁月所笼罩。康熙二十六年丁卯(1687)，时年七十六岁的钱澄之在奔赴湖州时路过震泽，想起弘光朝覆灭时妻儿在此地惨死的往事。他在《与沈圣符》一信中说：
今年为苕上之行，舟过震泽，哀妻子之丧亡，念故人之高谊，倚篷瞻望，泣涕霑襟。值阴雨迷离，同舟遄往，无由登岸一叩云亭，中心悲恋，为不去怀数日。(24)
伤感之馀，钱澄之遂于翌年致信黄宗羲，托其为亡妇撰写墓志铭(25)。黄宗羲因撰《桐城方烈妇墓志铭》，表彰方氏夫人的节烈(26)。但这种被外在境物偶尔触动起来的情绪，波动不过“数日”而已。尺牍中的类似情绪，实际上也极为罕见。我们能够经常感受的，反而是钱澄之极力支持友朋及家族子弟出仕新朝的态度。如康熙二十八年(1689)在《与家绍隆》一函中说：“得梧垣之报，喜而欲狂。一时言路，吾宗顿有三人，既为朝廷庆得士，亦为吾宗快多才也。”(27)又曾托友人照顾提携子弟：“舍侄光夔，顷以廷试入都，素蒙先生奖借，顺风之吹，知所不惜。”(28)又说：“接三世兄裁答，知大世兄已捷楚闱，不胜庆快。拟即乘风翀翥，以竟先公未竟之绪，以慰老夫通家之望，何又暂息天池，乃竢抟扶摇而上耶？故人年已八十，青眼高歌，所望者尚有几人？勉旃！勉旃！”(29)
可见一般情况下，钱澄之对友朋及子弟的出仕清廷，内心感到真正的愉悦。这一点，我们在《田间诗集》中也能得到印证，但心情的表露，总不如尺牍中来的显豁和直接(30)。当时遗民如顾炎武、黄宗羲等对于子弟的出仕，也都持类似的态度。但似均不如钱澄之表现得如此高兴。那么，钱澄之在书信中的这些表现，是否可以抵消我们在阅读《煤山》诗时所获得的印象呢？抑或，《煤山》诗在晚年诗中本是异数？我们应当如何来全盘理解呢？
《田间尺牍》中有一封写给吴李芳(1624-1707)的信，可以用来说明钱澄之一些较为深层的心理状况。该信说：
昨承珍贶，惟有心领，既未适馆，不敢当授餐也。蒙许以一枝暂寄，及复谕令趁原船回，此不逐之逐也。士大夫交接有礼，斯礼既废，即不逐亦应自行矣。弟七十老翁，冒一千五百里之酷暑，访三十馀年之旧交，不蒙倒屣之迎，竟同游客之拒。不惟无此人情，亦无此世法也。年兄前程万里，得毋于此道，尚宜留心乎？况年兄生平履历本末，与弟略同。弟所少者，今日一新喻令耳，岂宜作此面目相向，使弟当时蒙面干进，宁渠不博一斗大山城耶？笑！笑！都门握手，重申旧好，自反无所得罪，而峻绝已甚。或有谗匿之口，以致如此耶？抑岂真以夜郎自大耶？弟半世交游，足迹几遍天下，到处有逢迎，不意乃困辱故人，传之四方，亦可作一段异闻也。(31)
这封大骂吴李芳的信函，态度激烈，在钱澄之存留下来的书信中不但是罕见的，而且似乎也是惟一的。吴李芳是湖南邵阳人，他与钱澄之乃抗清时的旧交，曾任永历朝监军道，累官左都御史，入清后于康熙三年(1664)考取进士(32)。康熙十三年(1674)任江西新喻县令。七年之后，潦倒的钱澄之在与友人的书信中饱含期待地提到吴李芳，希望得到吴的资助：“新喻令吴茂生，为患难老友，到任七年，未通一字，见时幸致鄙私。倘得南来，草堂之资，不无少望于此君也。”(33)然而，当他赴新喻拜访吴李芳的时候，吴李芳非但没有接见他，而且在简单加以施舍后，勒令钱澄之立即原船返回。面对这样的奇耻大辱，钱澄之写下了上面这封斥骂信。
不过，此事的来龙去脉，仍有隐秘可以追寻。在信中，钱澄之提到的“都门握手，重申旧好”一事，实际发生在康熙十二年(1673)。是年冬天，已近新年元旦，吴李芳入都谒选，正好与钱澄之在京师相遇。钱澄之有感而发，为赋《吴茂孙谒选都门晤间有怀王而农》一诗，诗云：
忆昔分携端水滨，同时去住困风尘。天南十载悲逋客，冀北三冬遇选人。吾道未妨踪迹异，交情终在乱离亲。衡山曾问墙东隐，闻说终年旧角巾。(34)
根据其诗题，此诗乃钱澄之见到吴李芳谒选而怀念远在衡山隐居的王夫之。诗歌感情真挚，首句回忆与王夫之分携端水之滨，端水在端州，是永历朝廷行在，可见二人在永历朝之同僚情谊。次句以“困风尘”形容当日二人之艰难困苦。整体而言，此诗似对吴李芳有所不满，尤其颔联将同是湖南人的王夫之与吴李芳对比，钱澄之悲痛王夫之“天南十载”，成为“逋客”。对比“冀北三冬”犹赴新朝谒选的吴氏而言，王夫之的坚贞更可想见。此诗吴李芳必然得见，内心对钱澄之当有强烈不满，否则无以解释吴氏后来对钱澄之的冷淡。但钱澄之本人压根未曾意识到这一点，在他本人的记忆中，两人的关系仍是“都门握手，重申旧好，自反无所得罪”，他完全没有意识到他和王夫之共同推崇的遗民气节已经严重地伤害到了吴李芳。他希望吴李芳对其照拂，无非二人有过共同的创伤记忆，为“患难之交”。而一旦吴李芳翻脸不认人，对“遗民气节”不再认同的时候，钱澄之就丧失了他平日的冷静，他甚至无暇去冷静揣摩吴李芳这位故人的心理，仅斥骂其为“夜郎自大”。究其原因，“遗民”情节与“遗民”身份认同已深入钱澄之的骨髓，对钱澄之而言，所谓的“遗民”，不仅是其赖以存活的资源，更是其生命全部的尊严。这种尊严以及执著的自我认同从当时的道德观来说，是得到普遍认可甚至尊重的。这种尊严一旦受到挑战，而且挑战还来自于昔日的同袍，则是钱澄之无法接受的。
可以说，《田间尺牍》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复杂的图像。我们既可以看到钱澄之结交清臣、支持子弟出仕等复杂情况，又可读出钱澄之平日无法言说的对于遗民身份的强烈认同。这是粗略阅读《田间诗集》所不能发现的。
三、墓志铭等哀吊之文的遗民心境
与尺牍类似，墓志也是实用性和交际性很强的文体。同时，墓志更是一种非常“势利”的文体，其背后缠绕着金钱、地位等诸多现实的因素；而某作者文集中墓志铭的多寡及墓志铭主人生前地位的高低，往往可以作为凭据来判断该作者在当时文坛或儒林的影响和地位。不过，这与钱澄之没有关系。钱澄之的声誉限于遗民群体和江南一地，在当时并不显赫，所以，他撰写的墓志铭并不多，连带墓表、祭文、哀辞、传等在内，晚年刻入《田间文集》的也才二十一篇。而他悼念的人除了昔日抗清好友之外，多为至亲、世契，所以墓志的内容多以悼念、追怀为主，并非一味铺排生平，尔后加以议论而已。如果说钱澄之的诗歌、尺牍多酬世之作的话，那么，墓志铭几乎每篇都是刻意经营而成的。而推崇遗民气节，是钱澄之所撰墓志铭最值得注意的共通之点。
康熙二十二年(1683)，七十二岁的钱澄之撰写《孙武公传》(35)，言辞激烈，开篇即云：
自甲申国变以来，海内士大夫义不负国而死者，指不胜屈，而江以南尤盛。至于江北数郡，死者寥寥。吾邑素称节义之邦，独能慷慨死不悔者，一孙武公耳。(36)
康熙二十七年(1688)撰《兵部职方司主事泰斋刘公墓志铭》(37)，结尾云：
当甲申国变时，吾乡士大夫不屈于贼薙染南还者非公一人。未及十年，有死者，有髡者，有不甘贫贱一旦出仕新朝以取富贵者。士固各有志也，而公四十年如一日，能甘人所不能甘，此吾所以独重公也。(38)
在文中，钱澄之以酣畅而又激烈的笔墨来表彰逝者孙临(1611-1646)、刘若宜(1602-1680)在甲申易代之时的气节。这些表彰气节的文字为清廷所忌惮，《田间文集》之所以被禁毁，与这些表述有着直接的关系(39)。
钱澄之在墓志铭中毫不掩饰自己的情绪，尤其喜欢大量叙述自己与逝者的交谊，回忆死者的言行细节，勾勒逝者的面貌，从而表彰逝者的气节。康熙二十六年(1684)所撰的《哭徐复庵文》，开篇就是激烈的情感倾泻：
呜呼！先生返自海外，殁于岭表，旅榇万里，归殡先茔，凡几年矣。某
颜偷生，闻声饮泣，今始因依老友，重到茸城，寻岛上之遗孤，哭江头之繐帐，呜呼悲矣。(40)
随后回忆弘光朝覆灭之后，二人在江南抗清战败后的凄苦：
记遇难之夕，投宿沈圣符之听轩，鉴在、克咸同栖一榻。明月忽敛，苦雨凄来，中夜陡寒，牛衣共覆。弟扶病起立，徘徊达晓；兄枕吾儿以寝，儿抱兄足而泣，兄虽吞声无语，彻夜涕零。(41)
家破人亡之后，二人相濡以沫。悼念逝者时夹入如此动情的笔墨，怎能不令人动容？另如《杨翁案山墓志铭》，也是通过具体细节来表彰逝者的气节：
甲申，国变。乙酉，留都陷。薙发令下，子森甫髫，亟为制巾服，集宾客，行冠礼，曰：“此本朝二百七十九年之法服，吾累世祖宗之所遵守，不可不令孺子见。今而后，听之矣。”(42)
康熙二十三年(1684)为胡长庚(1596-1683)所撰的墓表中也同样如此：
甲申国变，先生聚其族哭曰：“吾家与国共休戚，国亡，其有家乎？”将图所以殉国……每三月十九，聚同志诸子白衣冠，纸钱麦饭，哭故君于野外，比丘旭初为之主，号“冬青会”。终身布冠方领，足迹不入城。尝与予闲步至聚宝门外，望见人从门内出，即唏嘘数声而返，不欲见也。(43)
另如《方处士子留墓表》、《前处士方公直之墓表》等文莫不如此。概言之，钱澄之所撰的墓志，摒弃高深晦涩的文辞，明澈如水；注重描写细节，尤喜回忆逝者与自己交往的经历，植入自己丰沛的情感，令墓志铭读来尤具感染力。这些文体上的特点，使得后来崇尚文体洁净的桐城派理所当然地将钱澄之视为开山之祖(44)。
钱澄之在墓志上的写作，还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首先，钱澄之在如何表述明清易代这个问题上，十分讲究措辞。作为重要历史关节点的甲申之变，是钱澄之在墓志中反复提及的。1654年，方以智(1611-1671)父方孔炤(1590-1654)去世，钱澄之撰《枞阳合祭方中丞贞述公文》(45)，文中如此表述甲申之变：
曾几何时，而遂有甲申三月之事。呜呼！天崩地折，率土衔悲。大厦覆矣，一木岂支？(46)
近三十年后的康熙二十一年(1682)，有《哭仲驭墓文》，仍说：
以烈皇帝尧舜之君，遂有甲申三月之事。天摧地裂，海岳争号。国破君亡，身家何论。(47)
甲申之变是明遗民的痛事，一旦提及，不免有些声嘶力竭。文中的表述，自然表露出非常直露的遗民态度和立场。但更多的地方，钱澄之选择较为中性的“改革”、“鼎革”、“国变”等词汇来述说甲申年的改朝换代。用“改革”一词的，如《家尔斐七十初度序》：“君自改革以后，为有司所迫，一上公车，辄以病免，而后遂不复再迫。因抗志高尚，优老林泉。可不谓身名俱泰者乎？”(《田间文集》卷18)又《前给谏姜公卿墅元配董孺人迁葬墓志铭》表彰其入清后事迹说：“改革后反吴，诣宣城，将卜居敬亭山，以终遣戍之命，自号宣州老兵。临殁，遗命必葬宣城。”(《田间文集》卷23)用“鼎革”一词的如《张带三先生七十双寿序》：“遭鼎革，弃官去。”(《田间文集》卷18)用“国变”一词的如康熙二十一年壬戌(1682)所写《左眠樵初度序》：“未几国变，留都有君。”(《田间文集》卷18)《陈同人传》：“国变以后，予遭南渡钩党之祸。”(《田间文集》卷21)也有在一篇墓志铭中用多种词汇的，如《兵部职方司主事泰斋刘公墓志铭》中说：“崇祯甲申三月十九日之变，烈皇帝身殉社稷，在朝诸臣以死殉帝者若而人。”(《田间文集》卷22)又说：“甲申国变，公遁迹浣花庵，薙染为僧……改革后归皖。”(《田间文集》卷22)除提到“崇祯甲申三月十九日之变”这个历史点的时候有些激动外，随后使用的“国变”和“改革”二词，都是比较冷静的表述。在1682年所撰《故山海卫参军陈公南山元配李夫人合葬墓志铭》中，也是一样的情形。他说：“先君子以改革时死于乱。”又说：“未几，有甲申之变，以致改革，公遂绝意世事。”(《田间文集》卷22)这些词汇的运用，在钱澄之其他的诗文中也是比较常见的。如康熙二十一年(1682)，钱澄之为方以智夫人撰写《方太史夫人潘太君七十初度序》，言方以智：“当甲申之变，万死南还。”(《田间文集》卷19)《陟园题词》说：“往时，士大夫多置亭馆其上，改革后，荡为墟莽久矣。”(《田间文集》卷20)晚年的诗中也有类似表述(48)，但却是冷静的叙述，没有像墓志中那样情绪表达得较为激烈。
第二个问题，钱澄之在如何书写清朝年号的问题上，有着细致的思考。一般来说，钱澄之在墓志中不避讳直接书写清年号。如他在康熙四年(1665)所撰《曾翁愫初配张孺人合葬墓志铭》，提到死者“卒于清康熙甲辰年四月初四日”(《田间文集》卷22)。康熙十一年(1672)所撰《故山海卫参军陈公南山元配李夫人合葬墓志铭》：“翁生于万历己丑月日，卒于顺治戊子月日。”(《田间文集》卷22)康熙二十五年(1686)撰写《家韦亭广文传》，开篇就说：“康熙二十五年，岁在丙寅。贵池学谕钱君韦亭卒于官。”(《田间文集》卷21)康熙二十六年(1687)为方其义(1619-1649)撰《前处士方公次公直之墓表》：“君生于万历己未某月，卒于顺治己丑某月，享年三十有一。”(《田间文集》卷24)
此类文字，不知是否经过后人润色修改？或钱澄之将之收入文集时，自己有所修改(49)。其实，自陶渊明不用晋宋年号而用甲子纪年之后，历代遗民的著述多直接书写甲子，以表明自己不承认新朝的态度。钱澄之径直书写新朝年号，是否与前文所揭示的他与官员结交等情况一样，是其态度暧昧和游移的一种表现呢？仅就明清之际而言，坚持书写甲子的遗民如王夫之、徐枋(1622-1694)等当然很多，但不避清朝年号的遗民，也所在多有，即如钱澄之好友金堡(1614-1680)、黄宗羲等在墓志、寿序等文字中均不避清年号(50)。
但若仔细推敲，则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简单。钱澄之在《姚瞻子行路吟引》一文中说过：
陶元亮世称高士，以今观之，元亮著诗，用甲子纪年，当世不之怪；与柴桑诸子饮酒唱和，卒以乐死。以此为高，即今谁不欲高？谁不能高也。(51)
在钱澄之看来，陶渊明之所谓为“高士”，一是用甲子纪年，二是饮酒唱和，两者都是陶渊明表明个人政治立场的方法。但如果以陶渊明的这两个方法来衡量清初的遗民，那么，个个都是“高士”，究其原因，这两种方法一学就会，学的人不需要付出多少代价，即可获得相应的声名。这是虚伪的假遗民，是钱澄之痛恨的。
可见，刻意用甲子纪年是钱澄之所批评的。但若仔细阅读他的文章，会发现钱澄之有时也十分坚持甲子书写的意义。如他为姜埰之妻董孺人所撰的《前给谏姜公卿墅元配董孺人迁葬墓志铭》，为遗民胡长庚(星卿)、方授(子留)所撰的《胡星卿先生墓表》、《方处士子留墓表》(以上均见《田间文集》卷24)等，都坚持书写甲子。究其缘由，钱澄之若使用清年号，则逝者大抵非抵抗到底的遗民或与遗民无关的人员；若钱澄之仅书写甲子，则逝者肯定为坚决抵抗的遗民。这是他的书写义例，而他之所以能傲然批评当时那些模仿陶渊明一味以甲子书写的人，也正因为此。
总而言之，钱澄之所撰墓志铭有其体例，而最为突出的现象是他在墓志铭中毫不掩饰地极力表彰遗民气节，这种情况在诗歌、尺牍等文体的写作中是见不到的。
四、史书中的遗民心境
钱澄之晚年除撰写诗文外，大半的精力投入到了学术著作的撰写中，撰有《田间诗学》、《田间易学》及《庄屈合诂》等，这些著作都包含有强烈的用世之心。不过他最为看重的，则是一部史书《所知录》。康熙二十年(1681)，钱澄之已年过七十，他在给友人陆翼王的书信中说：
足下称仆《所知录》文直事核，仆何敢当……仆年过七十，一日尚存，未敢一日忘此志，如何如何？(52)
可见《所知录》的写作在其心中的地位。那么，《所知录》是一部什么书，值得钱澄之“一日尚存”，便“未敢一日忘此志”呢？
《所知录》是钱澄之精心撰写的南明史书，主要记载从隆武元年(顺治二年，1645年)到永历五年(顺治八年，1651年)七年间的南明史事，也涉及弘光朝(1644-1645)的一些秘闻。大概从顺治八年(1651)春开始，钱澄之就已经计划写作《所知录》的资料(53)；至1681年已三十年，全书仍未杀青。可见其付出了艰苦之努力。
钱澄之自称，《所知录》所记载的南明史事，大多为“所亲见者”(54)。而写作此书的目的，就在于纠正各种有关南明史的“伪说”(55)。同时，他也自信《所知录》“较他野史为稍确也”(56)。正因为如此，《所知录》从一开始面世就被视为较为真实的记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黄宗羲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曾称赞说：
桑海之交，纪事之书杂出，或传闻之误，或爱憎之口，多非事实。以余所见，唯《传信录》、《所知录》、《劫灰录》，庶几与邓光荐之《填海录》，可考信不诬。(57)
黄宗羲此处提到的《传信录》、《填海录》二书似均已失传，署名“珠江寓坊”的《劫灰录》如今虽有抄本传世，但流传不广，且经过纂改，史料价值相对有限(58)。惟独《所知录》史料价值甚高，学者认为，此书是“记隆武、永历两朝最直接之资料，堪备南明史事之征”(59)。自晚清以降南明史得到史学界的高度关注之后，《所知录》一直就是研究南明史的必备史料之一(60)。
《所知录》除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外，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那就是钱澄之在记载史事的时候，经常系以他本人的诗篇。钱澄之在该书的《凡例》中解释道：
某平生好吟，每有感触，辄托诸篇章……每有记事，必系以诗。或无记而但有诗，或记不能详而诗转详者，故诗不得不存也。删者甚多，亦存其记事之大者而已。(61)
这种书写，就史书的撰写方式来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历来史书撰写，很少以韵文直接来补充正文之记载、描述的。早期的史书中引用诗歌、韵文，如《左传》引《诗》，《史记》大段引用《楚辞》或司马相如之赋；后世史书则仿效“太史公曰”之类的论赞体(62)，直接用韵文总结或评论史事；这些都不是《所知录》中韵、散浑然一体的写作。《所知录》中的记载他本人所写的诗歌，往往用来补充或重新叙述历史事件；诗歌或补充历史细节，或发表意见，或抒发感情，不一而足，其总数达七十三首之多。可以说，在中国的历史书写传统中，像《所知录》这样将诗歌书写与历史书写并置的体例是比较特殊的(63)。此书中的诗歌不但有很强的“诗史”功能，对于南明很多隐秘的历史事件亦有记载，甚且具有强烈的“尊永历而贬隆武”的褒贬史观。《所知录》不但是一部文献价值很高的史书，而且也是一部最能表露钱澄之遗民心志的著作(64)。较之前文分析的诗歌、尺牍和墓志等文体而言，钱澄之无疑在史书上寄托了最为深沉的遗民情感。
然而，钱澄之晚年耗费大量心血撰写的《所知录》在当时是不得流传的。据清代的藏书目录考之，《所知录》抄本在清初已被收入徐秉义(1633-1711)的《培林堂书目》之“史部”类(65)。钱澄之与徐氏交好，晚年诗文中有大量交游的记录。而且徐秉义是刊刻钱澄之《田间诗集》、《田间文集》、《田间诗学》等书的赞助者。很显然，《所知录》在清初的语境中，短时间内已无问世的可能，故钱澄之将此书交付徐氏保存，等待时机付刻。可惜清初文网日密，《所知录》随后被禁。幸亏士大夫私下辗转抄录，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66)。
五、结论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晚年的钱澄之对于改朝换代，已是十分冷静和理智的态度。由于现实生活的困顿，更重要的是，出于完整刊刻自己著述的考虑，钱澄之以遗民身份外出交接清廷官吏。诗文和尺牍中都部分展现了这一情形，其中更有支持子弟出仕、对改朝换代的逐渐认可等言语和态度，可以看到钱澄之较为务实的态度。本文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种情况并非钱澄之所独有。当时重要的遗民大多受到了来自现实政治和生活的巨大压力，所以全祖望(1705-1755)在讨论黄宗羲学术时特意指出：“但使大节无亏，固不能竟避世以为洁。”(67)而在坚持大节的情况下，每个遗民因为个人经历和生命体验的差异，在诗文中所表现出来的面对新朝的情感和方式都是有所不同的。
就钱澄之而言，他对前朝的眷恋和对往事的记忆从来没有停歇过。在现实生活中，他常常回忆起明清易代之际的惨痛历史，如回想起甲申三月十九日崇祯帝的自缢、乙酉年妻儿的自沉。他也会因为一些具体的情境而触发他的情绪，如在京师凭吊煤山，或遭到前朝旧友的冷遇。这些，会使钱澄之一反平时为现实生活所压抑、遮掩起来的遗民态度和立场，在诗文中以激烈的情绪来发抒其缅想前朝的心境。
在不同的文体中，钱澄之刻意表露其不同的面貌。诗歌、尺牍、墓志铭以及不能刊行的史书《所知录》，在表达遗民心境的强度上，是递增的。在他所有的著述中，越是私密性的文体，表露其遗民心境越多，力度越强；而越是具备交际性的公开的文体，就越不能展现其遗民心境。或者说，钱澄之似乎也清晰地意识到，越是公开而具备交际性的文体，越不能直抒胸臆；而最能表露心境的著作，只能在最小的范围内与友人交流。比如墓志铭只写给逝者的家属看，而书信也只写给特定的朋友看。至于《所知录》只能寄存在朋友家中，在当时根本不可能刊行，似乎连读者都没有。康熙二十九年庚午(1690)，七十九岁的钱澄之寄友人江在湄诗文二集，在《与江在湄》的函中说：“先代许多关系文字，俱未及刻，以俟后来阐幽耳。”(68)指的似乎就是《所知录》，言下不无惆怅。
可以说，对于这种文体书写与遗民心境展现之间的微妙关系，钱澄之似乎有一种比较自觉的意识。这种意识，在彻底避世的遗民如王夫之、徐枋等人的著述中是不存在的。在处境与钱澄之约略接近，而且与钱澄之有着密切往来的黄宗羲、顾炎武(1613-1682)等人的著述中，也是不存在的。这种比较特殊的现象说明钱澄之对于写作本身有着迥异时俗的深刻见解，需要另文阐释(69)。
注释：
①如王汎森《清初士人的悔罪心态与消极行为——不入城、不赴讲会、不结社》一文使用了诗文集、地方志、档案、笔记及各种遗民录等大量史料(王汎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8—247页)。李暄所著《明遗民群体心态与文学思想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一书则是新近的代表成果，同样在综合利用各类史料的基础上，系统论述明遗民在坚持人生理想与处理现实困境时的复杂心态。
②如严志雄利用屈大均咏梅诗来深入剖析屈大均的遗民心态(《体物、记忆与遗民情境——屈大均一六五九年咏梅诗探究》，《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21期，2001年9月，第43—88页)；赵红娟的《明遗民董说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则全盘考索董说的著述，对其家世、生平、精神世界等都有细致的分析。
③钱
禄：《钱公饮光府君年谱》，钱澄之撰，诸伟奇辑校，孙以楷审订：《所知录》，合肥：黄山书社，2006年，第177—210页。
④钱禄：《钱公饮光府君年谱》，钱澄之撰，诸伟奇辑校，孙以楷审订：《所知录》，第211—217页。另参拙文《从复明志士到穷愁遗老：钱澄之重返福建(1664-1667)的诗歌与史学》，《国学丛刊》2009年第4期，第133—140页。
⑤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4页。
⑥[日]清水茂：《论钱澄之诗风三变》，《东方文化》第37卷第1期。
⑦⑨钱澄之撰，诸伟奇点校，孟醒仁审订：《田间诗集》卷19，合肥：黄山书社，1998年，第400，400页。
⑧《诗序》言《黍离》一诗的宗旨为：“《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龚抗云等整理：《毛诗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52页。
⑩彭孙贻：《流寇志》卷9，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0—141页；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3，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70—72页；樊树志：《崇祯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08—521页。
(11)计六奇撰，魏得良、任道斌点校：《明季北略》卷20“十八夜周皇后缢坤宁宫”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54页；《小腆纪年附考》卷4，第96页。
(12)《田间诗集》卷2，第29页。
(13)[日]清水茂：《钱澄之的诗》，[日]清水茂著，蔡毅译：《清水茂汉学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00—112页，尤其是第106—111页；朱则杰亦持此观点(朱则杰：《清诗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7—124页)；钱仲联则极为反对这个封号(《钱仲联讲论清诗》，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0—31页)。
(14)分别为《与江磊斋》和《与黄平子》，见《田间尺牍》卷4、3，第525—526、503页。
(15)这批尺牍流传的经过，可参看璱楼居士：《璱楼居士跋》，《藏山阁集》附录，第532页。谢明阳：《钱澄之的遗民晚景——以〈田间尺牍〉为考察中心》，《台湾学术新视野：中国文学之部(二)》，台北：五南图书公司，2007年，第990—991页。谢文从《田间尺牍》入手，依次论述钱澄之晚年的生计、著述、交接及晚节，考证翔实，论析极精。本文论《田间尺牍》部分获益于谢文甚多，谨此致谢。按：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年)列入《龙潭室丛书》刊行的《藏山阁集》仅分《诗存》十四卷和《文存》六卷，与今黄山书社点校本不同。
(16)《寄严某》，函中提到时年七十一岁，故系1682年，《田间尺牍》卷3，《藏山阁集》，第505页。严曾榘字方贻，康熙三年进士，后官至兵部右侍郎。其父严沆(1617-1678)，字子餐，为“西泠十子”之一，顺治十二年进士，官至户部侍郎；与钱澄之相熟。祖严武顺，字忍公。严氏三代的情况，参阮元：《严忍公子餐方贻传》，收入《揅经室二集》卷5(阮元：《揅经室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484—486页)。
(17)函中提到时年七十五岁，故系1686年，《田间尺牍》卷1，《藏山阁集》，第445页。
(18)《与徐方虎》，函中提到时年七十五岁，故系1686年。《田间尺牍》卷2，《藏山阁集》，第468页。徐倬字方虎，浙江德清人，康熙十二年进士。见《清史列传》卷70，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5765—5766页。
(19)钱澄之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撰有《客吴门闻龚千谷殁于白下怆今忆昔率尔述怀不自知其言之长也》长诗，《田间诗集》卷28，第571—573页。
(20)《与龚千谷》，《田间尺牍》卷2，《藏山阁集》，第469—470页。
(21)《与张敦复》，《田间尺牍》卷3，《藏山阁集》，第518页。
(22)《与休宁令廖明府》，《田间尺牍》卷3，《藏山阁集》，第496页。
(23)谢明阳：《钱澄之的遗民晚景——以〈田间尺牍〉为考察中心》，第991—1005页。
(24)《田间尺牍》卷4，《藏山阁集》，第527页。十年前的丁巳(1677)，钱澄之也曾路过震泽，赋诗《过震泽口号纪哀》四首，悼念徐方虎及妻儿。见《田间诗集》卷22，第452页。但从他随后托黄宗羲撰写墓志铭一事来看，钱澄之十年前的感触似乎远没有这次来得大。
(25)钱澄之此信未收入《田间尺牍》，但保存于黄宗羲所辑《交游尺牍》。见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90—391页。
(26)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460页。
(27)函中曰：“顷在吴门，较订拙集授梓，将及一年。”考钱澄之康熙二十七年(1688)至苏州刻书，此函应作于1689年。《田间尺牍》卷1，《藏山阁集》，第447页。
(28)《与张梦敦》，《田间尺牍》卷1，《藏山阁集》，第458页。
(29)《与叶见初》，《田间尺牍》卷3，《藏山阁集》，第487页。
(30)如康熙十二年(1673)赋《方虎第后擢庶常志喜一章》，《田间诗集》卷19，第404—405页。此诗虽志喜，但开篇云：“文章信有价，遇合亦有时。”又云：“吾生志千秋，今已心血衰。”可见，钱澄之枨触百端，并非一味志喜。
(31)《与吴茂生》，《田间尺牍》卷4，《藏山阁集》，第513页。
(32)吴是康熙三年甲辰科进士，见江庆柏编著：《清朝进士题名录》，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55页。
(33)《与魏青城》，《田间尺牍》卷4，《藏山阁集》，第513页。
(34)《田间诗集》卷19，第416页。
(35)《孙武公传》云：“吾与君以崇祯壬申论交，年皆才二十馀，君长予一岁耳。交十五年而君死于难，死时年三十六。又三十六年，而予特纪其与予十五年中游处忧患之事而为之传。”钱澄之撰，彭君华校点，何庆善审订：《田间文集》卷21，合肥：黄山书社，1998年，第411页。崇祯壬申为1632年，可知该文撰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
(36)《田间文集》卷21，第406页。
(37)《兵部职方司主事泰斋刘公墓志铭》云：“卒于康熙庚申岁三月……越八年，乃得给事公所为公状，杂以己平日与公所游处习知者，因诠次其大概，而为之文。”《田间文集》卷22，第427—428页。康熙庚申为1680年，故该文撰于1688年。
(38)《田间文集》卷22，第428页。
(39)《田间文集》被禁的一个理由便是《孙武公传》的悖逆。“查《田间文集》……又孙武公传中亦有指斥语，应请销毁。”参姚觐元编，孙殿元辑：《清代禁毁书目(补遗)清代禁书知见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205页。
(40)(41)(46)(47)《田间文集》卷25，第482，482，485—486，479页。
(42)《田间文集》卷22，第436—437页。
(43)《胡星卿先生墓表》，《田间文集》卷24，第460页。同年有《哭胡星卿》诗，见《田间诗集》卷24，第493页。
(44)具体评论见《钱仲联讲论清诗》，第29页。另参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年)。方苞文体亦有此特点，据方苞所撰《田间先生墓表》，方苞未弱冠即识钱澄之，受其影响甚大。方苞：《田间先生墓表》，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卷1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36—338页。
(45)方孔炤去世时的情况，可参任道斌：《方以智年谱》，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194—195页。
(48)如《贞靖祠前白松歌》云：“先朝国变死者多。”《田间诗集》卷25，第514页。
(49)钱澄之文集中确有经过本人修改之处，如收入《田间文集》之《敬亭集序》有云：“以烈皇帝之圣明。”《四库存目丛书》影印康熙刻本《敬亭集》卷首则作“以先帝之圣明”。《田间文集》卷13，第241页。
(50)略举数例：如澹归(金堡)《周母朱太宜人八秩寿序》(澹归和尚著，段晓华点校：《遍行堂集》卷5，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年，第126页)，黄宗羲《赠刑部侍郎振华郑公神道碑》、《山西右参政籲之丘公墓碑》、《参议密庵陆公墓碑》、《万充宗墓志铭》等(《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257、262、263、418页)。
(51)《田间文集》卷16，第300页。
(52)《复陆翼王书》，《田间文集》卷5，第85页。
(53)钱澄之《所知录凡例》中说：“兹编凡戊子以前，皆本诸刘客生之日记也。于湖南战功，多不甚悉，亦因其所记者记之。辛卯春，滞梧州村中，略加编辑。”《所知录》，第11页。
(54)钱澄之：《所知录凡例》，《所知录》，第11页。
(55)钱澄之在《所知录》一书的《凡例》中虽自谦撝，但从其夫子自道“去南日远，间有传闻，不敢深以为信，亦不敢记也”，及批评当时关于南明的记载，“伪说横行，颠倒悖谬”，可知其著述的用意，在于取信于人及纠正各类谬说。引文见《所知录》，第11、12页。
(56)《所知录》卷4《永历纪年下》，第132页。
(57)黄宗羲：《桐城方烈妇墓志铭》，《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460页。李慈铭指出，黄宗羲本人所撰《行朝录》，其中《隆武纪年》、《赣州失事》多与《所知录》同，盖取材于《所知录》也。参谢国桢：《黄宗羲学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年，第83页。
(58)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卷1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542—547页。此书六卷，专记永历朝在粤、黔、滇的史事。今存抄本似已被纂改，如卷1竟名为《永明王僭号始末》，卷2、3《亡国诸人事考》及卷4《日本乞师》一节，保存史料颇多(参《劫灰录》卷1至卷4，北京：线装书局，1995年影印马彦祥旧藏抄本)。关于此书，还可参见陈去病作于1906年(丙午)的《劫灰录跋》(殷安如、刘颍白编：《陈去病诗文集》卷4《巢南集外文》，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427—428页)及叶景葵1927年(丁卯)腊月为《劫灰录》一书所写跋语(见叶景葵：《卷盦书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6页)。
(59)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卷11，第520—525页。
(60)晚清以来，《所知录》史料价值之高，已获共识，这从众多南明史研究著作对它的频繁征引就可获知。当然也有少数的例外，如邓之诚在《清诗纪事初编》中认为《所知录》“亦多传闻未审之言，知纪事之作，为最难矣”(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6年，第123页)。邓氏未交代依据，其观点或受全祖望影响，亦未可知。全祖望的批评意见，见全祖望：《题所知录》，《鮚埼亭集外编》卷29，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335—1336页。
(61)《所知录凡例》，《所知录》，第11—12页。
(62)关于早期史书中的论赞体，可参看赵彩花：《前四史论赞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年。
(63)据笔者有限的阅读经验而言，与《所知录》体例比较接近的多是“行记”一类的著述。如金代王寂(1128-1194)《辽东行部志》、《鸭江行部志》二书，《辽东行部志》记载作者在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出使辽东之事，《鸭江行部志》则记载作者次年(1191)鸭绿江之行。载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55—311、170—213页。二书均在叙述中夹杂己作之诗，多抒情、交游之作。但因作者有抚今追昔之感或欲保存文献，书中记载他人诗、序、跋等甚多，体例驳杂，与《所知录》精心撰构绝异。另一部稍晚于《所知录》的“行记”有释大汕(1633-1704)的《海外纪事》。刊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的《海外纪事》，是释大汕记载他本人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赴越南之所见所闻的史书。该书六卷，系诗126首。但《海外纪事》一书除收录诗歌外，还收录启、疏、书、札、祝文、序等诸多文字，加插在叙述中。纪事、纪人的功能，多由书、札、序等文字承担。诗歌多抒情及吟咏风物之作，与《所知录》中诗歌专重纪事与纪人有所不同。《海外纪事》一书收入大汕和尚著，万毅等点校：《大汕和尚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47—464页。关于《海外纪事》一书的基本情况，可参考谢国桢：《明清笔记谈丛》，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48—50页。
(64)本文对《所知录》的介绍和分析，可详见拙撰《诗与史的交涉——钱澄之〈所知录〉书写样态及其意涵之研究》，《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20卷第2期，第143—168页。
(65)《二徐书目》，《海王邨古籍书目题跋丛刊》第1册，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影印1915年仁和王存善铅印本，2008年，第458页。
(66)关于被禁情况，目前可以考知的是《所知录》与《田间文集》《田间诗集》同时列入《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及《应缴违碍书籍各种书目》中(参《清代禁毁书目(补遗)清代禁书知见录》，第44、144页)，并云：“查《所知录》系钱秉镫撰。秉镫事明桂王，为翰林院编修，此书乃纪唐、桂二王事迹，附以南都三疑案及阮大铖始末，中有违犯指斥之语，应请销毁。”(第186页)《所知录》在整个清代的流传情况，至今不能详悉。《培林堂书目》之后，《所知录》在目录书中绝少出现，直至道光年间《荆骆逸史》本《所知录》刊刻后，该书似乎才重新出现在各种书目中，如丁立中《八千卷楼书目》之“史部传记类”(《海王邨古籍书目题跋丛刊》第4册，第75页)。可见因钱澄之著述被禁，导致《所知录》一书在正式的官修书目、私家书目中不能出现。
(67)全祖望：《答诸生问南雷学术帖子》，《鲒埼亭集外编》卷44，《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册，第1696页。
(68)《田间尺牍》卷1，《藏山阁集》，第449页。
(69)钱钟书早已说钱澄之在诗文理论上的见解非常高明，甚至超过钱谦益。他在分析《诗说赠魏丹石》、《陈官仪诗说》二文后指出：“澄之谈艺殊精，识力在并世同宗牧斋之上。”(钱钟书：《谈艺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28页)蒋寅也十分重视钱澄之的诗论，说：“钱澄之谈艺甚精，钱钟书以为在牧斋之上，人或未许也。然其《问山文集序》、《诗说赠魏丹石》、《陈官仪诗说》诸文论诗文皆透彻，虽老生常谈之题，经其阐发，顿出深意。”(蒋寅：《金陵生小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