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日本的“南海政策”
——基于对近年《外交蓝皮书》的解读和评析
顾 全
[内容提要] 分析和比较十年来《外交蓝皮书》，可以理清日本“南海政策”的大致脉络，发现日本政府自2012年后对南海问题的重视程度明显上升。《外交蓝皮书》不仅体现了日本“南海政策”的根本利益与目标、紧迫任务、原则立场和方法策略，也揭示了该政策与安倍政府其他战略理念、区域构想和国别外交的密切关联。该政策为日本深度介入南海和东南亚、强化日美同盟、拓展新型伙伴关系、推进日本“和平主义”转型和“印太构想”聚集了能量。但其也有多个难以回避的实践难点，如何在改善对华关系和坚守本国南海政策底线之间取得持久平衡，是安倍政府面临的巨大考验。中国应积极利用日方外交实践上的困境服务于己方的周边战略利益，并尽可能维护本区域的和平稳定。
[关 键 词] 日本“南海政策” 外交蓝皮书 日美同盟 中日关系
2010年后，中日矛盾逐步从东海扩展至南海。其中，主要原因系日本尾随美国等域外国家不断介入和干涉南海局势所致。关于日方的行为动机及具体手段等，国内学界研究颇多，成果丰硕。(1) 截至2019年7月，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篇名中包括“日本”和“南海”的文章已达136篇，而若进行更精确统计，搜索篇名中包括“日本”和“南海政策”的也有19条记录。后者中，被引用量较大的是：杨伯江、刘华：《日本强化介入南海：战略动机、政策路径与制约因素》，《太平洋学报》2016年第7期；杨光海：《日本南海政策的历史演变及其启示》，《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5年第6期；林晓光：《日本积极介入南海问题的战略意图和政策走向》，《和平与发展》2012年第2期；康甫：《日本南海政策变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国际关系研究》2013年第5期；包霞琴、黄贝：《日本南海政策中的“对冲战略”及其评估——以安倍内阁的对华政策为视角》，《日本学刊》2017年第3期。另外，一些学术专著也参与了关于日本南海政策的讨论，如廉德瑰、金永明：《日本海洋战略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2016年，第151—164页。 但尚疏于关注以下问题：日本每年发布的官方外交政策文件《外交蓝皮书》(日语为“外交青書”，以下简称《蓝皮书》)(2) 日本外务省网站关于《外交蓝皮书》的简介是：关于国际情势变化以及日本外交活动的概览。自1957年9月发行以来，每年发布一版。参见：『外交青書』、外務省、2019年4月25日、 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index.html[2019-07-23]。 究竟如何表述其“南海政策”？后者究竟在日本对外政策结构中占据什么地位？与近年安倍政府的其他外交理念和安保对策是何关系？它有多大的重要性和独立性？有何亮点与挑战？这些问题的答案，直接关系到日方在南海到底追求何种目标、秉持什么立场、抱有多大决心、面临什么困难。围绕上述问题，本文将尝试从新的视角审视和研究日本的“南海政策”，以求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日方思维逻辑、行动特征与变化趋势，并据此谋划对策。
一、日本《外交蓝皮书》近年关于南海问题的典型表述
日方介入南海行为的背后，是否有一套成文、且表述稳定的“南海政策”？
若仅从日本外务省网站历年公布的《蓝皮书》的目录框架来看，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具体而言，在与“南海”直接相关的“亚洲、大洋洲”部分，只有“朝鲜半岛”、“中国、蒙古”、“东南亚”和“南亚”等条目，《蓝皮书》并未就南海问题专辟章节陈述。即便是2012年安倍晋三再度执政后，日本开始“深度介入”南海地区，但同时段《蓝皮书》里“日本外交六大重大领域”分别是：强化日美同盟、推进同盟国/友好国的伙伴网络；强化与近邻国家的关系；推进经济外交；应对全球规模的问题；促进中东和平与安定；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换言之，安倍外交重点课题亦未直接提及“南海”。
单JSON 格式也存在诸多问题，保密性不高，缺少专用的加密技术框架，导致JSON 存在泄密的可能。JSON 数据和XML 数据功能结构的相似性,且有成熟的加密技术框架。因此，采用XML 的加密传输技术对JSON 数据进行出加密传输。XML 通常的加密方式是加构建在PKI 体系结构上。但PKI 体系存在认证效率低，数字证书管理复杂等问题[3]。
但若深入细节，《蓝皮书》中涉及“南海”的篇幅并不少，且逐年增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也是被中国媒体集中报道并据以批评日本干涉南海事务的是2016年版《蓝皮书》，它大致在四处提及南海问题。(3) 参见《日本2016版外交蓝皮书对南海问题表关切》，环球网，2016年4月15日， 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6-04/8811108.html?agt=15438[2019-07-23]。『外交青書2016(HTML)』、外務省、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16/html/index.html[2019-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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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业技能教育方面，要求学生在专业领域具备全面的、系统的、专业的理论知识体系以及与专业相关的其他知识，并且具备一定的技能实践能力和技术应用能力。应用型本科院校相比于研究型本科院校更重视应用，即能够将理论上的科学知识应用到工程实践中。
首先，日方宣称其围绕南海的“主要利益”是维护南海的“自由、开放、安定”，其追求的“根本目标”是确保南海区域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以及当地紧张态势缓和。战后日本的复兴主要依赖海上贸易和海洋资源开发，因此日本官方一向高度重视海上交通安全以及所谓“自由、开放、安定”的海洋秩序。当然，日方之所以秉持上述立场也是缘于惨痛的历史教训。二战前，日本政府曾选择用武力征服和“海陆双向扩张”来建构一个封闭、自给自足的“帝国”或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其中，南海是日本军事“南进”的主要通道。(7) James B.Crowley, Japan ’s Quest for Autonomy :National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1930-1938,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187-243; James Lacey, Great Strategic Rivalries :From The Classical World to the Cold War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 p.481.但最终侵略战争让日本付出了沉重代价。由此，战后日本转而开始拥护英美海上强国主导下的自由主义海洋秩序与原则。南海是东亚国际物资与能源贸易的交汇点，所以日本在南海的根本国家利益与政策目标就是力争保持该片海域的航运畅通。然而，结合《蓝皮书》的相关措辞显见，日方把中国近年的南海活动视为“单方面改变现状”，相信中国有意将南海彻底变为“北京湖”。(8) Sinzo Abe, “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Project Syndicate, December 27, 2012,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strategic-alliance-for-japan-and-india-by-shinzo-abe?barrier=accesspaylog[2019-07-23]. 因此，国内部分学者研究认为，现阶段日本南海政策还希望达成一个“直接目标”，即运用各种方法与手段“约束”和“遏制”中国的南海维权与军事活动，维持南海地区的国际权力均势。(9) 参见葛红亮：《日本的南海政策及其与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互动关系分析》，《南海学刊》2016年第1期，第93-94页。 同时，也有国内研究认为，日本的“南海政策”还有借“两海联动”分散中国的战略资源，改善自身的东海安全和执法环境的意图，即便这一点并未直接体现在《蓝皮书》中。(10) 参见孙建中：《从主要域外大国的南海战略意图看中菲仲裁案》，《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6年第3期，第20—21页。
其次，是在第二章“俯瞰地球仪外交”的对华关系部分。《蓝皮书》再次提到中国南海岛礁设施建设可被用于“军事目的”，并称这种“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做法，加剧了中国与周边邻国的矛盾，且提出中国在南海的未来动向需要日本密切关注。
再次，是在同章涉及东盟和东南亚国家的“地区和地区间合作”部分，一方面未点名地指出中国在南海“海域的快速大规模陆域填埋、据点建设和军事利用导致地区紧张显著升高”，另一方面提到2015年11月的东盟峰会明确了“航行自由”的重要性、部分国家对上述海上活动的态度以及“基于国际法和平解决纷争”的积极意义。
最后，是在第三章“推进日本国家利益和世界整体利益的外交”部分。其中在第四节“海洋”中，首先指出日本是在经济、贸易、资源上高度依赖海洋发展的“海洋国家”，因此有必要为维持和稳定海洋秩序做出“积极贡献”。其次，它认为全球海洋秩序的基础是“法治”(“法の支配”)，而支撑它的则是被称为“海洋宪法”、对世界海洋开发利用的国际权利义务做出详细规定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随后《蓝皮书》话锋一转，开始强调这个世界海洋秩序首当其冲受到了中国在东海和南海行为的“挑战”。具体而言，中国的南海行动(包括拒绝接受外界强加的国际仲裁)让日本及其他“很多国家”感到“担忧”；为确保日本途径南海的资源运输通道畅通以及航行和飞越自由权利不受损害，为了守护所谓“开放、自由、和平之海”，日本将寻求与国际社会合作应对。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型的硅基SPAD器件结构，该结构除了在深N阱与P-外延层之间形成一个主雪崩区外还在深N阱内形成两个对称的次雪崩环区。主雪崩区深度较深且面积较大，可以提高对近红外短波光子的探测效率；两个对称的次雪崩环区在深N阱中覆盖范围广，可以拓展器件的光子响应波段。TCAD仿真结果表明与传统P+/Nwell结构相比，新型SPAD器件结构在850nm的光子探测效率提高了5倍，在300nm-1000nm宽光谱范围内均获得了较高的光子探测效率。此外，该器件的暗计数率受BTBT效应影响小，20℃以下获得了更低的DCR，大大提高了器件的整体性能。
需指出的是，此后的《蓝皮书》有关南海的表述大体遵循了2016年版内容，只是在细节上更充实和具体。以2018年版《蓝皮书》为例，它在“情势认识”部分除再次提及中国岛礁设施建设，还详细列举了相关最新事态发展：比如，2016—2017年，中国在南沙群岛试飞民用飞机，在西沙群岛的永兴岛配备所谓“地对空导弹”，在黄岩岛上空实施所谓“轰炸机巡逻”、在南海开展航母编队活动等。《蓝皮书》还在“推进日本国家利益和世界整体利益的外交”的“海洋”部分，继续把中国南海行动视作对世界“海洋秩序”的“挑战”的同时，公开将安倍政府2016年后高调宣传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作为日本支持“自由开放海洋”、维持和强化海洋法治秩序、确保海上交通安全的最高政策指导和行动纲领。
与此相关，《蓝皮书》还列举了日本政府的具体对策，比如：公布中国南海岛礁建设的卫星图片；由安倍首相提出“海洋法治三原则”;在七国集团峰会、东盟地区论坛(ARF)、东盟海洋论坛扩大会议(EAMF)、东亚峰会(EAS)积极宣传日本的海洋政策主张和海洋安保措施；外务省表态2016年仲裁案应具有“法律约束力”并敦促各方应据此和平解决南海纷争；外务省、防卫省、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通过“政府发展援助”(ODA)等方式，向部分南海沿岸国提供“海上安保能力构筑支援”和“海洋态势感知(MDA)支援”，并与后者开展装备技术合作，以期提高相关国家海洋人才教育质量和海上执法能力；支持美国在南海实施“航行自由行动”等。
二、解析日本的“南海政策”：现状、内容、关联性
基于以上介绍，同时结合日本其他官方政策文件与国内现有研究成果，似可对日本的“南海政策”做如下判断和界定。
(一)日本“南海政策”的发展现状
综上所述，“南海政策”与日本总体对外政策结构的具体联系已基本明晰，并可用下文的图1表示。
(二)日本“南海政策”的基本内容
虽然日本政府近年的《蓝皮书》从未专门设置所谓“南海政策”专章，亦未公布同名政策文件，但它至今围绕南海局势确实采取了一套相对固定、连贯、成体系、有迹可循的应对模式，由此客观上构成了日本的“南海政策”。这也是目前中国学界研究的逻辑起点和现实基础。根据2018年《蓝皮书》的表述，同时结合其他资料，该政策目前可被分解为“利益与目标”、“原则”和“方法”三部分加以辨识和分析(参见表1)。
表1 日本“南海政策”的基本结构与内容
资料来源：综合日本外务省《外交蓝皮书》和相关研究成果编制。
首先，是在第一章的2015年“国际情势认识”里。其中，“南海问题”与“东海问题”一起放入了“中国欠缺透明性的急速军力扩张与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一节加以陈述，并重点提到了中国的岛礁设施建设和中菲“南海仲裁案”。
其次，“海洋法治”(海における法の支配)是日本规划和指导其南海政策行动的基础。日方主张，由人类涉海历史习惯和相关实践提炼而来的“国际海洋法”是全球海洋秩序的基石，尊重、遵守、执行涉海国际法将促进世界和平繁荣与人类福祉。以此为基础，安倍首相于2014年“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正式宣布了其具体内容，即所谓“海洋法治三原则”：第一，各国应依据国际法制定和澄清其海洋权益主张；第二，各国不应用武力或胁迫的方式推进上述主张；第三，各国应以和平方式解决涉海争端。(11) 安倍晋三 『アジアの平和と繁栄よ永遠なれ』第13回アジア安全保障会議(シャングリラ·ダイアローグ)安倍内閣総理大臣の基調講演、外務省、2014年5月30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p/nsp/page4_000496.html[2019-07-23]。 事实上不难发现，在近年《蓝皮书》有关南海的内容，“依据国际法”“和平解决纷争”“支持中国与东盟对话”等已经成了日本政府就南海问题表态的“高频词”，显示了“海洋法治三原则”在南海区域的实际运用。但需注意的是，虽然高举“法治”大旗赋予了日方某种“公正形象”和“道义优越感”，但结合中菲“南海仲裁案”的经过可以看出，日本的所谓“海洋法治”原则在人为操作下仍是变相否定中国南海海洋权益主张的正当性，本质上还是“选边站”“拉偏架”，是对日本国家私利和“制华”意图的粉饰与遮掩，更是日本干预和塑造南海态势的道具。
“和平宪法”及相关安保法制和政策规范是日本最基本的国情，其不仅制约日本的国际安全角色和武力运用范围，也支配其思考和应对外交课题的方式。由于在对外动武和介入冲突上受到了比其他国家更多、更严苛的制度限制和舆论监督，日本外交不得不更加依赖经济、法律和对外援助等非军事、非暴力手段实现利益目标，不得不更加突出国际法、国际规则、多边机制在管控冲突、化解矛盾、冷却热点上的功能。因此，日本“南海政策”的对华“软制衡”策略既能降低“硬制衡”路线带来的军事冲突风险，削弱国内外对日本介入南海的戒心与阻力，亦可充分发挥自身在法律维权、贸易投资、海洋安保执法等方面长年积累的实践经验与专业技艺。同时，“软制衡”思路在“对华施压”的力度上相对平和，且兼顾他国的安全和利益，故可一方面从态度上体现日本承担大国责任的勇气和决心，另一方面从行动上为安倍政府的“积极和平主义”理念和“自由开放的印太”外交的内涵做出“正面”宣传和生动诠释。
显效为患者的头痛、腹部不适等自觉症状完全消失，血压降至正常水平［收缩压小于140 mmHg（1 mmHg=0.133 kPa），舒张压小于90 mmHg］，尿蛋白检测阴性（＜100 mg/24 h）；有效为患者的头痛、腹部不适等自觉症状较治疗前显著改善，血压明显降低（下降20 mmHg以上），尿蛋白减轻；无效为临床症状、尿蛋白、血压等无显著变化或继续加重，被迫终止妊娠。
(三)“南海政策”与近年日本总体外交政策架构间的关联性
由《蓝皮书》内容可知，有关“南海”的内容并未独立成篇，而是分散于多个章节。这有力说明了日本当下的“南海政策”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日本政府特别是第二任安倍政府的其他外交思维和议题相互联系，彼此影响。结合关于安倍外交政策的现有国内外研究可以判定：日本的“南海政策”是安倍政府“积极和平主义”安保理念的具体体现，是“自由和开放的印太战略”的局部实践和关键组件，同时也是日本对华外交、对东南亚外交的必然交集。目前国内从这一角度界定与分析日本的“南海政策”论述并不多，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妨碍我们全面把握日方政策形成背景，干扰识别和领会新形势下日方政策的复杂性和内在张力。
其实，从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南海区域虽曾爆发多场冲突和对峙，有些烈度甚至比现在高，但日方过去的应对却并未如今天这般积极和深入。当然，按国际关系学“实力均衡理论”或“威胁均衡理论”的预测，一国防务举措的力度与邻国的国家实力与安全威胁往往成正比。然而，日本“主观”战略思维变迁的影响同样不容小觑，安倍政府提出的“积极和平主义”理念就是主要体现。
所谓“积极和平主义”，即旨在克服和超越战后日本长期奉行的“消极和平主义”，后者的内涵可概括为两点：第一，只求保障本国安全，只建设规模极为有限的防卫兵力；第二，禁止自卫队参与国际武力纷争(反对“海外派兵”)。(18) 武田康裕·神谷万丈『安全保障学入門(新訂第5版)』、亜紀書房、2018年、429—432頁。 它的直接政策体现就是“重经济、轻军事”的“吉田路线”，其特点是有利于日本在冷战的严酷环境下摆脱军备负担而专心于经济复兴，同时也有助于日本重新融入国际社会。但其缺点随时间推移也日益明显：它给外界留下了日本一味“搭便车”、回避与推卸国际义务的负面印象，导致日本在海湾战争中的“支票外交”广受诟病。此后，日本政界被迫反思国策，并尝试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参与国际社会维护世界和平与区域稳定的诸多倡议和行动。于是开启了日本“和平主义”国家理念的缓慢转型。(19) 冷战后至今，自卫队陆续赴波斯湾、柬埔寨、莫桑比克、卢旺达、戈兰高地等地开展扫雷和联合国维和行动，并于吉布提设立二战结束后日本首个海外基地。 所以，安倍内阁提出“积极和平主义”并将其定为2013年日本首部《国家安保战略》的关键词，实际上是顺应了过去20年来的既有政策潮流，并将之推向了系统化、制度化的新高度。除强调日本作为经济大国对世界和平的“道义责任”外，“积极和平主义”也主张国际安全是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所以，它还突出了日本参与乃至引导地区热点问题解决和区域安保秩序构建的“现实需要”。(20) 『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について』、首相官邸、2013年12月17日、https://www.kantei.go.jp/jp/kakugikettei/2013/__icsFiles/afieldfile/2013/12/17/20131217-1_1.pdf[2019-07-23]。 为此，日本于2014—2015年修订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国际维度)，出台了“和平安全法制”(国内维度)，并事实上解禁了“集体自卫权”，从而为日本介入区域安全事务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政策依据。因此，“积极和平主义”是日本介入南海意愿相比过去大为增强的首要精神动力和国内政治基础。
“积极和平主义”期待日本在国际政治中担当“主角”，但却未提供清晰行动方案。而该问题直到2016年安倍政府正式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才有了明确答案。因政局动荡、内阁更迭频繁，日本政府在新世纪初除小泉和鸠山内阁期间曾提出“东亚共同体”构想外，再未发布志存高远的亚洲外交设想，而“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弥补了这一空缺。同时，它也是“积极和平主义”由抽象理念向具体实践转化的成果。概言之，“印太战略”是在结合国际安全合作与国际经济合作的基础上实现地区共同和平安定与繁荣发展的外交构想(21) 相澤輝昭「外務省HPから読み解く『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戦略(FOIP)』の理念と実践」、笹川平和財団海洋政策研究所『海洋安全保障情報特報』、2018年、https://www.spf.org/oceans/analysis_ja02/hpfoip.html#title_ref5[2019-07-23]。 ，覆盖“两洋”(太平洋和印度洋)和“两陆”(亚洲及非洲大陆)地域，并主要强调三项议程：第一，普及并落实国际法治、航行自由和贸易自由等原则；第二，通过互联互通的基建和强化贸易投资合作，追求区域经济繁荣；第三，通过帮助域内国家发展海上执法能力以及人道救援和灾害救援等方式，确保区域的和平与安定。(22) 「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外務省、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430631.pdf[2019-07-23]。另可参见2017年版日本《外交蓝皮书》关于“自由与开放的印太”的特别介绍：『外交青書2017(HTML)』、外務省、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17/html/chapter1_02.html[2019-07-23]。
虽然日方关于“印太战略”的解释是“陆海兼顾”(两洋、两陆)，但从内容上看主要是包括法治、航行自由、海上执法等，似乎海洋——特别是海洋安全与合作——获得了更多关注。安倍首相在2016年正式提出“印太战略”时，主张海洋是连接两片大陆的桥梁，并提出让“和平”与“规则”主导海上秩序，也佐证了这一判断。(23) 安倍晋三「TICAD VI開会に当たって·安倍晋三日本国総理大臣基調演説」、外務省、2016年8月27日，https://www.mofa.go.jp/mofaj/afr/af2/page4_002268.html[2019-07-23]。 就此而言，日本“南海政策”的利益主旨和“印太战略”安全议程恰好重合。因此，“南海政策”可被视为日本“印太战略”在局部地区的体现，并构成其关键组件。
斯库特学会了从别人的角度看问题。她站在拉德利家的前廊上第一次从拉德利家的角度环顾她再熟悉不过的街区。真正体会到了父亲的话。那一刻，她真正成长了，拉德利不再是怪人，而是那个在寒夜里悄悄为她披上毯子的热心邻居。他偷偷缝好了杰姆试图偷窥他被发现而不得不丢弃的裤子，虽然针脚歪歪扭扭，他送给孩子们他自己用香皂精心刻成的长得像杰姆和斯库特的娃娃，一只心爱的怀表，两枚自己珍藏的古董吉祥币，还有他最最宝贵的生命。在她眼中，拉德利是一位真正的绅士。
之所以称其“关键”，原因有三：第一，南海沟通印太两洋，是世界海运枢纽，地缘意义不言自明；第二，南海周边的东南亚是战后日本的传统贸易投资市场，是日企国际化经营和日本官方经援外交的主阵地，更是“印太战略”国际经济合作项目的首要试验田；第三，近年南海紧张态势升级和中国在当地战略控制力的增强，理论上会导致日本相关航运和经济利益面临更多不确定性。故而，一方面“印太战略”的安全关切和经济诉求塑造及抬升了日本“南海政策”的基本轮廓与相对地位，同时日本“南海政策”的执行效果也必将极大影响“印太战略”的推进轨迹。
最后，由于日本急于联合多方势力遏制中国扩大在南海的军事和战略影响、稳定当地海上均势，所以其“南海政策”从设计到执行自然不免会同时牵涉对华外交、对东南亚国家外交和对其他域外大国的外交，并自觉或不自觉地催生上述不同国别外交的交织与联动。
日本近年特别是从2012年第二届安倍政府上台以来，对南海问题的关注的确较过去明显升高。2010年版《蓝皮书》通篇几乎未提及“南海”，其在概览上年国际形势并列举“安全保障威胁”来源时只提到了“恐怖主义”、“索马里海盗”、“朝鲜”和“伊朗”。在单独论述“海洋安全保障”时，仅就索马里和亚丁湾的海盗以及国际社会与日本的应对举措做了说明。南海问题同样没有出现在对华关系和对东南亚关系的章节，在日本就中日关系所关心的“个案”上，仅提到“东海资源开发”、“食品安全”、日本在华的“遗弃化学武器”以及“中国军费欠透明”等。(4) 『外交青書2010(HTML)』、外務省、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10/html/index.html[2019-07-23]。 2012年版《蓝皮书》的情况与2010年版虽基本相同，对南海问题着墨不多，但已有微妙变化，在谈及“亚太地区形势” 的“海洋相关问题”时开始提到“南海”，并以2011年5月发生在中国公务船和越南资源调查船之间的事件来证明该海区今后可能会因资源争夺、技术发展和岛礁归属问题而产生紧张局势。《蓝皮书》还特别强调了相关海洋国际法规则以及涉海国际对话与合作在遏制和预防上述趋势方面的重要价值。(5) 『外交青書2012(HTML)』、外務省、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12/html/index.html[2019-07-23]. 总之，不难发现日本2012年前的对外政策文件很少论及南海局势，此后对南海局势的关心和表态开始持续增多与高涨，从而出现了对南海问题的“强化介入”“深度介入”“全面介入”现象。(6) 参见杨伯江、刘华：《日本强化介入南海：战略动机、政策路径与制约因素》，《太平洋学报》2016年第7期，第20页；朱清秀：《深度介入南海争端:日本准备走多远?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5年第4期，第27页；杨光海：《日本南海政策的历史演变及其启示》，《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5年第6期，第26页。 该过程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南海争端本身自2010年后急剧升温，并随之导致日方关注的水涨船高。
图 1“南海政策”与日本总体对外政策结构的关联
三、评估日本的“南海政策”：亮点和难点
基于上述界定与分析，下文将从设计亮点、执行难点和未来发展趋势等三方面对该政策进行相对客观、均衡、辩证的评估。
因此，从空间布局方面来看，现代农业已经具备制造业的理论属性，现代农业部门是垄断竞争、要素自由流动的，符合空间经济学的产业集聚发展模式，即现代农业发展将趋向于空间集聚，从而获得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的基础-乘数效应，推动农业呈倍数增长。根据空间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分析，连片集聚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并且需要相应的条件配套：一是保持足够规模的现代农业集聚区和消费市场，从而形成不断强化现代农业发展优势的循环累积效应。二是借助开放发展现代农业的市场体系，围绕现代农业的发展特征，探索试验和构建促进现代农业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环境和组织体制。
(一)政策设计亮点
从设计上看，日本“南海政策”有三大显著亮点。
1.设置“目标”与“原则”既为日本深度介入南海并强化其东南亚外交提供了借口和契机，同时也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其行动的开放性和灵活度
南海岛礁主权争端的解决方向不仅直接影响当地海洋资源权益的分配，更会决定该区域战略均势的未来格局。从日方看来，任由中国主导当地海上战略局势难言完全符合日本经济和安全利益。然而，作为非沿岸国，日本无缘也无权按照一己愿望直接插手问题的解决进程。于是，以“自由、开放、安定之海”、维护海上航行自由与安全为本国“南海政策”目标，以“海洋法治”为立场原则，日本悄然间借着促进“国际公益”、弘扬“公平正义”的旗号获得了介入南海事务的理由与合法性，掩盖了其否定、遏制中国南海权利主张和权势增长的真实动机。当然，反过来讲，日本采取上述目标与姿态，也符合其他部分沿岸国的期待，因为它们乐见日本这样的域外大国运用国际制度和国际法等“规范性力量”来抵消和约束中国的硬实力优势。由此，“南海政策”为日本巩固在东南亚的传统外交影响力以及进一步深化伙伴关系提供了黏合剂，为日本和东盟提高防务安全合作水平提供了动能。
但同时也应看到，随着时代和观念进步，“海洋的自由开放”、“海上通道安全”以及“海洋法治与规则”等概念和目标具有相当大的包容性与可塑性。而这从理论上为日本择机与中国就南海问题开展直接交流与务实对话、缩小认识分歧、管控双边竞争烈度与范围预留了空间，为日本稳妥维护自身航运利益提供了替代选项。
2.与美国的南海政策高度协调，为日本巩固日美同盟和与他国发展新型安保合作开辟了道路
对照近年美国在南海的政策宣示与具体行动不难发现，日本的“南海政策”从目标到原则其实都与美方政策高度贴近和同步，其中遏制中国、维护均势、重视法治规则、反对单边行动、支持可约束中国行为的外交谈判与区域制度建设是突出的重合点。公开论及南海局势时，两国措辞往往大同小异，而日美军方更是持续以演习训练、维护航行自由、支援地区盟友与伙伴等名义,向这一海区单独或联合派遣部队显示存在、威慑中国。(24) 参见朱海燕：《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动向及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2期，第130页。 分析出现这一局面的原因，除了要看到同为“海上强国”的日美在地缘安全利益上天然亲和以外，也应考虑日方的“同盟政治”考量发挥的作用。
诚然，近70年，日美同盟是日本以极低的资源投入保障国防、维持“和平宪法”的首要前提，一贯是其安保政策的“基轴”。但冷战后，同盟也时常因目标缺失、责任分担、基地搬迁等问题而面临“漂流”(drifting)危机，内部矛盾频现。(25) 参见陶文钊：《冷战后美日同盟的三次调整》，《美国研究》2015年第4期，第9—31页。 由此，日方尤为担心美国或在某一关键时刻拒绝给予外交援助和安全保证。先前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或“亚太再平衡战略”并未完全消除上述顾虑，而现在特朗普总统对外行为的多变性及贸易战威胁更是激化了相关恐慌。(26) 神谷万丈 「常識の通じぬ時代の防衛構想を」、『産経新聞·正論』、2019年7月11日、https://special.sankei.com/f/seiron/article/20190711/0001.html[2019-07-23]。 为防止“被抛弃”，日本主要的现实对策就是承担更多的同盟义务，在东亚扮演更积极有力的安全角色，以尽力服务美国利益，迎合美国期待，并借此证明维系同盟对于美国的价值。南海是美国在两洋间调防部队、投送兵力的捷径，日本若在此坚定协助美国制衡中国权势增长，势必在抬高自身地位的同时取悦美国，强化同盟的战略根基。
最后，《蓝皮书》中提及的方法策略虽五花八门，但大多属“软制衡”(soft balancing)。(12) 参见包霞琴、黄贝：《日本南海政策中的“对冲战略”及其评估——以安倍内阁的对华政策为视角》，《日本学刊》2017年第3期，第51—58页。 顾名思义，“软制衡”是相对于主要依靠军事手段的“硬制衡”(hard balancing)而言的。(13) 后者指的是国家主要依靠军事手段——比如发展本国军力(内部制衡)、缔结军事同盟(外部制衡)——来抵消他国权力优势或应对他国安全威胁。这也是经典意义上国家“制衡”政策与行动的内涵。 它的特色是运用各类“非军事手段”——比如外交、经济、法律、制度过程——来迟滞(delay)、挫败(frustrate)、削弱(undermine)对象国的某项单边行动效果，增加该国实现特定政策目标的难度。(14) 关于软制衡理论，参见：Stephen M.Walt, “Taming American Power”, Foreign Affairs , Vol.84, No.5, 2005, pp.105-120；Robert A.Pape, “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30, No.1, 2005, pp.7—45。某种意义上，它与如今美国战略学界流行的“成本强加”策略(cost-imposing strategy)类似。(15) Bradford Lee, “Strategic Interaction: Theory and History for Practitioners”, in Thomas Mahnken ed, Competitive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34-37.日本南海“软制衡”策略的对象,是中国在南海的权益主张和相关军民行动。不可否认，日本自卫队近年面向南海区域的活动量明显增加，并以演习训练、港口访问和反海盗护航的名义不断“借道”南海展示实力，试图以军事威慑等“硬制衡”手段来牵制中国。但另一方面结合《蓝皮书》可发现，日本围绕南海问题的政策行为仍主要体现为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中国表达关切和不满，或通过在各类多边外交场合设置甚至炒作南海议题来推动南海问题的国际化，向中国间接施压。(16) 参见徐万胜、黄冕、张广新：《日本安倍政府强化南海介入的路径》，《国际研究参考》2016年第12期，第23—24页；由凯宇：《日本安倍政权全面介入南海问题分析》2018年第2期，第247—249页。 日本还重视利用安全援助、经济投资、执法培训等方式笼络相关南海沿岸国，并意图鼓励它们团结一致以达到间接制衡中国的效果。(17) 参见：John Bradford, “Understanding Fifty Years of Japanese Maritime Security Capacity Building Activities in Southeast Asia”,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September 5, 2018,http://www.nids.mod.go.jp/english/publication/backnumber/pdf/20180905.pdf[2019-07-23]；Françoise Nicolas, “Catching Up or Staying Ahead: Japanese Investment in the Mekong Region and the China Factor”, Asie.Visions, No.99, May 2018, pp.3-5; 包霞琴、李文悦：《日本对东南亚ODA外交中的海上防务合作》，《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18年第1期，第110—123页。 此外，推崇国际法、宣扬“自由民主”价值观，支持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大国在南海实施“航行自由行动”，敦促有关各方赋予未来的“南海行为准则”以法律约束力，从法律、道义、舆论等维度直接或间接批判中国的南海政策实践也均是日方实施“软制衡”的常用工具。
另外，由于本地区其他国家出于不同利益关切同样关注南海局势，日本采取“助美抑华”、坚定维护航行自由与安全的政策姿态，也便于和澳大利亚、越南、菲律宾、新加坡、印度等国找到共识并发展深度不一、主题不同的多样化安保合作机制，以相对降低美国“背盟弃约”的风险。当然，从利于重建区域均势和减轻自身海外义务的角度出发，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也欢迎甚至鼓励日本的上述做法。
3.“软制衡”特征既契合日本国内政治现实，也为其近年高调的“和平主义”转型和“印太外交”创造了运作空间
肺脓肿是肺部的感染坏死性疾病，病程较长的患者，由于长期感染造成的消耗，常常合并不同程度的贫血、低蛋白等恶液质表现，多数难以耐受手术，而接受手术治疗的患者则面临着较多术后并发症发生的风险。我科于2012年1月—2017年7月采用CT定位囊内引流联合胸腔镜肺楔形切除术治疗肺脓肿7例，效果良好，现报告如下。
(二)日本“南海政策”的执行难点
日本“南海政策”虽有着一些设计亮点，但在实际执行时也存在着诸多局限和困境。
1.“软制衡”方法并不能扭转南海既有实力分布，也无法实质性约束中国的活动
日本在南海的主要战略关切是中国的岛礁扩建和兵力布防会削弱本国及盟国在当地水域的航运安全和军事优势，并借此获得对日博弈的战略杠杆。但问题是，日本目前运用的主要方法，即“软制衡”难以有效改变上述境况。这是因为它主推的法律(支持国际第三方仲裁)、外交(政策表态、声援其他沿岸国)和经济(援助东南亚的执法和安保力量建设)手段，虽然会从舆论、道义和外交等方面给中国制造无形障碍，但它们既不足以迫使中国从相关岛礁撤退，也无法让中国拆毁和撤除已安装的军事装备和仪器，更不会令中国收回、缩减在南海的主权和权益主张并取消相关战备与维权执法行动。加之中国军力继续稳步发展，未来南海的实力天平将会进一步偏向中国，并进一步拉大日本“南海政策”手段与目标之间以及该政策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当然，这一问题也非日方独有，美国的“航行自由行动”同样面临类似困境并因“缺乏实效”备受诟病。正如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所说：“除非与美国发生战争，否则中国现在可以全天候地控制南海。”(27) Ryan Pickrell, “The US’s top commander in the Pacific is sounding the alarm over China’s 'wall of SA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Business Insider, November 19.2018,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top-us-admiral-calls-out-china-over-wall-of-sams-in-south-china-sea-2018-11[2019-07-23].
2.高度依赖其他国家始终如一的支持与配合，而后者变数不小
周五那天，天气预报说有雷阵雨。我出门之前带上了一把伞。从公交站下车之后，我走上了曾经熟悉的上学路。这条路变成了林荫道，和记忆里有些不同，如果是大太阳天，树影斑驳想必会非常好看。可惜那天天空一团黑云一直不安一般躁动着。
“一点活计也没有，我穿这一件短衫，再没有替换的，连买几尺布的钱也攒不下，十天一交费用，那就是一块五角。又老，眼睛又花，缝得也慢，从没人领我到家里去缝。一个月的饭钱还是欠着，我住得年头多了！若是新来，那就非被赶出去不可。”她走一条横道又说：“新来的一个张婆，她有病都被赶走了。”
日本近年与东南亚诸国频频就南海问题开展政治交流与安保合作，以越南、菲律宾为代表的东南亚沿岸国甚至准许日方自卫队舰机以“友好访问”和“联合训练”的名义进驻本国港口。(28) Yee-Kuang Heng, “Japan’s Hard and Soft Power in ASEAN”, RSIS Commentary, No.242, December 27, 2017.2018年10月的日美菲联合演习中，陆上自卫队水陆机动团的装甲车登上菲律宾海滩。这标志着日本武装力量的军用车辆自二战后首次踏上外国国土。Simon Denyer, “Japan’s Abe stakes out new identity in region: stronger leadership and wider military reach”, Washington Post , October 20, 2018,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japans-abe-stakes-out-new-identity-in-region-stronger-leadership-and-wider-military-reach/2018/10/19/c0e4ee8e-d12b-11e8-a275-81c671a50422_story.html[2019-07-23].美、印、澳、英、法等域外大国也如日方所愿从2017年起开始加强向南海部署海空兵力。但也应看到，除美国外，上述国家大多仍在南海问题以及对华关系上保持相对务实和弹性的态度。
比如菲律宾，尽管其军方与美日防务部门过从甚密，其国内反华政治势力亦不时炒作“中国威胁”并制造舆论风波，但杜特尔特政府至今总体上仍坚持对华友好路线并力推双边经贸投资合作。何况日方援助能否真正帮助菲军方提升海上战力亦不得而知。(29) Luke Lischin, “Senate dominance enables Duterte’s tilt to China”, East Asia Forum, June 8, 2019,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19/06/08/senate-dominance-enables-dutertes-tilt-to-china/[2019-07-23]. 又如越南，虽是与中国争端范围最广且“制华”姿态最鲜明的南海沿岸国，但其在国防政策上仍坚持所谓“三不”原则(不充当外国军事基地、不与外国结成军事同盟、不利用某国对抗第三国)，且在提升经贸关系、陆界口岸开放与管理合作、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等方面与中国利益趋同。(30) 参见：Huong Le Thu, “US-Vietnam Relations under President Trump”, Lowy Institute, Novermber 2017, p.3; 《中越举行政府级边界谈判代表团全体会议》, 外交部网站，2019年1月16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bxw_673019/t1630249.shtml[2019-07-23]; 《越南成中国在东盟最大贸易伙伴 每月超100亿美元》, 新浪网，2018年7月31日，http://news.sina.com.cn/o/2018-07-31/doc-ihhacrcc8383387.shtml[2019-07-23]。 另外，二战后长期合作的传统以及同质的意识形态，使澳大利亚的对华安全认知与日美高度接近，但由于中国是其重要商品市场(占澳总出口的1/3)，故经济利益考量亦不时牵制堪培拉向南海投入军力。(31) 参见郭春梅：《澳大利亚正式进入“莫里森时代”》，《世界知识》2019年第12期，第44—46页。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印度。“洞朗事件”后，莫迪政府在“制华”政策上更趋谨慎，与日美在地区秩序构想和海上军事合作方面若即若离。印度更明确反对让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变为正式、紧密的“军事同盟”。(32) Annabelle Liang, “Is the Quad Dead Again?”, The Diplomat , March 8, 2019, https://thediplomat.com/2019/03/is-the-quad-dead-again/[2019-07-23].而受客观地缘政治逻辑影响，英、法的主要防务资源仍会优先投入应对“俄罗斯军事威胁”以及面向大西洋、北冰洋的训练和警戒活动。同时，“脱欧”危机、预算压力、兵力规模缩水和诸多国内社会问题也会消耗两国“向东看”的精力。(33) James Rogers, “European (British and French) Geostrategy in the Indo-Pacific”, Journal of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 Vol.9, No.1, pp.69-89.
3.行动范围受制于日本防卫重点排序、自卫队实力资源与国内民意取向
预防措施：在实际操作中，黏锤现象完全可以采取一定措施进行规避，比如在冲孔工作暂停时将锤头提到起至离开孔底一定高度就可以有效减少黏锤发生的概率，考虑到冲浆清渣的效果，此高度以20-100cm为宜。如在土质黏性较大的地质区域，可以填入一定量废钢丝绳或者石块才减少孔底土壤对锤头的粘黏力。
虽然“新安保法”中的“存立危机事态”等新概念拓展了日本的安全责任区和自卫队任务，理论上为日本提供了“协防”他国的法理依据，但地理位置和天然距离决定了直面中国的东海以及所谓“西南诸岛”是日方的首要防区和安保优先方向。(34) Ash Rossiter, “The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y and Japan’s Emerging Security Posture”, Rising Powers Quarterly, Vol.3, Issue 2, 2018, p.123. 其次，在南海维持军事存在也不可避免会造成人员和装备因频繁高负荷运转而损耗与疲劳，进而削弱自卫队的战备应急能力。同时，若计入训练、维护、轮替周期，海上自卫队哪怕仅向南海常态化部署由两艘驱逐舰组成的编队，也实际上相当于占用了其约20%的主战兵力。若再考虑到海上自卫队向亚丁湾方向部署舰队的情况，这无疑是不小的负担。另外，从2015—2016年“新安保法”出台过程以及日本近年其他海外自卫队活动(特别是南苏丹维和任务)来看，普通民众和媒体舆论对于日本为别国承担更多安全责任的趋势仍抱疑虑，对于日本政府可能背离和平宪法精神和“专守防卫”宗旨亦持戒心，无形中为日本向南海投入防卫资源设置了上限。(35) 2019年6月13日前后日本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后，日本政府在是否派遣自卫队以及是否响应美国号召加入国际护航同盟等议题上迟迟犹豫不决是较新案例。参见 「集団的自衛権考えず 防衛相 ホルムズ海峡、タンカー攻撃で」、『日本経済新聞』、2019年6月14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MZO46126690U9A610C1EA3000/[2019-07-23]。 比如，虽然日本近年在解除武器出口禁令后接连向菲律宾、越南、印尼租借和捐赠巡逻艇和自卫队二手训练飞机，但这些装备既无武器载荷，亦无电子侦察能力，军事价值极为有限。(36) John Bradford, “Understanding Fity Years of Japanese Maritime Security Capacity Building Activities in Southeast Asia”,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September 5, 2018,http://www.nids.mod.go.jp/english/publication/backnumber/pdf/20180905.pdf[2019-07-23]. 同时，由于东海巡逻与监视任务激增，自卫队可供向上述国家转移的多余装备并不多。(37) Satoru Nagao, Koh Swee Lean Collin, “Japan’s Southwest Pivot: How Tokyo Can Expand Its Eyes and Ears in the Ocean”, The National Interest, April 3, 2017,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japans-southwest-pivot-how-tokyo-can-expand-its-eyes-ears-20001[2019-07-23]. 另外，由于缺乏法律依据以及容易在国内引发外交危机和民意反弹，日本至今仍无意派遣自卫队舰机进入中国南海岛礁12海里以内执行“航行自由”行动。
高职院校实训基地不仅需要满足在校学生的实践教学需求，同时也担负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培养专业人才这一重任。所以高职院校实训基地建设要尽量考虑这一因素，在建设中要考虑满足培养当地专业人才所需环境和设备资源，最大限度实现资源的共享，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4.基本行动取向可能有碍于日本其他国家利益的实现以及相关国别外交政策的调整
式中，σθ为随机偏差角θ的标准差.在空间光-光纤耦合系统中耦合系统存在角偏差与聚焦光斑，相对于光纤端面存在横向偏移是等效的.因此可以通过光纤端面的横向偏移来表示系统存在随机角抖动[21].与随机偏差角θ相对应的光纤端面横向偏移量Δr的概率密度分布函数表达式为
日本目前的“南海政策”可概括为“亲美制华”，并因此拉长了日中安全竞争和外交博弈的战线。然而，安全并非日本国家利益的唯一内容，而竞争对抗亦非实现日本国家利益的唯一途径。过度、不受管控的局部竞争，可能引发危机失控、升级并进而损害整体国家利益。有鉴如此，2013年日本《国家安保战略》明确指出，日本的国家利益除了维持主权独立、生存安全以及基于普遍价值的国际秩序，还包括通过经济发展和自由贸易实现国家的进一步繁荣。而关于对华政策，该战略除强调应“冷静”“毅然”地应对中国的安全挑战，也指出应基于“大局”和“中长期”的考虑，采取措施构筑和强化涵盖政治、经济、金融、安保、文化、人员等多领域交流的日中“战略互惠关系”。(38) 『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について』、首相官邸、2013年12月17日、https://www.kantei.go.jp/jp/kakugikettei/2013/_icsFiles/afieldfile/2013/12/17/20131217-1_1.pdf[2019-07-23]。 所以，无论上至“积极和平主义”理念，还是下及“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以及更具体的“南海政策”，都必须平衡把握日本国家利益的多元性(安全、价值观、经济)和对华政策的弹性(竞争加接触)。
当前，安倍政府积极改善日中关系有多重因素驱动。第一，鉴于“安倍经济学”表现不佳，同时日企的“中国+1”经营方略无法根本降低对中国市场的高度依赖，所以缓和两国矛盾并再次打破关系“坚冰”对于志在重振本国经济的安倍首相，就显得格外重要。第二，日美贸易纠纷和特朗普政府挥舞的贸易战“大棒”逼迫日本政府不得不择机软化对华姿态，在中美两强间采取“对冲”策略。(39) ビラハリ·カウジカン「新段階に入った米中競合とアジア」、『外交』2019年1—2月刊、13—19頁。 第三，与中国加强合作也有利于巩固日本在朝核问题以及日韩纷争中的地位。以此为背景，两国关系从2017年显现改善迹象，2018年随着高层政治互访恢复更迎来了重大转圜，双方就军事互信、经贸投资以及第三方市场合作达成了一系列广泛共识和重要协议。日方也明显降低了其外交中“制华”调门，并悄然调整了“自由开放的印太”的称谓——把原先对抗意味浓厚的“战略”换成了相对平和的“构想”或“愿景”。(40) 参见《分析：日本外交蓝皮书回避印太“战略”表述》，共同社中文网，2019年4月23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9/04/5a682dd1ec7d.html[2019-07-23]。 而且，相对“制华”意味鲜明的“海上安全”，日本政府如今谈及“印太”更偏好突出其对跨区域经济发展和国际互联互通的贡献。(41) Udayan Das, “What Is the Indo-Pacific?”, The Diplomat, July 13, 2019, https://thediplomat.com/2019/07/what-is-the-indo-pacific/[2019-07-23]. 但问题是，如此一来，日本对华外交的调整及总体外交风格的转变客观上就与“南海政策”的既有取向形成了某种对立，甚至相互掣肘。这在南海局势波澜不惊时尚可掩盖，而一旦平静被打破，日本就不得不明确抉择：高调介入还是低调旁观？对华协调还是对华制衡？安全为重还是经济优先？
四、结 论
本文运用文本分析和比较方法，以十年来日本政府《外交蓝皮书》中涉及“南海问题”的内容为基础，全面回顾并呈现了日本“南海政策”的官方表述，梳理并概括了其基本内容，剖析并界定了其与当前日本对外政策总体布局的关联性，并由此进一步审视和评估了其政策设计上的主要亮点和执行上的难点。
研究发现，日本政府从2012年后对南海问题的重视明显较过去升高。其次，《蓝皮书》虽未专辟章节集中陈述安倍内阁的官方“南海政策”，但通过汇总散见于历年《蓝皮书》各处的表述可以判定，这样一种“南海政策”不仅事实上存在，而且包含着有关本国利益、目标、原则、方法策略的坚定认知与明确设计。再次，日本近年的“南海政策”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从属于安倍政府的宏观安保理念和战略构想，且与其他国别区域外交密切关联并相互影响。如此态势下，“南海政策”虽为日本灵活、深度介入南海并强化其东南亚外交提供了便利，为巩固日美同盟、发展其他新型地区伙伴关系聚积了能量，为安倍政府推进日本国家“和平主义”转型和“印太外交”打开了空间，但也难以回避多个执行难题，其中包括日目前“亲美制华”的行为趋向或会阻碍日本其他国家利益的实现和对华外交路线的“再平衡”，而到目前为止，并无证据表明日本政府已找到克服这一矛盾的有效方法。
事实上，2019年以来，日本外交仍在两条平行逻辑中挣扎：一方面欲借改善对华关系拓宽经济振兴渠道、对冲美国贸易谈判压力，另一方面则仍坚持其“南海政策”的基本面不动摇。比如，据媒体报道，日本领导人和高官在外事活动、包括与中国领导人会面时，仍会谈及其对南海局势的关切和关于南海“非军事化”的期待。(42) 参见《日中就实现习近平明春作为国宾访日达成一致》，共同社中文网，2019年6月28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9/06/2b47d70cf1f7-2.html[2019-07-23]。 但同时，从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的现状出发，日方也深刻意识到在敏感问题上“保持低调”“不伤中国面子”的重要性，以避免事态沦为纯粹“相互谴责的交锋”。(43) 参见《日本外相在慕安会称应对中国也需要低调》，共同社中文网，2019年2月16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9/02/18c68eb70036.html[2019-07-23]。 由此，日本2018年版《蓝皮书》的对华外交一节罕见地回避了南海问题，并突出了“日中邦交正常化45周年”的友好信息。(44) 『外交青書2018(HTML)』、外務省、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18/html/index.html [2019-07-23]。 2019年版《蓝皮书》目前在外务省网站上虽未公布全文，但从“要旨”上看也大体延续了类似做法，并在对华外交中仅提及“东海”局势。(45) 『外交青書2019(HTML)』、外務省、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471203.pdf [2019-07-23]。 此外，据日媒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2019年度“印度洋、太平洋方面派遣训练”的“出云”号直升机驱逐舰(DDH-183)编队虽再次途径南海且多次与外军联演，但其在“航行范围”上也因注意“顾及”中国而避免靠近中方控制的岛礁，体现了谨慎、克制的姿态。(46) 参见《日本向南海派遣护卫舰 航行范围顾及中国》，共同社中文网，2019年7月9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9/07/ed7c9a6f19d5--.html[2019-07-23]。 未来，只要南海局势没有急转直下的恶化，只要安倍首相仍以“改善对华关系”为优先举措并据此倾力打造“政策遗产”(47) James D.J.Brown, “Legacy Comes First in Abe’s Foreign Policy”, The Diplomat, May 10, 2019, https://thediplomat.com/2019/05/legacy-comes-first-in-abes-foreign-policy/[2019-07-23]. ，日本的“南海政策”或将继续维持以上看似矛盾、双轨并行、不愠不火的“新常态”。
尽管如此，中方仍应保持清醒头脑，看清日方政策的两面性，既要明白日方的转变仅仅是策略调整，而非政策目标和原则立场的根本转变，要继续对日方损害我国南海利益的做法予以坚决斗争和有力回击，也应保持应对思路上的开创性和手段上的灵活性，以有效维护当前来之不易的中日关系的良好局面与积极趋势。同时，为消除日本等域外大国介入南海的抓手，与相关东南亚国家加强务实合作，有效管控危机，维护南海局势总体稳定，应稳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文本磋商的进程。
此外，从日方海洋安全观的“整体性”和“两海联动”的视角考虑，中方亦可尝试由“治”东海而“安”南海，即在坚持主权权益的前提下，与日方在东海寻找和启动安全与经济合作项目，缓和对峙紧张，构建战略互信，以尽最大可能纠正日方对我国海洋政策和军事战略的猜忌与误解，努力培育中日海上互动的规范共识和规则基础，由此削弱日方干涉南海事务的紧迫感和必要性。
[作者简介] 顾全，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助理研究员 (南京 邮编：210093)
[中图分类号] D8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484(2019)05-0076-1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维护海洋权益”重大研究项目“美日印澳南海干涉政策及我应对策略研究”(编号：17VHQ008)
[责任编辑：杨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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