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功能主义理论与欧洲一体化_欧洲一体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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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冷战后欧洲一体化的深入拓展,学者日益感到原先那些宏大的一体化理论,如新功能主义、自由政府间主义等已经难以解释一体化发展的新现实。特别是由于欧洲一体化逐渐深入国内政治的层面,一直以来主要由精英驱动的一体化模式变得障碍重重。而冷战后的数次欧洲全民公决使得长期受到忽视的国内政党政治、成员国大众意见等开始占据欧洲政治舞台的核心位置。这些新现象的产生促使欧洲研究的学者考虑为欧洲一体化研究设定新的理论议程,以解释和引导欧洲一体化实践及其研究的进一步发展。2009年初,莉丝柏特·霍克(Liesbet Hooghe)和加里·马科斯(Gary Marks)①两位学者在他们多年研究欧盟政党政治、大众意见和多层治理模式的基础上,通过对新功能主义等理论的修正提出了欧洲一体化的“后功能主义理论”(postfunctionalist theory)。②该理论为未来的欧洲一体化理论发展提出了新的研究议程和方向,其学术意义非常重要。③

一 后功能主义对新功能主义理论的继承与修正

任何新理论无不建立在对原有理论的继承和创新基础之上。后功能主义也不例外。正如新功能主义是对功能主义理论的改造一样,后功能主义的问世也经历了一个对新功能主义理论的修正和完善的过程。作为早期一体化的经典理论,新功能主义是对战后欧洲统一先驱们的奠基战略——即我们常说的一体化的“莫内方法”——最好的诠释和总结,所以一度“对很多人来说,一体化理论和新功能主义似乎是同义词”。④虽然它的主要理论家厄内斯特·哈斯早已宣布新功能主义已经过时,但它依然是一体化理论不容忽视的重要基础。本·罗莎蒙德(Ben Rosamond)指出,“无论喜欢与否,我们无法想象没有比照新功能主义的欧洲一体化研究。”⑤虽然现在已经很少有纯粹的新功能主义者,可是仍然有很多学者在他们的研究中吸收和使用新功能主义的核心要素和理论词汇。因为除了对其他区域一体化初期发展的启示作用之外,新功能主义的理论体系、逻辑结构与主要概念都是任何区域一体化理论研究无法越过的重要存在。进入21世纪,新功能主义理论还在不断被欧洲研究的学者提起和重新审视。例如建构主义学者在他们为宣告进军欧洲一体化而出版的《欧洲的社会建构》(2001年)一书中,特别邀请了哈斯撰文比较建构主义和新功能主义的异同;⑥2002年,一个主要的新功能主义学者菲利普·施米特(Philippe C.Schmitter)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区域一体化的理论像新功能主义那样时常被误解、夸张性的被模仿、受嘲笑、被证明是错误的以及被拒绝”,⑦他提出了新—新功能主义理论(Neo-Neofunctionalism)作为新时期新功能主义者对欧洲一体化的解释和回应;2003年哈斯去世之后,《欧洲公共政策杂志》于2005年发表了以“厄内斯特·哈斯和新功能主义的遗产”为名的特刊,该特刊汇集了一些重量级欧洲研究学者撰文来纪念和重新阐述哈斯这位大师的新功能主义理论。⑧

尽管霍克和马科斯认为新功能主义和(自由)政府间主义等一体化理论更适合分析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欧洲一体化。不过他们也曾指出,“新功能主义者几乎是正确的”。⑨两位学者从多层治理的角度把新功能主义看作是一种“管辖权构造”(jurisdictional architecture)的理论。这是因为区域一体化实际上源于现存权威结构和绩效之间的不相匹配,即人类所面临问题(如世界和平、国际贸易等)的地区范围和政治权威的地域管辖(各自拥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之间存在的张力。当民族国家无力独自解决跨国性的问题时,按照功能主义代表人物大卫·米特兰尼的观点,一种管辖权上的改革则势在必行。他相信超国家主义的福利性收益会推动这种改革的进行。⑩20世纪50、60年代,新功能主义学者注意到欧洲一体化的开展标志着一场超国家层面的管辖权改革正在西欧进行。为了得到更好的治理,西欧的民族国家把原先属于它们的职能和权限移交给一个欧洲层面的超国家机构。由此哈斯把政治一体化定义为“政治一体化是这样一种进程,(其中)多个国家背景下的各种政治行为体被说服将其效忠、期望和政治活动转向一个新的中心,该中心的机构拥有或要求对先前存在的这些民族国家的管辖权”。(11)新功能主义者需要解答的问题是:这种管辖权改革是如何在西欧民族国家之间发生和发展的?众所周知,跨国利益集团推动(在国内和跨国层面的活动)下的功能性外溢是哈斯等学者给出的主要答案。

除了功能性压力带来的管辖权改革之外,霍克与马科斯两位学者所认为的新功能主义者“几乎正确”的观点并不是他们的外溢假定,而是新功能主义相对于功能主义的核心差异——“政治化”(politicization)。(12)米特兰尼的功能主义企图避开权力政治的束缚,把注意力集中到人类需要的非政治层面,即所谓的“技术性”和“福利导向”的领域。对于新功能主义者来说,政治不是区域一体化的障碍,而是一个根本性的组成部分。霍克和马科斯指出,“即使功能性——一体化获得的最优化收益——是引擎,但是政治化却是驱动轴——一个决定性的干涉变量——决定功能性的压力是否、何时以及如何导向区域一体化”。(13)新功能主义学者认为政治化的核心在于不断增长的决策争论。(14)根据菲利普·施米特的分析,政治化进程“起初指对联合决策的争论上升。这导致大众或委托人对一体化的兴趣和积极性不断增大。由此人们对共同目标明确的再定义可能会发生,它包括对已经实现的最初目标以及正在运作中的新目标的集体承认。最后,行为体可能把期望和效忠转向新的区域中心”。(15)而霍克和马科斯所强调的政治化主要指的是关于欧盟政策和机构的大众意见动员。(16)20世纪90年代以后,当欧洲一体化的发展逐渐成为成员国国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的争论性议题,它开始对国内大众动员和政党竞争产生影响。也就是说,欧洲一体化在国内政治中被“政治化”了。这种“政治化”进程是后功能主义关注的主要领域。

后功能主义对新功能主义理论的修正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后功能主义认为政治化的后果可能是消极的。新功能主义也曾预测到大众对一体化的参与,但是他们相信由于超国家机构越来越能够满足大众的功能性需要,大众会把自己的效忠和支持从民族国家转向超国家机构。和新功能主义学者的乐观立场不同,后功能主义指出政治化可能导致更多的政治冲突而不是大众对一体化的功能性支持。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全民公决为特点的大众动员威胁而不是推动了一体化进程是新功能主义者所未能预测到的;第二,后功能主义超越了新功能主义的“精英驱动模式”,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大众意见和政党竞争对一体化的影响。在新功能主义者的心目中,大众对于欧洲一体化的看法或许是肤浅的。普通大众不会把欧洲一体化作为一个显要的话题,所以对国内政党竞争没有影响。而且国内政治竞争的结构性冲突(例如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冲突)和独特的欧洲一体化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但是后功能主义者根据过去15年的研究认为,大众对一体化的意见已经影响了国内选举,它和构成欧洲社会中的争论的主要领域有关联。(17)1991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问世以来,有关欧洲一体化的决策就开始进入了党派竞争、选举和全民公决的复杂世界;第三,后功能主义超越了新功能主义理论的理性主义假定,把认同(identity)作为一体化的重要变量进行研究。新功能主义假定各种行为体,包括跨国利益集团、成员国和公民等都主要从自己的经济利益出发,利用欧共体日益增长的问题解决能力来满足他们的需要。但霍克和马科斯断言一种强调理性计算的方法更适合于(研究或理解)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后期的欧洲一体化。他们认为除了经济利益和收益分配的谈判之外,当前的欧洲一体化还要从认同的角度来解释。两位学者指出治理也是一种共同体的表达,公民不可能接受自身所属共同体之外的治理安排。他们的观点是“认同对于普遍的多层治理是决定性的,特别是对于区域一体化来说”。(18)他们认为,“要理解欧洲一体化,就需要去理解认同什么,在何时被调动起来”。(19)

二 后功能主义的主要观点和理论内容

霍克和马科斯指出“管辖权构造”上的偏好是三个难以还原的逻辑的产物:绩效、分配和认同。(20)也就是说,成员国及其民众是否愿意把原属民族国家的管辖权转移到欧洲层面取决于这三个方面的因素。我们知道,新功能主义强调绩效,而自由政府间主义则重视国内政治博弈和国家间谈判中的利益分配。后功能主义者在承认两者重要性的基础上指出了认同这第三个维度。他们宣称,“认同和经济利益一样,构成了关于‘管辖权构造’偏好的基础,这个观点使后功能主义显著区别于新功能主义和自由政府间主义”。(21)他们提出后功能主义理论主要有三个观点:第一,欧洲一体化已经在选举和全民公决中被政治化了;第二,作为结果,普通大众和国内政党的偏好对于管辖权(改革)的成果是决定性的;第三,认同在形成对欧洲的争论上是关键。(22)

后功能主义者建立了一个分析欧洲一体化议题在国内政治中如何被政治化的理论模型。(23)从这个理论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后功能主义理论自身独特的理论内容,当然其中也有其他理论如新功能主义、自由政府间主义的合理内核。后功能主义认为,欧洲一体化(管辖权改革)的动力来自功能性压力和管辖权的不相符。这源于(新)功能主义的思想。这种改革动力进入国内政治之后,其产生的冲击引发了重要回应。在国内,大众意见、利益集团的压力通过政党的战略、政策得以表达。三者(大众、利益集团和政党)之间的互动促成了国内相关欧洲议题的产生。其中,利益集团通过政党政治进行的国内博弈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由政府间主义理论的思想。(24)利益集团为了争夺各自的分配性收益在欧洲一体化议题上进行博弈,从而对国家形成在欧洲层面谈判中的偏好产生了重要影响。

以大众意见和政党政治为核心的国内政治化进程构成了后功能主义的主要理论内容。首先,后功能主义研究了大众对欧洲一体化的意见。霍克和马科斯从大量的研究中发现大众对欧洲一体化的意见主要有两种根源:经济利益和认同。第一,由于欧洲一体化是一个市场一体化的进程,所以经济利益对于大众意见的形成非常重要。当大众意识到欧洲一体化有利于国家经济繁荣、自身的就业等,他们就会倾向于支持一体化,反之亦然。第二,认同因素是大众对一体化态度不可忽视的层面。和精英与利益集团相比,认同对于大众来说更为重要。霍克和马科斯认为,虽然欧盟的管辖权安排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人们的认同方式(民族认同)还没有随之改变。也就是说认同变化大大慢于欧盟的管辖权改革。对于大众来说,民族认同是相对稳定的根本性认同,但是他们对于欧盟的认同(欧洲认同)则发展相对滞后。两位学者指出强烈的民族认同和积极的欧洲取向之间其实并非相互排斥,一个欧洲人是否认同欧盟,主要在于他认为他的民族认同和欧洲认同是相互包容还是相互排斥的。(25)此外,霍克和马科斯认为大众因为信息和知识的局限,他们对于欧洲一体化的理解可能需要外界如政党、媒体等的提示。这为政党政治在欧洲一体化议题上的竞争提供了基础。

其次,后功能主义研究了欧洲各国政党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和政策取向。在欧洲,国内政党政治的基本模式是左派和右派的竞争,双方在强调平等与经济自由、政府管制和市场导向等议题上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然而这种竞争或冲突模式是否同样影响到它们(政党)对欧洲一体化的立场?霍克和马科斯指出,左派和右派的竞争模式部分说明了欧洲各国政党对欧洲一体化的立场。(26)左右两派主要在具体的、关系到再分配的欧洲议题上存在分歧,例如就业、环境政策和团结政策等,一般左派支持进一步的一体化,而右派则反对。

不过在欧洲议题上政党冲突的一个重点在于:欧洲层面的再分配不是从富人到穷人,而是从富国到穷国。公民不愿意把自己的收入分给不属于同一个共同体的人们,所以认同因素和经济利益一样成为欧洲政党政治的重要部分,(27)它使欧洲进入了另一个政治领域。霍克和马科斯指出在民族认同问题上,欧洲各政党对欧洲一体化的立场按照“旧政治”(tan=traditionalism/authoritarianism/nationalism)和“新政治”(gal=green/alternative/libertarian)的划分形成结构性的冲突模式。(28)这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欧洲传统的左右派竞争模式。“tan”政党,特别是那些平民主义(populist)政党例如法国的国民阵线、奥地利的自由党等以认同的名义反对欧洲一体化,因为他们相信欧洲一体化削弱了国家主权和破坏民族共同体(例如外来移民)。而就“gal”一派而言,尽管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和gal/tan的区别之间并没有强烈的联系,但是“tan”政党的成功也引起了这些欧洲主要政党的关注,那些以认同为名的“欧洲怀疑论”影响和分裂了这些主要政党内部的力量。

再次,霍克和马科斯总结了欧洲议题何时会被政治化。他们认为一个议题进人大众政治有时并不依靠它本身的重要性,而在于是否有一个政党会提出它。(29)大众政治往往能挫败利益集团的游说努力,数次全民公决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两位学者假定政党寻求一个欧洲议题的政治化主要取决于三点:第一,判断是否有利于本政党的选举;第二,该议题是否符合本政党的意识形态声誉;第三,该议题会在多大程度上使本政党分裂或团结。(30)经过研究,两位学者指出主流的中左和中右政党一般不愿意把欧洲议题政治化,因为欧洲一体化是它们的政治计划。但是大量的极右政党和保守党中的民族主义者、极左政党则在反对欧洲一体化上越来越握有话语权,吸引了许多大众的注意和支持。它们质疑的往往是欧盟的根本性建构理念而不单单是具体政策。(31)

这种把欧洲一体化的议题进行政治化的国内进程对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例如由于害怕全民公决的失败,政府间的一体化谈判会受到限制。即使全民公决不在议事日程之内,政府中的政党领袖也会担心他们的欧洲政策带来的选举后果。(32)按照霍克和马科斯的观点,大众和政党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宽容的放任”到“限制性的异议”的过程。(33)这表明在大众意见相对宽容的情况下,利益集团的功能性压力可能是决定性的。但是随着一体化不断深入国内政治领域,当前的欧洲一体化发展再也无法脱离大众意见和政党政治的限制。人们意识到,如果不考虑国内政治冲突的因素,未来欧洲层面的一体化改革是难以顺利进行的。欧盟的制宪危机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欧盟精英为了提高欧盟在大规模东扩后的决策效率,试图利用一部欧盟宪法的制定来增强欧盟对内对外的权限。然而,2005年法国与荷兰的全民公投失败迫使欧盟各国政府不得不大幅度修改欧盟宪法,即使如此,修改后通过的《里斯本条约》依然遇到了爱尔兰全民公投的阻碍而严重受挫。这致使广受瞩目的欧洲政治一体化发展至今前途未卜。

三 对后功能主义理论的评价

根据詹姆斯·卡博拉索(James Caporaso)的区分,(34)后功能主义理论应该属于区域一体化理论的第三波浪潮。它主要集中于在欧洲化冲击下,国内政治层面(国内政治化进程)如何回应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与影响的研究。霍克和马科斯所说的政治化进程是欧洲化冲击国内政治体系的产物。当欧盟治理日益冲击国内政治体系,迫使其在政策、政体和观念上进行适应和改变时,国内政治必然要对此作出相应的回应。这种回应不仅反映在成员国政府和主流精英层面,而且与大众和政党对欧洲一体化的意见密切相关。从多层治理的角度来看,后功能主义描述的国内政治层面似乎成了一个成分日益复杂的过滤层和反射层,欧洲层面的治理发展越来越取决于它和国内政治之间的互动。同时,通过对新功能主义遗产的重新挖掘,后功能主义理论不仅成功地把自身植入欧洲一体化理论体系之中,而且还大量使用了近年来欧洲学者关于欧盟政治冲突、欧洲认同、疑欧主义等的最新研究成果,同时也通过对相关议题的大众社会调查研究,使其在理论渊源和实证研究方面具备了牢固的基础。不过在欧洲一体化理论体系中,后功能主义只能算是一种中观理论(霍克和马科斯也这样定位后功能主义),因为它没有试图对整个欧洲一体化进行解释,而是主要就欧洲一体化的某一个问题或某一个问题领域进行了研究,即解释了国内关于欧洲一体化议题的政治化进程是如何产生和进行的。

几位重要的欧洲研究学者对后功能主义研究的视角和路径都有着较高的评价。布泽尔和里斯(Tanja A.Bǒrzel and Thomas Risse)指出后功能主义的观点无论对欧洲一体化的理论还是政治生活都有着重要的含义。尤其在理论上,“政治化”对新功能主义和自由政府间主义这两个主要的欧洲一体化理论提出了双重挑战。一方面,这两种理论都认为欧洲一体化作为一个进程受有效地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需要所驱动,但它们没有认识到有效的社会—经济问题解决只是欧洲一体化的驱动力量之一;另一方面,这两种理论都假定欧洲一体化是一个精英驱动的进程而忽视了大众的作用。总之他们认为,后功能主义研究的“政治化”进程挑战了主流一体化理论在该领域的核心假定。

而霍克和马科斯通过强调“认同”的作用来处理这种挑战,为欧洲一体化理论的发展指出了新方向。(35)新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菲利普·施米特尽管自信地宣称任何一个新功能主义者都不应该为后功能主义将代替它而感到威胁,但他也承认新功能主义没有预测到“政治化”威胁而不是促进了一体化进程,以及新功能主义或政府间主义忽视了认同的作用。(36)汉斯皮特·克雷茨(Hanspeter Kriesi)指出霍克和马科斯使用了两步骤的程序来解释为什么精英不得不为日益怀疑欧洲一体化的大众提供空间,以及为什么认同在政治上变得重要:第一,他们提出管辖权在欧洲层面的迅速变化并没有伴以相应的认同转变(从民族认同走向欧洲认同),这种结构性张力所产生的政治潜力可能被政治家所利用;第二,他们用政党中战略竞争的理论来解释何种条件下这种政治潜力会被特定的政党所利用。克雷茨对这两个步骤进行了重新解读,并为后功能主义日后的研究议程提出了重要建议。(37)

我们认为,后功能主义理论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把握住了冷战后困扰欧盟政治家和理论家们的重要难题。自《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以来,数次全民公决带来的危机几乎把欧洲一体化推到了悬崖边上。从丹麦人否决马约、爱尔兰否决尼斯条约,到法国与荷兰全民公决失败带来的欧洲宪法危机,以及最近爱尔兰对《里斯本条约》说“不”,人们不禁要问欧洲一体化到底怎么了。欧洲的政治精英本来希望通过大众对一体化的参与来加强欧盟的合法性,体现欧盟决策的民主色彩。但是在一些政党的鼓动下,大众却频频对抗精英们提出的一体化计划。这不仅极大影响了一体化的发展,同时由于极右翼等政党通过成功鼓动大众的反欧情绪而得势,也让欧盟各国政坛陷入新的不安。这些现象无法被现有的欧洲一体化理论,例如新功能主义、自由政府间主义等所解释。霍克和马科斯的后功能主义理论在分析相关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欧洲一体化在国内日益被大众意见和政党政治“政治化”是当前欧盟困境的根源。他们对欧洲议题在国内的政治化进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给出了一个一般性的解释模型。这对我们理解当前的欧洲一体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此外,后功能主义在理论上注意吸收传统欧洲一体化理论的合理内容,并力图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推陈出新。除了承认经济利益在欧洲一体化中的重要性之外,它还把传统一体化理论未能纳入的因素——“认同”作为其理论的核心变量。所以,后功能主义的出现及其研究为欧洲一体化理论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其理论意义也非常值得肯定。

但我们也认为后功能主义理论依然存在一些局限。首先,后功能主义对于政治化进程的看法似乎过于悲观。的确,按照霍克和马科斯的观点,由于大众意见和一些极端政党的动员使得欧洲一体化在国内日益政治化,从而产生了很多政治冲突,严重阻碍了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欧盟主流精英需要把欧洲一体化“非政治化”。我们认为他们应该正视政治化这个进程的必然性,看到“政治化并不必然是一个坏事”。(38)布泽尔和里斯认为“即使它(政治化)减缓了欧洲一体化于一时,但它不可避免地加强了欧盟极其需要的民主合法性”。(39)欧洲一体化带来的国内政治冲突意味着主流精英必须把弥补与大众的鸿沟和消除极端政党的影响作为自己的任务,使得大众能够理性和公正地看待欧洲一体化。此外,大众和政党意见中其实也并非完全没有其合理的方面,国内政治中有关欧洲一体化的讨论也有利于主流政党和政府更为谨慎和认真地考虑欧洲一体化对本国带来的实际影响,这种政治化进程将使他们受益。

其次,后功能主义讨论的政治化进程只限于成员国国内,而没有涉及跨国层面。从实践上看,欧盟的政党活动、利益集团和公民团体的活动并不限于国内层面,它们往往具有国际化的表现。我们知道在政党活动方面,欧洲议会中的跨国党团活动对欧洲一体化的发展非常重要。例如《里斯本条约》的命运很大程度上要受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结果的影响。这种欧洲范围的政党体系及其活动在后功能主义的研究中是缺失的。按照施米特的观点,忽略欧洲政党体系不符合后功能主义的“多层治理”方法。(40)而在公民活动方面,我们发现在冷战后一些一体化重要事件中,都有支持或反对一体化,特别是疑欧性质的跨国活动。例如在2003年瑞典关于加入欧元区的全民公决中,英国反欧元人士就在瑞典开展抗议活动以影响瑞典人对欧元的意见,因为瑞典对欧元说“不”有利于加强他们在本国的立场。欧盟宪法产生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跨国的反对者,例如2004年9月,一个跨国疑欧团体组成的“欧盟批评运动欧洲联合会”(41)谴责欧盟宪法象征着“欧盟国家”(EU state)正在形成。该组织鼓励民众要对“欧盟国家”的宪法说“不”,因为他们认为它将损害欧盟各国的民主。(42)以上这些具有跨国影响的对欧洲一体化的讨论和活动都没有在后功能主义理论中得到应有的研究。

再次,后功能主义把认同因素放在政治化进程中的核心位置值得商榷。我们认为认同问题确实是欧洲一体化中的新现象,但是它没有比经济利益等因素更重要,因为在本质上欧盟仍然是各成员国组成的一个利益共同体。从比较宏观的层面来看,后功能主义把认同作为核心变量来解释政治化进程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冲突,这能够解释当前相当一部分欧洲一体化的现实,但是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看到,欧洲认同的形成及其对民族认同的重新建构确实在欧盟产生了一种独特的认同政治。欧洲认同的形成使得欧盟逐渐走向一个公民团结的命运共同体,有助于加强欧盟内部的凝聚力。不过霍克和马科斯并没有讨论欧盟认同政治的积极层面,她(他)们主要强调的是在极右政党“保护民族共同体”的鼓动下,大众反对欧洲一体化的消极现象。我们认为极右势力在欧洲的影响其实是有限的。对于大多数欧洲人来说,非理性的、不顾一切的排斥移民不是主流,反对过多的非法移民有重要的经济原因,也有保持社会稳定的合理考虑。而且关于民族认同会受到欧洲一体化侵害的担心不一定会转化成反对欧洲一体化的实践。大众反对欧洲一体化有着许多复杂的其他原因,例如对欧盟制度的不信任,对欧盟的不了解,反对支持一体化的政府及其政策,以及害怕经济利益受损等。

最后,后功能主义虽然提出了欧洲一体化在国内被大众意见和政党政治“政治化”之后带来的问题,并对此进行了深入解析,但是他们并没有给出解决方案和思路。面对极端政党的非理性鼓动,以及大众与精英对欧洲一体化态度的巨大鸿沟,我们认为,欧盟的精英应该改变国内政治化进程的悖论性模式,(43)消除由此产生的政治冲突和不良后果,从而更好地、循序渐进地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在这方面,欧盟各国第一要做到把政治化和相关讨论集中在对欧盟的具体政策和发展方向上,而不是对欧洲一体化的全盘否定;第二,主流的中左和中右政党需要在选举中夺回被极端政党占领的阵地,使大众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更为理性和积极。

注释:

①这两位学者都来自于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主要从事欧盟多层治理、疑欧论、欧洲一体化理论、欧盟政党和大众意见等研究。

②See Liesbet Hooghe and Gary Marks,"A Post-functionalist The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From Permissive Consensus to Constraining Dissensus",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tudies,Vol.39,pp.1-23,First Published Online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7 October,2008.

③《英国政治研究杂志》专门邀请了多位知名欧洲研究学者对后功能主义理论发表了三篇评论。See Philippe C.Schmitter,"On the Way to a Post-functionalist The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tudies,Vol.39,pp.211-215,First Published Online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0 November,2008; Tanja A.Bǒrzel and Thomas Risse,"Revisiting the Nature of the Beast-Politicization,European Identity,and Post-functionalism:A Comment on Hooghe and Marks",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tudies,Vol.39,pp.217-220,First Published Online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0 November,2008; and Hanspeter Kriesi,"Rejoinder to Lisbet Hooghe and Gary Marks,A Post-functionalist The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From Permissive Consensus to Constraining Dissensus",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tudies,Vol.39,pp.221-224,First Published Online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0 November,2008.

④Ben Rosamond,Theorie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2000,p.50.

⑤Ibid..

⑥Ernst B.Haas,"Does Constructivism Subsume Neo-functionalism?",in Thomas Christiansen et al.,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Europe,London:SAGE Publication,2001,pp.22-31.

⑦Philippe C.Schmitter,"Neo-Neofunctionalism",in Antje Wiener and Thomas Diez eds.,European Integration The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45.

⑧Borzel Tanja ed.,"Ernst B.Haas and the Legacy of Neofunctionalism",Special Issue,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No.2,Vol.12,2005.

⑨See Liesbet Hooghe and Gary Marks,"The Neofunctionalists Were (almost) Right:Politicization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Webpapers,Constitutionlism & Governance beyond the State,No.5,2005,http ://www.bath.ac.uk/esml/conWEB/Conweb% 20papers-filestore/conweb5-2005.pdf.

⑩See David Mitrany,"The Functional Approach to World Organization",International Affairs,Vol.24,No.3,July 1948; David Mitrany,"The Prospect of European Integration:Federal or Functional?",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Vol.4,1965; David Mitrany,A Working Peace System,Chicago:Quadrangle Books,1966.

(11)Ernst B.Haas,The Uniting of Europe:Political,Social and Economic Forces,1950-1957,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8,p.16.

(12)菲利普·施米特指出区域一体化除了功能性压力之外,存在三个干预性进程:(1)功能性外溢;(2)外向化(Externalization);(3)政治化。政治化描述了这样一个进程:区域一体化在政治行为体不断扩大的圈子中间变得具有争议性。See Philippe C.Schmitter,"Three Neofunctional Hypotheses about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23,No.1,1969,pp.161-166.

(13)Liesbet Hooghe and Gary Marks,"The Neofunctionalists Were(almost) Right:Politicization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p.3.

(14)Ibid..

(15)See Philippe C.Schmitter,"Three Neofunctional Hypotheses about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p.166.

(16)Philippe C.Schmitter,"On the Way to a Post-functionalist The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p.211.

(17)Liesbet Hooghe and Gary Marks,"A Post-functionalist The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From Permissive Consensus to Constraining Dissensus",pp.6-9.

(18)Ibid.,p.2.

(19)Ibid..

(20)Liesbet Hooghe and Gary Marks,"A Post-functionalist The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p.1.

(21)Ibid,,p.13.

(22)Ibid.,p.1.

(23)Ibid.,p.9,"Fig.2 A Model of Domestic Politicization".

(24)安德鲁·莫劳夫奇克认为,在国内偏好的形成问题上,商业利益集团的推动和国家经济利益最为重要。参见[美]安德鲁·莫劳夫奇克:《欧洲的抉择——社会目标和政府权力:从墨西拿到马斯特里赫特》(上),赵晨、陈志瑞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25)Liesbet Hooghe and Gary Marks,"A Post-functionalist The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From Permissive Consensus to Constraining Dissensns",p.13; Also see Liesbet Hooghe,Gary Marks and Carole J.Wilson,"Does Left/Right Structure Party Positions on European Integration?",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35,No.8,2002,pp.965-989; Liesbet Hooghe and Gary Marks,"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Democratic Competition",Europǎische Politik,No.3,2004,http://bibliothek.wzb.eu/pdf/2003/iv03-202.pdf.

(26)Ibid.,pp.14-15.

(27)例如往往感觉经济受损的群体更为排外。

(28)See Liesbet Hooghe and Gary Marks,"A Post-functionalist The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From Permissive Consensus to Constraining Dissensus",pp.16-18.

(29)Ibid.,p.18.

(30)Ibid.,p.19.

(31)极左派把欧洲一体化看做是资本主义的扩张,反对经济自由化;而极右派则反对一体化冲击了民族国家。前者关心利益分配,而后者则和民族认同有关。

(32)Liesbet Hooghe and Gary Marks,"A Post-functionalist The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From Permissive Consensus to Constraining Dissensus",p.21.

(33)Liesbet Hooghe and Gary Marks,"A Post-functionalist The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From Permissive Consensus to Constraining Dissensus" ,p.5.

(34)卡博拉索指出,至今为止区域一体化理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20世纪50-70年代)学者研究超国家层面的治理体系如何形成和发展;第二个阶段(80年代后)开始研究超国家组织作为一个政体的构成、性质及其运行;第三个阶段聚焦于国内政治层面,主要研究90年代后半期以来,在欧洲一体化不断冲击国内政治背景下,国内政治如何对此进行适应和回应的进程。See James Caporaso,"The Three World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ory",in Paolo Graziano and Maarten P.Vink eds.,Europeanization:New Research Agendas,London an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7,pp.23-34.

(35)See Tanja A.Brzel and Thomas Risse,"Revisiting the Nature of the Beast-Politicization,European Identity,and Post-functionalism:A Comment on Hooghe and Marks",pp.217 -220.

(36)See Philippe C.Schmitter,"On the Way to a Post-functionalist The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37)克雷茨建议:第一,这个研究计划应该扩展到国内和欧洲选举,也包括竞争的非选举形式中的政治动员;第二,这个研究计划应该研究何种行为体在什么场所使新的裂痕“政治化”;第三,这个研究计划应该尝试弄清楚文化(认同)和经济(阶层)议题在新裂痕的话语中的各自作用。See Hanspeter Kriesi,"Rejoinder to Lisbet Hooghe and Gary Marks,'A Post-functionalist The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From Permissive Consensus to Constraining Dissensus'"

(38)Tanja A.Brzel and Thomas Risse,"Revisiting the Nature of the Beast-Politicization,European Identity,and Post-fnnctionalism:A Comment on Hooghe and Marks",p.220.

(39)Tanja A.Brzel and Thomas Risse,"Revisiting the Nature of the Beast-Politicization,European Identity,and Post-functionalism:A Comment on Hooghe and Marks".

(40)Philippe C.Schmitter,"On the Way to a Post-functionalist The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p.213.

(41)这是一个来自于20个欧洲国家的60多个欧盟批评组织组成的国际联合体。

(42)"The Constitution of Rome——Symbol of EU State in the Making",Friday,29/10/2004,http://www.teameurope.info/node/61.

(43)即主流精英力图推动一体化发展,提倡大众参与本来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结果却往往被极端政党以各种理由所利用,最后形成大众对主流精英一体化计划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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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功能主义理论与欧洲一体化_欧洲一体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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