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目的的叙述”与“有意味的形式”——论胡适《白话文学史》之“双线文学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目的论文,白话论文,文学史论文,意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6-0085-05
骆玉明在介绍评析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时曾有这样的说法：“虽然向来对胡适的学问有不够精深的批评，但是他知识广博、感觉敏锐、思路清晰，善于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因而成为那个学术创新时代的开风气的人物，能够引导许多人从新的基点上出发。”①胡适在文学史书写中贡献的“双线文学观念”无疑是这开风气、指路向、引导人的“新基点”之一。骆玉明把《白话文学史》的基本观点概括为：“在中国文学史上存在‘白话文学’与‘古文文学’的对立，而前者是有生气的、富于创造力的，后者则相反；同时，白话文学本身有一种历史的进化，它在不断地积累与发展中逐渐成熟，最终由‘自然的演化’转入胡适他们倡导的‘文学革命’，而完全取代‘古文文学’。”②这个概括的后半段即是文学的历史进化论，由自然演进到倡导文学革命，从历史进程里为文学革命找合法依据，为“当下”的革命壮势助威。但是，胡适对中国文学的态度是二元的，双重的。“历史进化的眼光”目光所及只有白话文学而已，复古退化观、循环论仍然保留，不过是派给古文文学了。因此胡适说历史的态度，讲进化的观念的大前提是对中国文学作个二分——古文文学和白话文学，拉出双线——“白话文学的演进与古文文学的演变双线流变”。没有双线的文学观念，历史进化论将难以找准附丽的对象，难以清晰明确地在白话文学范畴内展开。无论是双线的文学观念，还是历史进化论，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证明“‘白话文学’才是中国文学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中国文学的‘中心部分’，是‘当前’文学与‘将来’文学的方向和必由之路。同时，只有把历史的进化论与双线发展的文学观结合起来，才能最充分有力地阐明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不容他人之匡正也”③。双线文学观念与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双剑合璧”才使胡适的文学史书写透射出最强劲的革命锋芒。
骆玉明对《白话文学史》的观念作了前述概括后，又指出：“胡适的上述基本观点，在整体上并未被后来的文学史著作所接受，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观点缺乏价值或不被重视。”④胡适的文学史观念是否确实在整体上不为后来的文学史专著所接受？果然如此的话，一部整体观点不被接受却又不能不引起重视的文学史著作其理论观点的价值又在何处？有论者认为胡适的文学史观念今天早已变成了常识，大多数人甚至会相信中国文学史就是这样发展而来的——即使那些不认同胡适的价值批评的读者。陈平原的看法则更为明确具体：“时过境迁，胡适的‘大思路’已经变成了常识，而其论述的空疏与偏颇则日益成为后来者攻击的理由。这无疑是不公允的。”客观地说，“‘双线文学观念’是本世纪中国学界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学史假设’”，“这一假设被不断修订完善，甚至衍生出许多新的学术命题；人们往往关注这些具体命题(如乐府、弹词、说书的研究等)，而忘却使这些命题得以成立(进入学者视野)的理论框架”⑤。双线文学观念也好，历史进化的眼光也好，富含“大胆的假设”的胡适的文学史书写的意义正在于为文学史书写提供了一种现代的“写法”，为文学史如何处理“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提供叙述的框架，拿出了成功的样板——“其意义主要不在自身讲述的完美无瑕，而在于提供了示范的样板”⑥。何况，胡适为中国文学史提供的“大思路”与理论框架时至今日也不能说在当下的文学史撰述中完全消失了身影、彻底失去了影响和完全丧失了阐释的活力与运用上的有效性。
以进化的观点和意识观照中国文学非自胡适始。梁启超看到：“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⑦王国维也有文学蜕变说。当然胡适的历史进化的文学观要比他们革命得多，激进得多，也赋予了新鲜的内容。但是说到首倡独创，还是胡适将中国文学按“载体”、按“表达工具”划分为“古文文学”与“白话文学”，并相应构建出“古文文学史”与“白话文学史”两条互相对立发展的历史线索的“双线文学观念”。当这个观念被视作大胆的理论假设时，已可使我们领悟到，就文学史而言，怎么写文学的过去有时比按过去确实的样子去写或者说百分之百再现文学的“历史”更为重要。文学史这个体裁自身即包蕴着这样的逻辑，文学的进程要在“历史”的叙述中展开，同时文学的进程也注定是被叙述的“历史”。
有学者认为：“过去确实是什么样子，历史学就应该照那个样子去写。……不过，问题并不像伯里所设想的那么简单。历史——即伯里所谓的过去确实是什么样子——并不单纯是历史材料或历史数据的函数，而且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是那些在研究怎样发现‘过去确实是什么样子’的人们(也就是历史学家)的心灵和思想的函数。”⑧文学史同样也是反映文学史家心灵、思想、现实目的的函数。对应于历史的双重内涵——客观存在的历史和对曾经客观存在的历史的叙述，文学史同样也可理解为一方面与所有历史一样是文学演变的客观的过程性存在，另一方面也是被叙述和书写的历史，是文学史家以自己思想、心灵的函数构建起来的展现文学进程的坐标系。过去曾经存在的客观的原生态文学史，早已是“消逝的传统”，“往事不可追”，还原这样的历史不过是历史主义的神话，但在历史材料的基础之上对文学消失的过去进行历史的重构，则充满可能性。“史料本身并不能自行再现或重构历史，重构历史的乃是历史学家的灵魂能力”，因此，“这时就需要历史学家以自己的心灵去捕捉历史的精神，正如有的诗人是以自己的心灵去拥抱世界”⑨。不能以“警辟之见”把握文学发展的精神脉动，不能以“思想”揭示文学史实的内在因果联系，不能用别致的理解缀连历史的碎片，梳理出文学流变的趋向，哪里会产生精彩的文学史？对于文学史书写而言，关键的是撰史者以自己认识文学趋势的逻辑，理解、选择、组织和剪裁史实，在历史的过程中建构文学发展的某种规律性变化和运动，使之成为一个有意义的过程，整合成一套有意义的关于文学的系统的“历史知识”。胡适正是具备了此种“重构历史”灵魂的能力的文学史书写者。他以进化的观念和历史的眼光观照中国文学的演变进程的同时，也以“古文文学史”与“白话文学史”的双线文学发展框架展开中国文学被叙述的历史。尽管胡适在把中国文学演进过程的具体事件、典型现象、历史细节纳入双线文学发展的基本框架的实际操作的某些细部——关于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流派思潮的评述难免受争议，然而这一打破以文体流变或朝代更迭来建构文学史的惯例的新思路，确定了一条贯穿中国文学二千多年发展进程的基本线索，并释放出相当的阐释活力。无论当时或此后的学人对双线文学发展线索有这样或那样的非议，提出这样或那样的修订意见，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双线发展的结构，二元对立的框架至今仍未在文学研究中被完全颠覆，依然发挥着作用。
胡适在《白话文学史》里明确表述了中国文学史的“双线”：“从此以后，中国文学便分出了两条路子：一条是那模仿的，沿袭的，没有生气的古文文学；一条是那自然的，活泼泼的，表现人生的白话文学。”而拉出双线的目的，就是让白话文学史的这条历史线索浮出地表，并占据中心。白话文学历史久远，也有相当的文学成绩，自古而今认识到白话文学价值，为白话文学辩护者并不在少数。白话文学绝不是沧海遗珠，美玉蒙尘，到胡适这里才第一次被发现其存在的价值。然而敢于以前所未有的激烈姿态“一棒把‘中国文学’打成‘文言’、‘白话’两大段”，从历史的高度来论证白话文学为文学正统、主流、发展方向，其合法性不容置疑，将古文文学决然打入冷宫，胡适则实为第一人。他的“双线文学”发展观念的创举就是在“双线文学”的基本框架下，彻底打破传统的文学结构，通过“古文文学”与“白话文学”的对立发展，颠覆原有的文学系统，重新构筑中国文学发展的大趋势，展开“进化式”的线性叙述。“一方面瓦解了诗文中心的观念，重新安排了文学经典的形象，让那些旁行斜出(平民的)‘不肖文学’以一种与正统(贵族的)文学二分天下的姿态取得它的‘话语’地位，一方面又在这两种文学势力历时性的对抗长消中，展开了线性的叙述”⑩。可见，文学“双线”之中蕴含的实际是二元对立的框架。构筑“双线”或者说建构“二元对立”发展逻辑的落脚点不是为了呈现“双峰并峙”、“双流并涌”、齐头并进的局面，而恰恰是要实现另外两个目标，其一是，如果按传统理解，古文文学是明线，白话文学是潜流；古文文学是主流，白话文学是支线；古文文学血统高贵，高高在上，继承大统，白话文学出身寒微，不过是小道末流的话，现在，胡适的文学史书写正是要通过二元对立的逻辑和双线的框架颠覆原有的文学系统，变支流为主流，变末流为正统。其二就是“双线”或“二元”的最终旨归实则是超越“双线”和“二元”，高扬白话文学一线，推崇白话文学这“一元”，发展过程中是“双线”或“二元”，而发展的未来则是白话文学一统天下，造就“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真正使“白话文学史成为中国文学史”。
构筑“双线文学”的背后凸现的是胡适重建“文学正统”的努力，这个重建“正统”的目标的指向，不止是以白话为表现工具的具体文学形式——白话文学，实现白话文学从边缘向中心的移动，还包括提升传统文学观念中“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学体裁的地位，如小说、戏曲等，使之从文学末流“登堂入室”，进入“主流”，脱离所谓“小道”的附从地位，和“经国之大业”、“载道言志”的诗文平起平坐，显示其重要艺术价值——“为人生”的价值。在文学史叙述中，在“双线文学”的大框架下，胡适于“白话文学”、“活文学”这条线索上反复阐述了小说、戏曲的真价值、真生命及久远的历史渊源。“七八百年前，就有人用白话做小说了；六百年前，就有白话的戏曲了；《水浒》，《三国》，《西游》，《金瓶梅》，是三四百年前的作品；《儒林外史》，《红楼梦》，是一百四五十年前的作品。我们要知道，这几百年来，中国社会里销行最广，势力最大的书籍，并不是《四书》、《五经》，也不是程、朱语录，也不是韩、柳文章，乃是那些‘言之不文，行之最远’的白话小说！”(11)“当吴汝纶、马其昶、林纾正努力做方苞、姚鼐的‘肖子’的时候，有个李伯元也正在做《官场现形记》，有个刘鹗也正在做《老残游记》，有个吴趼人也正在做《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样倒数上去，明朝的传奇，元朝的杂剧与小曲，宋朝的词都是如此”。不仅如此，在近五十年里，“势力最大，流传最广的文学……乃是许多白话的小说。《七侠五义》《儿女英雄传》都是这个时代的作品”，这些南北的白话小说乃是“中国文学的最高作品，最有文学价值的作品。这一段小说发达史，乃是中国‘活文学’的一个自然趋势”。
“双线文学”提供了故事的角色，二元对立的框架提供了安排情节的具体结构和情节发展的内在逻辑，当然历史进化的观念则控制了故事发展的最后走向。当角色、结构、故事发展的走向诸因素都一一具备之后，关于中国文学这个大家庭，尤其是这个大家庭里的核心、主角的故事就在胡适笔下热热闹闹又富于创造性地铺叙开来。胡适在他的文学史撰述里把这种矛盾冲突刻画为一种压抑与反压抑的抗争。而他也正通过这场绵延数千年的艰苦抗争的胜利来证明白话文学作为文学正宗的合法性。白话文学“见屏于古文家”，“惟元以后之古文家，则居心在于复古，居心在于过抑通俗文学而以汉、魏、唐、宋代之”。然而白话文学却也坚韧卓绝地自边缘处不断反抗着压抑，不断进行着扩张与延伸的努力——“一线相承，至今不绝”。白话文学正是通过这种反压抑的抗争和不断发展的事实证明自己理应是文学之中心、主流——“夫白话之文学，不足以取富贵，不足以邀声誉，不列于文学之‘正宗’，而卒不能废绝者，岂无故耶？岂不以此为吾国文学趋势”，既是如此，“故不可禁遏而日以昌大耶？愚已深信此理，故又以为今日之文学，当以白话文学为正宗”。这样，原有的主流与支流、正统与边缘的等级结构就被颠覆了。
胡适“双线文学观念”的理论活力就在于它本质上体现为二元对立的框架，或者说胡适的“双线文学观念”正是在对中国文学做二分以后，以二元的对抗构成中国文学自古及今的发展动力。为了增强理论的阐释能力，胡适为中国文学史构建二元对立的结构并不只限于“文言文学”或“古文文学”与“白话文学”这一对对立的二元，而是进一步根据阐释的需要和“干预现实”的需求扩充了内涵，具有丰富的包蕴性，即以“文言文学”、“白话文学”的二元对立为核心，同时衍生出以死文学、假文学、庙堂文学、贵族文学配文言文学，以活文学、真文学、民间文学、平民文学配白话文学而构成的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其中，死文学与活文学，真文学与假文学的二元设置主要是价值判断的范畴，而文言文学与白话文学、庙堂文学与民间文学或者说贵族文学与平民文学的对立则更多地体现了胡适基于强烈的现实目的，对文学史发展的二元对立结构的架设与发展动力的“假设”所灌注的“与时俱进”、“与社会现实俱进”的特色，体现了胡适以“治文学史”而“治政”的言外之意。
这样的二元对立发展模式不能说不是受胡适“立意在社会现实变革”的主观动机宰制的“有意的主张”了。一方面，胡适以文言文学与白话文学的二元对立发展作为贯穿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线索，与社会现实中的以白话取代文言，造就统一的国家语言——国语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和以语言变革为核心的文学革命主导思想相一致，通过为后者提供历史依据来进行呼应。另一方面，则在“陈独秀主张推倒‘贵族文学’以建设‘国语文学’、周作人提倡‘平民文学’之后”，“悟出这两者的深刻联系”，开拓出“以‘文言’‘白话’配‘贵族’‘平民’的思路，将庙堂文学/贵族文学与文言文学，民间文学/平民文学与白话文学相绾系，从而推衍出庙堂文学与民间文学二元对抗构成中国文学发展动力的历史发展逻辑”，这个二元对立的结构“似乎更有理论活力，至今仍在发挥作用”(12)。
胡适所谓的“双线文学史观”的另一个表述：“我们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上有两个趋势，可以说是双重的演变，双重的进化，双重的文学，两条路子。一个是上层的文学，一个是下层的文学。”文言文学与白话文学的对立被置换为上层文学/庙堂文学与下层文学/平民文学的二元对立结构，转换后的结构形式无疑是“有意味的形式”(13)，具有以文学史文本中的对立结构与现实的社会结构形成同构的深意——庙堂文学/民间文学正和社会上层/社会下层、贵族/平民、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使用白话的“齐氓细民”/掌握文言的士大夫这样的社会等级结构形成照应。胡适在中国文学史二元对立的结构中试图揭示文学两条线的背离不仅在于语体的不同选择，还在于不同语体选择中所蕴涵的阶级差异和观念上的分歧。于是文学的“双线”、“二元”不仅指涉着因表现工具而造成的“文言文学”与“白话文学”对立，还指涉着文学因其所蕴含的阶级差异与社会等级之分而造成的尊与卑、上与下的裂变和对立：“文学史是有两种潮流，一种是只看到上层的一条线，一种是下层的潮流，一条是代表贵族文学和庙堂文学，另一条是平民文学和民间文学。”
经过胡适的精心建构，文言文学与白话文学的对立，庙堂文学与平民文学的对峙成为贵族与平民、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的社会分野和等级界限在文学领域的文化表现或文化投射，正是社会的权力结构、政治秩序、森严的等级制度造成不同的文化权力等级，并进而形成了文学的等级。文言文学对白话文学的排斥，庙堂文学对民间文学的压抑，对应的就是上智对下愚、贵族对平民、统治阶级对平民百姓的统治与权威。封建的社会政治制度、社会等级结构就是造成文学二元对立的社会根源。当胡适复制社会政治等级秩序，将之移入文学领域来对文学体系进行结构时，文学的秩序与结构就与社会政治秩序与结构具有了同构性，文学的历史发展趋势也与社会的变革进程同构。白话文学不断发展壮大，文言文学穷途末路，二者此消彼长的历史终点即是文学革命，与此同时，相应的，当封建统治日薄西山之际，启蒙民众，发动大众的力量，惟施行“民主”方能救国强国，传统的政治统治、社会制度、等级秩序造成的千年之危局恰是社会革命兴起的历史起点。当居庙堂之高的封建统治阶级、“贵族”腐朽衰败，走向死路的时候，只有建立“民国”，让民众成为历史的主体，政治的主体，发挥大众的力量才能令中国有新生的希望，才有“活路”。按照胡适对中国文学的历史建构，当中国文学发展至新的历史阶段，以平民为创作主体的白话文学必将起来打倒僵死的属于贵族阶级的文言文学。
胡适在文学史文本中内蕴的与变革中的社会结构相对应的文本结构，所设置的贵族文学与平民文学的等级结构及对其的借移，对平民文学的高扬，对白话文学源流不遗余力的开掘，归根到底是服务于建设属于全体国民的国语文学乃至建立“民国”这一最终理想目标，是将文学史书写作为了一种社会实践的方式参与到构建民主国家的整体实践中。胡适文学史书写中对二元对立逻辑的采用实则已包含着超越二元对立的终极理想。发现并高扬“平民的文学”，奉白话文学为正宗不仅仅是对雅俗对立的文学秩序的颠覆，不仅是既有文学格局内部的调整，而且将最终消解这一对立本身，从而创造新的文学。颠覆“贵族的文学”与“平民的文学”的文学等级，倡导文学语言由高雅到普遍的转变，本质上是与社会文化结构的调整相关联，是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乃至文学活动“整体转变的集中显现”(14)。这也是胡适作为一位思想家在运用特定的思维方式、思想材料理解和解释文化现象的同时，理解和解释他所处的时代与自身，并借助这样的理解和解释建构自身与社会的认同与批判关系，是以一种特殊的文化行动参与到整体的社会实践之中。
胡适的“双线文学”观念，以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中心，以民间文学为一切新文学之来源等一系列大胆的假设，因其新颖锐进，具有充沛的阐释活力大开文学史新风，激起巨大反响，引起无数随行仿效的书史冲动，所引发的历史回音从上世纪至今不绝如缕，一直备受关注，这早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与他新颖大胆的“文学史假设”引致的高关注度和高评价相伴生的还有诸多争议、质疑，在具体学术问题和细节上对胡适“太有成见”的文学史理论进行纠偏矫枉的冲动无论彼时此时都不曾消歇。既有论者因其“一叶障目”，执“白话文学”之“魔障”而舍弃太多非白话的伟大作品并发出“太偏用主观的标准”的批评，也有学人因胡适特重现实目的性，以历史屈就现实，以现实裁剪历史重述历史而发出非议。尽管这些意见中不乏精辟之见，但却未见得能攻到批评对象的要害。对于由治政的志趣而激发治史的兴趣，为服务社会变革的目的而进行文学史书写的胡适来说，“改造国民性”、再造文明、建立现代民主国家本来就为意中之事，他原本就不是一个囿于书斋的纯粹的学者，他的大舞台在政治的角力场，他哪里有兴趣“为学术而学术”，这决定了胡适的中国文学史书写迥异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和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的学术思路。鲁、王是为治史而治史，而胡适是为治政而治史，走的不是一条路。离开胡适特有的“先信而后考”，“强古人以就我”，“以今度古，以己度人”的治史路径，专从学理上去苛责他，无疑是迂腐的。他采取的正是类似于康有为以“今文经学”“托古改制”式的路径。“中国之有文学史的编著，还是最近二十年来的事，过去是没有的。在这短短的二十年间，治文学史者之态度与观点，一向是随着社会的急变而急变”，胡适就是这治史随时的急先锋。社会政治变革先行，文学史观随之；文学史观先行，文学史著述以文学发展之具体“历史细节”、“典型现象”随之佐证。文学史书写随社会变革而动，正是自胡适开创的风气，也是在胡适手里成熟起来的现代意义的文学史撰述的一种“现代性”。事实上，不少对胡适以“主题先行”撰写文学史，为服务于现实社会政治的需要“强历史以就现实”的书史路数持反对意见者，当他们提笔撰写中国文学史时，却也自觉不自觉地落入胡适的“圈套”，可见胡撰中国文学史的影响达到了何种程度。“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胡适治文学史持论之偏颇，早已为学界所共知，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揭示胡适文学史书写的大思路、总框架何以形成，其现代性何在，又为何能产生持久之影响，可能比执著于其文学史中具体细节论述上的得失更富有现实意义与启发性。
①②④骆玉明：《关于胡适的〈白话文学史〉》，《白话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7、8页。
③《胡适说文学变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
⑤⑥(12)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8、142、152页。
⑦梁启超：《小说丛话》，《新小说》1903年9月。
⑧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⑨刘北城、陈新：《史学理论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1页。
⑩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2页。
(11)胡适：《白话文学史》，《胡适文集》卷8，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页。
(13)黄克剑：《写给历史的遗嘱》，《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14)朱立立：《重释鲁迅的“不宽恕”》，《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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