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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欧元的差价，让中国鞋在俄罗斯和西班牙市场独占鳌头，但由此引起的强烈市场震荡，导致“抢鞋”、“焚鞋”风波频发。来自海外的鞋类市场信息预警：贸易摩擦不可避免，而且正在愈益激化。
2001年8月至2002年1月，温州东艺鞋业等中国鞋商在俄罗斯遭查扣，损失约3 亿元。
2004年1月，尼日利亚政府发布“禁止进口商品名单”，造成温州鞋损失至少数千万元。
2004年2月，莫斯科“艾米拉”大市场华商货物被查抄，包括温州鞋商在内的中国商人损失约3000万美元。
莫斯科初春的“倒春寒”
1991年寒冬，大雪封冻的莫斯科，10多个荷枪实弹的俄国军警拉走了中国第一批百万倒爷陈沈阳的全部皮鞋和皮茄克；14年后的2005年3月12日，大批莫斯科税务部门打击经济犯罪的警察，又突然来到距莫斯科市南区约14公里的萨达沃特花鸟市场，强行拉走了储放在该市场集装箱仓库里价值8000多万元人民币的中国鞋，其中有一部分属于陈氏家族。陈沈阳儿子没有想到，父亲曾经遭遇的悲惨经历，竟然在他的身上重演。这批鞋大部分产自温州，共涉及温州企业20多家。
在此之前，俄罗斯的税务部门已经以没有通过正规的报关手续入境、货物属走私物品为由查封了该仓库。
萨达沃特花鸟市场的中国鞋商称，他们听到消息后，火速赶到现场询问缘由，结果反被俄罗斯警察没收护照，其中的13人还被扣押达6个小时之久。陈沈阳当年曾在俄国寒冷的警局被扣留一夜，经过抗争，才得以全身而退。但陈出关之时，已经身无分文。14年后，在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出面干涉下，被扣俄罗斯的中国鞋商交了“罚款”得以脱身。
温州鞋被扣、温州人被押。莫斯科似乎总与温州人过不去。
2004年，同样是初春，温州颇为知名的另一商人——莫斯科温州同乡会秘书长黄河也曾遭遇痛心疾首的一幕。他和他的温州同胞们在2月10日至12 日的莫斯科艾米拉市场拉货封库事件中的损失约为两三亿人民币。
2004年2月10日， 俄罗斯内务部下属的侦查委员会派出十多名警察闯入艾米拉大市场中国商人的办公室，突击检查在这里经商的中国人的身份证等证件。他们发出警告，限令华商在两天之内提供货物进关的合法证件，否则就要将货物封存并拉走。12日，30多名荷枪实弹警察带着搬运工和大货车，开始查收华商货物，此行动连续数日。损失惨重的几十名华商情绪激动，声称要采取用人体封锁莫斯科大环公路等极端措施。
黄河回忆，1999年，俄罗斯警方也拉了温州商人一车货。当时有一个温州人因此跳楼自杀。“这次就像上次事件的重演。”他说。但是，这次损失更大。
伤痛的历史不断重演。几乎每一次都发生在初春。陈沈阳和黄河担心，他们估计永远都不能拿回那些沾满汗水的鞋，因为，俄罗斯税警强行拉走货物时，从未出具任何的“罚没”票据。
1991年、1999年、2004年和2005年，温州商人在莫斯科连续四次被“罚没”。四次“罚没”，每一次都发生在万物复苏的俄罗斯初春，但一次比一次损失更惨重。
大规模的“拉鞋”行动一般持续数日。直到2005年3月15日，“税警”还一直在强行拉货，而且不允许货主靠近库房。经统计，这次中国鞋商被拉走了大约100个集装箱的货物，价值约合人民币8000多万元左右。
西班牙“火攻”中国鞋
2004年9月16日晚，西班牙东南部城市埃尔切， 近千名当地鞋商和鞋厂工人未经当地政府批准却“有组织”地聚集在该市的中国鞋城内，号召当地人“把进入这个城市的所有鞋子烧掉”，他们当众焚烧中国侨民鞋店。一把火烧毁了价值100多万欧元的货物。当地一度盛传犯罪分子将继续“火攻”中国鞋仓库，在西班牙的中国商人，大都在惶惶不安中度过了金秋9月。
温州吉尔达鞋业西班牙公司经理王长川比较幸运，“火攻”当晚，他们公司的鞋类集装箱并未在仓库进行装卸，因此躲过一劫。但货物被焚毁的部分商人损失惨重，王长川说：“有个青田县来的商人，他们公司几大箱货物都被烧光了，损失了80多万元人民币。”回忆现场时，王说：“我害怕得不敢靠近仓库。”
据回忆，当地时间9月16日晚7时多，埃尔切发生的针对当地华人鞋商的示威抗议活动中，被烧毁的温州鞋共有16个集装箱，而传闻这些不法分子正在赶制汽油弹，准备继续“进攻”。埃尔切中国鞋城的50多名中国鞋商和仓库内价值十几亿元的温州鞋，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
就在“火攻”发生前后，一队由近百位温州商人组成的温州商人团，依然义无反顾地前往西班牙。2004年夏，记者在上海巧遇西班牙中国商城中国区总裁朱先生。记者看到了朱手中厚厚的一沓温州商人的签证材料。百余位温州商人将在朱的带领下“首闯”西班牙。这些人，已在西班牙的中国商城里，包下整整几个楼面，大规模销售皮鞋、箱包和纺织、轻工等商品。
气宇轩昂的西班牙温州同乡会会长傅松望先生当时对记者说，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有温州人来到西班牙创业。在80年代，温州人大多从事餐饮业，后来就开始慢慢向其他行业发展。如今温州人在西班牙除了从事贸易等行业外，有的还开办了医院、律师楼、汽车驾驶学校、旅行社等。
西班牙中国商会的负责人介绍，由于近年来对中国商品的需求越来越大，刚刚造好的中国商城首次一次性引入上百名中国商人。没想到嗅觉敏感的温州商人一马当先，先行做出了远赴西班牙的决定。此行不少温州商人还做好了拖家带口的打算。
朱先生透露，尽管该批温州商人英文及西班牙文不是很好，但依然全部顺利办妥了签证手续，预计将于两个月内赴西班牙开展贸易。朱透露，温州以轻工纺织为首的中国造产品依然是温州商人开拓的主线。
百余温州商人预计将在10月左右开始西班牙的贸易。那么，当听到西班牙“火攻”中国鞋的消息时，他们是否会后退呢？当记者再次联系到朱总时，他已经和他的百人团队在马德里的中国商城里，开始了西班牙的艰难旅程。
3欧元惹来的大祸
是什么让温州鞋在俄罗斯和西班牙腹背受敌，而温州商人依然义无反顾地前去。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鞋批发商告诉记者一个数字：“一双不错的中国鞋用轮船装运到西班牙后只卖5欧元，而西班牙生产的鞋最低价也要8欧元。”同样，在俄国的中国商城中，一双质量上乘的中国鞋比同等质量的俄国鞋要便宜至少500卢布。而依靠这每一双3欧元和500卢布的利润，三个月下来，能够赚下百万家财的温州人，不在少数。
阿里坎特省首府的埃尔切被誉为“欧洲鞋都”，但近年来中国鞋大举进入该市，一部分规模小、技术落后的鞋厂由于缺乏竞争力纷纷倒闭。近30年来，该市制鞋工人失业率增长了30％。而在俄罗斯，由于中国鞋钻了“灰色清关”的空子，在低档和中档鞋市场，已经几乎看不到其他国家生产的鞋的影子。
3欧元的差价，的确让中国鞋在俄罗斯和西班牙市场均赢得了巨大的优势。但是，它更引起了西班牙和俄国高层的强烈不安。
贸易摩擦的激化
就在俄罗斯“扣鞋”之前几天，俄罗斯驻华高级商贸专员列聂夫曾经发表过一次“警告性”言论，他说，由于进入俄罗斯的中国产品价格低、数量多，已经达到可以影响该国市场的程度，俄罗斯开始全程监控中国货物。其中，中国鞋、中国丝绸和棉织品等，将是重点的监控产品。
据了解，在纺织和轻工产品方面，俄罗斯对中国丝绸和棉制品的需求量也很大，其中，由于丝绸一般用作礼品，因此对包装和档次的要求比较高；棉制品很受普通妇女的欢迎；中国的女式真皮皮鞋也是俄罗斯市场上的旺销品。
西班牙也有类似的警告存在。西班牙鞋业组织已经要求西班牙政府限制中国鞋的进口。
正如陈沈阳的儿子所述：“我们早就料到进入俄罗斯所要面对的风险。但是，依然没有料到，我们需要面对的还不止贸易风险。”
“任何一次针对外国产品的骚动背后，都隐藏着深刻的贸易摩擦。”这是上海市外经贸委有关人士私下的一段评论。在市场规范程度稍逊于欧美的俄罗斯和西班牙市场，由中国鞋带来的强烈的市场冲击，很快就导致了类似于“抢鞋”和“焚鞋”的直接的社会“骚动”。但是，无论骚动得多么激烈，它都不能脱离贸易摩擦的本质。
据外贸司2005年3月发布的首期鞋类预警信息透露，欧盟已决定自2005年2月1日起，对来自中国的部分鞋类产品实行为期一年的预先进口监控措施，所涉及的产品涵盖2004年底之前受欧盟进口配额限制的所有鞋类。进口监控实施后，进口商必须向所在国主管部门提出进口审批申请，并提交发票、发票复印件或合同等材料。目前，英国、德国、意大利、立陶宛已公布了鞋类产品预先进口监控的具体实施办法。
该报告还透露，鞋类出口的增长态势直逼纺织品出口，我国鞋类仅对欧盟出口已经占到了全球的近1/5。
外经贸委的该人士打趣地说，其实“监控”和“抢鞋”的本质是一样的。只不过由于欧盟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社会的文化层次比较好，欧盟的鞋业工人才没有采取直接的针对中国鞋的行动。而是把这种行动的权利“转让”给了鞋业联盟和政府，让政府对中国施压。但是，这也丝毫没有改变中国鞋在欧盟即将遭遇贸易壁垒或者其它进口限制措施的可能。
“我们不能使它不发生，但我们可以使它晚发生。越晚发生，基数越大，（出口）总量也就越多。”美国资深国际贸易律师Roydelbyck十分客观地评价了贸易摩擦的问题。“现在的倾销与反倾销的问题已经和几年前的问题不一样了。”（中国）出口的时候，遭遇的更多问题是技术壁垒和贸易保护问题。”而特别保障措施，做为中国加入WTO的一个重要的承诺，很可能成为中国今后处理很多案例的关键。
“在摩擦中，一般会以某一段时间的出口量或出口数据做为参考。比如，美国针对中国睡袍、胸衣和针织布三类产品实施特保措施的参考量就是提交案例时前14个月中后12个月的量做为特保措施衡量的基数。因此，这12个月的量越大，则之后年度可以进口的量就越多。推而广之，如果其它产品特保案例所提交到美国商务部的时间越晚，则我们可以争取到的基础的量就越大，什么时候开始，则可以争取到的相应的利益就越多。这就是所谓的相对摩擦。”
另外一层意思则是，部分企业的相对幸免。中国第一铅笔有限公司似乎是轻工业企业中最有名的案例之一了。早在1991年，中国的铅笔企业就被美国业界告上法庭，称中国铅笔以低于成本的不正常价格在美国销售，而美国的笔业也因此受到了影响。而事后由于大多数企业的不积极应诉，直接导致了中国铅笔被判必须缴纳200％左右的高额关税，才能进入美国。但位于上海的中国第一铅笔有限公司，则通过积极应诉，获得了个别关税。即在所有的中国铅笔中，第一铅笔有限公司所出口的铅笔可以以相对较低的关税进入美国市场，而由于在出口市场上的相对优势，第一铅笔很快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出口厂商。这就是反倾销案例中的相对幸免。同样，在其它的贸易摩擦中，比如特保措施中，企业也可以单独争取企业的市场经济地位，以绕开相关国家的贸易壁垒。
贸易摩擦是绝对的，但损失是相对的。上海外经贸企业协会的专家认为，在中国融入WTO的过程中，肯定的低成本和越来越国际化的质量，当然会引起其它市场化国家的反对，及相关利益群体的激起反抗。但问题是，既然避免不了这种反抗和反对的发生，如何能使自己在这个环境中得到保护，则是在整个贸易摩擦频频出现的情况下，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