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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理论是关于经济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的科学。它的产生和发展有赖于经济研究者群体和经济的客观发展状况，特别是受后者的影响。社会主义经济学在中国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并对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重大理论指导作用。但其特点是，基本承袭了苏联的经济学体系，特别是斯大林时期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当以这种理论为指导的集权经济陷入困境时，中国开始了改革。但中国经济的新发展，并没使经济学当然地突飞猛进。尤其是党的十四大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传统的经济学受到了来自现实的挑战。理论经济学作为一级学科尤显单薄和贫瘠。它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经济改革实践。现有的“体系”虽然对传统经济理论作了些修改和补充，但缺乏内在严密的逻辑性和统一性，仍没有突破“苏联模式”，只是又外在地嫁接上一些西方经济学的观点。这种混合的“苏联模式”的各个基本命题几乎都遇到了困难，如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问题、价值决定问题、生产的目的和基本经济规律等。
经济学这种尴尬境地一方面来自现实的挑战，另一方面受到外来经济学的冲击，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相对繁荣，而社会主义改革的受阻或破产，再加上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特点，使西方经济学在中国显示了一定魅力。但是，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西方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学应是截然不同的体系。不能因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软弱而让位给西方经济学。这种分歧一方面是制度上的障碍，另一方面是理论上照搬的后果，我们过去也是有教训的。所以不能放弃对中国现实的具体矛盾的深入研究和探讨，借鉴并不等于全盘拿来。实事求是应是经济学发展的最根本方法。中国的经济学发展也应认识到这一点，因为经济学研究是具有国度性的，要求本土化。目前还有如何认识西方经济学的问题。
经济学研究的国度性
经济的发展是以国度为单位。虽然世界经济有一体化发展的趋势，但最终也难以突破国度间的合作。这缘于制度、文化、历史等方面社会环境差异，也有自然环境如气候、资源、人口等的不同。并且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是非均衡的发展，既有结构上的非均衡又有水平上的非均衡。所以存在着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之分。因此，各国各个时期所解决的经济问题也是不尽相同的。经济学家的任务也就在于在矛盾和问题中发现规律，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面对如此复杂的经济运动现象，研究者个人不可能逾越现实的许多障碍（如语言、生命界限等）去研究所有国家不同的经济现象。只能是对特定国度特定时期的经济现象加以考察，吸收前人的某些研究成果，用自己的方法得出自己的结论。
所以，经济学产生的主客观条件使经济学研究是非世界性，是具有国度性的。因此在同一时代的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经济理论体系或学派是不足为奇的。
在经济思想史上，许多经济学家也正是根据所处时代和国度的不同经济发展特点阐发自己的学说体系的。如：同样标志着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形成的亚当·斯密的理论体系和重农主义，却因本国经济特点而不同。在亚当·斯密写作《国富论》的时期，英国当时的整个工业仍然以手工业劳动为基础，小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大量存在，最先进的生产方式则是体现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这时英国虽已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但掌握政权的封建大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还处于主导地位。在这场斗争中，亚当·斯密“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残污，扩大生产力，使工商业具有新的规模的资产阶级”制定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彻底清算了过时的经济观念和经济政策。
而魁奈时期的法国却落后于英国。政治上是封建的专制制度。经济上，虽然工业中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有较大发展，工场手工业有一定规模。但农业方面，除了北部地区有资本主义农业经营外，基本上仍是封建性的农业，绝大多数农民还处于半农奴的封建依附状态。法国的工商业是靠牺牲农民而发展起来的，而农业的衰落，农业经济的破产又反过来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因此魁奈所面临的问题，与斯密要解决的问题有很大差异。他的首要任务是要使社会的注意力转向农业方面去，所以他创立的是重农主义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一般表述。它力图研究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力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好像其抽象的理论体系是超然于任何国度之外的。但是事实上正如“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为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一样，马克思的研究也并没有超出国度性，即选择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为典型的英国。而英国经济发展的代表性，以及马克思的科学抽象研究方法，使其理论具有一般性。
研究的国度性在德国的历史学派表现得最突出。他们看到德国当时的经济发展特点和发展任务，反对经济学的世界主义，主张经济研究应顾及“各个国家的性质以及它们各自的特有利益和情况”（李斯特）。历史学派的前驱李斯特正是着眼解决德国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强调经济规律和经济制度的相对性，提出建立适合本国特点的“国民经济体系”，发展作为经济指导的“国家经济学”，它所教导的是“某一国家，处于世界目前形势以及它自己的特有国际关系下，怎样维持并改进它的经济状况。”而不应照搬别国的经验和作法，应根据自己的特点，发展本国经济学。
经济理论研究的国度性，其目的在于探寻国度性的经济运行机理，形成指导经济运行的理论原则，对经济的指导意义也正是经济理论的归宿和生命力所在，所以不同的现实基础会形成不同的经济理论，而相同的理论在实施中也因现实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政策含义。而我们多年来的理论研究恰恰忽略了实事求是的原理。“教条主义是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中的要害”（刘永佶）。以前我国的经济学理论追随苏联范式。现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又有了新的教条主义倾向，即直接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来类比、分析中国的经济现象，甚至提出一些政策建议。而越过中国特殊复杂的经济发展背景和现实，这必然和用马克思、苏联的经济理论设计中国的经济道路一样，导致经济陷入无序低效的状态。这正是我们方法论上的重大误区。
如何认识西方经济学
现代西方经济学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几百年经验总结和理论探索的结果。发达的市场经济和长期的理论争鸣，使其形成了包含市场经济运行普遍适用的一般原理和方法。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西方经济学的两个基本特征即辩护性和实用性。在方法上表现为现象描述法，只是用经济学的语言，庞杂的体系“描述资本主义经济现象及其表面联系。不能、不愿也不敢触及经济问题的本质。”（陈岱孙）其目的在于美化资本主义制度，掩盖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矛盾。如凯恩斯革命只是接受和回答了资本主义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而向西方经济学所发出的挑战。建立了一套从需求管理入手即能达到经济总体均衡，解决失业和产量问题的体系。但其实施结果并不尽如人愿。这种现象描述法回避对规律的认识，只能使资本主义经济学家面对越来越多的经济问题一筹莫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哪有漏洞就补哪，忙得不亦乐乎，这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学派林立的原因。但是这种现象之间的联系的经济学科体系往往与人们的常识相吻合，容易为人们所认同。但常识和表现并不能取代真理。
我们在研究西方经济学时，缺点和不足是“述而不作”或“述而不批”（陈岱孙），而忽略了西方经济学所产生的现实基础和前提，没有认识其方法上的缺陷，没有认识其性质。只是弃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制度障碍而不顾，弃中国特殊的经济结构和历史积淀而不顾，弃中国特定人文环境而不顾，用西方理论来诠译和设计中国的发展之路。这样简单的思维如果能发展中国，中国多少年前就已经超英赶美了！但现实是，西方经济理论中的科学成分也很难完全与中国经济现实直接沟通，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不断深化的现实已经给现代西方经济学提出一系列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西方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内容和任务并非中国的经济内容和任务，西方经济学并非为中国的发展而设计。我们如果完全寄希望于洋人的理论来解决中国问题，只能是天方夜谭。远隔重洋的外国经济学者不说，就是来到中国大陆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专家又能提出几条合理化建议呢？
建立中国学派——自己的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发展无能为力，中国应该有自己的经济学。只有自己能救自己。应在经济学界搞“国产化”、“本土化”运动，造就新的经济学体系迎接来自现实和西方经济理论的挑战和冲击。作为研究经济规律的经济学，特别是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理论经济学的发展迫在眉睫。这是由其基础性和指导性决定的。一是对经济发展的指导；二是对以其为基础而发展的经济学分支的指导。只有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经济才不是盲目的经济，经济的发展若无理论的指导，其失误的代价是巨大的，发展的成本是昂贵的。并且经济学体系应该包括理论经济学以及以其为基础的应用经济学的体系。
理论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应是踏踏实实研究中国经济的过去和现状，用马克思的抽象法，并利用西方经济学中一些具体的科学方法而得出的理论成果，即开始中国经济学的国度性研究。国内一些学者已表现出巨大的理论热情，如谷书堂教授撰文发表见解，刘永佶教授则为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奠定了基本框架，还有一些调查研究等，都是有益的、切近中国经济现实的研究。中国经济的复杂性，经济发展的迫切性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基本前提，也说明中国经济学家任重道远。有人预言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林毅夫乐观的指出21世纪同样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中国的经济现实矛盾就是经济理论产生的沃土，也是中国经济学家驰骋的疆场。中国经济学家的聪明才智终会结出硕果，但关键是从对别人的理论的研究，回到正视中国纷纭的经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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