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策略中的“作者”——西汉“孔子作《春秋》”说的话语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修辞论文,西汉论文,春秋论文,话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14)03-0099-(08) DOI:10.13852/J.CNKI.JSHNU.2014.03.012 经书的作者问题一直为经、史研究领域所关注，而且逐渐演化为一个纠葛丛生的关键论域。在“六经”之中，《春秋》与孔子的关系尤为复杂，自古以来众说纷纭。①台湾学者戴晋新将学界所持的观点分为“信古、疑古、释古”三种倾向：信古者主张孔子修作了《春秋》；疑古者主张《春秋》本系鲁史，孔子未尝修作；释古者则调停各方，提出合理解释。②随着论争的推进，学者们所征用的文献材料在不断扩充，进行的论述方式也趋于多样，但基本思路和方法都是围绕史实考证来把握和测定孔子对于《春秋》的“著作权”问题。而无论居于何种立场，有关早期“孔子作《春秋》”说的传承，如下一番谱系性勾勒都得到了普遍认可与袭用：从先秦至汉代，“孔子作《春秋》”一说始见于孟子，倡明于西汉大儒董仲舒，详述于太史令司马迁，三者的叙述之间具有承接与互文关系。③然而，“孔子作《春秋》”说作为经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命题，它的提出、塑形和规约经历了复杂的话语建构与流变过程，除了考察史料和清理归属之外，还需要我们从当代理论的层面上对之进行更进一步的辨析和反思。 在当今理论语境下，我们必须正面如下事实：“作者”或“作者身份”问题不再停留于实际指涉某一写作的主体，而更多指向一种观念以及此观念所牵连的话语建构与运作。1969年，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做了一场主题为“什么是作者?”的演讲。在演讲中，福柯提出：“必须剥离主体(及其替代者)的创造性作用，把它作为一种复杂多变的话语功能来分析。”[1](P138)尽管福柯所处的语境乃是20世纪中期的法国思想界，他所针对的作者观念史也是其来有自。但我们必须注意到，在对作者功能进行分析时，福柯回到了文本意义生产的源头，也尖锐地审视着对文本意义的接收，而意义的生产与接收是一个古老且基本的语言学与诠释学命题。换句话说，“谁在听?谁在说?”这样一个言语交流中与伦理、权力密切相关的话题，乃是从更为遥远的文化思想传统中生发出来的问题，也是我们思考中西方古典诗学命题时所不可回避的共同问题。福柯实际上从一个特殊的进路向我们提示出对如下问题的思考：“孔子作《春秋》”说体现了中国经学与古典诗学传统中怎样的作者观念?如何理解促成这一观念形成的语境?其具体样态关涉怎样的话语建构与运作机制?本文将带入“作者功能”的视角和问题意识来讨论关于“孔子作《春秋》”的叙述，观察其异同，并以具体的修辞策略与话语机制对之做出解释。如是，“孔子作《春秋》”这一公案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史实论证题，而进入更为复杂和丰富的论域；如此，或有望突破历史真实与虚妄假说之重重蔽障下的争议僵局。 一、由学术转向经术：作者身份的功能性 众所周知，对《春秋》微言大义的权威性理解与解释，主要体现在“《春秋》三传”中。然而，在涉及《春秋》作者这样关键的问题时，“三传”都难以见出直截了当的明确陈述，而是一致显示出暧昧不明。例如，《公羊传》中便有相关人称指代与叙述的模糊现象。桓公五年《春秋》经云：“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传》曰：“曷为以二日卒之?怴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2](P2215)显然，这里传文以“君子”来指称《春秋》作者。君子谓谁?东汉经学家何休解曰：“君子谓孔子也，以二日卒之者阙疑。”[2](P2215)但至于为何君子必然指孔子呢?这在何休这里似乎并不是一个问题。何休的这种随文而解在清代经学家陈立的《公羊义疏》中得到进一步明确和总结：“君子，即作《春秋》者，谓孔子也。……凡传文称君子皆是也。”[3](P239)经学注疏的文本脉络显示：公羊学对于《春秋》作者身份的明确化并非成于伊始，而是有着历史的浮现过程。④我们发现，以指示不明的尊称作为言说主体出场，或阐明《春秋》措辞的缘由，或评判《春秋》记述的内容，这样的书写现象为“三传”所共有。⑤正是这类在指称作者时措辞的混杂与迂回，使得“孔子作《春秋》”说的论争延续至今。本文无意在此加入非此即彼的判断，而是要追问，《春秋》作者从指称不明到言之凿凿的过程，与《春秋》诠释话语的建构是否存在某种联系? 早期《春秋》“三传”的流布主要依靠口传师授，《公》《穀》二传至西汉始定诸竹帛。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认为，古人治学求道时实际上有着“立言以为天下公器”的传统：“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志期于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4](P169)因而他亦将《春秋》经传不称作者的情况包含到该传统之中。但是，这一描述并不能覆盖进入经学时期的《春秋》学。朱维铮在《中国经学与中国文化》中对孔学、儒学和经学做了清晰的区分，认为经学“特指中国中世纪的统治学说”。[5](P9)这的确提醒我们应当注重国家意识形态与经学的紧密关联。汉代之前，《春秋》学处于“前经学”时期，在此学术的传承过程中，需要引入一个“君子”或“圣人”来讲解布道，此时原初的言说者实际上表现为崇高但同时也是面目模糊的“先验主体”，其作用终究不过是“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在此语境之中，不仅创制者的具体身份不用深究，连修撰者和诠释者的身份也常常合二为一、不待辨明。然而，当《春秋》学作为一套系统化的国族政治话语被纳入汉帝国国家意识形态的表述和运作过程中时，学术向政治的转轨迫使其诠释与修撰的可能性必须被牢加掌控。 因此，处于学术传承过程中的《春秋》作者身份，其关键性不曾也不必凸显出来，但到了汉代公羊学大儒董仲舒那里，明确孔子之于《春秋》的作者身份，成为其政治话语建构的迫切需求。董仲舒多处表述孔子作《春秋》这一命题，无须铺垫，极为简洁，⑥而伴随这种直接与明确而被加以重复强调的是孔子作《春秋》的意图。《春秋繁露·俞序》中，董仲舒将这种意图“还原”得十分具体： 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万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故引史记，理往事，正是非，见王公。史记十二公之间，皆衰世之事，故门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为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6](P780) 事实上，作者的重塑意味着意义起源的重构，也就等同于向文本指派一个封闭的终极意义。此时，孔子作为信息发送的起源，必然重新浮现出来。当然，构述孔子之为作者的意图与《春秋》文本的自治性，绝非董仲舒的根本目的，而毋宁说是其策动《春秋》法典化这一话语实践的前提。正是通过向文本源点的直接撤退，董仲舒所代表的公羊学家俨然自居为作者代言人而出场，这也就暗自贬抑了他人对《春秋》学的传承与诠释的合法性。因此，掌控作者意味着诠释权力的辩夺与占有。 对作者的回溯与占用成为话语运作过程中的重要策略，其实质是将诠释的权威性系于信息的发送者，这样的思维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关联和影响着汉代对师法谱系极度重视的风气。由于作者充当了文本意义的神圣起源，师承授受在传递文本意义的过程中就意味着诠释的权威保障，因而称引“先师”之名的意义才变得尤为显要。刘歆曾经力荐《左传》立于官学。由于《左传》的作者从根本上无法被追溯到孔子，刘歆采取的策略是强调其作者与孔子的亲缘性：“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7](P1967)汉光武帝时，儒生范升再次以“《左氏》不祖孔子”反对《左传》立于官学，刘歆的后辈陈元转而建立孔子与左氏之间的授受关系，以此推驳范升的诘难：“陛下……知丘明至贤，亲受孔子，而《公羊》《穀梁》传闻于后世……今论者沉溺所习，玩守旧闻，固执虚言传受之辞，以非亲见实事之道。”[8](P1230)陈元不仅以“亲受孔子”替代“亲见夫子”，使得由《左传》向孔子这一起源回溯可以畅通无碍，而且还以“传闻”、“虚言”反唇相讥，对《公》《穀》传承谱系的可靠性构成了正面的挑战。其结果是：“帝卒立《左氏》学，太常选博士四人，元为第一。”[8](P1233)事实上，《左传》传经与否的争议在后世仍然持续着，而其焦点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至唐赵匡始谓左氏非丘明，盖欲攻传之不合经，必先攻作传之人非受经于孔子，与王柏欲攻《毛诗》，先攻《毛诗》不传于子夏，其智一也。”[9](P210) 在西汉时期，董仲舒的政治话语实践对于“孔子作《春秋》”说的意识形态化改造是影响深远的。学界通常借助记述较为详尽的《史记》以资佐证，并且指认司马迁师承或祖述于董仲舒。那么，我们是否可因司马迁为史家即断定其记述乃为实录呢?在董仲舒与司马迁之间所建立的这种直接链接是否存在某种程度的断裂呢?让我们来仔细比对一番。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云： 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10](P3297) 这是司马迁面对壶遂“孔子何为而作《春秋》”之问时的回应，其内涵同样指向孔子作《春秋》的意图。司马迁自述这段话“闻自董生”，也的确与上引董仲舒在《俞序》中所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然而，假如仔细参照，就会发现两者间细微但是意味深长的差异：一方面，董仲舒接受并重申了公羊《春秋》“以俟后圣”的思想，将《春秋》定位为“应天作新王之事”，孔子的这种“先知性”在司马迁笔下并没有予以显现，司马迁强调孔子作《春秋》是“以达王事而已”；另一方面，孔子不为世所容的悲剧性命运，在董仲舒的言述中并不存在，却被司马迁反复渲染。 相较于董仲舒着意塑造孔子神圣不可侵犯的一面，司马迁一再强调其“干七十余君”而不被重用的遭遇，他笔下的孔子“贫且贱”，一介布衣，常年困顿，终身郁郁不得志。尽管司马迁也毫不掩饰对孔子的敬仰与向往，尊之为“至圣”，但孔子之圣更在于学养与德行，而非天赋的血统或使命。如此看来，司马迁似乎从董仲舒的“王官学”的立场又退回到“百家言”了。不过，必须注意的是，史官的职能原本与宗教、政治事务紧密相关。清代学者汪中在《左氏春秋释疑》中就曾指出，史官的职能一开始是执掌卜筮等记录，这些记录的文件其实就是六艺之学的雏形，后来又由于瞽、史二官皆失而落入儒者手中，六艺之学并于儒者。事实上，《太史公自序》的谋篇布局是很值得深思的，司马迁一开始就追述其世谱家学，后假借父言谈论六家得失，对儒者也直言批评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10](P3290)这样一番论述，也许微妙地传达了司马迁的话语立场：某种程度上，史官掌管着负载六艺之学精髓的典籍，也掌握着有别于六家学派的真理性；与那些投帝所好而“缘饰吏治以儒术”的权臣不同，他所要维护的是亘古不变的礼制传统，所要施行的是通过“采善贬恶”而迂回进入意识形态话语的建设。这一方面来自于司马迁对自身职守的伦理意识，另一方面也暗藏着其自身不幸遭遇所带来的愤懑冲击。正是这样的立场促成了司马迁对于“孔子作《春秋》”这一命题隐在区隔于董仲舒的理解与解释。 语汇信息的变形与缺席并非简单的偶然现象，而毋宁说透露出话语本身的预设和运作特征。尽管董仲舒和司马迁皆言“孔子作《春秋》”，并且都着力对作者的原初意图或缘由进行重构，然而，不可忽略的是，这种叙述总是与特定的话语实践相关联。实际上，孔子正是以“作者功能”的形式被征用和整合进不同的话语实践中发挥其效用。可以说，重构作者的话语往往以展现“真实性”的面貌出现，但其预设的有关作者的本质与对作者功能的征用却是观念性的。 二、从“作者”到“听众”：“孔子作《春秋》”说的修辞面向 尽管经学诠释呈现在我们面前是以符号构成的文本体系，但其本身的发生却是处于特定情境中的话语实践。表面看来，言“孔子作《春秋》”是对某种历史实在进行指涉，但在具体事件中，言说者面对现实的或是潜在的话语受众，并非意在建立单纯、普泛的沟通关系，而是力图传达特定的情绪、立场和理论，进而达成对受众的说服。这种话语建构的目的实际上正指向修辞学的话语法则。⑦然则，从修辞学的角度来看“孔子作《春秋》”说的构述，作者问题实质就转化为听众问题。在古希腊传统中，修辞术(rhetoric)被用以指称“演说的艺术”，旨在通过一整套遣词造句的言语表演来达到说服听众的目的。亚里士多德在《修辞术》一书中，正是按照听众的种类把演说分为议事演说、法庭演说和展示性演说，这三者的基本定位即是“议事演说意在劝说或劝阻”，“法庭演说或是控告或是辩护”，“展示性演说或是赞颂或是谴责”(1358b)。[11](P16)亚里士多德对修辞演说的分殊，为我们观察“孔子作《春秋》”说话语实践的具体性与特殊性提供了鉴照的有益视角。⑧ 显然，董仲舒整套《春秋》诠释话语的目的，正是为了通过一系列的言语策略推行其政治主张，求取当权阶级的认可。钱穆在《秦汉史》中即言：“在仲舒之意，乃求以学术文化领导政治，以政治控制经济，而进企于风化之美，治道之隆，此诚不失为先秦儒家论政一正统。”[12](P106)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董仲舒对《春秋》及孔子的诠释活动具有某种议事演说的特质。为了达成对武帝的回应与说服，董仲舒在对策中相当强调《春秋》对于治国驭民的根本贡献，这一点也贯穿在他的整体《春秋》学论述中。在《春秋繁露·俞序》中，如下表述颇为典型地代表了董仲舒对《春秋》的定位： 故子贡、闵子、公肩子言其切而为国家资也。其为切而至于杀君亡国，奔走不得保社稷，其所以然，是皆不明于道，不览于《春秋》也。故卫子夏言：“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中略)”(中略)《春秋》之道，大得之则以王，小得之则以霸。[7](P780) 有意思的是，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以同样的形式阐述了不知《春秋》所带来的毁灭性后果，他把《春秋》的意义对象从人君加以推广，成为天下之仪礼准则： 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中略)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10](P3297～3298) 我们对上述同样十分类似的文本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尽管并非判然二分，但同言亡国弑君之衰世，董仲舒更注重将《春秋》大义构述为治国称王之法典，而司马迁对《春秋》的基本定性则更倾向于“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的“仪礼之宗”。司马迁这样表达自己书写《史记》的职守意识：“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10](P3299)我们基本可以判断，无论是司马迁所构述的“孔子作《春秋》”，还是司马迁著《史记》，其主要的修辞定位，都是通过诉诸某种赞颂或谴责来展示其立场与观点。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屡次剖白自己苦无知音的痛苦：“是以抑郁而无谁语。谚曰：‘孰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用，女为悦己容。”[7](P2725)而其著书“藏之名山”终是为了“传之其人通邑大都”。[7](P2735)可以说司马迁正是以自身的文本“表演”，试图“说服”更为广阔而不确定的未来之受众。 学界普遍认为，“孔子作《春秋》”的明确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孟子。当我们发现，董仲舒与司马迁之“孔子作《春秋》”说可以被视为具有不同特征的修辞策略时，我们就会对孟子的相关言述产生巨大的兴趣。那么，孟子这一“在经学史上画一转机”的言说，[13](P61)是否也具有某种修辞的特征呢?《孟子·滕文公下》中，孟子与弟子公都子论及世事治乱时曾言：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2](P2714) 事实上，孟子是在回答弟子公都子具有质疑意味的问题时，提出“孔子作《春秋》”这一事件及其意义的。《滕文公下》记述道：“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2](P2714)所谓“不得已”，即是表明出于某种外力的强迫。如果我们把公都子所称引的“外人谓夫子好辩”视为某种指控或质询，那么，孟子接下来的全部话语内容都是针对这一“质询”而进行的自我申辩。值得强调的是，孟子在回应公都子的质疑时，以“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作为开头与结尾，此乃其申辩的中心论点。 孟子列举了尧舜以降的三次重大治乱事件，即所谓“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2](P2715)他由此而为自己的“好辩”行为辩护道：“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2](P2715)在孟子的陈述中，排比结构是非常明显的，既有一治—乱的跌宕，又有“圣”与“兽”的对抗，这种话语建构显然是一种精心的安排。正是这种方式使得孟子与“三圣”、尤其是与孔子之间建立起了传承关系。不过，仅仅注意到这一线索的暗示是不够的。孔子既与六经相关，且皆功德无量之事，为何孟子单单只提《春秋》呢?也许确如钱穆在《孔子与春秋》一文中所说：“这是孟子对孔子《春秋》之推崇。”[14](P267)既是推崇，为何又转向孔子“知我罪我”的喟叹呢?这一插入表述对照其行云流水般顺畅的褒扬之言，实在显得有些古怪突兀，有隔断文气之嫌。或曰，孟子在此不过宕开一笔、据实直述而已，但综观其言，精巧紧凑，步步深入，前后呼应，重点突出，何来余笔?假如我们考虑到孟子申辩的策略在于将先圣的处境与作为同自己紧密关联起来，以申成自己“不得已也”的彻底合理性，然则，显而易见的是，大禹受命于舜，周公佐相于武王，所行壮举皆理所当然，唯有孔子作《春秋》体现了不得已而为之的矛盾。 处于指控或质询情境中的人，通常会声称自己不过做了类似情况下普通人出于人之常情所做之事，这是申辩自身行为合理性的要诀。孟子面对的并非罪行指控，他要做出的也不只是辩护，更是一番心志的剖白，是在更高意义和层面上的申辩。于是，他需表明自己的行为不是与常人的习惯相同，而是与圣人的选择一致。在孟子看来，孔子身居素位而窃《春秋》之义，同他自己与杨墨论争，皆因“惧”世道衰乱、禽兽横行而起，都有着不得已的苦衷：孔子的心志寄托于《春秋》，但罪之者亦因《春秋》，正如孟子以言辞距邪说，而被外人误解为好辩。正是因为与孔子的处境有着如此这般的一致性，孟子才真正论证了自己“圣人之徒”的神圣身份与历史使命。 因此，尽管孟子之言是“孔子作《春秋》”说的源头线索，但当我们回到文献语境本身，就不难见出，孟子并非意在揭示孔子与《春秋》的关联，而在于从“圣人”与“壮举”两个方面对孔子进行塑形：一方面将孔子与大禹、周公并列，使其具备神圣地位；另一方面，将“孔子作《春秋》”这一行为构述为一项伟大的事件，赋予其必要、紧迫而且带有悲剧色彩的历史意义。这一切最终指向孟子为自身的申辩，达成对公都子质询的驳斥。当这样的修辞性质和话语策略显现出来之后，孟子言“孔子作《春秋》”究竟有否论述之构拟成分，抑或纯属称引史实呢?答案的确变得亦真亦幻起来。⑨ 三、意动与情动：“孔子作《春秋》”说的话语策动机制 我们从话语实践的立场和目的，可以定位“孔子作《春秋》”说体现出三种不同诠释的修辞性。那么，是否存在某种语言机制导引和规约着这种修辞策略，使之发挥话语功效呢?语言学理论中的话语功能说或许提供了一种显现与分析的路径。⑩为了达成向汉武帝直接推行其政治主张的目的，董仲舒不仅仅要确立孔子作为“作者”的权威地位，占有《春秋》的发生源头，而且，从其始终将《春秋》紧系于治国称霸之法典这一策略来看，他是连《春秋》的读者(听众)也加以规定和强调，这便从信息接收者的角度牢牢控制了《春秋》诠释话语的流向。这种对读者的封闭性规定，强化并推动了公羊学《春秋》“为汉制法”的教条，后来者如东汉公羊家何休乃至以谶纬说经之诸儒，延循董仲舒的这一策略，把《春秋》对于汉代不容置疑的“神谕”性质发挥到了极致。徐彦在《春秋公羊传》题下所疏便颇具代表性：“……孔子见时衰政失，恐文、武道绝，又见麟获，刘氏方兴，故顺天命，以制《春秋》以授之。必知孔子制《春秋》以授汉者。”[2](P2195) 这样一种以信息接收者为定位的话语策动机制，实际上是调用了言语行为的意动功能(conative)，该功能的纯粹语法表现形式是祈使句，与陈述句根本不同的是：祈使句是以发送信息指令为目的，无须经受真实性的检验。不难见出，董仲舒所言孔子作《春秋》，是将历史更迭中具有开放性的信息传布，重构为“素王”孔子与汉代统治者之间的直接对话；从其话语意图而言，不仅“孔子作《春秋》当新王”一说的实质乃是传达一种毋庸置疑的旨意，而且他向武帝进谏的所有建议都同样具有“祈愿”的性质，其目的指向是信息接收者对话语内容的全盘接受和执行，而并不接受对其实在性指涉的质疑和检验。这种述行力量(performative force)外化在话语实践中，所达到的修辞效果诚如刘勰在《文心雕龙·议对》中所言：“断理必刚，摛辞无懦。”[15](P915)然则，我们就更能理解，在《天人三策》的最后，董仲舒达成了《春秋》与孔子两者权威的合流，提出推行《春秋》、独尊孔术的建议，其气度与姿态是何其激进而且自信：“《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7](P2523)董仲舒的修辞策略无疑是成功的，据《汉书》载：“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易王。”[7](P2523)又载：“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7](P2525) 另一方面，司马迁表面上化用孟子与董仲舒对孔子作《春秋》的言述，但其具体话语内涵的焦点则更多地向信息发送者自身倾斜，用以传输某种态度，宣泄某种情绪。司马迁言及孔子作《春秋》，总是强化和渲染孔子抒发郁结愤懑的这一出发点。《史记·孔子世家》中，司马迁这样称引孔子的自我剖白：“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10](P1943)他将类似的处理方式挪用到对自身书写《史记》的意图和历史处境的构述上。在《报任安书》里，司马迁声明了支撑自己艰难生存的动力所在：“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绁之辱哉?……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7](P2733)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发愤著书”之说亦是由此而来。这种修辞效用背后所主要驱动的话语功能，其实正是语言学上所谓的“情动”(emotive)功能。这一功能偏重于从信息的发送者角度出发，以情绪表现来传达说话人对他所谈论事物的态度。 尽管前人已经指明，司马迁刻意建立起孔子作《春秋》与自己作《史记》之间的类同性，但却很少注意到这种话语实践需以策动特定的言语机制为支撑。司马迁所灌注于《史记》中的说服力，正与其类似“展示性”修辞的定位相关，这一定位也直接决定了其叙述的特征和走向。在言语行为中，以“情动”功能为主要驱力的信息，可以通过改变声音、语调以及各种表现情感状态的因素，体现信息发送者不同的情绪和态度。而在书写行为中，以感叹词来传达情绪的空间是有限的，声音表现的直接性也被取消了，但完全可以被转化成各种书写表征，通过书写者在有意识或无意识状态下，对字、词、句等各层次上的话语元素进行调配，形成不同的语言暗示。这很有可能成为后世能在史传话语中体察出“褒贬”来的内在动因之一。 我们并不能简单地指认，由于意识形态塑造的需求，董仲舒对孔子作《春秋》说的构述是神学化的，因而在与“真值”(truth value)的符合度上就让位于作为史家的司马迁。当我们从具体的言语处境、修辞策略和语言机制的角度来重新看视“孔子作《春秋》”说的构建时，也许有助于关注这样一种处理历史话语的范式转化，亦即：从外部指涉到言语的述行力量，从事件的真值到话语实践的实用性考量。 四、结语 表面上构成延续和互文的三种“孔子作《春秋》”说，实际上包孕着具体的修辞实践性。这一命题作为理论学说建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话语所预设的前提和运作机制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其间“作者”与“读者”(“听众”)之间有着复杂的交互作用。这一方面决定了其不能由一种简单的“不可信”来加以拒斥；另一方面，也正由于此种修辞性，如果笼统地从实证立场来加以肯定，并在学理叙述中建立起严丝合缝的单一传承表象，同样会排除掉历史丰富性中的诸多细节。事实上，与其再从普通的写作或创造行为这一层面来论争孔子与《春秋》的关系，毋宁思考孔子对《春秋》话语实践空间的开辟；在其中，后继的实践者必然通过一种向话语范式源点的回归，来参照和证实自身的合法性与正统性，同时也促成了话语不断的发展与演变。正是这样的回归运动，“增强了作者与其作品之间神秘的关联”，“在‘原初’作者和间接作者之间形成了某种关系”。[1](P136) 显然，在“孔子作《春秋》”这个宏大而又典型的案例中，将作品归属于特定作者并非出于类似于个体所有权的经济伦理意识，而是一种隐含着特殊话语暴力的策略和实践；在这个过程中，作品虽然具有确定个体归属的形式，却吊诡地成为公共化的真理武器。于是，不仅孔子这一“超级作者”被话语主体不断征用，而且，“孔子作《春秋》”作为一项声明同样被重复言说和占有，发挥着话语效用。问题在于，通过这种话语实践，董仲舒和司马迁这样的话语主体究竟试图传达什么?《汉书·董仲舒传》记载武帝向仲舒策问三王治天下之道：“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7](P2514)董仲舒分别对三王治国之道进行评断，皆以“孔子曰”起句，这是在历史的变动之中建立起孔子不变的权威性，使得孔子在真理性上凌驾于夏、商、周三代君主之上，事实上也凌驾于包括汉武帝在内的汉帝国君权之上。这就提示我们，通过对孔子这一至上道德权威的占用，儒家学者们掌握了《春秋》的解释权，也获有了对君王权力的制衡能量，以此介入国家意志在伦理、礼仪以及政治秩序上的建设与调整。与此同时，孔子作为未加冕的“素王”，在现世社会中，其道德主张和仪礼宣扬未曾得到真正的贯彻与推行，那么，当他以《春秋》这一经典作者的身份出现在西汉儒家学者的论述中并被加以神圣化时，就不仅表现出一种虚拟的历史权威在汉代的重新实现，更重要的是，正是以此类迂回修辞的方式，儒家学者们实际上表达了不同于现存君主与制度的另一种理想选择的可能性。 注释： ①有关围绕“孔子作《春秋》”说的学术论争，在国内形成较大影响力的论述，主要参见：顾颉刚：《古史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7-79页；钱穆：《孔子与春秋》，于《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63-317页；杨伯峻：《前言》，于《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56页；张以仁：《孔子与〈春秋〉的关系》，于《春秋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第1-59页；戴晋新：《孔子与〈春秋〉关系考辨》，于《故宫学术季刊》(第六卷第四期)，1989年夏季号，第67-100页。另外，还可参看：李学勤：《孔子与〈春秋〉》，于《李学勤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6-371页；郑良树：《“孔子作〈春秋〉”说的形成》，于《中国经学》(第1辑)，第197-207页；孔祥军：《驳杨伯峻“孔子不作〈春秋〉”说》，于《中国经学》(第3辑)，第281-288页；顾涛：《论“孔子未作〈春秋〉”说的生成逻辑》，《史学月刊》2010年第3期，第106-113页。 ②戴晋新：《〈春秋〉的现代诠释》，《社会科学报》，2009年11月19日，第5版。 ③当然，自西汉始，言“孔子作《春秋》”者甚众，但特以董仲舒、司马迁为典范。相关言论者的较完整交代，可见段熙仲：《春秋公羊讲疏》，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 ④据惠栋《九经古义》载晋孔舒元本《公羊传》有曰：“今麟非常之兽……孰为而至?为孔子之作《春秋》。”(惠栋：《九经古义》，第二册第十四卷，于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7年据贷园丛书本排印，第161页。)此版本的真伪尚未得到切实论证，且该孤证亦不能推翻本文此处的基本判断。 ⑤例如，隐公二年九月《穀梁传》以“君子”指代修作《春秋》的作者；成公十四年九月《左传》以“君子”指代评述者，以“圣人”指代《春秋》的修作者。 ⑥例如，“举贤良对策”中，董仲舒便直称：“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15页。)又《春秋繁露·玉杯》中，董仲舒曰：“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贵志以反和，见其好诚以灭伪，其有继周之弊，固若此也。”(《春秋繁露》，于《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70页。) ⑦由于中西方学术传统在“修辞”以及“修辞学”定义上显示出比较明显的差异与多义性，张汉良曾经特别提示我们注意西方修辞学所深植其中的语言学根基：修辞并不能被理解为次要的语言装饰或狭义的运用语言的技术性手段，而是包含了语言行为(speech act)的整体表现形式，涉及更为深广的面向。详见氏撰《修辞学与比较文学研究——一个现代方法论的考察与古代“哲学对话”的实例分析》(《当代修辞学》2011年第1期，第29页)。 ⑧本文并非意在表示，西方古典修辞学的内涵与经学话语的建构之间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也无意忽略董仲舒和司马迁具体的话语实践与流传文本的复杂性，而旨在表明：“孔子作《春秋》”说的构述与言说主体自身的基本定位是密切相关的，这种基本定位与亚里士多德论修辞术的演说形式之间具有可参照性。 ⑨郑良树在《“孔子作〈春秋〉”说的形成》一文中，注意到了孟子在这处论述的“构拟性”，因而主张“孟子此说，思想性比真实性来得强”。详见氏撰《“孔子作〈春秋〉”说的形成》，《中国经学》(第1辑)，第197-207页。但笔者认为，该文仅仅指出孟子论述的逻辑方式是不够的，作为对于公都子质询的辩护性回应，孟子在话语构建过程中所体现的修辞性则更为微妙和关键。 ⑩在这里笔者主要受到语言学家雅各布森的话语功能说的启示，该学说的具体论述见：Roman Jakobson,“Linguistics and Poetics”,in Language in Literature,ed.Krystyna Pomorska ＆ Stephen Rudy,Cambridge ＆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pp.65-71.标签：孔子论文; 司马迁论文; 董仲舒论文; 史记论文; 儒家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春秋论文; 西汉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孟子论文; 国学论文; 左传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