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公报到全球利益攸关者——在“鲍大可—奥克森伯格中美关系讲座”上的演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关系论文,公报论文,大可论文,上海论文,伯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受邀在上海为“鲍大可-奥克森伯格中美关系讲座”发表演讲是一份特殊的荣耀。作为尤其珍重我们两国关系的一员，我最为敬重鲍大可和奥克森伯格这两位学问和事业的大家在半个多世纪的工作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最让我高兴和感动的是，珍妮·鲍大可女士(鲍大可夫人)和洛伊丝·奥克森伯格女士(奥克森伯格夫人)今天也大驾光临，你们的出席为本次讲座赋予了特殊的意义，超出了我们在这里的言语所及。
我也愿向已故的汪道涵先生表示我的敬意，他是许多人的领导和良师，为这个城市，为他的国家，也为我们两国的关系，给予了如此多的贡献。
众多人士为本次活动提供了诸多支持，我感谢他们悉心地付出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源。
尤其令我高兴的是，中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前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部长专程从北京赶来出席今天的活动，并将参与随后的对话。他的著作非常出名。
本人有幸与麦克·奥克森伯格相识，我们拥有一个特别的纽带，那就是都上了相同的一个不大的学院，该学院注重思想的严谨和分析的透彻。我一向看重麦克那种令人望尘莫及的风格，他能在决策中把宽厚、热情、知识，以及冷静的判断融会一体。甚至在研讨会、交谈等短暂的接触中，包括通过阅读他的文字，我也获得了很大的收获。麦克拥有异常独特的能力，能将其丰富的学问和经验用来应对政府工作中的挑战，并在这样做的时候，也把战略视野与具体行动结合起来。
即使麦克正式任职是在卡特总统执政期间，但是，在尼克松总统的最后岁月里，这位前总统与麦克就中国问题进行了具有战略性的对话。他们一同访问中国，交换各自的看法，以此展示了分属两党的美国人如何能够就中国这一重要国家找到共同的立场。
我依然怀念麦克的耳提面命，而且，我可以看到，他给予我的友爱同时也给予了各个年代、不同领域中的许多人，其中既有中国人，也有美国人。就在今天，我在听众中还可看到一位中国学者，我是通过麦克开始结识并且尊敬他的。这些都是麦克为我们奉献的厚礼。
中国与美国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历经了我们关系中剧烈的跌宕起伏，这是一段回味无穷的历史，也是一段很不平凡的历程。前辈们为了增进美国对于中国的了解已经贡献巨大，作为他们的继承者，我特别有感于鲍大可教授在其最后一部重要著作中写下的一句话。他说道：“与多年来学到的知识相比，为理解中国而还需要学习的东西更加让我刻骨铭心。”
本次讲座还有另一层特别的含义，因为上个月是上海公报签署三十五周年的时刻。玛格丽特·麦克米伦刚刚完成了一本了不起的书，叫作《尼克松与毛泽东：改变世界的一周》。她的书追忆了那些戏剧性的日子中曾经有过的高瞻远瞩与纵横捭阖、宏大战略与互相博弈、无比的激动与不幸的悲剧、外交活动与各种危险、敢作敢为与细枝末节，当然还有那些巨人的身影，这些伟人大多数已经走入历史的阴影之中，但是其又斑斓又模糊的色彩仍然启示着我们，也左右着我们对于过往历史的看法。
上海公报事关历史的一个转折，涉及两个举足轻重的国家彼此关系的重新建立，然而，公报不仅仅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宣言，它也是一个富有创新的外交工具。这项成就归功于周恩来总理、基辛格国家安全助理和乔冠华副外长创造性的智慧和娴熟的外交技巧。
上海公报坦率地承认双方的分歧，而不是文过饰非地对之加以掩盖。它通过“中方声明”、“美方声明”告诉世人，中美各自就广泛的问题持有何种立场。当时的共同利益寥寥无几，有关经济问题不过是两个简短的句子而已，因为那时尚看不到太多的前景。关键的一个句子就是共同反对“霸权主义”，该词是用来表示苏联威胁的代称。
1972年时引发尖锐辩论的许多话题现已时过境迁、完全变样，不管是越南战争、克什米尔，还是南韩问题或者朝鲜问题，都是如此。当然，台湾是个例外，在这个问题上，对于“一个中国”的支持依然是每个国家当今所采取立场的核心所在。
上海公报反映了当时的现实，那时中国和美国都在相互重新发现对方。公报是一个起点，美中关系从此生长、扩大，乃至蓬勃繁荣。今天，我们拥有一个更加成熟和多层的关系，当然，中国和美国仍然在继续相互了解，仍然在尽力相互理解，就如鲍大可教授曾经指点的那样。
不过，上海公报中有一点至今值得我们努力效仿，即它立足于一个核心的理念，构想出了指导两国关系的一个战略框架。公报试图借此框架，联合防范公众态度和担忧心理对于政策转折的抵制，试图克服各自国家内部同时存在的妨碍合作进程的那些呼声，须知，这些负面因素会对关系的牢固性构成挑战。
在1972年，那个战略框架就是反对苏联，我们的关系当时是依据我们双方共同反对什么来加以定义的。而在2007年，我们需要根据我们双方共同赞成什么来定义我们的关系。
正因如此，2005年晚些时候，当我作为副国务卿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演讲时，我阐述了“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这一概念。我这样做的动机并非要为中国划出一个特别的类别。相反，我提出建议说，有鉴于中国的成功、中国的规模及其不断上升的影响力，中国会有兴趣和利益，与其他主要的国家一起来维持并强化国际体系，因为正是依靠这一国际体系，才使世界更加安全、更加繁荣，也给美中两国人民带来了更多的机会。维持和强化国际体系对于所有的主要参与者，包括欧盟、日本、印度、俄罗斯等等，当然还有美国，都是一个挑战。
中国从自己的角度，也意识到有必要重新定义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虽然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仍然存在重大的内部挑战，但中国领导人感觉到了由自己国家所引发的外部反响，其中也包括某些担忧心理。基于这一考虑，中国开始讨论自己的“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可能也因为这一缘故，中国的电视台制作了一部引起广泛兴趣的、关于以往五个世纪中全球强国崛起的系列纪录片。这是一种让中国公众参与讨论未来任务的方式，这一方式或许隐含了一种自豪感，也体现了一种至少从邓小平时代以来一直是中国面貌一部分的务实精神。
有时候人们说，中国领导人最为重视制订原则，以此来指导政策。这是合理的逻辑。然而，诸如“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这样的理念只有通过跟实际问题与机遇相关的政策和行动，才能获得其生命力。其他人也是通过观察中国的行动和成就来评估中国的言辞的，当然，人们在评估美国的言辞时，也采用同样的方法。
今天，我将着重讨论我认为中国与美国存在共同利益的四个议题：朝鲜、伊朗、苏丹，以及能源安全，在这四个方面，我们可以作为“共同的利益攸关者”来行动。这并不是说我们在每一个挑战面前都会持有相同的看法，实际上，我们的政策可能会有分歧，然而，我们之间利益的共同性远远超过差异性。通过一致行动，包括与其他各方的一起行动，我们可以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毫无疑问，这里不可能全部列出我们需要一起合作共事的所有内容，我也不准备讨论我们经济关系中的那些关键问题，因为我已在最近的其他场合就此作过阐述。不过，这四个议题对于确立中美具有世界内涵的关系将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
赵启正
赵启正1940年1月生于北京。1963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核物理专业。先后在核工业部第二设计院和上海航天局上海广播器材厂工作。后又担任上海市工业工作党委副书记、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副市长、上海浦东新区首任管委会主任和党工委书记等职。1998年起任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2002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2005年8月起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2005年11月被聘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
鲍大可(1921-1999)
鲍大可1921年出生在上海，他的父亲早年在中国是传教士，曾任中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鲍大可在中国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之后返回美国完成学业，1942年以优异的成绩取得耶鲁大学学士学位，后又取得该校国际关系专业硕士学位和远东语言学院的结业证书。
鲍大可曾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等许多组织的高级顾问，并给予他们很多有价值的建议，同时他又不遗余力地工作，在幕后努力推动国会和行政部门改善中美关系。
鲍大可著作颇丰，编辑和撰写了超过二十部关于中国的著作和许多专题论著，所有这些著作都对那些追求了解中国的人们具有深远的影响。
麦克·奥克森伯格(1938-2001)
麦克·奥克森伯格1938年出生在比利时安特卫普，童年时随父母迁入美国。1960年，当他从斯沃斯莫尔学院毕业时，美国国内刚刚兴起研究中国问题。之后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继续深造，并于1963年获得硕士学位，1969年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他师从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并受其影响致力于深入研究中国。
奥克森伯格从斯坦福大学开始执教，又先后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密歇根大学。1977年到1980年期间，他暂别密歇根大学，成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员，负责中国和印尼事务。这一时期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关键时期，奥克森伯格为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和卡特总统提供的见解，对于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起到了关键作用。
◎朝鲜
1992年，中国与韩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是一个重要步骤，表明中国认识到，自己在朝鲜半岛，进而在本地区的利益，远远超出其与朝鲜的冷战联系这一狭小的范围。
中美双方在遏制核武器及核材料的扩散，促进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的安全，激发这一地区的发展、繁荣和机会等各个方面，存在着共同的利益。
朝鲜对内和对外的政策都与这些利益相冲突，由其武器试验所突出显示的核计划削弱了核不扩散机制。朝鲜的核武器，加之其导弹发射，会引发其他国家相关威慑计划的升级。在这里，军事方面的紧张关系以及相互之间误判所造成的风险可能会上升。
中国拥有影响朝鲜的手段，然而，中国似乎不太愿意采取一些有可能会使其困境中的邻国更不稳定的步骤，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可能也相信，朝鲜政权能够承受更深的孤立，以致造成更大的痛苦和风险。我也猜想，中国不想单靠一己之力来处理这一危险的、可能是不稳定的局面。
由于这一原因，六方会谈以及美国在会谈中提出的倡议，提供了用以应对这些不安全性的一个重要框架。2005年9月所达成的声明为朝鲜、南北朝鲜一起，以及东北亚地区，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进程。中国在拟定那一理解所包含的内容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美国部分地参照了来自中国、韩国和日本的建议，努力为朝鲜指明一条积极的道路，而且提出了一旦朝鲜改弦更张将可以获得的一些好处。这一共同立场导致达成了今年2月的协定，这同样获得了中国的支持与帮助。
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一国经济如果不向世界开放，便不能获得发展。假如朝鲜选择开放政策，美国、中国、韩国、日本、俄罗斯就可以给予帮助。另一方面，朝鲜需要理解，尤其需要通过中国而理解到，假如它试图维持自己的核武器和核计划，那么，这条充满希望的道路便不可能出现。朝鲜需要改弦更张，从威胁安全走到推进一个发展过程，由此而为本国人民创造更好的生活。
现在存在这种可能性，即在朝鲜半岛上最终清除冷战的遗产，从仍充满紧张关系的停战协定走向一个抱有希望的和平条约。我相信，对于有机会与南北朝鲜和中国一起努力彻底结束那场痛苦的冲突，美国会持欢迎态度。与此同时，美国对于导致朝鲜半岛以往一个世纪麻烦不断的那段历史，也抱敏感持重的态度，那段历史可以追溯至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1904-1905年的俄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朝鲜战争。为了实现持久的安全，美国的政策，中国的政策，都需要对于该地区所有各方的关注点保持警觉和清醒。
六方之间合作的加深将会改善国际环境，南北朝鲜的人民也将有可能在某一天结束其民族分裂的残酷局面。南北朝鲜人民都有强烈的独立性，并且对侵犯其国家主权的行为抱有可以理解的敏感态度。如果南北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减缓，如果其经济与社会联系得到扩大，接下去将由双方自行确定未来应当采取的步骤。但是，我们正在创造的框架可以帮助他们在一个区域合作、一体化和安全状况更为理想的格局中来驾驭这一进程。我本人曾经是“二加四”进程的首席美方谈判者，我亲眼看到，如果没有德国人民自己要求走到一起的意志，如果没有德国的伙伴国的支持性工作，德国分裂这个二战和冷战另一遗留下来的问题便不可能得到安全的解决。
围绕2月份六方协定的外交活动才刚刚起步，前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朝鲜过去的表现记录也不免让人存有疑虑，这一直可以回溯至1991-1992年南北朝鲜之间协定的破裂。另外，也存在着步骤错误和沟通失误的风险。尤其是，朝鲜必须作出决断，自己到底期待选择何种未来。有的时候，我猜想，朝鲜的官员会迟疑不决，或者显得像是机器瘫痪了。为了继续向前推进，中国和美国日常的介入并与韩国的密切协作，将是特别关键的。日本和俄罗斯在这方面也具有重要的利益。我们之间的合作必须是紧密的，我们与所有方面的工作必须建立起信任，以便我们保持前进的势头。
◎伊朗
正如联合国安理会正式承认的那样，这个世界也因为伊朗的行为而面临着核扩散与不安全的严峻风险。如果伊朗开发核武器，整个波斯湾地区将受到威胁。中国一直在建立与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海湾国家的联系，我觉得中国能够察觉到伊朗给周边逊尼派穆斯林国家所带来的忧虑。正如有些人士已经指出的那样，一个以核力量武装起来的伊朗会诱使沙特阿拉伯、埃及、土耳其，以及其他国家重新考虑其不开发核计划的决定。如果这些国家真的这么做，核不扩散体系的分崩离析将会加速，其他地区的国家，包括在东亚的国家，也会重新考虑其另外的政策选择。
随着核国家数量的增加，核材料流向恐怖主义者手中的危险也会增加。中国可能相信，自己内部的安全措施遏制了自己作为恐怖袭击目标的危险性。但是，请考虑一下，假如恐怖主义者利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任何地方进行袭击，那将会给国际经济体系带来何等的后果，须知，中国已深深地融入了国际经济体系，并已从中获得了巨大利益。恐怖袭击之下，全球体系赖以立足的货物、资本、服务、思想、人员，以及信息的跨境流动将会戛然而止。
我希望，这样阐述有关风险会引导中国更加积极地与美国、欧盟三国、俄罗斯及其他国家一起，劝阻伊朗放弃铀开发与浓缩的计划。俄罗斯已经找到了停止其在布什尔核电站工作的理由。中国也可以提供帮助，包括有力地加强对于军民两用技术所设置的限制，敦促伊朗充分地履行国际原子能组织的详细要求，就如联合国安理会一七三七号决议所要求的那样。只要伊朗抵制联合国安理会所要求的合作，就应对它施加步步推出的更多压力。
欧盟三国和美国已经为伊朗勾画了一个积极的替代方案，该方案甚至包括核能的和平利用。尽管能源价格高企，但伊朗的经济状况却一直在恶化，这个石油生产大国现在正在限制对其民众的油气供应。伊朗内部也有呼声，要求改变当局在国际政治中的对抗姿态。如果中国在言语和行动上鼓励伊朗领导人选择一条融合而非对抗乃至孤立的道路，中国便可以扮演一个不同于欧盟和美国的有影响力的角色。根据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的报告，伊朗油田正在因为不断老化而减少生产量，每日减少的数量达到三十六万桶。中国可以平静地告诉伊朗人，如果伊朗继续走一条与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组织对抗的道路，它就不会得到新的外国投资。
如果我们现在不能协作共事，我们以后将会面临严峻的后果，这些后果将极大地增加能源安全方面的风险，而中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正在寻求这种安全。
◎苏丹
在2005-2006年的十二个月中，我曾经四次到访苏丹达尔富尔地区，那里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都会让人深感不安，那里受害最深重的人就是发出声音最为微弱的人。
苏丹的悲剧之所以更加令人慨叹，是因为本来可以依照大多数相关方的利益要求，找到一个改变困境的办法。我作为副国务卿的最后努力之一就是，在阿布贾与尼日利亚总统奥巴桑乔、其他非洲联盟领导人和官员，以及欧盟、阿拉伯联盟和联合国的代表一起工作，尽力在苏丹政府与反叛组织之间进行斡旋，达成了一项和平协定。
达尔富尔和平协定与2005年南北全面和平协议是一致的。南北全面和平协议曾经结束了苏丹境内另一场延续了数十年的冲突，为喀土穆与边缘地区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宪政框架，达尔富尔和平协定正是对此框架作了补充。但是，反叛组织内部分裂了，某些人不愿意善罢甘休。苏丹政府随后作出了一个灾难性的决定，它不是欢迎联合国维和部队来支持力量明显不济的非洲联盟部队，并来支持达尔富尔和平协定，而是回到过去打仗的老路，包括依赖臭名昭著的一个民兵派别，该派别为了进行恐吓而烧杀、强奸，简直无所不用其极。
苏丹政府过去无法现在也不能强制推行军事解决方案，它在战场上遭受了挫折，并且恰恰削弱了反叛者中那些甘冒风险寻求和平的人。灾难越过边境向外扩散，破坏稳定的效应正在把苏丹的煎熬变成一个影响非洲全局的危险。联合国秘书长现正在再次努力说服喀土穆接受一支联合国与非洲联盟的混合维和部队。同时，地面上的处境也在恶化，人道主义团体或者正在离开，或者正冒着令人心惊肉跳的危险在供养两百万流离失所、陷入绝境的百姓。
中国是苏丹能源开发的一个伙伴，假如喀土穆不能找到一条和平的道路，这种能源开发也将会受到威胁。我知道中国不想无视种族屠杀和反人类罪行，随着中国与非洲联系的加深，我也相信中国也愿意成为非洲联盟的一个好伙伴——非洲联盟因为喀土穆的行为而两次拒绝给予苏丹非洲联盟的主席国地位。当然，中国与苏丹打交道的方式将会有别于美国或者欧盟的方式，中国希望维持其现有关系，特别是因为能源的缘故。如果中国借助自己与苏丹关系所带来的影响力，成功地迫使喀土穆为了自身利益而寻求和平，那么，中国便可以在美国、欧洲、非洲和联合国各成员，以及执行人道使命的非政府组织面前，赢得巨大的威望。如果中国这样做，也将会赢得经由全面和平协议而诞生的南部苏丹政府的尊重。这也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苏丹大部分尚未开采的石油就在南部地区。
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有时候似乎也认识到，喀土穆固执而冷酷无情的行为只能是自我毁灭。达尔富尔地区的任何暴力行为，不管是由反叛组织、民兵派别还是官方政府部队所施加的，都会触发针对喀土穆的更大愤怒。恐怖已经削弱了喀土穆在国际上和在本国人民中的威望。如果苏丹政府支持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非洲联盟与联合国的混合部队，和平便可以得到恢复。反叛组织也需要依照2006年达尔富尔和平协定的精神作出妥协。随着安全的恢复，民兵派别的残暴浪潮也将应该归于终结。
数以百万计生活在难民营中的达尔富尔民众只有在感觉安全之后才会回到自己的家园，而这种安全只有联合国部队才能提供。借助安全与和平协定，世界各国将会支持达尔富尔的发展，这将为全体苏丹人民造福。依照达尔富尔地区的传统进行的部落对话也会有助于恢复秩序。
可悲的是，喀土穆似乎害怕联合国部队，而事实上，只有联合国部队才能给苏丹政府提供扭转事态恶化的唯一途径。事态的恶化将使喀土穆更加远离它所追求的融入国际经济和非洲体系的目标。
我曾目睹与此类似的其他状况，有在非洲的，也有在其他大陆的。统治者往往以为，止步不前会缓解问题或者缓解愤怒，错了，那样的结局只会十分可怕。一个政府不可能持续地与自己的人民为敌，也不可能制造威胁邻国的不安全事态，而且还侥幸希望不会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
中国在喀土穆受到尊重，中国官员能够向苏丹领导人解释该国处境的真相，包括其在九个周边邻国中、在非洲联盟其他国家中，以及在其他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中国可以指出，为何派驻一支与非洲联盟协同合作的联合国部队，在扭转苏丹事态的恶化方面将是一个关键的步骤。这将会促进苏丹和中国的利益，并且因此而赢得全世界许多国家的赞赏。
“利益攸关方”的由来
2005年9月，佐利克在纽约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何处去：从成员到责任》的政策演说，系美国官方就中美关系发表的正式讲话。
在这篇讲话中佐利克提出的最具新意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应该促使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这是布什政府就中美关系提出的一个全新概念。以前，布什在各种场合都强调中美关系非常复杂，而“利益攸关方”概念的提出表明中美两国在很多国际事务上有着共同的利益。
2006年4月，胡锦涛主席访问美国的时候，布什本人在致欢迎辞中也亲自提到这一概念，这表明佐利克的提法和对中美关系的定位已经获得布什首肯。
◎能源安全
在考察中国与美国作为国际上利益攸关者所面临的若干主要问题时，可以令人惊异地看到，能源安全会频频映入视野。我充分理解到，保障能源供给对于中国的发展、增长和社会稳定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能源安全对于美国也十分重要。
我曾在2005年9月的演讲中提到，能源在美国与中国之间既可以成为冲突的焦点，又可以成为合作的舞台。美国和中国都浪费着能源，并因此酿成了糟糕的环境后果。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高度关注以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来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样，对于限制其能源使用的举措也持一种可以理解的敏感态度。即使我们两国处在发展的不同阶段，我们的共同利益也应当引导我们携手合作。
我们双方都有兴趣和利益来开发可替代性能源供应，不管是核能、洁净煤技术、生物燃料，还是其他可再生能源；我们双方都能从更为多元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源中获益；我们双方都能从能效提高和节能措施中获益，这也可以促进在环境保护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领域的合作；我们双方也能通过石油战略储备的建设而增强能力，这种储备应当遵循国际能源组织的指导原则，协同其他国家以合作的方式来加以应用；我们双方也有兴趣和利益来保证能源贸易不会被阻止在某些咽道关口，或者被垄断供应商所操控。
中美能源安全方面的合作也有助于改善我们在前述其他议题上的合作气氛，它可以建立起我们携手合作的信心，以此反对那些会威胁地区或全球安全的能源讹诈行为。
我高兴地看到，中国的国家改革与发展委员会去年采取主动，召集印度、日本、韩国和美国一起讨论能源问题。这的确也应当成为外交和安全政策合作讨论的一部分。我希望，我们能够在双方的社会层面建立信任，以便我们的能源公司也能够找到共同的业务合作项目。
◎结论
三十五年前在上海发表的公报为中国人和美国人打开了一个门户，而上海公报之前三十五年，即1935年，这个城市中的人们曾经面临着侵略与残暴的占领。以此观之，谁能预言，从今往后再过三十五年，上海又会呈现何种面貌呢？
自从1937年以来，美国人与中国人作为盟友并肩战斗过，作为敌人相互交战过，大家彼此关闭过国门，又重新打开了国门，而且还加深着双方的融合程度，这些都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我希望，中国与美国将不仅深化相互的合作，而且能够作为共同利益攸关方一道努力、共担责任，俾以维护并加强包括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在内的国际秩序。
当然，这绝非易事。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崛起的大国会诱发他人的担忧。我们的经济关系是互利的，但是也充满了敏感性，涉及失衡问题、公正问题、竞争问题，以及双赢机会的保证问题。我们的安全关系也受到某些事件的妨碍。中国的军力建设将在亚太范围内增加人们的担忧。
而美国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全球强国，却又不同寻常。与大多数成功的强国不同的是，美国的本质是要挑战现状，以便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这种改造精神也会造成他人的担忧。然而，美国偏好活力、志在变革的天性也提供着机会，它拓展了人们的思想天地，让人们探求新的可能性，它也培育出了对于中国非凡成就的一种尊重，并提供着一种解决问题、务实合作的意愿。
这种对于机会的探求引导尼克松前来中国，也引导我以一种远不足道的方式来提出建议，即希望中国与美国能够为寻求共同利益而并肩合作。我意识到，这些想法只有通过对话才能结出成果，故此，我欢迎中国朋友们对我的建议加以完善、补充，甚至反驳。
在中国也有一些人对美国怀有戒心，特别是对美国醉心于自由抱有疑虑。美国把自由放在核心地位，因为它是我们对人类尊严所怀有的尊重中的一部分。然而，美国敦促建设法治、自由和民主这样的事业，并非为了削弱中国。恰恰相反，美国看到，在自由缺失的情况下，一些社会会滋生出癌细胞，并侵蚀哪怕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然后，还会在那里产生祸及他人的病症。正如布什总统在其第二个任期的就职讲演中所说的那样，美国人认识到别人需要“寻找其自己的声音，得到其自己的自由，走他们自己的道路”。民主的制度将需要反映多元社会的价值观和文化。
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讲到，中国需要加强法治并建设民主制度，中国正在就这些理念进行实验。我们不应当回避这些话题，或者采取一种戒备的姿态。我们作为朋友，可以就我们的经验、关注和信仰进行讨论甚至争辩。
鲍大可和奥克森伯格是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与仰慕者。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在那些光明的日子里，他们都致力于让我们两个国家靠拢得更近一些。故此，我们理所当然地怀念他们、尊重他们、赏识他们。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方法就是继承他们的工作，更多地相互学习和理解，更好地促使美国和中国走到一起，为创造共同的美好目标而努力。
译稿由上海市美国学会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