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话#183;秘话#183;谜话”的传播——以伪满洲国时期的《麒麟》杂志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麒麟论文,实话论文,时期论文,杂志论文,伪满洲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1年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占了中国东北地区，把中国东北掠为其殖民地，并一手炮制了伪满洲国。强权和暴力虽能得逞一时，但不能束缚人们的心灵。文学是人类的心灵产物，即使是在日本强权统治下的1932～1945年的伪满洲国时期，中国东北地区依然有自己的心灵史，有自己的文学，有其别样的文学实践经验和文学生产机制，形成了殖民统治下的异态文学。对这段时空中产生的文学进行考察，不仅可以填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缺失；而且可以重新评定日本侵略背景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经验；解释文化侵略背景下的文学独立存在等问题。本文以当时的大型通俗文化杂志《麒麟》为中心，（注：笔者一共搜集到30期杂志，经推算和相关人员的回忆，该杂志共刊行46期。30期杂志是：1941年6～12期，1942年1～12期，1943年1～8期、12期、1944年3期，1945年1期。现分散藏于长春市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吉林省图书馆、 辽宁省图书馆、吉林市图书馆。为了更清楚地厘清一些问题，笔者两次访问了现居长春的《麒麟》编辑人刘迟（刘玉璋）。）钩沉伪满洲国时期十分流行的一种通俗文学样式——“实话·秘话·谜话”，对其具体形态给以描述，归纳其基本类型及特征，探求其存在的原因和意义，借此揭示东北伪满洲国时期通俗文学发展的一个侧面，并探讨强权挤压下文学变体发展的可能性。
一
伪满洲国文学生长在一个特殊语境中。当时伪政权当局的文艺“政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宣传“建国精神”为主，提倡“国策文学”。这一阶段持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伪政权当局制定了一些和文艺相关的“法令”、制度、纲领。第二阶段以“服务战争”、“服务时局”为基调，提倡“报国文学”。其目标是建立文艺家和文艺团体的总动员体制，力求把伪满洲国的言论文化机构、人员和活动都引向服务战争的轨道。前后两个阶段都伴随着强制就范和残酷镇压。而且除了具体的文艺“政策”和相关法令，控制文艺的“机关”也多种多样，伪政府相关机构、日本关东军、宪兵、警察、通讯社，以及各种文艺组织等。各种势力不断筹划和加强对文艺的控制，通过书报检查制度、作家的管理制度等来控制言论，取缔报刊和书店，规范作家言行。伪满洲国当局在对文艺控制、镇压策略实施的同时，还试图迫使文艺成为建构并传播其统治意识形态的工具，直接服务于“建国精神”和“战争时局”。
在此种背景下，1941年7月“满洲杂志社”正式收购了大型画刊《斯民》， 并它改为《麒麟》杂志。《麒麟》杂志创刊于1941年6月，月刊，终刊于1945年，历时5年，共刊出44期以上（笔者所见最后一期《麒麟》为1945年1月号， 此期没有终刊声明，之后又刊出几期，还不能确知。封世辉先生在《东北沦陷区文艺期刊钩沉》一文中说《麒麟》终刊于1945年3月，即第5卷第3期。[1](P565)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馆藏目录标有《麒麟》第5卷第4期，但笔者去查找时，此书已不在架上，管理员说可能早已遗失。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可以确定不会超过3期）。该刊32开本，每期容量180页左右，（注：《麒麟》杂志页码不固定，从150～200页之间徘徊，大部分在180页左右。）临近终刊时88页。前5期由赵孟原（小松）任编辑人，第6期改为刘玉璋（疑迟），发行人先后是顾承运、唐则尧、黄曼秋。《麒麟》的《发刊辞》声称为“安慰民众”及“含养国民情操”而创刊，目的是使读这本杂志的人“得到安慰”、“情操向上”、“被别人景仰”。（注：《发刊辞》，《麒麟》创刊号，1941年6月，第31页。）如何达到这个目的呢？《编后记》明确表示：“将用最通俗的文字，含容最丰富的趣味，这是本刊一贯方针。”（注：《编辑后记》，《麒麟》创刊号，1941年6月，第174页。）杂志以一半以上的篇幅，刊出了言情、实话·秘话·谜话、侦探、史材、幽默、武侠等各式通俗文学，而且相对集中地展示了盛行于伪满洲国的“实话·秘话·谜话”。
二
《麒麟》杂志以“最通俗的文字，含容最丰富的趣味”为其办刊方针，刊出了大量的通俗读物。在当时的东北没有专门刊载通俗文艺的杂志，《麒麟》杂志可以算作当时文坛通俗文学的大本营。（注：汤哲声认为《麒麟》杂志是模仿华北的《三六九画报》的编辑风格， 但没有论证。见范伯群、孔庆东主编《通俗文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324页。）言情俊杰、侦探专家、武侠高手、幽默说客等汇聚于此，他们演绎出种种离奇古怪、哀艳伤情、实话秘闻等故事。其中的实话·秘话·谜话，是以实有之事为底本，用小说的形式加以描绘，侧重故事性、趣味性、揭秘性，同现在的纪实文学、报告小说相类似。通览这些实话·秘话·谜话，可归纳以下四种类型。
（一）案件聚焦型实话 以真实发生的案件为蓝本，大多采取侦探小说的叙事方式，“发案－侦察－歧途－破案”为情节链，对犯案或侦破过程进行详细描述，中间穿插合理想像，叙述过程有意隐去不良行为的社会背景和其他一切因果关系。《麒麟》中的《平定桥惨案》、《梨花浴血记》、《这一下子就要了三条命》、《上海杀人事件》、《老余家从此热闹起来了》、《两个被判五年徒刑的人》等就属于这一类型。
斯琪的《平定桥惨案》，以齐齐哈尔发生的“杀妻屠子”的刑事案件为底本，结构故事，展开叙述。其情节设计为：“麻袋里的怪尸”——“迷途的羔羊”——“我的老婆跑了”——“凶手就是你自己”——“冲出迷阵”——“荡妇风流”——“尾声”。为吸引读者，采取了倒叙的叙述方式；为增加真实性，叙事过程中还穿插了当地报纸的新闻报道。结尾也很独特，用《黑龙江民报》中的一段新闻结束：“平定桥边弃尸案尾声——出力警官受表彰‘本市平定桥边焦尸案，由市警务处之总动员检查，在该案之发生二十六小时内，竟为破案，其搜查之迅速，行动之敏捷，殊为一般人所赞许，现真相大白……’”作品没有对罪案的动机进行深入分析，把原因归给罪犯金连财的个人品行，叙事重点放到侦破者一方，赞叹侦破者的迅速和敏捷。这篇实话作品注意叙事策略，是同类型中比较优秀的一篇。
《老余家从此热闹起来了》和《两个被判五年徒刑的人》是另一种奇案的复述。《老余家从此热闹起来了》复述的是桃色案件，儿子和爸爸为了媳妇发生了诉讼。据说此案轰动了新京市（长春），在“最高法院”开庭时，万民空巷。作者李耶抓住读者的心理，写得绘声绘色。
案件聚焦型实话，以具有新闻性的案件为主要表现对象，借性、奇、怪、死等元素，来迎合市民的喜奇尚怪的娱乐心理。
（二）八卦“名人”型秘话 以名人的隐私或轶事为作品的主要内容。秘话作品主要卖点在选取大众感兴趣的“名人”，女演员、女名流、女土匪等是这种类型要捕捉的对象。《麒麟》中的《吴素秋》、《女匪驼龙》、《刘明达经理成功史话》、《乐府真声》、《杨宇霆之死》、《宋美龄艳史》等属于这种类型。
白素杰的北京菊坛实话《吴素秋》，介绍当时名满中国的菊坛名角吴素秋的糜烂私生活。吴素秋本是戏校中的“吴哑翅儿”，不但唱得不好，还因为谈恋爱被校方开除。但因其长相迷人，被人捧红。小说还写了素秋、唱戏的男友、盐商的大少爷3个人的不正常关系，“循环的三个人成了三对姻缘”。这些蝇营狗苟之事， 被作者饶有兴趣地讲出。这种作品写作出发点不在文学上，所以也根本没有什么文学性可言。
当然此种类型的作品不都是《宋美龄艳史》、《吴素秋》这样无聊作品，也不乏优秀之作。华北作家亚岚的长篇梨园秘话《乐府真声》就是一篇优秀之作。亚岚，北京人，“在一般大众小说家中最为接近新文艺的一人，其小说内容难近通俗，而其笔法与用语等，均十分新颖。”（注：《亚岚氏略历》，《麒麟》1卷第7期，第83页。）《乐府真声》是长篇秘话，在《麒麟》上连载了14个月，从形式到内容都可以说是“八卦名人型”秘话的变体或发展。作品不是以一个名人为主，而是以一群菊坛演员的生活为对象，描写中国菊都北京剧坛的种种故事，作者用悲天悯人的情怀感叹：“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小说虽采用了“回体”结构，但其内容、笔法、描写、布局、接榫等都脱离了“回体”的窠臼。这是一篇值得一读的作品。
田菱的《女匪驼龙》也比较有特色，叙述过程不但令人感到惊险紧张，并且可以从叙述看出一点当时社会的情况，驼龙临刑前骂军阀的话颇耐人寻味，这在此种文体中是比较少见的。
八卦“名人”型秘话，以伪满洲国之外的“名人”为主要写作对象，还以此为武器抨击一下不和伪满洲国合作的军阀政客，如《杨宇霆之死》、《宋美龄艳史》等。
（三）服务“时局”型实话或秘话 顾名思义这是为“时局”服务的作品。服务“时局”的题材很多，选择什么，作者也还有一定的自由，甚至可以把自己的一些隐蔽的想法浸入其中。这类作品目的明确，但它借用了文学的形式，在选材和叙事上也还有写作者的经营之志。《虎门风云》、《穷凶恶极的蓝衣社》、《蒋介石与蓝衣社》、《所罗门大海战》、《英宫外史》、《夏威夷海战记》等是属于服务“时局”型的作品。
林华的排英实话《虎门风云》，用传奇的形式写出了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壮举，小说塑造了林则徐、林维喜等生动的人物形象。林维喜看见一群英国水兵调戏一个中国女子，“怒火冲进丹田，他握紧了拳头，恶狠狠的向那大个子扑过去。大个子恐惧地向旁一躲，拳头虽然躲开了，却被底下的腿踢了一个跟头，直挺挺地迭进水里……”笔法纯熟，叙述富有节奏感。写作水平不逊色于其他通俗作品。伪满洲国推崇的“英雄”中有两个今天我们仍然认同，一个是林则徐，一个是印度的甘地。他们二人反抗英国的行为和当时“抗击英美”的“国策”相一致，得到伪满洲国统治者的认同。林则徐被称为“东亚反英第一人”。当时以林则徐为原型的文学作品很多，（注：笔者所见有关林则徐的作品及评说有：悦生《林则徐杂话》，《新满洲》第3卷第7号，1941年7月；刘汉《林则徐》（用新手法来描绘之史材的小说），《新满洲》第4卷第6号，1942年6月；话剧《林则徐》大同剧团，1942年《林则徐家书》，艺文书房，1944年。外文、安犀、辛实《〈林则徐〉公演鼎评会》，《电影画报》第6卷第6号，1942年6月；《鸦片与大东亚战争——林则徐与荣成祥》，《青少年指导者》第15卷，1942年1月。）关于甘地的消息也时常见诸报章。这种现象有其背后的原因，在伪满洲国推崇的“英雄”人物很多，除林则徐和甘地外，还有乃木大将、希特勒、汪精卫等，但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真正认同的是林则徐和甘地，他们愿意用自己的笔诉诸这样的英雄，他们隐蔽的内心中既反日也反英美，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伪满洲国中后期为什么有那么多作家被迫或主动地写了抗击英美诗。在伪满洲国那个特殊时期，文学作品的情绪倾向很复杂，有时在为“时局”而写的作品中也可发现不合作的迹象，更多的作品是表面上顺从，骨子里不合作甚至抗争、反抗。敌人来临时，我们可以满足于对那时生产的作品作泾渭分明的思想倾向的评说；当敌人占领并在此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统治系统后，那种泾渭分明的评说就失效了，对这时生产的作品要仔细端详，在相互缠绕中厘清作者的思路。
服务“时局”型实话或秘话还有一些“日系”作者加盟。宫崎世龙的《穷凶恶极的蓝衣社》（松吉译），介绍国民党中统局蓝衣社的组织和活动，“蓝衣社和戴笠”、“暗杀报纸大王史量才”、“汪氏的阻击和唐有壬之死”几个小故事写得比较生动，有可读性。其目的性及其明显，和有抗日行动的国民党打宣传战。海野十三的海战秘话《夏威夷海战记》（耳东译）是时事战况汇报，目的是张日本军的军威，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急救而成。
（四）探险博物型谜话 以东北独有的变幻莫测密林环境和生长其间的动植物为主要描写对象，融故事、传说、掌故、知识于一体。此类文体首见于《新满洲》杂志，睨空执笔的谜话山林读物《韩边外十三道岗创业秘话记》和《大兴安岭猎乘夜话记》，《麒麟》杂志所见有3篇：耿介的《长白山野人记》、 野风《人参的故事》和睨空《九盘山的二毒》。关于此种文体《新满洲》杂志中《韩边外十三道岗创业秘话记》、《大兴安岭猎乘夜话记》更为典型，下面以这两篇为例详细评说。
《韩边外十三道岗创业秘话记》是睨空的第一篇山林谜话。以东北传奇人物韩边外的发迹过程为主要内容。100年前盛极一时的韩边外，叱咤风云独占桦皮沟，被英人誉为世界—秘密王国。睨空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讲述出来。第一、吉林第一个财主。开篇就介绍韩边外乐善好施，从冬至到开春，每天施粥，据说一天得五石小米。给读者似幻似真的感觉，不是对故事内容的怀疑，是对作者所说的这是民间流传的故事表示怀疑。第二、深山中的采参客。这是一节说明文字，说明参的种类、各种形状及功用，如何采参，采参者都为何人。虽为说明文字，但所说之事神奇，读起来依然妙趣横生。第三、韩边外的奇遇。小说笔法，不但塑造了有血有肉的韩边外，还塑造了一群采参客的生活，写他们的爱恨情愁。第四、大蛇和蜈蚣的相斗。童话写法。韩边外发行的“大货”（千年以上的老参的别称），有丈二长的花蛇保护，而花蛇又有一仇敌七八尺的大蜈蚣，两“虫”相斗时，花蛇处于弱势，韩边外出手帮忙，救了花蛇。五、白衣女人的报恩。神仙故事。被蜈蚣所伤的韩边外，又被花蛇化成的女人相救。第六、就这样的发财了。人间传奇。被治愈的韩边外，没有挖到参，失落地准备回关里老家，在小溪边洗脸，发现了金矿。
这篇作品融故事传说、说明文字、小说笔法、童话、神话、人间传奇于一体，事实和虚构之间变幻莫测，虽接榫还有些生硬，但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确实给读者以新奇感。
睨空的另一篇《大兴安岭猎乘夜话记》，有10万多字，在《新满洲》上连载了13个月，被赞叹为“好评频频，数万人欣喜的满洲第一部山林谜话小说”。该作品同样神奇迷离，写大兴安岭中鹿群和人们生活，其中关于动物和植物的知识及传说穿插很多，很像一本关于东北密林的动植物的趣味百科全书。作者以平等的视角对待人、鹿、虎、山魈和各种植物，生动地展现了密林生活的景象。
探险博物型谜话，很可能是受德国自然科学家爱德华·阿纳特所著《满蒙探秘四十年》和白俄作家拜阔夫的一系列动植物小说的影响。当时近泽书房刊行了李雅森的翻译的《满蒙探秘四十年》，此书是阿纳特博士40年勘察东北密林的记录，其中有动物、植物、外星人、怪教徒等神奇故事。另外当时东北北部还有许多游牧的少数民族，他们和自然相互依存，关于动植物的灵异传说很多，这些传说也启发文人的创作灵感。形成了这种融故事、传说、掌故、知识、小说于一体，又突破各种文体的规定性的文本。
三
实话·秘话·谜话在伪满洲国盛行有许多原因，比如当时东北文坛通俗文学创作的兴旺，杂志文艺版面的扩充，也许还有编辑个人的趣味等。另外还有两个深层原因。一个是伪满洲国对文艺的控制越来越具体化；另一个原因是商业利益的影响。
全面抗战开始后，伪满洲国对文艺的控制越来越具体化。1940年5 月关东宪兵队司令部颁布了《思想对策服务要纲》，还成立了“文艺侦察部”。1941年2月《满洲日日新闻》还刊出《最近的禁止事项——关于报刊审查》，列举了8条在报刊杂志的文艺作品中限制和禁止的范围：“1.对时局有逆行性倾向的；2.对国策的批判缺乏诚实且非建设性意见的；3.刺激民族意识对立的；4.专以描写建国前后黑暗面为目的的；5.以颓废思想为主题的；6.写恋爱及风流韵事时，描写逢场作戏、三角关系、轻视贞操等恋爱游戏及情欲、变态性欲或情死、乱伦、通奸的；7.描写犯罪时的残虐行为或过于露骨刺激的；8.以媒婆、女招待为主题，专事夸张描写红灯区特有世态人情的。”[2](P31) 这8条禁令足以威慑作者和编者，给他们只留有一条粉饰伪满洲国的“国策文学”之路。在这样的创作编辑环境中，写作者可写的范围非常狭小，稍有不慎就可能招来文祸。但是在这样的恐慌中，伪满洲国的一些作者没有把笔墨用在“巩固国家之基础，促进国家之发展，为东亚新秩序之建设”，（注：《文艺指导要纲》（民生部弘报处，1941年）；《满洲国史·分论》（上），[日]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编，《东北沦陷十四年史》，吉林编写组译（内部资料），1990年。）而是放到消遣娱乐上，放到俗识俗见上，开启了远离时代环境的实话·秘话·谜话的创作。实话·秘话·谜话其实和伪满洲国的“实”、“秘”、“谜”没有什么联系，这种文体多取材于异地的奇闻趣事，写些无关于伪满洲国现实的“实”、“秘”、“谜”，即便涉及到伪满洲国的景与事，也轻轻地一笔带过，不作渲染，“思想意义”极为淡化，这些作品以和伪满洲国彼此间离的状态存在着。
即使是殖民地时代，商业利益依然是影响期刊杂志生存的重要法则。《麒麟》等杂志虽有强硬的“后台”支持。但作为按商业模式经营的特殊商品——期刊杂志，同样追求商业利润，最大可能地争取读者，追求发行量，以求得在同类产品竞争中的不败之地。实话·秘话·谜话，通常以名人隐私、离奇案情、色情故事、机关揭秘等为事件核，加以露骨、直白地描绘，叙述过程有意隐去不良行为的社会背景和其他一切因果关系，因所叙确有其事，其事又和凶杀、暴力、色情、隐私、神秘等主题元素相关，很好地满足了普通市民的新奇、热闹、探秘、窥私等娱乐心理，人们更喜欢看自己身边繁衍的一出出活的戏剧。因此当时的期刊杂志及出版社开始大量刊行能吸引读者的“无毒”的实话、秘话、谜话。
在向“文艺政策”和商业利益妥协的情况下，实话·秘话·谜话在伪满洲国开始盛行。这些作品尽管良莠不齐，但因其选材的特别，可以远离现实，淡化时代背景，缩减“建国”、“时局”情调。这样就可以既不违背当局的“文艺政策”，也避免了刊载“国策文学”、“报国文学”的难堪境地。而这些在强权挤压下变体发展的实话·秘话·谜话，呈现与其他区域的中国现代文学不同的样式，开启了新的文体形式。如其中有文体探索意味的“探险博物型谜话”，借东北独特风物展开想像，以东北变幻莫测的密林环境和生长其间的动植物为主要描写对象，融故事、传说、掌故、知识于一体，开启了新的文学表现空间和表现方法。当然我们也不能讳言实话·秘话·谜话中附逆作品的存在。对这些“糟粕”的审视，可以看到日寇统治下的中国现代文学难堪的一面，也可以感受到殖民地时期文化人心灵扭曲到了怎样一种境地。正视我们文坛上曾经存在过的这些现象，可以对中国现代文学历史，有个更加全面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