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确定与补贴提供机制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民工论文,教育培训论文,机制论文,需求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195(2012)06-0050-08 doi10.3969/j.issn.1009-5195.2012.06.008
一、研究概述
农民工是指在本地乡镇企业或者进入城镇务工的农业户口人员。这是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2010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当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4223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335万人，并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的劳动力群体，其教育培训产生的巨大效益，社会各界已形成共识。
学者关于农民工教育培训的研究主要有：一是关于农民工的培训需求问题研究，认为要教育农民工适应城市环境和适应劳作。(方向新等，2005；黄焕山，2008)二是关于农民工教育培训中存在的障碍研究(孙细望，2006；冯桂林等，2009)以及农民工教育培训中的供需矛盾。(宋丽智等，2005)三是关于农民工教育方式研究。Golonka等学者(2001)强调应充分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创造适合于该群体的教育方式，他们提出的模式有：职前培训、技术教育和学徒培训以及在职培训等。李明华(2011)提出应建立农民工高等教育认证制度。在政策实践中，我国政府部门推出了许多促进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政策，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发布的“国家高技能人才培训工程”、农业部等发布的“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计划”；2003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实施职业院校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工程的通知》；2004年国务院批准的《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06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以及国家层面实施的阳光工程、春风行动等。上述研究与政策对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探讨，基本上都是从农民工自身的角度进行的微观分析。
本文从社会保障政策视角分析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确定与补贴提供机制。社会保障政策对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影响主要集中于失业保险基金的补贴制度，对于因各种原因没有参加失业保险制度的农民工，可以通过教育救助制度对贫困农民工的教育进行“兜底”。通过失业保险制度和教育救助制度来满足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提高教育培训数量和质量。失业保险对农民工教育培训和就业的影响研究主要有：一是失业保险对再就业的概率的影响。(李实等，2002；杜凤莲等，2005)二是失业保险金水平对失业持续时间的影响。(Narendranathan et al.，1985)三是失业持续时间对再就业收入的影响。(李实等，2010)四是失业保险制度对个人劳动供给影响的研究。(Mortensen，1996)五是失业保险制度对企业劳动需求和教育培训的影响。(Black et al，1970)关于对贫困群体的教育救助，西方各经济学派如德国新历史学派、英国福利经济学派、瑞典学派、凯恩斯学派、新剑桥学派、供给学派以及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贫困循环理论等均有研究和论述，并主张实施包括教育救助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穷人收入。20世纪90年代后，许多学者开展了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教育救助的理论及相关计划问题研究，重点研究如何为贫困人群建立有效的教育救助制度。(Eardley et al，1996；Subbarao，1997；世界银行，2000；Howell，2001)笔者认为，对农民工教育培训补贴的主要制度是失业保险制度，教育救助制度只发挥“兜底”作用，因此，本文重点论述失业保险制度对农民工教育培训补贴制度的实施路径。
二、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确定
1.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语义分析
对于需要的内涵，长期以来，各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等都给予了不同的界定。英国《简明牛津辞典》指出：“需要是要求采取某种社会行动的环境。需要是给予或拥有必需品；紧急、危机和困难时期；匮乏、缺乏必需品和贫困；要的事情：类似经济学的需要。”其对需要的界定涉及需要的社会环境，认为国家或政府、社会组织等给予必需品。美国《社会工作辞典》认为，“需要是为了生存、福祉和自我实现的生理、心理、经济、文化和社会要求。”其将需要的目标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生存，第二层次是福祉，第三层次是自我实现；将需要的内容分为五个部分：一是生理需要(包括吃饭、穿衣等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二是心理方面的需要，三是经济方面的需要，四是文化方面的需要，五是社会方面的需要。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认为，需要层次由低到高分为：基本生存需要、安全需要、社会交往需要、社会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
与需要紧密相联系的词是“需求”，经济学中“需求”的概念是：“消费者在一定时期内，在某一价格水平下，愿意而且能够购买的商品的数量。”“需求”与“需要”的相同点主要在“愿意”，需要是不管是否有支付能力，都愿意得到；而需求是在具备支付能力基础上愿意为之付出代价而得到。经济学中的需求概念考虑价格和收入，或者说消费者的支付能力；而需要不考虑支付能力。
从语义上来看，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是在需要基础上有支付能力的部分。农民工教育培训需要与个体需求的差距就是国家、企业和社区的需求。由于个人支付能力有限以及教育培训的正外部性特征，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可分为个人需求、企业需求、社区需求和国家需求。外部性是指一个人、家庭、企业或其他经济主体的行为对他人产生的利益或成本影响。也就是说，某人承担了成本，但是没有获得对应的利益；或他得到了好处，却没有为此付出代价。正外部性是指一个人的经济活动把收益提供给别人而无法收取成本，产生的原因是边际社会收益大于边际私人收益。农民工教育培训产生两种效用，一种是私人效用，另一种是公共效用。私人效用即直接效用，直接提高农民工的知识和能力素养；公共效用即外部效用，在农民工得到教育培训后，同时会提高整个社会的物质资本生产力，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促进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如图1所示，如果边际私人收益低于边际社会收益，那么农民工教育培训生产或消费水平Q'会低于最优水平Q*。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正外部性，表现为通过预防失业为国家产生的效益。主要包括：通过教育培训，提高就业率，增加国家收缴的养老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提高就业率和工资水平而增加的税收；技能的提高导致生产效率提高；农民工收入增加而带动消费的增加；农民工素质提高带来后代的素质进一步提高；由于农民工素质和收入提高促进社会稳定、减少犯罪率而带来的效益；避免陷入贫困而减少的将来可能要支付的费用支出。因此，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国家和社区对农民工教育培训具有需求，应当对农民工教育培训提供补贴。
图1 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外部性
2.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确定
在需要理论中，需要确定过程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需要理论的核心。需要确定过程的主要目标是确定目标群体的基本需要。英国著名学者Bradshaw(1972)认为：需要及其界定方式可以分为规范性需要、感觉到的需要、表达性需要和比较性需要四种类型。其中“规范性需要是指由专家或专业人员、行政者或社会科学家界定的需要。感觉到的需要是指个人感觉到的需要，基本等同于要(want)。表达性需要是指说出来的需要，将感觉到的需要转变为行动。比较性需要是指与具有相似特点之人或群体比较后确定的需要。”在我国的教育培训制度发展实践中，农民工由于没有话语权等原因，其需要缺少表达的渠道，采用最多的需要确定方式是规范性的需要界定方式，通常由专家、学者和政府部门协同了解农民工的需要，根据他们的理解和意愿以及政府的提供能力来确定政府应该并且可以提供给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内容。
Bradshaw(1972)指出：“社会服务的历史就是承认社会需要和组织社会去满足需要的历史。”“如何界定需要是社会政策的核心，需要观念决定市场主导的初次分配、国家主导的再分配和社会多元主义教育培训资源分配模式的先后次序。”因此，我国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确定过程中重要的改革措施应是吸收农民工参与到政策与法律制定中来，按照自身需要设计教育培训及其补贴制度，并以法律形式保障其权利的实现。首先，由农民工根据从事行业的需要和自身发展的需要，提出教育培训的需要内容；其次，根据农民工个体经济状况和支付能力，提出对教育培训的需求数量；再次，农民工教育培训需要与具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差额，即为国家政策应当提供的补贴和支持。在积极社会保障政策视角下，建议采用失业保险制度来完成国家对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的支持与补贴。
三、农民工教育培训供给主体与提供方式分析
1.农民工教育培训供给主体
彭华民等(2009)认为，由于农民工教育培训外部性的受益对象有国家、社区、企业和个人，因此，其提供主体可分为国家、社区、市场和志愿者。要确立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与社区及志愿者等多元化提供体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民众等重要参与力量的作用，广泛利用各种社会资源，调动各社会阶层的积极性。市场、社区、志愿者和国家密切联系，互相作用。作为行动者的社会成员则与社区和国家紧密联系。如图2所示：
图2 农民工教育培训提供主体示意图
国家、社区、市场和志愿者四者提供的教育培训总和即教育培训总量。计算社会教育培训总量的公式为：
TWS=C+M+S+V(1)
TWS是教育培训总量；C是社区提供的教育培训量；M是市场提供的教育培训量；S是国家提供的教育培训量；V是志愿者提供的教育培训量。
2.农民工教育培训提供方式
分析农民工教育培训供给方式可以采用三种方法：单维度、双维度和多维度。单维度方法只关注教育培训供给，可以建立一个从公共部门到私人和志愿性部门，再到非正式部门的教育培训供给连续统，衡量政策处于什么位置。双维度方法主要分析教育培训供给和融资。供给模式分为4种：国家、社区、私人、志愿性。融资模式分为6种：国家融资、社区融资、私人合作、无补偿的个人消费、可补偿的个人消费、捐助。培训供给与融资模式可构成双维度24格分析矩阵，如表1所示：
在进行双维度分析时，也可以只按照供给和融资的公共与私人属性进行分析，将供给-融资模型分为：公共供给-公共融资、公共供给-私人融资、私人供给-公共融资、私人供给-私人融资、公共私人联合供给与公共私人联合融资等5种模式。从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正外部性来看，由于产生的边际社会收益大于边际私人收益，我国农民工教育培训的供给和融资适宜采用公共私人联合供给与公共私人联合融资模式，实施过程中，针对单个农民工，采用可补偿的个人消费方式资助农民工加强教育培训消费。
除了考虑供给和融资外，还应考虑决策方面，进行三维度分析，可以构造出“教育培训供给、融资和决策三维分析图”。与以往政策分析方法不同的是，考虑决策方面并将其分为个体公民决定还是国家决定教育培训服务的提供者和服务数量。
在“教育培训供给、融资和决策三维分析图”(图3)中，上半球是公共供给，右半球是公共购买，内环是公共决策。在外环中，只考虑两个方面：供给和购买。外环中，右上半球是公共供给和公共购买，右下半球是私人供给和公共购买，左上半球是公共供给和私人购买，左下半球是私人供给和私人购买。在内环中，上述模式中还要区分为公共决策还是私人决策。
图3 教育培训供给、融资和决策三维分析图
具体划分该图，可以分为8个区域，其中①表示公共供给、公共购买和私人决策，②代表公共供给、私人购买和私人决策，③表示私人供给、私人购买和私人决策，④表示公共购买、私人供给和私人决策，⑤代表公共供给、公共购买和公共决策，⑥代表公共供给、私人购买和公共决策，⑦表示私人供给、私人购买和公共决策，⑧表示公共购买、私人供给和公共决策。作为两个极端的区域，⑤无论是供给、购买还是决策都是公共的，③则全是私人供给、购买和决策。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从本质上来说是私人产品，但是由于其较强的正外部性，不能完全采取私人决策方式，必须加入国家决策干预。在购买上采用个人支付为主、国家补贴的方式，供给上由国家、社区、市场与志愿者共同提供。
四、农民工教育培训融资模式——国家补贴机制
1.受益范围确定法要求国家融资和补贴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根据产品受益范围的大小，全国性受益物品应由中央政府提供；区域性受益物品应由省(或直辖市、自治区)提供；地方性受益物品应由地方政府(市、县)提供；对于那些具有明显利益外溢的物品，或由上级政府提供，或由临近上下两级政府分担提供。一方面，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受益面涉及全国，如果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得到提高，全民素质、劳动生产率，社会稳定性与和谐度都能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因此，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正外部性受益范围是整个国家。另一方面，由于农民工的流动性强，流出地政府提供无偿培训后，将有可能是流入地受益；流出企业提供培训后，可能由流入企业受益。因此，从风险共担的角度来看，农民工教育培训可以由中央政府、流入地、流出地、企业和农民工个人共同承担，采用比例分担机制。其中，农民工个人承担一定比例的教育培训费用；企业承担的教育培训费用，则可以采用上交失业保险费的方式提供，避免农民工流动时给流出企业带来的损失和流入企业“搭便车”行为；国家和社区的支持体现在财政支持失业保险制度，对失业保险基金给予较大幅度的补贴。
2.资产建设分析法要求国家融资和补贴
资产建设是指政府或非政府组织有组织地引导和帮助农民工进行资产积累，而非简单地直接增加其收入和消费，农民工依靠自身积累的资产进行特定目的的投资。资产建设理论最初由美国学者谢若登博士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他认为，资产和收入具有较大的区别。与以往的定义不同，有形资产包括货币储蓄、股票、债券和其他金融证券、不动产、机器、设备、家庭耐用品、自然资源、版权和专利；无形资产则是指人力资本、文化资本、非正式社会资本、正式社会资本、组织资本、政治资本。传统的资产理论认为，有形资产是指货币储蓄、股票、债券和其他金融证券、不动产、机器、设备、家庭耐用品、自然资源等看得见的资产，无形资产主要指版权和专利等看不见的资产。在资产建设理论中，将社会学意义上的人力资本、文化资本、非正式社会资本、正式社会资本、组织资本、政治资本都视为无形资产。
农民工获得资产有两种模式，分别是收入模型和收入加资产模型。在收入模型(图4)中，农民工有三种方式获得收入：一是通过就业，获得工资性劳务收入；二是通过家庭，给予不定期的补贴；三是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获得定期或不定期的福利性或救助性收入。这三种途径获得的收入均有限，在短期内，只能使农民工维持较低的消费水平；在长期内，由于短期内将获得的收入基本用完，农民工还是只能维持较低的消费水平。这样，在农民工的一生中，都将保持较低的消费水平，陷入贫困陷阱。
图4 农民工获得资产模型之一：收入模型
要改变农民工的生活现状，提高他们长期的消费水平，必须加入资产因素，在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的帮助下，让农民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资产，通过长期的积累，将短期内很少的资产转变为长期内稍多的资产。这些积累起来的资产，虽然在短期内无法改变农民工的消费水平，但是在长期内能使农民工获得更多的收入，从而提高长期内的消费水平，最终使农民工脱离贫困。资产对农民工生活水平提高的作用过程如图5所示：
图5 农民工获得资产模型之二：收入加资产模型
笔者认为，在资产建设过程中应关注能力建设，这一重任主要应由社会保障政策来承担。社会保障政策可以细分为三种具体的政策，即收入支持政策、能力建设政策和资产建设政策，它们之间互相影响(图6)。收入支持政策主要包括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等，能够增加农民工的收入，从而使农民工有机会去提高自身能力，自身能力提高后，将有更多的机会得到政府的资产资助。资产建设政策同样通过政策的扶持，可以使农民工提高理财能力、创业能力等，从而获得更多的收入。如果资产建设政策中的资助只允许用于教育培训，提高农民工就业能力，则将会促进农民工能力建设，形成能力建设政策。当然，在政策运行过程中，需要国家、社区、企业和个人几个层面的互相合作与促进。
图6 收入支持政策、能力建设政策和资产建设政策的关系
五、农民工教育培训补贴机制确定
1.失业保险制度对农民工教育培训补贴数量模型分析
总教育培训费用有国家的投入(包括一次性的硬件投入和长期的教师投入)、社区投入、企业投入和个人投入，根据教育培训对社会和农民工个人带来的收益进行合理分摊。国家支付的教育培训费用等于总的教育培训费用减去其他主体支付的教育培训费用。积极的社会保障政策下，具体政策执行中，国家对农民工教育培训所需要的投入可以由失业保险基金来承担。由于失业保险基金是参保者的共同基金，基金使用的一条最基本原则就是，谁缴费谁享受，基金必须且只能用到参保者身上。因此，其前提条件是农民工被纳入到失业保险制度中来。根据失业保险三大功能，失业保险基金应妥善地安排其各种用途，主要用于促进就业和预防失业，农民工教育培训是促进就业和预防失业的有效手段。
(1)待遇规范模型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在对农民工家庭进行评估且计算应给予的补贴金额时，可分为以下步骤：首先，设计评估指标体系，评估指标体系包括核心指标和影响指标。其中影响指标包括家庭收支状况、缴费工资、缴费年限和年龄等指标。其次，对指标进行赋值并计算指标权重，确定指标值的计算方法。再次，根据指标值计算相应的补贴金额。最后，对补贴机制的有效性进行评估。
核心指标是指培训所需费用，农民工教育培训所需补贴的确定归根结底取决于参加培训所需费用的多少。影响指标有家庭经济收支状况指标和其他影响指标。家庭收支状况指标可以用家庭经济收支系数来表示，等于家庭收入减去支出的差额占家庭收入的百分比。其中，家庭收入按照实际收入状况来计算，家庭支出的项目较多，可以分为标准化支出和特殊支出两大类。标准化支出项目包括：食品消费支出、服装费用支出、水电燃气费用开支、交通费用、基本医疗支出、日常开支等，对一定数量的农民工家庭进行调查获得的平均数作为标准数据，不再对每个家庭进行细分。特殊支出指数额较大的、不同家庭可能消费也可能不需消费的支出，必须根据每个家庭实际支出的数额进行统计分析。这类支出包括教育费用、大重病支出、慢性病支出、康复与护理费用、老年护理费用、租房费用、突发事件支出等。家庭经济收支系数越大，表明家庭收入水平高出支出水平，需要补贴额较小；系数越小，则所需补贴额越大。
确定失业保险基金补贴农民工教育培训金额时，还必须与本人工资收入(或缴费工资)、缴费年限、家庭负担、失业者年龄以及参加职业培训挂钩。一般来说，缴费越多，缴费年限越长，年龄越大，补贴金额也越高。对参加职业培训并取得证书者要有奖励待遇，家庭负担重者要有补充加算规定。
(2)评估指标权重的确定
计算权重时，本文主要运用层次分析法，即AHP方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层次分析法是将决策有关的元素分解成目标、准则、方案等层次，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的决策方法。该方法由美国运筹学家T.L.Saaty于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层次分析法的基本步骤是：首先，将指标分为若干个层次，对同一层次各指标关于上一层次中某一准则的重要性进行两两比较，构造两两比较的判断矩阵；其次，设定每个层次中各指标的相对权重；最后，计算各层次对于系统的总排序权重，并进行排序。
本文将农民工教育培训补贴的影响指标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即目标层设为A，然后在A层之下按照一定的分类方法将指标分解为子层B，再将子层B中的每个指标进一步分解为次层C。使用德尔菲法(Delphi Method)获得C层中每个指标的权重值。德尔菲法于20世纪40年代由O.赫尔姆和N.达尔克首创，经过T.J.戈登和兰德公司进一步发展而形成。该方法也叫专家打分法，专家在独立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对每两个指标进行打分，打分的原则参照T.L.Saaty设定的“1-9比例标度法”。当两个指标“同等重要”时，打分为“5∶5”；当前一个指标比后一个指标“稍微重要”时，打分为“6∶4”；当前者比后者“比较重要”，分数为“7∶3”；以此类推，“强烈重要”为“8∶2”；“极为重要”为“9∶1”。为了便于计算，课题组将评分结果转化为5分标度，其中比分“5∶5”转化为“1”；“6∶4”则对应“2”；“7∶3”对应“3”；“8∶2”对应为“4”；“9∶1”对应为“5”，这5个标度表明，随着标度值的增大，两个指标的相对重要性差距越来越大。例如，“1”表示两个指标同等重要，而“5”表示两个指标中，前者相对后者“极为重要”。课题组邀请30位专家进行打分，计算出各个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再根据AHP方法算出各个指标的权重值。其中C层指标通过
组合计算得到，B层指标的得分则由C层指标值得到，子层C各元素对父层B的相对权重值为：
A层指标得分由B层指标值计算得到，子层B各元素对目标层A的相对权重值为：
对于子层C中元素权重的计算方法如表2所示。
在运用层次分析法进行计算时，因为指标众多，且存在主观因素，最终结果可能存在误差，因此需要根据判断矩阵计算针对某一准则层各指标的相对权重，并进行一致性检验。课题组选取T.L.Saaty一致性判别指标对照表进行分析，发现一致性评判检验效果较好，CR值为0.0061，低于0.1的标准值，证明一致性处于可接受状态。最后，将专家打分结果输入层次分析法的专用分析软件Expert Choice，得出各影响指标的权重。影响指标的名称、赋值方法以及权重具体见表3。
通过层次分析法，先将C层中每个指标的赋值与权重相乘，从而得到B层中每类指标的赋值与权重；然后将B层中每类指标的赋值与权重相乘，从而得到A层的指标值，最后算出每个农民工家庭影响指标的总值。
(3)评估模型的应用
补贴门槛的设立。构建评估指标后，确定进行审批的标准与条件。参加教育培训表明申请者通过了评估系统的初次筛选，可以进入补贴系统，接受进一步的评估与审核。
构建分级式补贴机制。在补贴金额计算中，根据核心指标值的不同，并参考影响指标的得分，将每个农民工划分为4个档次，分别给予不同对应等级的补贴(见表4)。
2.失业保险基金对农民工教育培训的补贴方式分析
杨志勇等(2008)认为，对农民工教育培训消费的补助有三种形式：学费补助、收入补助和定额补助。学费补助是指政府将补助直接给予教育培训机构，教育培训机构减少对农民工的收费，从而使得农民工能接受费用较为低廉的教育培训。如图7所示：AB是农民工个人对教育和其他产品消费的预算约束线，I是与之相对应的无差异曲线，表示当农民工个人消费的教育培训数量为OD时所得到的效用。当教育培训机构得到政府补贴后，降低培训费用，农民工个人预算线外移到AC，对应新的无差异曲线I'，与预算线相切于E'。个人的教育培训消费为OD'，数量较无补助时有所增加。学费补助方式有利于提高农民工接受教育培训的数量，提高个人效用和国家效用。
图7 学费补助示意图
收入补助是政府直接给农民工家庭发放补贴，增加农民工家庭的收入水平，以相应提高他们的教育培训消费支出。然而，在收入补助方式下，农民工可以将增加的收入按照原来的偏好用于产品的消费上，教育培训和其他产品的消费都将得到提升(如图8)。
图8 收入补助示意图
定额补助是让农民工享受到一定的免费教育。预算线从AB外移到AMC。其中AM表示免费教育。农民工接受免费继续教育的情况下，可以继续维持以前的消费产品组合，不增加其他产品的消费，但增加了他们的教育培训消费量(如图9)。
当然，如果定额补助提供过多，农民工不喜欢所提供的免费教育，福利水平反而会下降，个人被迫消费了过多的教育培训。收入补助的缺点是农民工可能将所获得的收入用于增加其他产品的消费而不增加教育培训的消费。
图9 定额补助示意图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农民工教育培训是打开就业之门和稳定就业的最主要手段。因此，要从国家战略的视角来看待农民工教育培训，将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分为国家需求、企业需求、社区需求和个人需求，划分各需求主体应承担的责任。由于农民工教育培训产品的正外部性，应建立国家补贴机制，更充分地利用失业保险的现有基金力量，强力推进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发展。要以完成教育培训为核心，对参加培训并取得相关证书的农民工，分别给予不同额度或依照证书等级增加失业保险给付的补助和奖励。
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功能分为促进就业和预防失业两个方面，尤其能预防农民工的失业，可以抑制一些企业恶意解雇，或在不景气时大批量解雇员工。在失业保险基金补助资金来源上，我们可以试行浮动费率。即在法定费率的基础上，根据企业解雇的发生率，来最终确定该企业的失业保险费率。解雇率越高，应缴失业保险费就多。反之，解雇少费率就低，既有效地筹集了农民工教育培训资金，又能有效预防农民工失业。在政策实施上，要尽快制定失业预防的年度预算，严格规定预防失业支出占失业保险基金总支出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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