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板管理学”的三个来源——操作主义视角下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黑板论文,管理学论文,视角论文,主义论文,来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1]在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获奖感言中，曾将新古典经济学教条称为“黑板经济学”。科斯指出：“正如人们在期刊、教科书和经济系讲台上所看到的那样，主流经济学变得越来越抽象了，与发生在真实世界中的事情越来越没有多大联系，尽管它声称并非如此。”
主流经济学之所以被称为“黑板经济学”，与经济学中“人的利益最大化假设”有很大的关系。科斯[2]指出：“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做这样的假设，即人是理性地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在我看来，这个假设既没有必要，也会引人误入歧途。”但从管理学的发展史来看，关于人性的假设从来都是相当宽松的，或者说，是与人的真实存在状况十分贴合的。在管理学上相继出现了科学管理学派的“经济人”假设、人际关系学派的“社会人”假设、决策理论学派的“不完全理性人”假设，以及较近出现的学习型组织理论的“认知人”假设。
不仅如此，管理学历史上有较大影响的理论都深深根植于管理实践。泰罗通过生铁搬运试验得出一个工人的“合理日工作量”的最优作业程序，以此最优作业程序为基础的科学管理理论对管理实践有很强的指导作用。再如管理学中人际关系学派发展出来的工业心理学，其目的完全是实践性的——为某一项工作找到“最最合适的人”、或者为某一雇员找到“最最合适的工作”，以及使某一项工作达到“最最理想的效果”[3]。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管理思想家之一的德鲁克创立的管理学经验学派，以及后
来的权变理论学派，更强调了管理实践在管理学研究中的地位。应该说，有影响的管理理论都来自于实践，而且对实践有很强的指导作用，类似于经济学中的“黑板推演”在经典的管理理论中绝少见到，但是，并不等于管理学研究不出现某种程度上的“黑板化”倾向。以中国内地的情况为例，一些学者认为，“管理学主流学术刊物动辄以是否有高深的数学模型作为研究水平高低的判断依据，其中发表的论文绝大多数不是介绍或模仿西方管理学工具，就是在做‘高深’的数学推理——最后得到的结论要么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要么是难以应用的空洞概念。”[4]罗珉认为当前中国管理学发展的重点之一就是要解决“管理理论与管理实务相脱节的问题”[5]。
应该说，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黑板化”倾向并非仅出现于中国内地。《美国管理学会会刊》(AMJ)与《美国管理科学季刊》(ASQ)分别在2001年、2002年和2007年以专辑的形式载文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国内学者对此问题也很关注[6～9]。
彭贺[7]将管理学“黑板化”问题归结为方法的严密性与结论的实用性问题，其隐含的逻辑是理论与方法的严密相对应，而实践与结论的实用性相对应，并由此提出“管理学研究究竟是追求方法的严密性还是结论的实用性”的命题，将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倾向归结为管理学研究中数学工具使用的多寡，值得商榷。换言之，认为“管理学界提倡数量化、大样本和高度严密的研究方法，关注理论的信度与效度；管理学院大量聘用接受过量化分析训练的学者”[7]是造成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原因似乎证据并不充分。
孙继伟[8]认为，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可以从来源和用途界定：理论的来源分为源于问题、源于文献和源于兴趣3种，理论的用途分为纯揭示规律、指导实践、解决问题和满足好奇4种。但是，源于问题、源于文献、源于兴趣的理论三者并不能截然分开，相当多的管理理论既源于问题又来自于研究者的兴趣，在研究的过程中也可能参阅大量文献。既然如此，孙继伟认为“来源于文献、来源于兴趣的理论必然与实践脱节”，这一判断也就可能存在不严谨的成分。
张玉利[6]认为，为避免管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应科学地总结提炼管理理论：认真研究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避免主观臆断；注重规范的实证研究；注重研究案例。张玉利的3点建议实际上都是关于研究方法的，比如在第1点建议中他指出，学术界也存在“拍脑门”的主观主义方法论，第2、第3点建议更与管理学研究方法直接相关。
艾时钟等[9]认为，可以尝试借鉴PPP方法解决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PPP方法的基本思想是：解决复杂的管理问题时，利用简单的提问将复杂问题分解为简化的子问题，根据二分法构建简化子问题的答案；然后在所有相关分支中寻求相互间的平衡，确定各个分支活动的优先级状况，纠正不平衡现象。
PPP方法并未排斥实证研究方法——即在经验范围内通过对假设进行验证来寻求一系列子问题的答案。PPP方法的创新之处，是在实证方法之前增加了复杂问题的分解这一环节，在其后增加了平衡这一环节。艾时钟提出了如下问题：如何从实践者对简化子问题的非结构性回答中生成可用的变量？这也是实证方法应用过程中会遇到的典型问题，然而，这一问题在PPP方法中似乎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或者被忽视了。
由此看来，尽管关于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比较复杂，但其本质上是一个研究方法论问题。本文拟着重从研究方法论，特别是操作主义的实证研究方法视角深入探讨“管理学黑板化”(或“黑板管理学”)的来源问题。
1 实证主义方法发展史
在古希腊与罗马时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统一于哲学之中。古典哲学关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注重抽象思辨，尽管有很多经验成分。形而上学是西方古典哲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与实体形式相比，形而上学更关注隐蔽在现象背后的质、内在的目的、世界的本原等主题。
文艺复兴时期很多研究自然的学者已经趋向于近代科学，如“原动力”理论试图批评亚里斯多德的力学理论，但由于其本身的模糊性和缺乏经验事实支持而不能破除旧传统；达·芬奇从自然本身而不是从神学方面研究过许多问题；哥白尼的日心说引起了一场思想倒转的革命；然而伽利略具有最重要的开创性，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推进到以实验观察和数学描述为特征的实证科学范畴。
与形而上学相比，伽利略将对自然的研究紧紧限定为时间、形状、大小、数目、位置、运动这些可以通过实验观察与准确测量的物质属性上来，将观察实验的方法置于首要位置，改变了从古希腊到经院哲学过于注重思辨理性的传统。伽利略关于匀加速运动的成果，无论从理论本身或方法论上看，都初步奠定了近代实证科学的基础。自伽利略之后，以实证主义为指引的近代自然科学获得飞速发展。
社会科学领域最初的实证主义以孔德、斯宾塞等社会学创始者为代表，并经古典社会学的代表涂尔干发展后日趋成熟。受自然科学中实证主义发展的鼓舞，他们认为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它们遵循同样的方法论准则，都可以用普遍的因果律加以说明。“社会学这门学科只有在认识到把社会事实当作实在的物来研究时才能诞生。”[10]由此，在理论取向上，社会科学应以自然科学为标准模式，建立统一的知识体系，并由此开创了实证主义社会学理论传统，且在很长时期内成为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主流。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迅猛发展标志着哲学上以培根等为代表的“经验论”的成功，但“实证主义”这一哲学名词或哲学派别则是在20世纪20年代才正式形成的，其最初的核心是石里克创立的维也纳学派。维也纳大学自1895年起设立归纳科学哲学讲座，头一个担任这个讲座的是物理学家马赫。1922年，石里克应聘担任这个讲座的教授，石里克本人也是从讲授物理学转为讲授哲学的。1924年，石里克接受他的学生费格尔和魏斯曼的建议，建立了一个关于经验科学哲学问题的小组，参加这个小组的，先后有石里克的同事和学生，如卡尔纳普、纽拉特、魏斯曼、费格尔等哲学家，还有一些对哲学感兴趣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如哈恩和弗兰克。1929年，纽拉特、卡尔纳普和哈恩共同起草了《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小组》这篇纲领性宣言，正式宣告了这个学派的诞生。在这个学派诞生后不久，费格尔1930年首次提出了“逻辑实证主义”这一哲学名词，并使之成为该学派的核心主张。
自哲学上的逻辑实证主义学派出现以后，它对“逻辑实证”的本质以及方法等的深入探讨，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各门具体科学中研究方法的理解，使各门具体学科中方法论的使用获得了更深刻的认识论基础。逻辑实证主义也为孔德等创立的社会学奠定了哲学基础，在实证主义方法的指引下，从传统社会哲学中解脱出来的各门社会科学，确立了基于实证的新范式，获得了快速发展。
2 “黑板化”的实质与布里奇曼的“操作主义”
尽管实证主义为各门社会科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疆域，但实证主义并非自诞生第一天起就是完美无缺的。通常，实证主义方法指引下的各具体学科的理论采用一种“假说演绎”体系，该体系认为，科学理论是诸假说的集合，它们通过经验上的可观测结果而得到检验，如果这些结果在试验中或者其他数据收集过程中被观测到，那么那些观测所检验的假说就暂时被接受。
显然，在实证主义“假说-演绎”体系下，理论与观察的关系就变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假说(或理论)不可以直接(或间接)通过观测直接用于检验，那么所谓的“实证”就根本不可能实现，科学说明就不可能被检验，则整个理论体系变成一种主观的推演，由此就会形成理论与现实世界脱节的现象。从研究方法论的视角来看，这就是“黑板化”的本质。
对上述“理论-观察”问题的回应通常有4种观点：①最强的态度认为，理论术语是没有必要的，应予以完全地消除。例如用兰姆赛提出的使用兰姆赛句①来消除理论术语；②认为理论术语没有本体论意义，即不是真实存在的，但具有工具价值，即在科学上是有效的；③理论术语可以间接地和观察术语相连接，所以是部分有意义的；④认为理论术语可以用观察术语来精确定义，这种观点称为操作主义。
在对“理论-观察”问题的4种回应的观点中，前3种都要求全部或部分取消理论本身的存在价值，其潜在含义是，既然没有理论的存在，也就不存在所谓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只有布里奇曼的操作主义提出了一种最具现实性的解决方案。布里奇曼是美国著名的实验物理学家、科学哲学家、操作主义创始人。布里奇曼1919年任哈佛大学物理学教授，1926年任数学和自然哲学教授，1942年担任美国物理学会主席。1946年，他由于发明超高压装置以及在高压物理学方面的许多发现，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操作主义的最初思想来源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的创始人皮尔士曾提出意义的操作理论，按照这种理论，概念或命题的意义在于一系列与之相关的科学实验操作和经验行为过程。布里奇曼继承和发展了皮尔士的“意义操作理论”，在布里奇曼看来，任何一个概念的意义只有借助于人们使用和检验这个概念时所采用的操作才能加以确定，不与任何操作相联系的概念是没有意义的概念。
布里奇曼[11]认为，“有史以来，人们一直试图在自己的头脑中找到外部世界的根据，但很遗憾，都无一成功。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我们只能依据发生的经验来获得认识。现代物理学革命表明，物理学者的态度应该是一种纯经验主义的态度”，实验事实“永远是一种近乎虔诚的谦卑。”如“长度”这个概念，在牛顿力学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就截然不同，原因是他们对长度的概念根本不是同种类型的概念：经典力学的定义是由性质来定义的，而相对论则是通过一套相应的操作来定义的。长度的概念所包含的恰好相当于长度得以确定的那套操作，不多也不少。推演之，我们对任何概念的理解，都不过是一套操作，概念与相应的操作是同义的。既然意义与操作同一，则概念只能在实际的试验操作范围内加以解释，超出范围，只能作出有待验证的外推。凡是原则上超出任何操作活动之外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或者可以说，违背上述操作主义原则，就会出现理论的“黑板化”问题。
以操作主义的视角看经典管理理论，就会发现其理论与研究方法中明显的“操作性”因素。例如，在泰罗所创立的科学管理学派中，“效率”的定义就是操作性极强的“尽可能减少一件工作的工时”，提高效率的手段则分成2个阶段：分析阶段和建造阶段。在分析阶段，每一件工作被分成尽可能多的简单的基本动作，然后把无用的动作去掉；在建造阶段建立基本动作和实践的档案材料以便尽可能地将分析阶段所确定的最有效率的动作组合应用到工作中去[3]。
以霍桑试验为标志的管理学人际关系学派延续了科学管理学派对“效率”的操作性定义，其最初目的是研究工厂照明与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在试验中，效率采用单位时间内雇员的产量来定义，这个定义与单位产品所需工时事实上是同一的。对所谓的“人际关系”则用如下5个方面的可测量性操作来定义：①组成小团体；②监工的类型；③收入增加；④对试验的新奇感；⑤公司官员和其他调查员们对试验室工人给予的关注[3]。经典管理理论对管理实践的有效指导表明，如果研究者坚持操作主义的主张，是可以避免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黑板化”问题的。
布里奇曼的操作主义不仅包括理论定义的可操作性，还可以推广到理论结论的可操作性。管理学研究的结论不仅试图解释“这种现象为什么会存在？”而且应该指向：“怎样对其进行改进以便更高效率地达成预定的目标？”这一操作性目标。
管理学自诞生那一天起，对实践的关注就是其理论的最终目的，或者说是通过经验观察找到影响组织达成目标及其提高效率的因素。以操作主义视角来看，为达到这一目的，首先，在经典管理学中所有定义都有确切的含义，并且必定是通过一定操作可以测量的；其次，管理学研究的结论也应具有可操作性，即研究的结论应有助于回答“通过怎样的途径可以更好地实现管理预定目标”这一问题。
3 “黑板管理学”的3个来源
张玉利[6]认为管理学实证研究的形式固然很好，但不是套用此模式就可以提升研究水平和研究成果的科学性的。如果把关注的重点只是集中在数据统计分析上，反而容易走入另一个误区，即为了实证而实证。在实证研究的操作主义学派看来，假说是否给出了操作性的定义，以及观察到的经验数据是否支持上述假说才是实证研究的关键所在。从操作主义的视角，“黑板管理学”的来源有如下3个方面。
3.1 概念的定义、测量与“泛量表式研究”
在管理学实证研究的一般步骤中，研究问题通常以研究假设的形式出现，研究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对假设中概念的测量结果进行分析检验，以此来确定假设的真假。如果经过多次实证检验皆为真，则该假设就上升为理论体系的一部分。如前所述，如果概念和陈述不可以直接(或间接)通过观测检验，那么理论最终必定得不到有效的检验，从而导致其逻辑推演过程的“黑板化”。
在早期的经典管理学中大多数概念都有明确的定义并可以直接测量，如“基于工时的效率”、“工序”、“动作”等概念，即使在人际关系学派中，其核心“人际关系”也是可操作可测量的。但随着理论的发展，目前管理学文献特别是组织行为学中绝大多数概念其含义变得相当深奥，如“成就动机”、“核心能力”、“组织承诺”等，一些名词在管理学文献中有其专有含义，如“权威”、“工作满意度”等。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研究者在没有对概念进行可测量的定义前就匆忙使用量表，与自然科学中的试验不同，量表很多情况下是由被试者主观填写的数据，以至于不可测量的定义也能在一份量表中得到所谓的“观测结果”，例如，我们可以在不对“动机”这一不可观测的概念进行进一步阐明之前，直接设计一份关于动机的量表，直接让受试人根据主观感受填写问卷即能得到所谓的“观测结果”。
一些研究者简单地将定义理解为解释，以为将专业名词通俗化就是定义的目的。例如“动机”这一概念可以理解为“欲望”，按照这一定义，如果研究者在量表中用“你是否想要…”来体现这一构思，这种研究设计在实证研究中就仍然是无效的，因为这一定义还是没有将“欲望”和所谓的“想要”定义到可以客观测量的程度。
在早期的科学管理学派中，泰罗将效率定义为没有丝毫歧义的、可观测的“工时”，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不会出现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现代管理理论特别是生产运营的有关理论中，包括运筹学在内的数学工具的应用不可谓不多，但并没有因此而妨碍其实用性。由此看来，并不是测量结果的数字化或测量、推导过程中数学工具的使用使得理论与实践脱节，而恰恰是对概念无法做出可操作、可测量的定义，才是管理学研究黑板化的重要原因。这是因为在上述情况下，作为研究前提的概念既然不可能在管理实践中被明确无误地观测到，这一概念就只能存在于研究者的论文之中，而必然与管理实践脱节。
管理学研究中“泛量表式研究”最多地体现在人力资源、组织行为学研究领域。例如，组织行为学中较常使用的Schwartz价值观量表[12]中定义了10个动机价值类型：成就、仁慈、一致性、快乐主义、权力、安全保障、自我控制、鼓舞、传统、普遍主义。如果不进行深入的操作化定义，上述10个方面的每一个方面都无法测量。例如，若将安全保障的定义为社会、关系以及自身的安全、和谐与稳定。以上定义只是一种语言学意义上的解释，根本无法测量，如何测量关系的安全？又如何测量关系的稳定？又如若将普遍主义的定义为对所有人或自然界万物的福利均能理解、重视、接受和保护。这一定义在专业人士理解起来都有困难，如何对此进行操作化将是一个巨大的难题，进一步，即使勉强将它转化为量表表项，又如何能保证这些表项正好反映了设计者的定义？
3.2 概念的分解与“伪还原”
虽然还原论的概念历史不长，但还原论信念却久远得多。古希腊的先哲们很多都有还原论的思想，如泰勒斯的水，赫拉克里特的火，德谟克里特的原子与虚空，亚里斯多德的四因说等，都试图把自然现象的复杂性归结为寻求一种或几种本源。从科学哲学史上看，还原论和分析思维的主要奠基者是笛卡尔，因为他相信，存在“所有物体的普遍的质”，科学的目的就是把一切对象还原成这种“质”。基于这种认识，笛卡尔[13]提出了适用于指导科学研究的4条原则，其中的第2条是：“把我所审查的每一个难题按照可能和必要的程度分成若干部分，以便一一妥为解决。”笛卡尔的方法论思想经过400年科学实践的检验不断完善，终于形成了还原论和分析思维在自然科学实证研究中的支配地位。
20世纪20年代，逻辑实证主义者卡尔纳普等进一步将笛卡尔的方法论思想表述为一个完整的哲学范式，使原本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还原论思想逐步扩展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一般还原论的思想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即“某一种种类的东西能够用与它们同一的更为基本的存在物或特性类型来解释”[14]。可见，实证研究中的还原论有2个目的：①将大的问题分解为小问题；②将难以定义的问题还原成可以定义的问题。
在管理学研究领域，国际学术界主流期刊普遍采用还原论的研究方法。陈晓萍[15]说明了将管理学研究中一般问题进行还原的重要性。她以“什么因素会影响企业的绩效”这一“大问题”的分解为例说明了如何将大问题分解为具体的问题，并建议首先确定自己可以入手的领域，找出与企业业绩关系最密切并有代表性的变量来开始研究；其次在领导行为、公司文化、员工行为和企业绩效这4个变量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论框架，然后对这4个变量进行进一步分解，例如企业的业绩可以从销售额、利润率、市场占有率等指标来衡量。分解进行到哪一步为止？她强调“直到可以对概念有明确的定义，并且能够找到合适的测量手段时”。
由此可见，还原的意义除了将“大的”问题分解为便于研究的“小问题”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原来的概念不能被明确定义以及不能被很好测量。本文认为，是否能够明确定义和测量是衡量是否需要还原，以及还原到何种程度最重要的指标。如果还原过程最终达不到可测量的程度，即使将所谓的“大问题”分解成了“小问题”，那这种还原只能是一种“伪还原”。
正如不可定义、不可测量的“泛量表主义”是导致“黑板管理学”的重要原因一样，如果研究者表面上进行了概念的分解，而实际上分解的结果仍然达不到可操作标准，还是会导致“黑板化”的问题，因此可以将这种“伪还原”称作“黑板管理学”的第2个来源。伪还原最为典型的领域应该算管理中的儒家文化研究，事实上，儒家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等概念必须置于整体性法则下才可能被理解[16]，所有关于以上主题的还原基本上都是“伪还原”。例如，黄光国[17]将“仁-义-礼”体系中的“仁”还原为工具性关系、混合性关系与情感性关系，这种还原恐怕大多数中国文化研究者是难以认可的，尤其重要的是，经还原后的“情感性关系”等仍然无法测量。
3.3 “管理解释学”
解释对于其他学科或许就是目的，例如张五常[18]认为，“过去大多数经济学家往往根据‘应该’是什么来分析，这是一种旨在提供政策建议的规范方法，但是，近年来情况已经发生变化，经济学家现在开始试图解释事情‘为什么’像现在这样——潮流已经转向经济解释。”张五常在介绍自己的成名作《佃农理论》时说，“分成像垄断一样，被人们认定是‘无效率’的。1966年我研究这个问题时，抛开无效率的观点，仅仅诘问被称为分成的这种特定形式合约为什么会存在？”
对于管理学而言，解释只是一个中间步骤，管理理论最终要指明组织如何才能达到管理的预定目标。像张五常那样，仅仅关注“为什么会存在”而完全不关心“这种存在究竟有无效率”的研究在管理学中是无法想象的。管理学研究或者说传统管理学研究完全是一种操作导向，不仅要求定义要可操作、可测量，而且结论也要具有可操作性：其结论应该能明确提示我们某种管理行为究竟能不能达到管理目的？其效率如何？如何才能改进？如果像这样从操作的角度理解管理学研究，就绝不会出现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由于受其他社会科学的影响，也由于管理学研究的逐步深入，研究者很难在一篇论文中完成现象提炼、理论框架建立到操作性建议的全过程，而操作性建议的提出又必须依赖于理论框架及其实证研究，以至于相当多论文集中精力于理论框架建立部分，只满足于对管理现象的“解释”的“创新”，而忽视了“创新知识在实践中的应用”。张玉利[6]指出，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即随机地从学术期刊网上抽取一定数量的论文，整理其主要观点和结论，然后组织学者、经营者讨论，判断结论的真伪，经得起推敲的结论比例也许不会超过50％。在笔者看来，即使在结论基本真实的论文中，可用于实际管理的还将不超过50％。孙继伟[8]指出，AMJ评选的1995年度最佳论文《人力资源工作实践对员工流失率、生产率和公司财务业绩的影响》在花费了大量精力、经费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高绩效工作实践能够降低员工流失率、提高生产率、提高财务绩效这一实务界人所共知的常识。换言之，这一论文尽管设计严密、推理严谨，但从结论的可操作性来看，仍然是差强人意的。或者说，类似研究尽管“解释”了管理问题所以发生的机理，但没有提出“解决”问题或改进现状的可操作性方案。
2004年美国管理学年会(academy of management，AOM)的会议主题就是“创造行动化的知识(creating actionable knowledge)”，旨在鼓励促进管理与组织改进的有价值的管理学术研究，提倡基础性管理学者与应用部门进行充分交流[19]。回顾管理学发展史，泰罗在费城米德维尔钢铁厂担任工长时，该公司已经建立了刺激性的计件工资制，然而工人无意磨洋工的现象一直不能消除。工人为何磨洋工？存在着多种解释，例如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阶级对立或者阶级剥削就是其中一种很好的解释。作为一名实际的管理工作者，泰罗并没有满足于“解释”，而是探索在已知的社会背景下，如何通过管理者的能动性来解决这一问题，最终奠定了管理学的基础。试想，如果泰罗不以其研究结论的可操作性为最终目的，那他很可能是一个出色的社会学学者，而不是现代管理学的奠基人。
孔茨所谓管理理论丛林的11种经典管理理论，绝大多数都是直接关于效果和效率的。尽管随着管理学研究的深入，解释是必要的，但如果忘记了管理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将结论应用于实践，也会形成与实践脱节的“黑板管理学”。管理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实践，不仅要认识世界，还要改造世界，管理学不应该只是“管理解释学”。
4 结语
从传统自然科学方法论的角度看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实质上包含2个过程：一是从实践中提炼一般理论的过程；二是将提炼出的一般性的理论应用于实践的过程，因此，对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的分析，也应该就这2个过程分别进行分析。在从实践提炼一般理论的过程中，因为实践属于实存的物质世界，而理论则是一种人类认识，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认识是否准确反映了实存世界就是其关键。实证方法论的基石就是不断将理论假说付诸检验，如果假说还没有被推翻，就暂时接受假说的正确性，截至目前，人类自然科学的一切成就都是在实证方法的基础上取得的。所以，实证方法论本身绝不会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相反，与实践脱节的理论必然会在实证检验的过程被抛弃。
为什么会出现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呢？答案在于检验的过程，或者说是“理论-观察”问题：如果假说(或理论)不可以直接(或间接)通过观测检验，那么所谓的“实证”就根本不可能实现，科学说明就不可能被检验，整个理论体系则变成一种主观的推演，由此就会形成理论与现实世界的脱节，这就是“黑板化”的本质。布里奇曼操作主义实证方法论的核心就在于强调检验过程的可操作性与客观性。也即是说，如果检验过程不可操作或者其操作结果包含研究者的主观因素，就不能明确判断理论的真伪。由于专有名词的概念或定义构成了理论的基石，因此操作主义要求这些概念或定义必须是明确可观测、可度量的(如泰罗对效率的定义等)。如果理论包含复杂的概念或定义，操作主义要求这些概念在经过分解或还原之后必须是明确可观测、可度量的。
如果说提炼理论的过程是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那么将一般理论应用于实践的过程则是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从自然科学的发展史来看，并非所有的理论都立即能对实践产生指导作用——理论的结论必须蕴含现实的可操作性才能应用于当前的实践，从这一点来看，操作主义同样具有启发意义。
注释：
①该理论认为科学理论的作用不是为了说明观察的现象，而是对感觉材料的一种经济性描述，它描述的是感觉材料的连续性和伴随性。于是，任何脱离直接感觉的理论术语都是不可靠的，因此，理论的陈述应该在用语和句法结构上进行相应调整，兰姆赛句就是进行了上述调整的句法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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