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纪念活动的发展特征——以党报党刊为中心的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刊论文,民主革命论文,党报论文,纪念活动论文,中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1.5；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0)-07-0086-10
纪念活动是中国共产党传统的优势资源，是中共政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纪念活动从萌芽、探索到基本成型，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不同阶段的中共纪念活动，各自打下了时代的烙印、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这是中共纪念活动内在发展规律和历史发展进程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逐步走向成熟的具体体现。
一、中共纪念活动萌芽时期的特征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是当时中国专制政权的对立物，处于“非法”的秘密存在状态。这种生存环境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所拥有的资源极度匮乏，活动空间受到打压。在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背景下，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早期共产党人，首先把目光投向文化领域，通过自己比较熟悉的文化活动，来寻找和拓展共产党的发展空间。纪念活动就是中国共产党从传统文化中继承下来，并结合国外相关经验，加以改造和运用的政治动员、政治整合方式。1921年至1927年是中共纪念活动的萌芽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初创阶段，开展纪念活动的主客观条件尚不完备，由此决定中共纪念活动具有萌芽期的特征。
(一)纪念对象初步确立
《向导》周刊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创刊于1922年9月，终刊于1927年7月。《新青年》月刊创办于1915年9月；1920年9月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1922年7月成为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1923年6月改为季刊，1925年4月改回月刊，但实际为不定期刊，1926年7月终刊。作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的《新青年》与《向导》，其时间跨度与中共纪念活动的萌芽时期相当，其刊载的有关纪念活动的文章，能够反映出萌芽时期中共纪念活动的基本情况。
统计表数据源自《向导》、《新青年》影印本。在统计过程中，入选文章的标准：一是文章本身有明确提示是纪念文章，如在标题中出现“纪念”字样，或在文首文末特别说明是为纪念而作；二是纪念特辑专刊中的文章；三是关于纪念活动的新闻报道。后面同类表格的统计标准相同。表格中※号表示辟有纪念特辑或专刊。
表中可见，其一，《向导》和《新青年》刊载的纪念文章涉及19个纪念对象，构成萌芽时期中共纪念对象的主体。其中18个纪念对象(除“欧战”外)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即同样是以后各个时期的中共纪念对象。其二，《向导》和《新青年》涉及的纪念对象中，“五卅”和“五一”占据前列，说明中共十分重视“红五月”的纪念活动。1924年5月，中共召开扩大的执行委员会会议，在地方提交会议的报告中，山东地区作了这样的总结：“五月的纪念日——‘五一’‘五四’‘五五’‘五七’，除‘五五’纪念性质稍差外”，其余“如‘五四’，‘五七’皆有较好之成绩”①。1926年5月，中央第103号通告明确要求：“五卅”周年纪念日到来时，“各地当尽力做罢市一天，罢工一天”，“并有游行集会演说等表示”②。由此观之，开展“红五月”纪念活动成了地方党组织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并且已经取得不错的成绩。其三，各种纪念活动已经纳入中共中央的工作计划。如1926年，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宣传部的编译工作应考虑纪念活动的需要，要编译各种纪念日的宣传大纲，“如列宁，李卢(即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编者注)，‘二七’，‘三八’，‘三一八’，‘五一’，‘五四’，‘五五’，‘五七’，‘五卅’，济难日，少年日，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双十纪念，非基周，反帝周，职工追悼周，孙中山廖仲恺纪念等”③。上述规定与《向导》和《新青年》涉及的纪念对象基本吻合，表明中共中央已经初步明确自己的纪念对象。纪念什么样的人物和事件，虽依形势不同而变换，但基本上是由中共的性质所决定的。纪念对象的初步确立，标志着中共纪念活动的萌芽。
(二)对纪念活动的价值有了初步认识
纪念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纪念活动容易获得普遍认同，并且能够产生足够的社会影响。在萌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纪念活动的价值已有初步认识。其一，纪念活动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渠道。早在建党前夕，李大钊就在纪念“五一”的文章中写道：“五月一日是工人的庆典日。五月五日是马克思的诞生日”。“我们应该纪念这个五月，纪念这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诞生的人物，纪念这一八九○年五月一日创行的典礼，更纪念这一九一八年诞生的世界新潮”④。李大钊认为，纪念的意义在于其背后的人和事，工人运动、苏维埃政权和马克思主义是密切关联的，纪念五一劳动节、纪念十月革命和纪念马克思诞生，也是心息相通、目标相同的。列宁逝世一周年之时，《新青年》推出纪念专号——列宁号，《向导》也辟有纪念专刊，共发表20篇理论文章⑤，从不同角度比较系统地宣传列宁和列宁主义，揭示其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意义。1926年“五一”纪念之时，瞿秋白发表《中国革命的五月与马克思主义》一文。文章认为，纪念日的意义在于处处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指导。五七国耻纪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公律”；“五四”纪念证明了“社会的实质决定社会的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五卅”纪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⑥由上可知，中共已经认识到，纪念活动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渠道。
其二，纪念活动是宣传党的政策、鼓舞革命行动的有效途径。纪念活动本身是一种手段，其目的在于直接的革命行动。从《向导》、《新青年》纪念文章统计表可以看出：在时间上，萌芽时期的中共纪念活动与国民革命运动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在国共合作之后持续高涨，1925年、1926年的纪念文章达61篇和64篇；在内容上，处于前十位的纪念活动，即纪念“五卅”、纪念列宁、纪念“五一”、纪念孙中山、纪念十月革命、纪念“二七”、纪念义和团、纪念“五七”、纪念辛亥革命、纪念“五四”，都程度不同地服务于各革命阶级联合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1925年“五一”，《向导》推出纪念特刊，刊登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五一”告中国工农阶级及平民》等5篇文章。文章指出，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潮中，“我们须要知道中国的各社会阶级对于革命的关系是怎样”⑦。军阀及大商买办绅士阶级，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串通一气，是与国民革命为敌的；学生自由职业者小商人，虽然有革命的要求，却政治观念模糊，战斗力涣散薄弱；只有工农联合的力量，能够给敌人以最后致命的打击。1926年，中国共产党在《五卅周年纪念告全国民众》中指出：“血肉模糊的五卅纪念，不是垂头叹气的纪念，应该是挺胸奋起的悲愤纪念”。要通过纪念活动，“恢复去年五卅运动中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并扩大巩固此战线，以打倒反赤的直奉军阀，实现国民会议”。⑧陈独秀强调，我们要以五卅运动的精神，以五卅运动的方法，达到五卅运动的目的，这才算完成了五卅纪念的任务。“若只是有纪念而无运动，即纪念十年乃至百年千年，我们的纪念尽管纪念，他们的屠杀侵略高压仍旧是屠杀侵略高压，这样滑稽的纪念，只是增加五卅运动中已死者的悲伤与未死者的耻辱！”革命行动是最好的纪念方法，革命成功就是纪念的目的。⑨这说明，中共对纪念活动的价值已有初步认识，不仅借助其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借助其分析革命形势，制定革命策略，鼓舞群众的革命行动。
(三)纪念活动受到制约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没有“合法”的政治地位，纪念活动也受到制约。其一，纪念活动受到军阀政权的打压和摧残。如1923年北京的十月革命纪念集会，“惹起东交民巷太上政府的特别注意，不到几日，北京城里就布满了搜索过激党的风声”⑩。上海、山西、湖北、湖南等地举行的纪念十月革命的集会，也同样遭到反动当局的镇压。1926年的“五卅”周年纪念，早在两个月前，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就开始联合防范。军阀官府三令五申“严防赤化”，禁止集会及散发传单，“诚恐有宵小之徒乘机滋扰，妨害治安”。(11)因此，萌芽时期中共纪念活动的客观政治环境十分恶劣。其二，纪念活动须淡化政治色彩以保护自己。1926年4月，中共中央在《我们今后怎样工作》中要求纪念活动等各项宣传工作要懂得“斗争的战术”(12)。当年5月，在上海《国民日报》刊登的纪念马克思诞辰的启事上，将马克思的身份中性化，称其为“伟大学者”、“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将会场公开化，表示对与会者并无限制，“毋须持券，可以入场”；将会议性质学术化，在5月5日的纪念会上，张秋人、陈望道、郑太朴、沈雁冰等学者登台演讲，从各个方面阐述马克思的学说(13)。中国共产党选择这样的纪念方式，是一种情非得已的斗争策略。其三，在国共合作时期以国民党的名义开展纪念活动。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力量比较弱小，需要借助各种进步力量发展自己。受国共合作政策的影响，共产党员在纪念活动中使用国民党员的身份，宣传材料中标注的是国民党的名字，从而遮蔽了共产党自己的旗帜。1924年5月，中国共产党召开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山东提交会议的报告指出，五月的纪念活动“皆由国民党名义发的传单，并且参与演讲者，亦以国民党名义”，正因为这样，“在市面上却没引起人们的反感”(14)。借助国民党的名义开展纪念活动，减少了阻力和束缚。
由上可知，1921年至1927年间，由于北洋军阀实行专制统治，加上中国共产党自身又比较弱小，使得开展纪念活动的主客观条件皆不完备。从纪念活动开展的形式、内容和方法等方面可以看出，中共纪念活动处于萌芽时期。
二、中共纪念活动探索时期的特征
1927年至1937年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土地革命、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期，也是中共从挫折中奋起的时期。与之相对应，中共纪念活动处于探索时期，从形式到内容、从思想到方法，都处在探索与变化之中。
(一)纪念活动的开展不稳定、不平衡
《布尔什维克》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1927年10月创刊，1928年10月由周刊改为月刊，以后再变为不定期刊，1932年7月停刊。《红旗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创刊于1930年8月，1931年3月停刊。《红色中华》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1931年12月创刊，长征期间曾一度停刊，红军到达陕北后继续出版，1937年1月改为《新中华报》。上述三种刊物的时间跨度覆盖了中共纪念活动的探索时期，《布尔什维克》、《红旗日报》、《红色中华》有关纪念活动的文章，大致可以反映这一时期中共纪念活动的基本情况。
从上表可以看出，其一，纪念活动在时间分布上不平衡。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还不巩固、不稳定，中共纪念活动随着革命根据地稳定性的变化而变化，表现为不同年份中共纪念活动的开展情况极不平衡。中央革命根据地巩固和扩大的1932年至1934年，是中共纪念活动的一个高潮，1932年至1934年关于纪念活动的文章分别达到54篇、157篇和94篇；此前的1927年至1931年，分别只有18篇、19篇、12篇、45篇和9篇；而根据地极不稳定的1935年，纪念文章只有1篇，表明中共纪念活动陷于低谷。长征结束开辟陕北根据地后，中共纪念活动又出现了一个小高潮，1936年的纪念文章达到50篇。可见，相对稳定的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开展纪念活动的前提条件。其二，纪念对象以国际人物和事件为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苏联的关系中，共产国际、苏联处于绝对强势地位。受其影响，中共政策的国际化倾向比较明显。从《布尔什维克》、《红旗日报》、《红色中华》所载纪念文章的统计表可以看出，排在前三位的都是国际性纪念日，它们依次是：纪念“八一”(国际反帝战争日)84篇，纪念“五一”83篇，纪念十月革命67篇。纪念国外人物和事件的文章326篇，占总文章数482篇的68％。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中共过分强调国际立场和苏联利益，民族立场和民族利益凸显不够。
(二)纪念活动的群众运动化
群众运动是制度社会运行的一种补充机制，运动化就是将这种补充机制上升为主导机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工农民主政权的建立，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兴奋和热情；国际主义的宣传和鼓动，更激发了人民心底那种纯洁而高尚的革命情感和革命意志。中共纪念活动的群众运动化，就是上述因素发生作用的结果。
其一，广泛的群众动员。在纪念日广泛开展竞赛活动，发动苏区群众参加革命。如1933年的“八一”纪念，瑞金开展宣传竞赛运动，要求全县组织宣传鼓动队372个；刷洗全部老标语，写新墙壁标语1060条、木板标语1750块；动员11万多群众参加武装示威(15)。通过纪念运动的方式，鼓动敌占区各阶级的革命斗志。十月革命16周年纪念之时，中共要求广泛发起白区群众的对敌斗争。号召铁路、码头工人“不运一兵一卒”，兵工厂的工友“不造一枪一弹”；号召农民“抗租，抗税，抗捐，抗债，抢粮，吃大户”；号召士兵“倒转枪头去打国民党军阀”；号召学生反对“法西斯蒂教育”。(16)这种宣传鼓动群众的力度，群众政治参与的广泛程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其二，纪念活动的作用被放大。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发展到凡事都通过和依靠纪念活动来解决的程度。如1931年的“红五月”，纪念活动要完成的任务有：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成立苏维埃政府，扩大赤卫队与少年先锋队的组织，扩大红军，扩大红军学校的组织，输送红军干部，加紧肃反工作等。各个纪念日又有具体分工：“五一”着重解释和检查土地法，“五三”向敌人士兵发动宣传运动，“五五”举行广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五七”、“五九”和“五卅”要以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与进攻红军苏区为主要工作。(17)以上情况，让人感觉到中共纪念活动不仅无所不在，而且无所不能。凡事都经过纪念活动，凡事都依靠纪念活动，表面上是对纪念活动的重视，事实上是对纪念活动的泛化和虚化。其三，把纪念活动主观化、理想化。1933年的“五一”纪念，《红色中华》对上海工人的斗争作了这样的报道：全沪工人今天一律不上工，分头集中，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群众大会，往马路上示威游行，高呼口号，散发传单；文章评论，上海工人的行动，已经“吓得统治阶级刮刮发抖”(18)。1933年的十月革命纪念，中共领导人在报告中说，中国工农群众与苏联站在同一战线上，紧密地缔结了兄弟联盟，“在我们中国，‘武装拥护苏联’是重要的战斗口号，在苏联，‘保护中国革命’也是广大工农的日常斗争的课题”(19)。这样的分析和判断，虽然能鼓舞士气，但显然把问题看得简单化、理想化。
(三)纪念活动出现“左”的倾向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出现了三次“左”的错误。党内的“左”倾氛围，在纪念活动中也有所反映。其一，纪念方式方法上的“左”倾。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白区，要求在各种纪念日组织“罢工，罢课，罢操，罢耕，罢业与示威”，冒险进行露天大会、飞行集会，举行分区示威与总示威(20)。1930年的“五一”纪念，中共中央甚至要求组织“全国一致”的群众示威运动，并且认为从示威转变到巷战将是“不可避免”的，“必须准备在示威运动时坚决与巡捕警察军队的急剧反抗”(21)。1937年，刘少奇在总结白区工作时说，我们常常是为纪念日而罢工游行，虽然严重地损失了我们的力量也不顾惜。“我们在斗争中总是不估计当时、当地力量的对比，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方式，我们只是盲目的要‘斗争！斗争！”。(22)“左”倾冒进的方式方法，影响了纪念活动的效果，也给革命造成了损失。其二，思想和政策的“左”倾。如1932年的“八一”纪念，开展发展新党员运动，苏区中央局提出了不切实际的目标，要求所有的工厂和乡村“党和团的组织数量做到超过一倍”；要求每一支部至少“发展新党员三分之一”(23)。提出这样的工作目标，显然是因为对困难估计不足。苏区中央局还借助“八一”纪念推进土地革命，要求在分配土地时，“地主家属分不到一点土地，富农分不到一点好田，红军公田没有一点坏田”(24)。这样的政策，明显带有“左”的色彩，容易把中间力量推向敌人阵营。其三，纪念活动达不到预期效果。长时间的群众运动，如果没有控制好节奏，就会使人感到疲惫和厌烦，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1933年的“五一”纪念活动，就“有很大的缺点”，导致示威大会出现了一些纰漏：示威队伍既没有按规定时间到达，也没有在规定的30分钟内结束，游行没有达到教育和训练群众的目的(25)。1934年，中共在苏区发动各种运动来纪念“红五月”，也有些地区不能完成预期的运动计划。如发动“红五月”突击运动，突击参军、入团、入党，就没有能够完成任务，其中雨丰“只完成计划百分之十三”，“崇仁百分之二十，上杭百分之二十五，永丰百分之二十二”。(26)石城区的“五一”大检阅也流产，“到会人数仅达全县总数的六分之一”，“阅兵式未进行，只打了打野操”(27)。这些都表明，纪念活动的密集进行，使人民群众在激情释放之后，产生了厌倦甚至抵触情绪，纪念活动的效果大打折扣。
在土地革命的特殊形势下，中共纪念活动含有比较多的非理性成分。群众运动化是一种非常态的政治行为，毕竟难于持久，最终需要回归理性。从运动化走向制度化，是中共纪念活动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中共纪念活动成型时期的特征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后方根据地，而且拥有公开合法的军队和地方政权，开展纪念活动的客观条件基本具备。同时，中共自身走向成熟，开展纪念活动的主观条件也逐步具备。因此，这一时期的纪念活动走向制度化，纪念活动从内容到形式都逐步完备，中共纪念活动基本成型。
(一)纪念活动的开展稳定有序
《新中华报》源于《红色中华》，1939年2月由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改组为中共中央机关报，1941年5月再合并为《解放日报》，1947年3月终刊。《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发行的大型机关报，1938年1月创刊，1947年2月停刊。《华商报》是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刊行的综合性日报，1941年4月创刊，1941年12月因香港沦陷而被迫停刊，1946年1月复刊，1949年10月终刊。《新中华报》和抗战时期的《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华商报》关于纪念活动的文章，不论从时间跨度，还是从地域分布，都能够反映成型时期中共纪念活动的基本情况。
从《新中华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和《华商报》各年度纪念文章的数量看，1941年至1943年的纪念文章数量分别为608篇、588篇和516篇，明显形成了一个高潮。考虑到1938年的103篇只是《新华日报》一种刊物的统计数字，而1941年的608篇则是上述几种刊物的统计数字之和，因此，与前两个发展阶段比较，本阶段各年份之间的起伏变化还是相对平缓。这表明，由于中共开展纪念活动的主客观条件相对稳定，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纪念活动已经常态化。
统计表数据源自《新中华报索引》、《解放日报索引》、《新华日报》影印本(1938-1939)、《新华日报索引》(1940-1945)和《华商报》影印本。*代表纪念社论、代论、短评或时评。上述刊物涉及的纪念对象繁多，纪念对象入选统计表的原则：一是至少在三种刊物中的两种里出现过；二是1938年至1945年间在同一种刊物中出现过三年(或三年以上)。
(二)纪念对象广泛、均衡、系统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纪念对象分布广泛、均衡、系统，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其一，成型时期的中共纪念对象涉及古今中外，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纪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历史事件，这类纪念对象是该时期中共纪念活动的首要内容。统计数据显示：纪念十月革命、纪念“五一”、纪念“三八”、纪念苏联红军、纪念列李卢的文章数量分别列第2、第4、第5、第7和第9位。二是纪念中华民族历史上特别是近代的重要人物和事件。统计数据显示：纪念辛亥革命、纪念“九一八”、纪念孙中山、纪念“五四”的文章数量分别列第3、第6、第8和第10位。三是纪念与抗日战争紧密关联的时代人物和事件。统计表反映出，纪念“七七”、纪念“九一八”、纪念“一二·九”、纪念“七一”分别列第1、第6、第13和第15位。
其二，成型时期中共纪念对象既保持历史的延续性，又具有时代的创新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月革命、“五一”、“三八”等纪念对象，在成型时期中共纪念活动中依然占据重要的地位。这部分纪念对象相对稳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一以贯之，这是由中共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性质所决定的，反映了中共在选择纪念对象时的原则性。另一方面，成型时期中共突出“七七”、辛亥革命、“九一八”、“七一”等纪念对象的地位，体现了全民抗战的时代特点，服务于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较之前两个阶段，这一阶段纪念国外人物和事件的文章比例有所下降，为文章总量的44％；相应的，国内纪念对象的文章比例上升，达到文章总量的56％。这说明，中共越来越重视本土的纪念对象和对自身的纪念，体现了中共在选择纪念对象时独立性逐步增强并趋于成熟。
(三)纪念活动不拘形式、讲求实效
抗日战争时期独特的内外条件和环境，及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促使中国共产党在开展纪念活动时，遵循“不拘形式、讲求实效”的思路和原则。其一，各种纪念活动有了比较固定的形式和程序。从1938年到1945年，历次“七一”和“七七”纪念都包含以下基本内容：中共中央发布纪念宣言或纪念口号；党报党刊发表社论和重要领导人的纪念文章；举行纪念大会、公祭大会、纪念晚会等群众活动。如1943年的“七七”纪念，中央书记处早在5月31日就发出《关于纪念抗战六周年宣传工作的指示》；7月初，《解放日报》先后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起来！制止内战！挽救危亡！》等宣言、文章、社论；7月9日，延安3万民众举行纪念大会，号召全边区人民紧急动员，制止内战，保卫边区。“七一”纪念和“七七”纪念，是成型时期中共纪念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共纪念活动成型的重要标志。其二，不断改进和创新纪念活动形式。成型时期“三八”纪念活动的基本形式有：群众大会和晚会，妇女生产学习工作成绩展览会，奖励各种模范妇女，发表对外通电等(28)。在此基础上，历年的“三八”纪念活动都有改进和创新。1945年，陕甘宁边区妇联总结了“三八”纪念的经验教训，认为凡是有群众妇女自愿踊跃往返的集会、庙会，都应利用作为纪念“三八”的时间和地点，不一定要采取大会的形式和办法；可以根据妇女的要求，估计我们的人力，采取问病、看病、卖药、散药、讲卫生养娃常识、纺织表演、说书、唱戏、拉洋片、开展览会、奖励生产卫生模范等各种各样的办法和方式。这样，中共在开展纪念活动的过程中，遵循群众“喜闻乐见，自由参加，自由参观”的原则，形成了“不拘时间，不拘地点，不拘形式，不拘办法”的开放思路。(29)成型时期的中共纪念活动，随着纪念活动的持久和深入，衍生出许多既适合时局发展需要，又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新形式。
(四)纪念活动服从大局、服务时代
在成型时期，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不论是纪念大会、晚会、展览会，还是党的相关决议、领导人的讲话和报纸杂志上的宣传文章，既受时代主题制约，又主动服务于时代主题。1937年至1945年的时代主题是全民族团结抗战，这个时期的纪念活动，结合每年时局变化的特点，服务和服从于这个主题。其一，纪念活动既各有特色内容，又体现时代主题。如抗战时期历年的“三八”纪念活动，都既关注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又服务于抗日大局。1939年的主题是建立和健全妇女组织、培养妇女干部，动员广大妇女参加抗战；1940年的主题是保障妇女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建立妇女统一战线；1941年的主题是关注妇女的切身利益，动员妇女反内战、反分裂。其二，每年的纪念活动都体现时代主题的具体要求。面对历年具体环境的变化，纪念活动都及时作出了相应调整。如历年的“七七”纪念，都以抗战为主题，具体要求则各不相同、各有侧重。1938年是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抗战；1939年是反投降，反分裂，反倒退；1940年是团结到底，抗战到底；1941年是反击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1942年是提出战后建国主张；1943年是制止第三次反共高潮；1944年是保卫西南，保卫西北；1945年是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其三，同一时期不同的纪念活动服务于相同的主题。如1938年，几乎所有的纪念活动都指向“联合抗战、持久抗战”这个主题。2月2日，延安纪念“一·二八”武装示威大会，喊出了“坚持长期抗战”、“巩固国共两党亲密合作”等口号(30)。此后的“二七”、“三八”、孙中山逝世、“五一”、“七一”、“七七”、“八一”、“九一八”和十月革命等纪念活动，也都围绕着“坚持国共合作”、“坚持长期抗战”这个主题展开。以上内容，反映了中共对纪念活动技巧运用的娴熟。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纪念活动的形式和内容都逐步完善，中共开展纪念活动的理念也逐步成熟。各种纪念活动既有自己的个性特点，又体现共同的时代主题，服务于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共纪念活动基本成型。
总之，民主革命时期是中共纪念活动的重要开创性时期。在此期间，中共纪念活动走出知识分子群体，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经群众运动的洗礼，逐步走向制度化；最终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协调一致、融为一体。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纪念活动的发展特征，是纪念活动内在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共走向成熟的具体体现。总结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纪念活动的经验，揭示其发展规律，能够为今天更好地开展纪念活动，有效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78页。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32页。
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191页。
④《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35～336页。
⑤《新青年》“列宁号”刊载的文章有：《中共第四次大会对于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宣言》；《列宁逝世的第一周年》；腊狄客：《列宁》；瞿秋白：《列宁主义概论》、《列宁主义与杜洛茨基主义》；陈独秀：《列宁主义与中国民族运动》；列宁：《专政问题的历史观》、《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位置》、《社会主义国际的地位和责任》；魏琴：《列宁、殖民地民族与帝国主义》；郑超麟：《列宁与职工运动》；谢文锦：《列宁与农民》；任弼时：《列宁与青年》；蒋光赤：《在伟大的墓之前》、《列宁年谱》。《向导》“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特刊”刊载的文章有：《中共第四次大会对于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宣言》；独秀：《列宁与中国》；硕夫：《殖民地被压迫人民所应纪念地列宁》；季诺维埃夫：《一九零五年的列宁》；魏琴：《列宁不死》。
⑥秋白：《中国革命的五月与马克思主义》，《向导》第151期。
⑦《中国共产党给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信》，《向导》第112期。
⑧《五卅周年纪念告全国民众》，《向导》第155期。
⑨独秀：《对于上海五卅纪念运动之感想》，《向导》第156期。
⑩《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62页。
(11)硕夫：《上海五卅周年运动之经过及其意义》，《向导》第156期。
(1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112页。
(13)《民国日报》(上海)1922年5月6日。
(1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18页。
(15)《红色中华》1933年7月2日。
(1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70页。
(1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97～200页。
(18)《红色中华》1933年5月2日。
(19)《红色中华》1933年11月11日。
(2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279页。
(2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9～40页。
(2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第155页。
(2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87、288、252页。
(2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287页。
(25)罗迈：《闽赣两省“五一”劳动节工作的检阅》，《斗争》第15期。
(26)社论：《赤少队突击运动的总结与红五月动员》，《斗争》第57期。
(27)《红色中华》1934年5月14日。
(2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9页。
(29)《解放日报》1945年2月18日。
(30)《新中华报》1938年2月5日。